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翻译研究领域中，“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肇启了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开展翻译研究的风潮。1988年，任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翻译传译学系的德国学者玛丽·斯内尔—霍恩比（Mary Snell-Hornby）出版了《翻译研究：综合方法》（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在该书中，她显然不满足于翻译长期被理所当然地看成是语言文字的转换，不满足于传统翻译理论关于“译词”和“译意”的争辩，不满足于以翻译等值为核心的理论探索。在斯内尔—霍恩比看来，翻译不是语际转换（inter-lingual transfer），而是跨文化转换（cross-cultural transfer）。源语文本是一个整体，融合了语言、文化、经验、感知，译者在理解的基础上将这个整体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文化的因素。她进而提出译者应把语篇作为翻译单位转向文化。在评价斯内尔—霍恩比时，陈德鸿指出，她“批评了传统语言学的一些缺失，却又同时从语言学理论与翻译理论的辩证关系中，找寻新的立论途径”。（陈德鸿、张南峰，2000：154）

斯内尔—霍恩比的观点得到了同为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知名学者的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的极大关注和响应。在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一书的导论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被正式提出。勒菲弗尔认为，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等语言外部因素被认为对翻译构成影响，甚至形成“操控”（manipulation），翻译也被认为是“改写”（rewriting）的形式之一。为此，与笼统地将霍姆斯之后的诸多翻译理论学者划分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做法不同的是，在陈德鸿和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中勒菲弗尔、巴斯奈特、斯内尔—霍恩比被归入一个专门的“文化学派”，同时被归入的学者还有霍姆斯、埃文—佐哈尔、图里和朗贝尔。

关于翻译，巴斯奈特显然并不完全认同语言学派的观点，她认为：“在狭义的语言学方法所强调的概念之上，翻译不仅是恰当地借助词典和语法将一套语言符号中包含的‘意义’转换到另一套语言符号中，翻译过程还包含了语言学之外的一整套规则。”（Beyond the notion stressed by the narrowly linguistic approach，that translation involves the transfer of meaning contained in one set of language signs into another set of language signs through competent use of dictionary and grammar，the process involves a whole set of extra-linguistic criteria also.）（Bassnett，2002a：22）巴斯奈特对以往翻译研究中关于“等值”的概念进行了澄清和反思，她认同霍姆斯的看法，觉得翻译中“等值”的要求“不合情理”（perverse），在翻译中寻求“等同”（sameness）的要求过分了（to ask for sameness is to ask for too much）。因此，她主张：“在翻译中不应该追求等同，因为即使在同一源语文本的两种译文中等同都不存在，更何况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Equivalence in translation，then，should not be approached as a search for sameness，since sameness cannot even exist between two TL versions of the same text，let alone between the SL and the TL version.）（Bassnett，2002：37—38）在确立了等同不可能存在于两种语言之间这一原则基础上，巴斯奈特探讨了翻译过程中的“得”与“失”这一对矛盾。她认为在翻译地位低下的标志之一是人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从源语文本到译语文本的转换过程中失去的东西，然而忽略了所得。翻译过程的一项直接成果是源语文本常常变得更加丰富或澄明。而且源语文本之“失”往往在译语文本中得以转换。作为知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巴斯奈特的研究在翻译学和比较文学之间穿梭，带来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比如，她在其著作《比较文学：评判性介绍》（Comparative Literature：A Critical Introduction）中提出：“翻译学借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门跨学科的学问，改用类似‘跨文化研究’的名称或许更为恰当。”在考虑翻译学和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巴斯奈特认为翻译学已经被视为一门主要学科，比较文学是其中一个有价值的领域。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中她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现在该轮到探索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al turn）问题了。可见在巴斯奈特的理论中，翻译研究被赋予了重要的地位。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翻译理论学者和翻译家，巴斯奈特从未回避翻译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关系，她认为翻译理论需要和翻译实践相互联系，相互滋养，而不是各行其道。（Bassnett，2011：162）

比利时裔美国学者勒菲弗尔是一位备受关注也颇有争议的翻译理论家。和巴斯奈特一样，他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开展翻译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了勒菲弗尔的代表性著作《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他在该书的“出版前言”中写道：“文学史上之所以鲜有翻译作品的位置，是因为翻译一直被认为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因而不属于文学的范畴。”“当语言学与意识形态或诗学形态发生矛盾时，往往是后者胜出，因此翻译的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同时译者的工作实质上是文化层面上的改写。”

在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主张以外，勒菲弗尔最主要的翻译思想是翻译中的改写（rewriting）和操控（manipulation）概念。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两人共同署名的“主编前言”（“General editor’s preface”）中，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开门见山地提出：

改写就是操控，为权力服务而进行。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助益社会和文学的进化。改写能引进新的概念、新的风格、新的手段。翻译的历史也是文学革新的历史，也是一种文化力量塑造另一种文化的历史。然而，改写也会压制革新，引发变形和产生牵制，在各种操控层出不穷的时代，以翻译为例开展的关于文学操控过程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所处世界的认识。（Rewriting is manipulation，undertaken in the service of power，and in its positive aspect can help in the evolution of a literature and a society．Rewriting can introduce new concepts，new genres，new devices and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s the history also of literary innovation，of the shaping power of one culture upon another．But rewriting can also repress innovation，distort and contain，and in an age of ever increasing manipulation of all kinds，the study of the manipulation processes of literature as exemplified by translation can help us towards a greater awareness of the world in which we live.）

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中，勒菲弗尔从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角度论述了翻译作为服务于权力的改写与操控的过程和本质。同时说明，鉴于翻译是最容易辨识的改写类型，鉴于能够将源语作者和/或他的系列作品的意象投射到另一种文化上，并能将源语作者和/或他的作品在源文化的边界之外提升，因此他在该书中用了四个章节来研究“翻译文学”（the stud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这里，勒菲弗尔提出了一组发人深省充满矛盾的术语——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为今后的翻译学和文学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腾挪、施展的
空间。

关于翻译“改写”理论，翻译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此，笔者认同许钧的观点：

近来，翻译界有些学者提倡用翻译“改写”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把“改写”理论用作具体的翻译方法，这应该说是不合适的。翻译“改写”理论属于描述性的翻译研究，如若用于指导翻译实践，就可能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翻译“改写”理论揭示了译者所遭受的意识形态、诗学形态等文化因素的“操控”以及这些偏颇的权力关系对翻译的“改写”，但把这种权力关系摆布式操控的“改写”用于翻译实践，容易产生偏误，翻译研究界对此应保持充分的警觉。

（许钧，2009：119）

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有一股极具特征的研究思潮——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迅速赢得了全球范围内翻译学者的关注。在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中甚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食人主义”翻译理论，令人眩晕。有些学者甚至自己尚未完全理解消化便直接将“食人主义”与翻译理论生拉硬扯在一起，岂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为此，有必要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做一番简要的剖析。

先说“食人”，这个文白间杂的词语让人联想起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左传》中相近的说法——“易子而食”；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中壮怀激烈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鲁迅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有“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的叙述……将“食人”与“主义”搭配，用于翻译英语的cannibalism，采用的是“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艺术手段。俄国形式主义学者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就艺术技巧和美学效应关系提出“陌生化”概念。需要说明的是“陌生化”也被译作“奇特化”。什克洛夫斯基认为：“现在，词语僵死了，语言也宛若一座坟墓。但是，词语刚刚诞生的时候却是生动的、形象的。”（什克洛夫斯基，1993：25）为了使词语复活，恢复其生动性和形象性，人们就去破坏词语，把词拆散，使它变形，或新造词语。这种使词语变得新颖、有刺激性、可感，从而给人深刻印象的手法就是“奇特化”。

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哈里什·特里维蒂（Harish Trivedi）在其主编的文集《后殖民翻译：理论与与实践》中将“食人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翻译及翻译理论联系在一起，集中做了相当详尽的阐述。两人为其合作文集共同撰写的“序言”以“关于殖民地、食人族和本地语”（Of colonies，cannibals and vernaculars）为题，当中说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16世纪图皮部落（在现在的巴西）吞食了一位天主教牧师的故事。而在1796年的《牛津英语词典》（OED）中“cannibal”（食人族）这个词本身就和美洲相关，原义是“安的列斯的加勒比人”，一词双义。在巴斯奈特和特里维蒂看来，站在图皮部落的立场上，将牧师吃掉并不是不可理喻的行为，甚至可以被看成是敬意的表达。毕竟，这些族群不会吃下他们并不尊敬的对象，而且在有些部落中将劲敌或有威权的长者吞食被认为是获取熔炼于生命之力量和权力的一种手段。这一现象即使在欧洲也并非全然不为人所知。比如，有一位名叫波西亚的罗马贵族寡妇就将她亡夫的骨灰倒在一杯红酒中喝下，声称她的身躯是他灵魂的最佳栖息之所。在铺垫完这些叙述后，巴斯奈特和特里维蒂转向了对翻译的论述：

首先，翻译显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而是一个统一体。它不是孤立的行为，而是持续向前的跨文化转换进程的一部分。此外，翻译是高度操控的行为，在跨越语言和文化疆域的过程中涉及各个阶段。翻译不是纯真透明的行为，而是在每个阶段都满载意义。纵使曾经有过，翻译也只是极其罕见地体现文本、作者或体系之间的平等关系。（First，and very obviously：translation does not happen in a vacuum，but in a continuum；it is not an isolated act，it is part of an ongoing process of intercultural transfer．Moreover，translation is a highly manipulative activity that involves all kinds of stages in that process of transfer across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oundaries．Translation is not an innocent，transparent activity but is highly charged with significance at every stage；it rarely，if ever，involves a relationship of equality between texts，authors or systems.）

（Bassnett ＆ Trivedi，2002b：2）

巴斯奈特和特里维蒂注意到近年来的翻译研究开始挑战长期以来“翻译逊色于原作”（translation as inferior to the original）的观点，关于原作强势的假设正在遭到质疑。她们的“序言”中提到了帕兹（Octavio Paz）的观点：“没有文本是完全的原作，因为语言自身就其本质而言，已经是翻译——首先是源自于非语言世界，其次是因为每一个符号和每一个词语都是从另一个符号和另一个词语翻译而来。”（No text can be completely original because language itself，in its very essence，is already a translation—first from the nonverbal world，and then，because each sign and each phrase is a translation of another sign，another phrase.）人们开始意识到殖民主义和翻译携手相牵。谢菲茨（Cheyfitz）指出翻译是“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在美洲的核心行为”（translation was“the central act of European colonization and imperialism in America”）。尼兰贾娜（Niranjana）更进一步认为翻译是在“殖民主义之下运行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中”形成和成型的（translation both shapes and takes shape“within asymmetrical relations of power that operate under colonialism”）。休姆（Hulme）提到关于殖民主义最典型的隐喻是强暴，是对“处女群岛”（即维京群岛）的精耕细作进而使其肥沃、促其开化（…a dominant metaphor of colonialism was that of rape，of husbanding“virgin islands”，tilling them and fertilizing them and hence“civilizing”them）。（转引自Bassnett ＆ Trivedi，2002b：3—4）因此，在后殖民时代，来自印度、拉丁美洲等前殖民地国家关于翻译的激进观点并不令人意外，它们给欧洲根深蒂固的翻译观念带来挑战。

回到食人主义翻译观，我们可以异常清晰地判断这只是一个深刻的隐喻。20世纪20年代巴西的作家们重提图皮族将牧师吃掉的故事无非是想借此反思拉丁美洲国家与殖民者欧洲之间的关系而已。当然，殖民主义和翻译同样是发人深省的隐喻，巴斯奈特和特里维蒂直接点明了殖民与翻译的关联：

欧洲曾被认为是伟大的原作，是出发点。从而殖民地成了宗主国的翻版，是对欧洲的“翻译”，是复制品。而且，作为复制品的翻译被认为逊色于原作。于是，翻译的神秘之处也被看作是切削伟大的原作而来的东西。（For Europe was regarded as the great Original，the starting point，and the colonies were therefore copies，or“translations”of Europe，which they were supposed to duplicate．Moreover，being copies，translation were evaluated as less than originals，and the myth of the translation as something that diminished the greater original established itself.）

（Bassnett ＆ Trivedi，2002b：4）

无独有偶，美国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也认为“诗歌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翻译学人几乎都将“译有所失”视为研究的假设起点，认为译文是原文的衰减，逊色于原文。于是

殖民地的概念包括了将翻译置于文学层级中次要地位的价值取向。在作为原作的殖民宗主国面前，殖民地从它问世伊始就注定了低人一等。（The notion of the colony involves a value judgement that ranks the translation in a lesser position in the literary hierarchy．The colony，by this definition，is therefore less than its colonizer，its original.）

（Bassnett ＆ Trivedi，2002b：4）

为了摆脱这般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困境，为找寻自己的身份和构建自身的文化，为免于总被视作“备份”或“译本”的尴尬，昭示殖民地巴西文化未来之路的食人主义以隐喻的形式出现了。在后殖民时期，被殖民者通过“吞食”欧洲文化摆脱外部强加的东西，试图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

食人主义隐喻被用于展示译者如何处理文本。翻译……可以比作输血，其强调的是译者的健康和滋养。这和忠实原文以及将译者看成是源语文本仆人的概念全然不同。翻译……是对话，译者既是强大的读者又是自由的代理作者……后殖民时期的理论家们日益倚重翻译并且不断地针对这个术语进行调整和重估。我们开始认真审视殖民和翻译之间密切的关系，已于当下认识到数百年来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交流过程的一部分。欧洲规范一直在控制文学产出，这些规范确保了只有那些为接受文化所兼容的特定文本才会被翻译。……而且，翻译在促进殖民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目前已经不证自明了。从而，将殖民比作翻译的隐喻——在地图上其他地方复制“原著”——已被接受了。（The cannibalistic metaphor has come to be used to demonstrate to translators what they can do with a text．Translation，…may be likened to a blood transfusion，where emphasis is on the health and nourishment of the translator．This is a far cry from the notion of faithfulness to an original，of the translator as servant of the source text．Translation…is a dialogue，the translator is an all-powerful reader and a free agent as a writer．…post-colonial theorists are increasingly turning to translation and both reappropriating and reassessing the term itself．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onization and translation has come under scrutiny；we can now perceive the extent to which translation was for centuries a one-way process，with texts being translated into European languages for European consumption，rather than as part of a reciprocal process of exchange．European norms have dominated literary production，and those norms have ensured that only certain kinds of text，those that will not prove alien to the receiving culture，can be translated．…Moreover，the role played by translation in facilitating colonization is also now in evidence．And the metaphor of the colony as a translation，a copy of an original located elsewhere on the map，has been recognized.）

（Bassnett ＆ Trivedi，2002b：5）

巴斯奈特和特里维蒂说清楚了所谓的后殖民主义和“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由来。数年之后，巴斯奈特在她的另一部题为《翻译反思》（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的著作中说到近期有文学研究者日益重视翻译的重要性，谈论起文学研究中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al turn），认为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家开始意识到他们作品中跨域文学和文化边界的问题，建议文学批评者将不得不在阅读文本时把翻译纳入思考的范围。（Bassnett，2011：163）巴斯奈特十分肯定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转向”，认为早该如此，因为这契合了她30年前为之鼓与呼的文化转向
初衷。

在文化转向之后，与翻译相关的各种转向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沃尔夫（Michaela Wolf）曾经这样总结：转向——或称“视点转换”——对于任何学科都是基本的特征。在不算长的学科史中，翻译经历了诸多转向。比如：20世纪60年代有源自语言学的“语用学转向”——当时不少人还将翻译看成是比较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以及后来90年代的“文化转向”，再到21世纪的“社会学转向”和“权力转向”。（Wolf，2014：7）沃尔夫认为“社会学转向”标志着针对翻译过程中各制约因素进行反思的范式演变。翻译学科似乎特别倾向于范式转换，或者是“转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翻译学科的主题自然而然地落在翻译过程涉及的不同文化接触的区域；其次，可以在翻译学科自身的结构或构成当中找到原因。从翻译学科的构建伊始，各种样式的交流都要求我们超越学科边界。（Wolf，2014：9）

“文化转向”以及“社会学转向”无疑拓展了翻译各种新锐视角，翻译学者们积极响应并严肃思考翻译中的“权力关系”“改写”和翻译“操控”等问题，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食人主义等翻译理论更是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然而，在各种转向“乱花渐欲迷人眼”之际，笔者想起谭载喜寓意深刻的提醒：

在译学发展中，我们自然必须不断进取，不断创新，但同时却又不宜为了进取与创新，而提出有可能偏离翻译本质意义的路线图，其中包括：太过强调翻译的“文化”性、超越“语言”性……从本质上看，翻译本体（指“语际翻译”，如英译中或中译英）只能是或首先是一种语言转换，而不是文化转换，即便可以把它说成是文化之间的转换，这个所谓的“文化转换”也首先必然是通过语言作为载体来实现的。

［谭载喜，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