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四点了，仪式结束了，马车开始陆续抵达。一路上都有一群人被玛利亚·贝尔钦斯基的充沛精力所吸引，跟着看热闹。这个场合的重大责任都落在了玛利亚那宽阔的肩膀上——她负责保证一切井然有序，严格遵照家族传统，还得疯狂地奔前跑后，把所有挡道的人推开，一直用大嗓门责骂指点着。她太想保证别人都能遵守礼节，结果自己倒是顾不上了。玛利亚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堂的，可又想第一个抵达礼堂，于是下令叫马车夫走快点。马车夫对这一问题固执己见，于是玛利亚猛地推开窗户，探出身子去表达她的主张，先是用立陶宛语，可马车夫听不懂，然后又用波兰语，这回他听懂了。由于马车夫的座位比玛利亚高一些，他便坚守立场，甚至斗胆想要回嘴，结果就是一阵愤怒的争吵，一路沿着阿什兰大街吵过来半里地，引来一群看热闹的小孩，加入了街道两旁观众的行列。

倒霉的是，门口已经堵了一群人了。音乐已经奏起，半个街区外就能听见大提琴沉闷的“嘣嘣”声，还有两把小提琴用复杂花哨的技巧相互较量的尖锐乐声。玛利亚一看到那群人，立刻抛下了问候马车夫祖宗八辈的辩论，跳下还未停稳的马车，冲进人群，清出一条通往礼堂的路来。她挤进去之后便立刻转过身来把人往外推，同时大喊着：“Eik!Eik!Uzdaryk-duris!（立陶宛语：去！去！把门关上！）”那嗓门让乐师们制造的混乱声音也宛若仙乐了。

“Z.Graiczunas,Pasilinksminimams darzas.Vynas.Sznapsas.（立陶宛语：Z·格雷纳斯，消遣花园。葡萄酒。烧酒。）葡萄酒和烈酒。工会总部”——牌子上是这么写的。对于从来没怎么讲过生僻的立陶宛语的读者而言，如下的解释或许能让他们摸到些头绪：这地方就是芝加哥那片被称为“围场腹地”的地区一间酒馆的里间。这样一说就清晰明了了；但你若知道，这里如今将成为上帝所创造的最温柔的生命——小奥娜·卢克塞特一生中最至高无上的狂喜时刻，她的婚宴和欢乐蜕变的场合，你就会觉得这地方寒酸得可怜了！

她站在走廊里，由玛利亚表姐引领着，因为推搡着挤过人群而喘不过气来，幸福得让人不忍注目。她的眼神中有一丝奇妙的光，眼睑微微颤抖着，本来苍白的小脸泛起红晕。她穿了一件雪白耀眼的棉布裙子，戴着一小块垂至肩部的硬纱。头纱中缠绕着五朵粉色的纸玫瑰和十一片浅绿的玫瑰叶。她手上戴着簇新的白棉手套，一边凝视四周一边使劲绞着双手。这对她来说简直难以承受——她的脸上流露出备受激情煎熬的表情，身体都痉挛起来了。她还那么年轻——还不满十六岁——对于她这个年纪来说个头也不大，她还只是个孩子；但她这就结婚了——嫁给了尤吉斯，那么多人里，偏偏嫁给了尤吉斯·拉克斯。他穿着崭新的黑西装，扣眼里别着白色鲜花，有着宽厚的肩膀和一双大手。

奥娜是一位碧眼美女，而尤吉斯则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和突出的眉骨，浓密的黑发在耳畔卷成波浪——简而言之，他们就是那种大自然为了为难古往今来所有的智者而撮合起来的夫妻，看起来极不和谐，似乎根本不可能结合。尤吉斯可以举起二百五十磅重的四分之一头牛，一个踉跄不打、一下眼睛不眨地搬上车子；可他现在站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就像被捕猎的动物一样害怕，每次回答朋友的贺词前都要先用舌头润湿嘴唇才能张口。

渐渐地，看热闹的人和宾客之间分开了一些——至少足以让仪式进行下去了。每到有庆典时，走廊和角落里每时每刻都聚满一群群瞧热闹的人；而如果其中有人靠得足够近，或者看起来足够饿，就会有人送上一张椅子，邀请他参加宴席。立陶宛婚宴有条规矩，就是不能有人饿肚子；而且，虽然在立陶宛森林里定下的规矩很难在芝加哥有二十五万人口的围场区贯彻，但他们还是尽力而为，街上跑来的小孩，甚至狗，再跑出去时看起来都变得更加开心了。这种庆典的一大特征便是轻松愉快的氛围。男人们可以戴帽子，或者，如果他们乐意，也可以把帽子摘了，甚至连外套都可以脱掉；他们随时随地都能吃东西，也可以随意地搬来搬去。虽然有致辞和唱歌，但大家都是想听就听，不听也无伤大雅；如果谁自己想说话或是唱歌，也完全没有问题。各种声音汇聚的嘈杂没有影响任何人——大概只除了婴儿们，光临的宾客家里有多少婴儿，婚礼上就来了多少婴儿。他们无处可去，所以晚宴的筹备工作也包括在屋子一角备好大量婴儿床和婴儿车。婴儿三个一群四个一伙的睡在一起，或者也可能一起醒来。再大一些的孩子已经够得到桌子了，他们边溜达边心满意足地嚼着肉骨头和腊肠。

屋子大概有三十平方英尺见方，刷白的墙光秃秃的，只有一张月历、一幅赛马的画和一份镶在镀金框里的家谱。右边是通向酒馆的一扇门，走廊里有几个闲杂人等，更远处的角落里有个吧台，后面站着个管事的酒保，穿着脏兮兮的白衣服，黑色的八字胡打了蜡，一绺仔细上了油的卷发紧贴前额一侧。对面的角落里有两张桌子，占去了屋子的三分之一，桌上摆满盘碟和冷餐，有几位比较饿的宾客已经在那里大快朵颐了。桌子尽头是新娘的位置，那里摆着一个雪白的蛋糕，顶端是如埃菲尔铁塔般高耸的装饰，包括大片糖霜玫瑰和两个小天使，整个蛋糕上都洒满了粉红、绿色和黄色的糖果。更远处是一扇通往厨房的门，可以瞥见一点里面的情景，大片蒸汽往外冒着，还有许多或年长或年轻的女人忙进忙出。左侧的角落有个小台子，上面是三位乐师，他们悲壮地持续演奏着，争取尽量盖过嘈杂声；婴儿们也忙着干差不多的事。还有一扇打开的窗子，群众们就从那里打望着，吸收各种声音和气味。

突然有些蒸汽涌了出来，如果往里瞧，就能看到埃兹碧塔大娘，奥娜的继母——他们就都管她叫埃兹碧塔大娘，她顶着一大盘炖鸭子。后面跟着的是柯特丽娜，她也顶着一大盘子东西，费力又小心地往前挪着步子；没过一会儿，马雅乌什基耶娜奶奶也出来了，端着一个装满土豆的热气腾腾的黄色大碗，跟她自己差不多大。于是，宴席一点一点地像样起来——有火腿和腌酸菜、煮米饭、通心粉、腊肠、大堆大堆的面包，一碗一碗的牛奶和泛着泡沫的扎啤。背后不到六尺远的地方还有吧台，可以随心所欲地点东西，一分钱也不用掏。“Eiksz!Graicziau!（立陶宛语：过来啊！快点！）”玛利亚·贝尔钦斯基尖叫着，自己又忙活起来——因为里面炉子上还有更多的菜，如果不吃掉就浪费了。

于是，宾客们就在笑声、叫声和无尽的玩笑和欢乐中落座了。年轻小伙本来大多聚在靠近门口处，现在四散开走向桌旁；而怯场的尤吉斯被老人们又是拉扯又是训斥，直到同意坐在新娘右手边才算完。接下来是两位以纸做的花环为标志的伴娘，随后是其他宾客，年长的、年幼的、男孩、女孩。这种气氛也感染了端着架子的酒保，他也屈尊对着一碟炖鸭开动起来；就连那位胖警察，他本来的职责是等到晚些时候负责平息打架斗殴的，也拉了把椅子坐到桌边。小孩们大叫着，婴儿们哭喊着，所有人都笑着、唱着、聊着——玛利亚表姐还要压过所有这些震耳欲聋的嘈杂，朝乐师们大吼着发号施令。

至于乐师们——应当如何描述他们呢？他们一直在那儿疯狂地演奏着——无论是要读出这整个场景，还是讲出来，或者唱出来，都应当配上音乐。音乐造就了这个场景，音乐将那地方从围场腹地的酒馆里间变成了童话故事，变成了仙境，变成了天上宫殿的一隅。

乐师三人组领头的小个子充满灵感。他的小提琴走音了，弓子上也没有松香，但他依然充满灵感——缪斯女神是垂青于他的。他就像魔鬼附身一样演奏着，而且是整整一群魔鬼。你能从他周遭的空气中感觉到这些魔鬼的存在，他们狂热地舞着，用肉眼看不到的脚打着拍子，这位领头乐师的头发立了起来，眼球突了出来，努力地跟上魔鬼们的节奏。

他的名字是塔马厄斯·库什雷卡，他白天整天在屠宰台上工作，靠下班后整夜苦练自学了小提琴。他没穿外套，穿着褪色的金马蹄铁图案的背心和粉色条纹衬衫，看起来像薄荷糖。淡蓝色镶黄边的军裤显示了他作为乐队领奏特有的权威。他只有大概五英尺高，可即便如此，他的裤子还是短了大概八英寸，让人不禁琢磨他是从哪儿搞到这裤子的；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以他在当下带来的高度兴奋之下，也不会有人顾得上琢磨这些了。

他是如此地充满灵感。每一寸都充满了灵感——你可能甚至会觉得他身上每一寸地方都有不同的灵感。他跺着脚、摇着头，前后摇来摆去；他的脸干瘪瘦小，有种令人忍俊不禁的滑稽感；而且，每次他转身或挥臂的时候，就会皱起眉、嘟起嘴、眨起眼来——连领带末端都竖起来了。而且，每过一会儿他就会转向搭档们，狂热地点着头，比划着，示意着——他的每一寸肢体都饱含着缪斯女神的灵气，魅力十足，拨人心弦。

而另外两位乐师可赶不上塔马厄斯。第二位小提琴手是个斯洛伐克人，他是个瘦高个，戴着黑框眼镜，一副不堪重负的骡子般的隐忍模样；鞭子一抽他就会听话，但也提不起劲儿来，然后马上又萎靡下去。第三位非常胖，鼻子又圆又红，易动感情，他演奏的时候总望着天，一副无限渴求的表情。他用大提琴奏低音部，因此所有的兴奋感都和他绝缘，不管高声部那头发生什么事，他的任务都只是来来回回拉着长弓，锯出一个又一个悲怆的音符，从下午四点到第二天差不多凌晨四点一直如此，就为了从那每小时一块钱的酬劳里分到他的三分之一。

宴席开始还没五分钟，塔马厄斯·库什雷卡就已经兴奋得站了起来了，再过个一两分钟，就可以看到他朝桌子走去。他的鼻孔张大，呼吸加速了——魔鬼们正驱使着他。他朝搭档们又点头又摇头，用他的提琴操纵着他们，直到最后，第二位高个子小提琴手也站了起来。最终三人都一步一步地朝宾客走去，大提琴手瓦伦蒂纳维契亚，每拉一个音就拖着琴往前蹦一步。三人终于都站到了桌尾，塔马厄斯自己站到了一只凳子上。

现在他光芒四射地主导了场面。有的人在吃东西，也有人在说笑——但你要是以为有谁没听见塔马厄斯的音乐，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的音始终不准，小提琴的低音嗡嗡的，高音尖利刺耳；但没人在意这些，就像他们不在意四周的尘土、噪音和肮脏一样——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也正是用这些东西表达自己的灵魂的。这就是他们表达的东西；欢乐又喧闹，或者悲痛与哭号，或者激动且反叛，这就是他们的音乐，故乡的音乐。它向他们张开双臂，他们只要全身心投入就行了。芝加哥和这座城市的小酒馆与贫民窟在恍惚中消退——出现了绿色的草地和阳光照耀下的河流，大片的森林和积雪的山坡。他们看到眼前重现故乡的风景和童年的情景；旧时的爱情和友情开始复苏，过往的欢乐和悲伤浮出脑海。有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也有人拍着桌子打着节奏。时不时有人大叫一声跳起来，要求演奏某一首歌；然后塔马厄斯的眼中就会迸发出更炽烈的火苗，把小提琴丢向空中，朝搭档们大喊起来，他们便又开始疯狂地演奏。大家合唱起来，无论男女都像被附了体一样大叫着，有人跳起来跺着地板，举起杯子互相祝酒。没过多久，有人想到要为新娘的美貌和爱情的欢乐点一支古老的婚礼歌曲。在这支经典作品所带来的兴奋之中，塔马厄斯·库什雷卡开始在桌子之间穿行，朝另一头的新娘走去。宾客们的椅子间距一英尺都不到，塔马厄斯个子又矮，每次拉到低音时琴弓就会戳到他们；但他仍然往前挤过去，还不懈地坚持要求搭档们跟上来；不用说，在这段路上，大提琴是一个音也发不出来了；最终三个人都走了过去，塔马厄斯站在新娘的右手边，把自己的全部灵魂都倾注到融化人心的旋律中。

小奥娜情绪激动得吃不下东西。每隔一会儿玛利亚表姐就会掐她臂肘一下提醒她，然后她会尝一口菜；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只是干坐在那儿，用依旧又惊又怕的眼神凝望着。埃兹碧塔大娘像只蜂鸟似的坐立不安，她的姐妹们紧跟在她身后也一直没消停，上气不接下气地低语着。但奥娜似乎基本没听到她们的话——音乐一直在召唤，曾经消失的那种表情又回来了，她双手按住胸口。奥娜眼里出现了泪水，她不好意思把它们擦掉，也不好意思让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她转过身摇了摇头，发现尤吉斯正在看她，便脸红了。最后塔马厄斯·库什雷卡走到奥娜身边，用他的魔杖在她上方挥舞时，她的脸已然通红，看起来就像要站起来逃跑一般。

不过缪斯突然降临在玛利亚·贝尔钦斯基的面前，把奥娜从这一危机中解救了出来。玛利亚很喜欢一首歌，那是一首恋人别离的歌；她想听这首歌，可乐师们不会，于是她站起来走过去教他们。玛利亚个子矮，但很结实。她在一家罐头厂工作，整天打交道的都是十四磅重的牛肉罐头。她长着一张斯拉夫人的宽面孔，两颊鲜红。她一开口，明明唱的是悲伤的歌，但却叫人难以抑制地联想到马的声音。她穿着蓝色法兰绒女式衬衣，袖口都卷了上去，露出壮实的胳膊；她手里拿着一把切肉的餐叉，用它敲着桌面来打拍子。她大声吼出她的歌，音量大得足以填满整个房间，三位乐师艰苦地一个一个音跟着，但总要慢上一个音；他们就这样在害单相思的天鹅哀歌中一段一段艰难前行——

"Sudiev' kvietkeli,

tu brangiausis;

Sudiev' ir laime,

man biednam,

Matau--paskyre teip Aukszcziausis,

Jog vargt ant svieto reik vienam!"

（立陶宛语：“再见小花，我最亲爱的小花；再见了幸福，我知道至高无上的意志已决定，让我在这片大地上孤独一生。）”

歌唱完就到了致辞时间，安塔纳斯老爹站了起来。尤吉斯的父亲、安托尼老爹大概六十岁不到，但让人觉得有八十岁了。他来美国不过六个月，这种变化却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他年轻时在一家棉纺织厂工作，后来因为染上咳嗽病不得不离开了；来了美国之后病是好了，但随后他去了达勒姆的腌肉车间工作，终日呼吸冰冷潮湿的空气导致老毛病又犯了。他站起身的时候又是一阵咳嗽，只好抓住椅子站稳，扭过苍白消瘦的脸，直到咳嗽平息为止。

一般来讲，立陶宛婚宴上的致辞是从某本书里选的一段文章，要背下来的，但安塔纳斯老爹年轻时是个做学问的人，朋友们的情书都出自他的笔下。于是他自己写了一篇祝贺与祈福的演讲稿，这也是婚礼这天的一件大事。就连在屋里四处嬉笑打闹的孩子也凑近来听着，有些女人小声啜泣起来，用围裙抹着眼睛。此刻气氛非常庄严，因为安塔纳斯·拉克斯顽固地认为自己不久就将与孩子们告别了。他的演讲让所有子女都落下泪来。有位客人叫雅库巴斯·舍德维拉斯，他在霍尔斯特德街上有家小吃店，是个热心的胖子。他感动得站了起来，说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糟，然后又发表了一番自己的小演讲，热烈祝福了新人，预言他们一定会幸福的，然后又说了些年轻小伙子们特别喜欢的细节，结果导致奥娜的脸红到无以复加。雅库巴斯拥有一种被他老婆得意地称为“poetiszka vaidintuve”的东西——充满诗意的想象力。

很多宾客已经吃完了，也不用假装什么仪式感，于是宴席开始收尾了。一些男人聚在吧台，还有些人四下转悠着，又笑又唱，仨一群俩一伙的，欢乐地放声高歌，完全不顾他人和乐队。所有人多少都有些躁动不安——可能有人会猜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心事。的确如此。动作最慢的宾客还没来得及吃完，桌子和残羹剩菜就被收拾到角落，椅子和婴儿们也挪到一旁，这一晚真正的庆祝活动就此开始。塔马厄斯·库什雷卡灌下一大杯啤酒，回到他的台子上，站着扫视四周；他权威地敲了敲小提琴的边缘，把它小心地夹在下巴下面，用华丽的姿势挥舞了一下琴弓，然后猛击琴弦，闭上双眼，借着梦幻的华尔兹乐曲神游去了。另一位小提琴手也跟了上来，但眼睛还睁着，大概是在留心看着他落脚的地方；最后，还有瓦伦蒂纳维契亚，他等了一会儿，用脚打着拍子，仰头看着天花板，又开始拉锯——“嘣！嘣！嘣！”

大家很快两两结成对，整间屋子不一会儿都动了起来。显然没人会跳华尔兹，但这一点也不要紧——既然有音乐，只要跳就行了，大家都各自随心所欲，就和之前唱歌的时候一样。大部分人都喜欢“两步舞”，这种舞在年轻人当中尤其流行。年纪大些的人跳着家乡的舞，舞步奇怪又复杂，他们跳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庄严。有些人根本不算是在跳舞，只是彼此拉着手，任凭无边的欢乐带着他们的脚步移动。这些人当中就有雅库巴斯·舍德维拉斯和他妻子露西亚，小吃店就是他们俩开的，两人吃的和卖的一样多；他们胖得跳不动舞，但也站在屋子中间，紧紧拉着彼此的胳膊，慢慢地摇摆着，咧出缺了牙的笑容，完全是一幅汗渍渍的庸俗版欢乐颂的画面。

不少年长些的人穿着打扮上都有些让人唤起家乡的细节——带刺绣的马甲或胸饰，或是一块彩色鲜艳的手帕，再或是配有大袖口和花哨扣子的外套。年轻人都谨慎地避开这些东西，他们会讲英语，穿衣追求时髦。女孩穿着成衣连衣裙或是束腰的女式宽松衬衣，有些人看起来很漂亮；有些小伙子看起来和美国白领没什么两样，除了一个细节——他们在房间里还戴着帽子。年轻男女每一对跳舞的风格都各有不同。有些人仅仅抱在一起，有些人则相互保持着谨慎的距离；有些人手抬得很僵硬，还有些人把手放松地放在身体两侧；有些人的舞步蹦蹦跳跳，有些人流畅地滑过，还有人每一步都透着庄严；有些人跳得很闹腾，转遍满屋，大家都得给他们让路。有些跳得很紧张的人，就会被吓到，在他们经过时冲他们喊“Nusfok!Kas yra?”（立陶宛语：“停下！这是在搞什么？”）每一对舞伴都是整晚固定的——他们不会来回换舞伴的。比如阿丽娜·加沙泰蒂，已经和约扎斯·雷济厄斯跳了老半天了，他是她的未婚夫。阿丽娜是当晚最漂亮的姑娘，要是没有那么高傲就好了。她穿着白色的束腰衬衣，大概意味着半个星期的涂罐子的辛苦工作。她跳舞时用手拎着裙角，那庄严精确劲像是上流社会的小姐。约扎斯是达勒姆的一位马车夫，赚得很多。他打扮得很“酷”，歪戴着帽子，整晚嘴里都叼着香烟。还有雅德维加·马辛克斯，她也很漂亮，但为人谦逊。雅德维加的工作也是涂罐子，但她有一个不能工作的母亲和三个小妹妹要养，因此不会把工钱花在束腰衬衣上。雅德维加个子不高，长得很精致，有着乌黑的眼睛和头发，她把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小发髻。她穿着一条旧的白裙子，是自己做的，过去五年的各种聚会一直穿它；这条裙子是高腰设计——都快到腋下了，也不太好看——但雅德维加并不在意，她正和她的米可拉斯跳舞呢。她个子不高，他却又高又结实；她小鸟依人地靠在他的臂弯中，仿佛要避开众人的视线，头靠在他的肩上。他则紧紧地搂着她，就好像要把她抱走一般；她这样跳着，整晚都将这样跳下去，怀着无尽的喜悦永远跳下去。看到他们或许会让你露出微笑——但如果你知道整个故事，恐怕就笑不出了。雅德维加和米可拉斯订婚已经五年，如今她的心都凉了。他们早就应该结婚的，但米可拉斯的父亲是个终日醉醺醺的酒鬼，他是那一大家子里除了米可拉斯以外的唯一一个男人。就算如此，他们本也能过得去的（因为米可拉斯是个有手艺的人），可几场残酷的事故让他们几乎没了这个心思。他的工作是给牛肉剔骨，但这活儿很危险，尤其是按件计酬、而你又打算娶老婆的时候。你的手很滑，刀也很滑，你像疯了一样埋头苦干着，碰巧有人和你说话或是你敲打一根骨头的话，手就会滑到刀刃上，划出一条可怕的大口子。要不是致命的感染，本倒也没有那么糟。口子或许能愈合，但你也说不好。过去三年已经发生过两次了，米可拉斯没敢告诉家人血液中毒的事——一次持续了三个月，另一次将近七个月。后一次还导致他丢了工作，这就意味着又得在寒冷的冬天早晨六点钟在罐头厂门口等着，连续足足六个星期，地上的雪有一尺厚，空中也还飘着雪花。有学问的人凭数据可以告诉你剔骨工人每小时能挣四毛钱，但他们大概从没瞧过剔骨工人的双手是个什么样子。

塔马厄斯和伙伴们不得不停下来休息的时候，跳舞的人就会原地停步，耐心等待。他们似乎总也不会累，不过即使累了也没地方给他们坐下休息。反正他们只歇了一分钟，领头的塔马厄斯就不顾另外两位的抗议，又演奏起来了。这次是另外一种舞，是立陶宛舞。有些人仍然坚持跳两步舞，但大部分人开始了一系列复杂的动作，看起来更像是花哨的滑冰而非舞步。这支舞曲的高潮快到极致，大家都拉紧手开始疯狂的旋转。这场景很难抗拒，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加入了，整间屋子变成了一片飞舞的裙摆和身体，让人看得头晕目眩。但此时最精彩的还是塔马厄斯·库什雷卡。老旧的小提琴发出了吱呀的抗议声，但塔马厄斯毫不留情。他额头上出现了汗珠，向前俯着身，就像自行车手正在比赛中冲刺最后一圈的模样。他的身体像飞奔的蒸汽火车头一般抖动抽搐着，人耳已经很难听清奔涌而出的音符了——如果看向他拉弓的手臂，只能看到一片淡蓝色的雾气。他最后华丽地一弓结束了这首曲子，使劲甩着手，疲惫地向后踉跄了几步，大家愉悦地喊了一声，彼此分开，散到四处，靠墙休息。

这之后每个人都有啤酒喝，乐师也不例外，张罗的人们长吸一口气，开始准备当晚的压轴活动——“收红包舞”。这个仪式一旦开始就要持续三四个小时，是一支不间断的舞。客人们组成一个大圈，手拉着手，音乐一起，大家便开始绕圈跳起来。新娘站在中央，男宾客们一个一个走进圈子中央和她跳舞。每一个人可以跳上几分钟——长度随他自己而定；这个仪式非常欢快，充满笑声和歌声，客人跳完之后就会发现埃兹碧塔大娘出现在他眼前，手里拿着帽子。他得往里放一笔钱——一块钱，或是五块钱，根据他的财力以及他自己对与新娘共舞这一特权的价值估计而定。客人们是要为这场婚礼买单的；如果他们比较体面的话，还应该保证能给新人剩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让他们建立新生活。

他们最怕想的就是这场婚礼的支出。肯定超过两百块了，没准会到三百；三百块比这间屋子里许多人一年的工资都要多。这里面包括那些体格强壮的人，他们在地上积水有四分之一英寸深的冰冷地窖里从大清早干到深夜——他们一年干上六七个月，从周日下午到下一个周日早晨都见不到一丝阳光——他们一年也挣不到三百块。这里的孩子都还不过十岁出头，个子还不够看到工作台——他们的父母得撒着谎才能给他们找到工作——他们一年还挣不到三百块的一半，可能甚至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可现在，要在你一生中的一天里，为了一笔婚宴，花上这么大一笔钱！（显然，是把这笔钱为自己的婚礼一口气花光，还是在所有朋友的婚礼上慢慢花掉，其实是一回事。）

这样很不理智，很悲惨——可是，啊，这多美好！这些穷人已经一点一点地放弃了所有其他东西，但他们仍然竭尽灵魂的所有力量在这一点上坚持着——他们不能放弃立陶宛式婚礼！否则那不仅仅意味着被打败，更意味着承认失败——正是这两点之间的差别使世界运转下去。婚礼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它的意义在于你或许住在山洞里，凝视着影子，一生中仅有一次能够打破枷锁，展开翅膀，感受太阳；他一生中能有这一次机会来证明生活，即使有种种优点和缺点，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仅仅是河面的一片泡沫，一件可以抛掷戏耍的东西，就像杂耍者抛掷他的金球那样，也可以像对待一杯珍贵的红酒那样痛饮下去。因此，知道自己是物质的主人之后，他就可以回到劳碌的生活，怀着这段记忆度过余下的生命。

跳舞的人转了一圈又一圈，没有尽头——等他们头晕眼花时，便开始向反方向转圈。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夜色已经降临，屋里只有两盏冒着烟的油灯照明，十分昏暗。乐师把所有的激情都已消耗殆尽，此时疲惫而缓慢地奏着一支小曲。这曲子只有大概二十小节，奏完之后他们便又重新开始。大概每十分钟他们就无力重新开始了，只好精疲力竭地坐下；于是便会出现一幅痛苦和可怕的画面，使胖警察在门口打盹的地方躁动不安起来。

都是玛利亚·贝尔钦斯基。玛利亚是绝望地抓住即将离去的缪斯女神裙角的饥渴灵魂中的一个。她整天都处于美好的欣快状态中，而现在它要消逝了——她不容许。她的灵魂借浮士德的台词大喊着：“美呵，请为我停留！”不管是通过啤酒还是喊叫，或是音乐，或是通过动作得来的快乐，她都不容许它消逝。她也会再去追寻它——可以说，不等她的战车跑起来就会因为那些天杀的乐师而偏离道路。每次玛利亚都会大叫一声，奔向他们，冲他们的脸挥着拳头，跺着地板，因为愤怒而面孔发紫，话也说不利落了。吓坏了的塔马厄斯徒劳地想要开口，以肉体的局限性作为辩护；上气不接下气的雅库巴斯先生徒劳地坚持着，埃兹碧塔大娘也徒劳地乞求着。“Szalin!（立陶宛语：让开！）”玛利亚尖叫着。“Palauk!isz kelio!（立陶宛语：等等！让开！）你们这些混蛋，付你们钱是干吗的？”于是，乐师们只好在恐惧中再次开始演奏，玛利亚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继续她的任务。

她现在背负着庆祝活动的所有负担。奥娜一直兴奋着，但所有女人和大部分男人都累了——只有玛利亚的心仍未被征服。她继续招呼着跳舞的人——他们本来组成的是一个圆圈，现在已经变成梨形了，玛利亚就在茎把的位置，拉着左边推着右边，大喊、跺脚、唱歌，就像是活力满满的火山。时不时有人进出后没有关门，夜晚的空气很冷；玛利亚经过时就会伸脚去踢门把手，门就会砰地一声关上！其中一次还导致了一场事故，不幸的受害者是塞巴斯蒂尤纳斯·舍德维拉斯。三岁的小塞巴斯蒂尤纳斯一直四下游走，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嘴边举着一瓶名叫“波普”的液体，是粉色的冰饮，很好喝。他穿过门廊时被门狠狠撞了一下，紧接着传来的尖叫使跳舞停了下来。玛利亚一天要威胁别人一百次要杀了他，但连只苍蝇受伤也会掉眼泪，她紧紧抱着小塞巴斯蒂尤纳斯，想要使劲亲吻他。玛利亚忙着安抚受害人，让他坐在吧台上，站在他旁边，举着一大杯冒着泡的啤酒喂他；趁这工夫，乐师休息了好一会儿，也喝了不少。

与此同时，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埃兹碧塔大娘和安塔纳斯老爹还有几个家族密友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他们遇到了一件麻烦事。立陶宛式婚礼是一项协议，虽然没有明文条款，但效力也因此更大。每个人的份额是不同的——可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份额是多少，也都努力想要多贡献一点。可他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新国家，情况发生了变化；这里的空气中仿佛是有什么细微的毒药——它立刻影响了所有年轻小伙子。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吃饱喝足后便溜之大吉。其中一个人会把另一个人的帽子从窗子丢出去，然后两个人都出去捡帽子，之后便再也不见踪影。或者时不时有五六个人聚在一起，光明正大地走了出去，直视着你，当着你的面嘲笑你。还有的人更糟，他们聚在吧台，灌足了主人的酒，不理睬任何人，让人以为他们要么已经和新娘跳过舞了，要么打算待会儿再说。

所有这些事现在都正在发生，新人的家人对此却是焦虑无助。他们已经忙活了这么久，而且花了这么多！奥娜站在一边，瞪大的双眼中充满恐惧。那些天价账单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每样支出在白天啮咬着她的灵魂，让她夜晚不得安眠。她在上班时无数次地清点它们，计算它们——婚宴厅十五块，鸭子二十二块两毛五，乐师十二块，教堂和圣母的祝福五块钱——还有许多其他项目，一眼望不到头！最可怕的是格雷纳斯提供的啤酒和烈酒的账单，还不知道要多少钱。这个数字是永远无法提前从酒馆老板那儿挖出个约数的——等到事情结束之后，他总会挠着脑袋来找你，说他之前估计低了，但他尽力了——你的客人都没少喝。你知道他肯定会毫不留情地骗你，哪怕你觉得自己是他几百个朋友里最亲近的一个。他会先给你的客人们送上只盛了半满的一桶啤酒，然后再送上半空的一桶，最后收钱的时候却按两满桶算。他会同意如果你愿意出个好价钱，就能喝到好酒，结果到头来你和朋友们只能喝到难喝得无法形容的毒药一样的东西。你或许会抱怨，但你得不到任何补偿，它只会毁了这个夜晚；要是想打官司呢，你大概还不如立刻见上帝去呢。酒馆老板和本区的政治要人都很熟，你一旦搞清如果和这些人纠缠起来意味着什么，你就会知道，还是闭嘴乖乖交钱吧。

使这一切更为痛苦的是，这对那几个尽了力的人太不公平了。比如可怜的老雅库巴斯先生，他已经给了五块，而且大家不是都知道雅库巴斯·舍德维拉斯为了交上拖欠了几个月的房租，已经把他的熟食店抵押了两百块了吗？还有干巴巴的老安妮拉·尤金纳太太，她是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还患有风湿，她给霍尔斯特德街上的商人洗衣服的价格让人听了都会心碎。安妮拉把几个月来养鸡的赚头都交了。她有八只鸡，围了篱笆圈养在后门楼梯上的一小块地方。安妮拉的孩子整天在垃圾场给鸡刨吃的；有时竞争太激烈，就能看到他们在霍尔斯特德街的地沟附近，他们的母亲跟在后面，确保没人抢走他们找到的东西。金钱都无法代表这些鸡对尤金纳太太的价值——她对它们有不同的估价方式，她觉得有了这些鸡，她可以不做什么也能有所收获，在这个已经剥夺了她太多东西的世界上，这是一种收到一点回报的办法。因此她无时无刻不在照看它们，练就了像猫头鹰一样的夜视能力。其中一只鸡很久以前被偷了，没过一个月又有人想偷另一只。这次没成功，不过这让尤金纳太太半夜会惊醒无数次。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这些份子钱的巨大意义；而这全都是因为埃兹碧塔大娘曾经借过她几天钱，帮她渡过了差点被扫地出门的难关。

他们抱怨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朋友聚拢过来。有些人凑近来想听听对话，他们自己也是没交钱的——就算是圣人也难以容忍啊。最后尤吉斯被人叫了过来，他又听了一遍。尤吉斯静静地听着，浓密的黑眉毛拧在一起。眉毛下面时不时会出现一道闪光，那是他正在扫视房间。或许他很想用他的大拳头教训一下其中某些不给钱的人；可随后，毫无疑问，他便意识到了这对他并没什么好处。这会儿把任何一个人揪出来都不能减少婚礼开销；而且还会传出丑闻——尤吉斯只想和奥娜离开，让这个世界走它自己的路去吧。因此他的手放松下来，他只是平静地说：“就这样吧，哭是没有用的，埃兹碧塔大娘。”随后他的目光转向站在他身旁的奥娜，看到她眼中流露出明显的恐惧。“小宝贝，”他低声说，“别担心——不要紧的。我们肯定都能付清的。我会更努力地工作。”尤吉斯总是这么说。奥娜已经习惯了把他这句话当成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会更努力地工作！”还在立陶宛的时候，有个当官的没收了他的护照，另外一个则因为他没有护照而逮捕了他，这两个人瓜分了他的财产的三分之一；那时候他也是这么说的。到了纽约之后，油嘴滑舌的中介把他们说晕了，交了一大笔钱，而且即使交钱之后也差点不放他们走的时候，他也说过这句话。现在是第三次，奥娜深吸了口气，像成年女子一样有个丈夫真好——而且是一个能解决一切难题、人高马大的丈夫！

小塞巴斯蒂约纳斯的最后一丝抽泣声平息了，又有人向乐师们提醒他们的职责。仪式又开始了——但现在还没跳舞的没几个人了，没过多久收钱就结束了，随意自由的舞蹈重新开始。不过已经过了午夜，情形和之前有所不同了。跳舞的人无精打采，步子沉重——大多数人喝了很多酒，早已过了情绪高涨的时候。他们跳得很单调，一轮又一轮，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目光盯着虚空，好像头脑不太清醒，越来越恍惚。男人紧紧抓着女人，但有半个小时，谁也看不见对方的脸。有些不想继续跳舞的男女退到角落里，抱着手坐下。其他人还在继续喝酒，在房间里到处磕磕碰碰；有人三三两两地唱歌，每一组人还各自唱不同的歌。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有人开始发酒疯，其中主要是年轻人。有些彼此搂抱着跌跌撞撞地乱走，低声说着多愁善感的话——还有人因为一丁点小事就起了争执，甚至动起手来，大家只好把他们拉开。胖警察完全清醒了，摸了摸他的警棍，确保它准备派上用场。他必须动作迅速——这种凌晨斗殴如果失控，就会像森林大火一样蔓延开来，那可能意味着要出动局里的所有后备警力。他的任务是搞定每一个挑头打架的，以免发展到人多到一个也搞不定的局势。在围场腹地没法记录到底有多少人曾被打破头，因为他们这些人每天都在打破动物的脑袋，似乎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于是时不时也会在朋友甚至家人身上操练一番。对于整个文明世界来说，没有几个人干得了这种必要但痛苦的现代方式的屠宰活儿，因此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值得歌颂的行业了。

那天晚上没人打架——可能是因为尤吉斯也在盯着——他比警察还要警惕。尤吉斯喝了很多，就像每一个不管喝多喝少都得为此付钱的人在这种场合会做的一样；但他是个非常稳重的人，不会轻易脾气失控。只有一次他差点发火——那还得怪玛利亚·贝尔钦斯基。大概两小时前，玛利亚显然认为，虽然角落里那有点弄脏的神圣白色圣坛可能并非真的是缪斯女神的家园，但它也是能找到的最接近的替代品了。玛利亚听说那晚有很多混蛋没交钱的时候，醉醺醺的她也动起手来。她连先行的破口大骂都省了，直接开打，等到她被拉开的时候，手上已经拽下了两个混蛋的领子。幸好警察还是讲道理的，所以被赶出去的并不是玛利亚。

这一切只把音乐打断了一两分钟不到。随后无情的曲子开始了——之前半小时就一直是这支曲子，没有一点变化。这次是一首美国曲子，他们在街上随便听到的，大家似乎都知道歌词——至少都知道第一句；他们自己一遍又一遍地哼唱着：“在那过去的美好夏日里——在那过去的美好夏日里！在那过去的美好夏日里——在那过去的美好夏日里！”这句反复出现的歌词似乎有某种催眠作用。听到它和演奏它的人都恍惚起来。谁也无法逃脱它，甚至想都别想；已经凌晨三点了，他们已经跳尽所有欢乐，也跳尽所有力气，包括不限量的酒水赋予他们的力气——但仍然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想到停下。等这同一个周一的清晨七点一到，他们所有人都得出现在达勒姆或布朗或琼斯的厂子里，穿着工作服各就各位。如果谁迟到了一分钟，就要被扣掉一个小时的工钱，如果他迟到得太久，可能就会发现自己的铜制名牌挂到墙上去了，他就得加入每天早上六点到八点半等在罐头厂门口的饥渴大军了。这条规定没有例外，就连对小奥娜也是一样——她本来申请婚礼之后休一天假，还是不带薪的假，但没有获得批准。既然有那么多人在迫切地想要为你工作，那就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给那些反正还是得老老实实上班的人放假。

小奥娜快要晕倒了——其实已经晕了一半了，因为房间里有种浓重的气味。她滴酒未沾，但其他人似乎都泡在酒精里了，就像油灯烧油一样；有些人在椅子里或地板上熟睡着，满身酒气，让人无法靠近。尤吉斯时不时会向她投来渴望的目光——他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害羞；但人太多，他还得等着，看着门口，因为有辆马车要来。马车没有来，他不想再等了，便走向奥娜，奥娜变得脸色煞白，发起抖来。他用她的披肩和自己的外套把她裹起来。他们住的地方只有两个街区远，尤吉斯不在乎有没有马车了。

几乎没有什么告别——跳舞的人没注意到他们，所有小孩和许多老人都已经累得睡着了。安塔纳斯老爹睡着了，舍德维拉斯夫妇也睡着了，老公打着高八度的呼噜。埃兹碧塔大娘和玛利亚大声抽泣着；然后就只有宁静的夜，东边的星星已经开始黯淡下来。尤吉斯一言不发，用手臂抱起奥娜，带她大步走出门，她呻吟了一声，将头靠在他肩上。等他到家时，他不确定她是晕过去了还是睡着了，但当他用一只手搂着他好开门的时候，他看到她睁开了眼睛。

“你今天不用去布朗上班了，小宝贝。”他爬楼梯时低声说；她害怕地拉住他的胳膊，叫了起来：“不行！不行！我不敢！这样咱们就该破产了！”

可他仍旧答道：“交给我，交给我就行了。我会挣更多的钱——我会更努力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