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晓静教授虽然年轻，但从攻读博士学位起，即开始在媒介可信度这一重要研究领域耕耘，迄今已有十多年，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沉淀和研究经验，面前的这部专著，就是她对自身已有成果进行总结和展示之作，我有幸先睹为快，获益良多。

对于此书的具体内容和创新价值，相信读者自有见地。我在此想强调指出的是，其作为一个范例，很好地显示了传播学，乃至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者应有的品格。试概括如下：

第一，问题导向与理论导向并举。

无疑，媒介可信度或曰公信力，历来是新闻学、传播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而且，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其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为此，在国际传播学界的热度一直不减，甚或有增无减。然而，如作者所发现，中国传播学界对此却关注甚少，或许是人们误以为其属于“老生常谈”？可见，所谓“问题导向”“问题意识”，不应是盲目地“跟风”“蹭热点”，而应是提倡把目光投向那些真正重要的核心问题，通常，这类问题更有理论难度和张力，也更有基础性和拓展性，让学者更有可能大显身手。

与此相联系，学术研究的最终目标固然是解决问题，这与日常了解活动并无二致，但其路径则完全不同，即非“就事论事”，而是“追根究底”，透过现象，探索规律，以求得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具有创新性、普遍性和解释力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理论追求”“理论导向”，它既是广义的人类认知行为的高能手段，也是狭义的学术研究活动的直接目标。

为此，一项优秀的学术成果，必定兼具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理论追求，这正是此书的显著优点之一。

第二，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交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世界已逾四十年，互相影响，彼此依赖，无论是就人类共性大于个性的情况，还是就中国社会科学水准总体仍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而言，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都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质就是攀登巅峰、赶超先进，媒介可信度研究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可贵的是，此书认真梳理了国际传播学界八十余年来在这一领域发表的四百多篇经典和前沿文献，从而，为自身展开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诚如作者所言，借鉴不是照搬，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此，必须立足中国，从本土的社会情境、媒介背景和受众特质出发，将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融合，唯有如此，才能发展出既有在地特色（契合本国实际），又可对话国际学界（增益世界学术）的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学说来。

第三，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结合。

对理论来说，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书根据研究需要，运用了焦点小组访谈、入户问卷调查、在线问卷调查、网络日志数据挖掘、Q分析以及眼动追踪技术等多种定性和定量方法，切实地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由于传播学在中国是从新闻学“脱胎”而来，即在新闻学界的发起和推动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在其短短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实证（包括定量、定性）研究方法被广泛接受乃至蔚然成风，还只是近十来年的景象，也因此，既重视方法，又能克服“唯方法”或“为方法而方法”的弊端，并熟练掌握多种实证研究技能的传播学者目前尚不多见。从这一角度看，此书也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样板。

综上，这是中国媒介可信度研究领域一部不可多得的继往开来之作，值得关注媒介现象和社会信任问题的广大同人及各界人士列入必读书目。

张国良

2018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