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茵河》以及法国和外国对此书的态度

这部以非卖品形式出现的非同寻常的著作，出版之初在高等院校几乎无人知晓，这并不令人惊异。尽管此书的学术与文学品位远远超乎出资人的期待 ^[101] ，但是，真正在报章上引起反响并在国外期刊上引发争论的，却是此书面向大众的1935年版。

马克·布洛赫是向高等院校的师生们介绍阿尔萨斯兴业银行的这部出版物的第一人，他在《历史评论》杂志研究中世纪德国史的定期专栏中对此书作了介绍 ^[102] 。莱茵河在他眼中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人物”；但是，仅仅强调数百年来这条河流对于人的重要性，重温交织在两岸的文明潮流，这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与“积淀在现今边界两侧的大量文献中的一系列错误思想”作斗争。费弗尔那本以文化素养较高的人群为对象的“随笔！”所承担的，恰恰是这个艰难的任务。布洛赫不但认为，此书“绝对不偏不倚”，对今昔之间的联系以及政治与历史的关系，展现出独到的见解，而且特别赞扬此书具有一种“强烈的直观认知能力，即便在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中，也很少有人拥有这种能力”，“无论描绘自然风光或是叙述人间景象，概不例外。”褒奖一番之后，马克·布洛赫接着以委婉的口气指出，费弗尔的分析中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于是，他向费弗尔“提交”了“若干意见”，供他有朝一日想要深化他的“肯定是急就之篇”时参考之用。随后是很长一段有关中世纪莱茵兰各城市的态度的论述。这种做法相当令人吃惊，因为，布洛赫和费弗尔同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执教，办公室彼此相邻，布洛赫却给比他年长的费弗尔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著作给予褒扬，当然，谈的是“中世纪”课程。这样看来，布洛赫在此书付梓之前读过书稿的可能性就相当小。费弗尔对布洛赫的长信作何反应？无人知晓。不过，在随后的若干年中，在这两位主编之间，这部著作肯定发挥了某种作用，因为，马克·布洛赫曾在这份杂志上两度撰文，评论这部“应时之作”。

因为，由阿尔萨斯兴业银行出资组织出版的这部《莱茵河》，也要介绍给《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读者。评论人作了分工，布洛赫负责评论此书的历史部分，斯特拉斯堡的地理学家亨利·博理格：（Henri Baulig）负责评论由德芒戎执笔的那几章 ^[103] 。马克·布洛赫写道：“请不要搞错，尽管此书的装帧确实令人赏心悦目，但它并不是一部仅供消遣的出版物，也不是宣传品。仅凭两位作者的名字，就足以保证这是一部不偏不倚和严肃认真的著作 ^[104] 。”紧接着，布洛赫对这部著作做了一番简单的介绍，随后就在杂志编者和读者之间引发了一场对话：

两年以后，针对此时已经与读者见面的修订版，布洛赫毫不迟疑地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上又发表了一篇书评，称此书是对“所谓历史和自然决定主义的严正抗议 ^[105] ”，并向读者郑重推荐。

其它专业期刊也发表了对于此书的评论。不过，由于所有受命撰写书评的人都熟识费弗尔和德芒戎，所以，见诸他们笔下的大多只是一些好评而已 ^[106] 。提出批评的只有研究近代史的专家莱昂·卡昂（Léon Cahen） ^[107] ，他对费弗尔的这部随笔式著作不甚满意。他写道：“有时像是出自一位为了自卫而蜷缩成一团的斗士之笔，他的文字似乎是有意让读者为难，一句话被分成几截，一截一截蹦出来，关键性的词被放到句末，弄得句子支离破碎，完全不顾正常的行文惯例”。不过，卡昂的最严厉批评，是针对费弗尔把莱茵河的历史上溯到圣经中的洪水时期：

卡昂的批评集中在以下这个问题：为何“费弗尔如此迅速地进入到他所说的决定性时刻”即20世纪？德芒戎撰写的地理部分风格迥异，其中所述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新版依然保留了地理部分，卡昂对此表示质疑。我们下面将会看到，唯一来自法国人的这个批评，后来为德国专家们明白无误地重拾牙慧。

这部著作也引起了国外的关注。伦敦的《地理学报》和美国的《地理评论》均在书评中给以称赞，美国的《地理评论》甚至建议将此书译成英文 ^[108] 。德国公众对此书所表现的热情较低，这是不难想见的。最先报道此书的是《莱茵季刊》，这是自1936年以来设在波恩的“莱茵兰各国地区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一份杂志 ^[109] 。报道撰稿人戈特弗里德·普法伊弗尔并非莱茵兰问题专家，而是一位地理学家，他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他的这篇书评相当详尽，篇幅很长，近乎一篇论文，他对《莱茵河》一书的批评得到编辑部的认同，说不定是应编辑部之邀而撰写的。从这篇书评被此后几乎所有的书评引用时获得的好评来看，它所表达的似乎是波恩学派的意见。

普法伊弗尔作了精心准备（他熟悉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书评）。他以少见的认真和严肃对此书作了分析，甚至可以说是逐字逐句、一丝不苟。德芒戎和费弗尔都被他称作“法国学界的重要代表”，他们对莱茵河问题的“和平历史”作出贡献的雄心，没有被他断然摒弃。普法伊弗尔说得较多是此书“内容丰富、文笔绚丽”，“历史部分”尤其精彩，“焰火般才智横溢的思想，出人意料的独特见解，感情丰沛的形象”，所有这一切都被他视为智力和知识的挑战。因为，掩盖在华丽的文采下的“即便不是为所期待的倾向所作的欺骗性的宣传，也是灌输助长有利于这种倾向的观点的重要手段”。普法伊弗尔在指出费弗尔的这些政治和学术目标之后，还评论了费弗尔的方法和写作技巧。在他看来，费弗尔是个“制造气氛”的高手，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借助“巧妙的拼接”、“新闻记者”的各式花招、“绚丽夺目的图像”、“倾向明显的含混不清”，乃至“弄虚作假”，诱导读者产生一些与历史事实相悖的想法。“这部书从头到尾的每一部分都是为了产生某种效果而构建的。”因此，费弗尔关于莱茵河是“西欧与中欧之间的边界空间”的想法，被普法伊弗尔断然拒绝。在普法伊弗尔看来，“15世纪莱茵兰文明的国际和欧洲特征”纯属虚构，他用以取而代之的是隐喻德国地理心脏的“心脏地带”，“所有德意志血脉和文明的河流都汇聚到这个地带。”他认为，被费弗尔所忽略的恰恰是“对各民族关系的……介绍”。这就表明，在费弗尔的这部著作中，之所以连一张语言分界图都见不到，绝非偶然。“作为古老帝国的主要基地，莱茵河两岸的各个德意志部落在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同一性，在书中避而不谈。德国被说成是一个艰难地拼凑起来的机体，而作为鲜明对比的法国，则是法兰西以蒙骗招徕人群的力量，法国被说成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无论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都比德国高出一筹。”令人吃惊的是，普法伊弗尔竟然在文中谈到了刚才提及的卡昂撰写的那篇书评，似乎在普法伊弗尔看来，卡昂批评了费弗尔的“片面分析”，而且“恰如其分地”指出，“莱茵河人民和德意志人民无论在精神抑或在情感和物质方面，……都与法兰西人民毫不相干。”在那个时代的氛围中，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竟然求助于一位法国同行，而且显然是一位“犹太人”，确实极为罕见。不过，在这段引文之后，普法伊弗尔立即改变调门，旧曲重唱，写了一段意识形态味道十足的结语：

这篇书评既有赞扬，也有摈弃，作者显然内心相当紧张，否则他不至于如此突然转向。“德意志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土壤”这个概念，是纳粹民族主义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之一，纳粹借助这个概念使修改凡尔赛条约和领土扩张合法化。突然笨拙地引入这个概念是不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法？书评的作者不是说他希望写一篇比较温和的书评吗？普法伊弗尔似乎肩负一项不得不违心地执行的“使命”。他的论据从头到尾都充斥着民族主义气息，在他眼里，莱茵和各地居民的“民族”特征仿佛是不争的事实。按理说，面对费弗尔对种族主义的批评，普法伊弗尔这个始终坚持不渝的纳粹分子应该接受挑战，但是，他却只字未提费弗尔的批评。

与此相反，刊登在《德国史学季刊》和《历史学报》 ^[111] 上的书评都比较简短，而且都对费弗尔的著作持明显的否定态度。这些书评的作者弗兰茨·佩特里、保罗·文策克都是莱茵兰历史学家中的核心人物。两人都承认这是一部不同寻常的著作，并认为，普法伊弗尔的书评“……在细节上写得非常好。”（文策克语） ^[112] 如果说，法国方面最终放弃了“‘莱茵河是自然边界’这种以往流行的典型和观念”，如今则引进了新的“口号”，把莱茵河视为欧洲东部和西部的一个调解因素。可是，这显然不符“历史和自然资料”。

这部著作包含着三种分析、一个主题，因此必须认真对待，并予以摈弃。《莱茵季刊》率先出马，而且似乎为以后定下了调门。但是实际上，普法伊弗尔从中汲取的，只不过是1935年10月他在巴德迪克海姆（普法尔茨）举行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大体表述过的思想（因此，不难从他的文章看出他内心的踌躇）；这次研讨会是由西德科学研究协会主办的，这是一个私下由德国外交部和内政部出资的地区研究机构。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梅茨（Friedrich Metz）在会上宣读了一份报告，题为《法国地理学家和德国地理学家的莱茵河观念》。这篇未曾出版因而无人知晓的报告，可以被视为批评费弗尔和德芒戎的《莱茵河》的始作俑者 ^[113] 。

梅茨并非等闲之辈。自20年代中期以来，他就是研究“德意志的文化土壤和民族土壤”的学者圈子里的一员，对“上莱茵”即巴登和阿尔萨斯地区寄予高度重视 ^[114] 。纳粹上台执政后，他立即加入纳粹阵营，1936年被任命为布赖斯高的弗赖堡大学校长。他在巴登迪克海姆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中指出，刚刚问世的德芒戎和费弗尔的著作，证明了“法国大学宣传”中的灵活性和危险性；他就此写道：“出自一位地理学家和一位历史学家之手的这部著作所表明的，显然是法国政治人物的官方意见。”对于梅茨来说，“这部书的精神”在费弗尔所执笔的那几章中，表现得尤为惹眼，“在德芒戎所执笔的那几章中，……没有什么需要驳斥。”反之，在费弗尔笔下，“莱茵河不再是德国的河流，而是一条欧洲的河流。这条河变成了联络东欧与西欧之间的接触线。”这种想法掩盖着一种智力花招，如果回归到“服务于欧洲和连接各国人民”的莱茵河观念，法国人的莱茵河国际化政策就可以从历史上得到充分的理解，这种政策因而就会显得合理合法。所以，费弗尔的书完全只是为“强加于德国的凡尔赛和约所作的新的辩解”。梅茨严肃地提醒道：

西德科学研究协会的研讨会由于政治上的极端敏感性，所以严格保密，任何记录都不得公开出版。不过，弗里德里希·梅茨的发言引起极大反响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与会者中有多位研究莱茵河者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中包括佩特里和弗兰茨·施泰因巴赫，后者既是科学研究协会的主席，也是设在波恩的莱茵兰各国地区史研究所所长 ^[115] 。在对德芒戎和费弗尔的著作持批评态度的德国学者中，唯有普法伊弗尔没有出席此次研讨会，他大概是从梅茨提供的讯息中了解到此次研讨会的情况，并听取了梅茨的意见。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普法伊弗尔对德芒戎和费弗尔的著作的批评，并非仅限于个人的理解和争论，他当然不可能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责任”，不去揭示这部著作的“危险性”。

《莱茵河》一书在遭遇这次半学术、半政治的批评之后，迅即为人们所遗忘。它从未被译成英文，遑论德译本。随着第三帝国重新武装莱茵兰地区和日益咄咄逼人的侵略政策的推行，德芒戎和费弗尔在莱茵河问题上平静的语调，被彻底抛诸脑后了。

在二战结束后的法国，莱茵河问题，确切地说是萨尔问题 ^[116] ，一时间重新成为一个现实话题，然而即使在此时，《莱茵河》也依然没有再次出版 ^[117] ，而且很少有人引用 ^[118] 。如今，只有雅克·勒高夫等少数几位关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有时偶尔提及费弗尔的这部著作，称之为法国历史地理学的“杰作”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