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特征的随机排列

前面提到，围绕每一门课程的主题，巴尔特都开列了一份内容丰富的参考书目。参考书目与主题之间只存在间接关联，而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尚无系统存在的相关研究），这一点决定了巴尔特所列书目的特点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的丰富上，而且更在于文献材料之间的跨学科性和互文性。事实上，巴尔特本人对此是有意为之。以课程“中性”为例，他在讲稿的“开场白”中就将这门课程所要涉及的参考文献命名为“互文性文本”（intertexte）。这些文本共计30种，包括作者或专题。按拉丁首字母排序，从17世纪德国神秘论者安捷鲁斯·西里西乌斯（Angelus Silesius）到意大利哲学家维科（Vico），包括巴什拉尔、培根、波德莱尔、本雅明、布朗肖、约翰·凯奇、费希特、弗洛伊德、纪德、黑格尔、迈斯特、米什莱、帕斯卡尔、卢梭、斯宾诺莎、托尔斯泰、瓦雷里等27位作者的著作，以及与“怀疑论者”“诡辩派”“道家”三个概念相关的资料，内容涉及哲学、神学、历史、语言学、文学、音乐等诸多学科。所有这些文献资料之所以被关联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在巴尔特的眼中，都与“中性”的基本特征有着某种间接相关性；而他参考如此广泛的文献资料的目的，乃在于揭示中性概念的丰富内涵。

巴尔特前两门课程的讲稿，均由一系列的“特征”构成。前面说过，这些特征亦被他称作“形象例证”或“卷宗”。前两门课程的讲稿内容，就是各由一组“特征”构成，其中《如何共同生活》的“特征”为31个，《中性》的“特征”为23个。这些“特征”自然不同于前面提到的参考书目，后者顾名思义，主要是一系列与课程主题存在相关性的文献书目，虽然与常规的课程参考文献相比，它们更为丰富、更具有跨学科性和互文性，由此成为巴尔特课程讲稿的一个基本特色，但是它们并不构成讲稿本身的基本内容，而“特征”则是巴尔特围绕课程主题，归纳列举的一系列关键词，它们构成了巴尔特课程讲稿的实际内容。换言之，巴尔特在课堂上的授课行为，就是按照事先撰写好的讲稿，向听众逐一介绍这些“特征”，或用他本人的话说，逐一打开这些“卷宗”。围绕“如何共同生活”这一主题，巴尔特列举的特征包括：退隐、阿托斯山、自给自足体制、鱼群、不发愿修女的修道院（béguinages）、官僚制度、卧室、首领、独居修道者的群居地（Colonie d’ana-chorètes）、距离、社会边缘形态、独居、身边环境、规则、乌托邦等。

前面提到，围绕第一门课程“如何共同生活”这一主题，巴尔特列举了31个“特征”，围绕第二门课程的“中性”主题，他列出了23个特征。那么，应该以何种方式排列这些“特征”？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却受到了巴尔特的高度重视。由于这些“特征”是构成课程讲稿的具体内容，以何种顺序排列并介绍它们，会直接影响到课程所要传达的信息，乃至课程的目的和性质。

我们注意到，巴尔特有意避免按照某种预定的逻辑对“特征”进行连贯排序，相反，他非常强调“特征”排序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在第一门课程的讲稿《如何共同生活》中，他借助于拉丁字母表本身的随机性，对特征按首字母进行排序，对此他解释说：“因为字母表的顺序本身没有任何逻辑意义可言，不受制于任何逻辑性的虚构。”[1]到了第二门课程的讲稿《中性》，为了进一步加强偶然性和随机性，巴尔特将首字母顺序排列的特征加以编号，然后打乱编号顺序再次随机排序，这样就使得特征的排序具有了双重的随机性。

巴尔特如此重视特征排序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有两点值得我们专门分析一下：第一，巴尔特想要避免的不是随机呈现的意义，而是“逻辑意义”，也就是为了某个表达目的、按照某种人为的逻辑安排而制造出来的意义；第二，巴尔特将逻辑意义视为“逻辑性虚构”的结果，它以真理的面目呈现，然而与真理没有任何天然联系。人为的安排，使得逻辑意义具有内在的独断论性质和强迫他人接受的控制意图，它排出了多元结论、多元意义存在的可能，从这一点上说，它与权力有着天然联系，这正是巴尔特对其保持高度警惕的原因，因为单一、武断的逻辑意义一旦形成，很容易就会产生固化，[2]成为被大众普遍接受的、占主导地位的大众舆论（la doxa），继而可能成为某种具备强大压迫性权力的意识形态乃至所谓“真理”。只需回顾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欧洲历史，特别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历史，各种轮番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众舆论和意识形态就层出不穷，尤其是哲学和政治上的各种“主义”，每一种都明确地或潜在地以真理自居，然而，历史却最终证明了它们的虚幻、偏执、极端，其中的某些“主义”或“真理”甚至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之故，作为知识分子的巴尔特对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大众舆论和意识形态始终保持质疑态度。他于1957年出版的名著《神话集》，其宗旨就在于分析和揭露法国社会中各种大众舆论貌似天然真理、实则非常可疑的本质。

而1975年出版的《文本的愉悦》则从相反方向，阐明了迥异于大众舆论的“迷醉文本”的重要性。[3]到了法兰西学院的“如何共同生活”和“中性”两门课程中，为了摆脱论说文式的逻辑连贯性的束缚，巴尔特选择按照字母顺序（乃至进一步打乱字母顺序）来随机罗列构成课程内容的系列“特征”，他对偶然性的强调，目的就在于消解意义，防止意义固化，进而成为“主义”或“真理”。

[1] Roland Barthes，CVE，p.181．

[2] 巴尔特从《文本的愉悦》开始，就经常用“固化”（sclécose）一词形容意义的命运。他曾引用朱丽娅·克里斯特娃所言：“一切已完成的陈述都要冒成为意识形态的风险。”参见：Roland Barthes，Le plaisir du texte，Editions du Seuil，1973，p.68．

[3] 参见黄晞耘：《罗兰·巴尔特思想的转捩点》，《世界哲学》，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