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后记

吕西安·费弗尔对于莱茵河的关注与他曾在斯特拉斯堡生活密切相关，此后就再也不曾表现出同样的热情 ^[120] 。不过，他对于河流的兴趣依然时而有所显露。例如，当他1933年在法兰西学院开讲时，为了说明有人偏好把当今的政治冲突投射到历史上时，他就以河流作为实例 ^[121] 。1936年他出版了一部著作，论述“国务活动家”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他看来，这些人并没有创造历史；在这部书中，他把德法两国在莱茵河问题上的争吵，作为历史神话的“典型事例”加以引用。当然，无论提出“莱茵河是一条纽带”的理论，抑或臆造“莱茵河是一条边界、争夺的对象和战场”的理论，都不乏头头是道的论据，然而，这种不动声色的变种从来不曾“具有神话价值的力量” ^[122] 。

二次世界大战证实了这种悲观主义的看法，费弗尔在战后有机会最后一次就莱茵河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机会仍然来自斯特拉斯堡，当地的商会邀请为该会成立一百五十周年（参阅本书正文）之际出版的一部书撰写一篇文章 ^[123] 。此时已经70余岁高龄的费弗尔利用这次机会，为他自己20年前的旧作《莱茵河》补写了一篇“后记”。这篇被他自己称作“笔记”的短文，以简要地介绍全书内容作为开篇。《关于莱茵河经济史的若干思考》这个题目本身就表明，费弗尔想要把他在30年代一笔带过的经济因素作为主要内容，因为这个问题当年归他的合作者撰写。然而显而易见，费弗尔重新阅读了全书后，就几乎不加掩饰地批评德芒戎当年撰写这一部分时所秉持的原则。德芒戎对莱茵河的基本观念，是把莱茵河看作一条历史悠久和“横贯欧洲大陆”的河流；费弗尔认为，德芒戎的这一基本看法是一种幼稚的投射，一种弄错了时代的谬误。在他看来，德芒戎只看到当代的莱茵河，在他眼里，莱茵河是一条“驯服、畅通、适应人的需要的河流”，从巴塞尔到鹿特丹顺流而下，毫无阻碍；其实在莱茵河的历史上，直到19世纪，能够通航的也只有若干河段，这就是说，莱茵河在交通上的作用比不上古罗马大道。费弗尔指出，这位已经故去的昔日同伴 ^[124] 在方法论上不大讲究，而在费弗尔看来，弄错时代的错误是致命的罪过，是“罪过中的罪过”，他自己则把重点放在此书的中心议题上：阐明莱茵河的历史性，阐明莱茵河并非拥有不变特性的一条“永恒的河流”。

所以，在费弗尔看来，严格意义上的莱茵河经济史仅仅是针对最近150年而言的。反之，“莱茵河大史”则是一部“置羁绊、边界、碉堡和王朝于不顾的精神史，唯有这种精神才能自由自在地穿行在所有峡谷，从阿尔卑斯山脉随风漂向大海，成为生活、集聚和文化的组成因素”。说得真好，不过，这段话同时也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论断，因为我们知道，费弗尔及其年鉴派同仁们向来鄙弃传统的“精神史”，主张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进行观察。正因为如此，“心态史”概念才应运而生，藉以摈弃脱离躯体的“思想”研究，转而研究凝固在社会中的思想方式和行为类型 ^[125] 。费弗尔难道重归他的初始要求了吗？这个判断似乎过于仓促了些。当然，在这篇面向广大公众的文章中，费弗尔使用的是一般读者易于理解的术语；其实在《莱茵河》正文中，他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学术语言。为了更好地与当代人沟通，他甚至提到了“莱茵河精灵”。因此，他在这里与其说是勾勒传统的思想史，毋宁说是追述莱茵兰历史上的连接纽带，对于他来说，就像在1931—1935年间那样，这条纽带存在于莱茵兰历史场景中生气勃勃的文化之中。因为，在以往的数百年间，尽管地理、经济和政治都未能主宰和控制这条大河，“莱茵兰大神话”却作为心态的核心始终不断地发挥着作用，把莱茵河沿岸的一些城市当作“祭坛”或是物质固定点。“政治态度”和“有时相当可怕而且永远固执的精神状态”即由此而生。这也为费弗尔提供了一个方便，让他有机会议论罗贝尔·曼代（Robert Minder）发表于1948年的那部论述心态和莱茵兰文化的著作 ^[126] 。印刷业和最大的书市在莱茵河两岸的出现与发展因而具有“高度”象征意义。所以说，在以往的数百年间，促使人们彼此相连的不是政治，而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