模型体系

人类学家若试图描述一个社会系统，他描述的必然只是该社会现实的一种模型。这一模型实际上再现了这个人类学家关于“社会系统如何运作”的假设。因而这个模型系统的不同部分必然形成一个一致的整体——这是一个处于均衡状态的系统。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现实所形成的就是一个一致的整体；相反，大多数时候实际情况充满了不一致；而恰恰是这些不一致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变迁的进程。

像我们在克钦山区所见到的那类情境之下，任一个体都可被认为同时在几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拥有一个身份。对于个体本人而言，这些系统表现了他有序安排自己生活的一套价值模式中可供选择的不同方案和不一致性。结构变迁整个进程的实现，都是通过操纵这些可选方案并使之成为社会提升的一种手段。一个社会中的任一个体，都为了自身利益竭力按照自己的认识充分利用当时的情境，大家都如此行事，那么个体的集合就改变了社会本身的结构。

这个颇为复杂的理念将在下文中反复阐述，但这里可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进行说明。

在政治事项上，克钦人面临着两种相互矛盾的理想生活方式。其中一种是掸邦政府体制，类似于封建等级制。另一种在本书中称为贡劳的组织类型，它本质上具有无政府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特征。野心勃勃的克钦人并不罕见：他借用一位掸族国王的名号和头衔来证明自己的贵族身份，但与此同时又诉诸贡劳制的平等原则来逃避向传统上自己的山官纳贡进税。

正如单个的克钦人常常在道德规范上有其选择的余地，也可以说整个克钦社区也可选择符合他们理想的政治体系类型。简而言之，我认为在政治组织问题上克钦社区在两种极端类型之间来回摇摆——一极是贡劳“民主”制，另一极是掸邦“专制主义”。现实中大多数克钦社区在类型上既非贡劳制也非掸邦制，它们按照在本书中称为贡萨的体制进行组织 ^[17] ，贡萨实际上是贡劳制和掸邦制的一种折中。在下一章中我在描述贡萨制时，好像它是介于贡劳和掸邦制之间的第三种稳定的模型，但读者需明了，实际的贡萨社区并不稳定。在有利的经济环境的影响下，有些社区越来越接近于掸邦制，直至最终克钦贵族感到他们“已变成掸人”（sam tai sai），我们在第2页上所见的勐科老者即为一例；另外的贡萨社区则向相反的方向转变，成为了贡劳制。按已有的民族志报告的描述，克钦人的社会组织常属贡萨制；但我的理论是，单独考察这一体系没有多大意义，它充满了内在的矛盾。单纯作为一个模型它可用一个均衡体系来表示 ^[18] ，但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指出的，这个如此被表示的结构中包含的某些因素“与该体系有矛盾，因此也必然会导致它的解体”。 ^[19] 在社会现实中，贡萨制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不稳定的，我认为，要充分理解它只有通过把贡劳制和掸邦制这两种极端类型进行比较。

考察结构变迁现象的另一种方法是关注一个给定体系中政治权力中心的变化。

对社会系统进行结构性描述，我们可获得一个理念化的模型，此模型说明整体系统中群体之间以及构成特定群体的社会人之间“恰当的”地位关系。 ^[20] 在任一这样的系统模型中每个社会人的位置必然是固定的，尽管一般认为个体在从事不同职业以及人生的不同阶段中所拥有的位置不同。

当我们提到结构变迁，我们所应考虑的不仅是在身份关系的理念体系中个人位置的变化，而且也要考虑理念体系本身的变迁，即权力结构的变化。

权力在每个体系中都被看做“权位占有者”的一个特征，而“权位占有者”也就是其位置被赋予权力的社会人。个体只有在充当社会人时才能有效行使权力。我以为，社会人类学家所提出的行为明确指向特定目的这一诠释，一般而言尚未得到充分论证。由于这一原因，我通常不赞同关于“需要”和“目标”的功能主义论点，比如马林诺夫斯基和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提出的那类 ^[21] ，不过我认为有必要也有理由假设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希望获取权力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很普遍的动机。因此我假定面临行为抉择的个体通常将会利用这种选择以获取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将争取成为拥有权力的社会人；换言之，他们将寻求通向权位的途径或同侪的尊重以获取权位。

尊重是一种文化产物。在一个社会里受到赞美的可能在另一社会被谴责。克钦山区情境的特殊性在于个体可以属于不止一个尊重体系，而这些体系可以不相一致。按照掸邦观念值得受到称赞的行为，根据贡劳规则却被责为可耻的。所以对个体而言，在每个特定情境下获得尊重的最佳方式很少是明确的。这看似难解，但读者不应认为这种不确定性绝对异常；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对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商人而言，何种行为在伦理上是正确的，常常也同样地模糊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