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困惑与选择
李瑜
Yan“Anthea”Zhang, Yu Li, & Haiyang Li(2014).FDI spillovers over time in an emerging economy:The roles of entry tenure and barriers to imitat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57(3):698—722.
编者导言
李瑜是光华管理学院第一位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上发表论文的毕业生，也是极少数在 AMJ 上发表过论文的中国战略学者之一。可以说，她代表了中国战略管理领域最优秀的青年学者。正因为她的卓越表现，她也是IPHD项目兴办以来很早晋升为正教授的博士毕业生之一。
李瑜与合作者从事这篇论文的研究是有基础的，因为她与合作者此前已经在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上发表过论文，探讨外资国家来源的多样性如何影响国内企业向外资企业学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他们采用组织学习的视角，提出外资进入中国的时间长短会影响国内企业对于它们的技术和管理的学习，而当国内企业面临的模仿壁垒比较低的时候，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时长对于国内同行企业的影响会更大。这篇论文首次明确考察了时间在外资技术溢出上的作用，以动态分析的视角分析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李瑜在这篇随笔中回顾了论文从创作到发表的历程，可谓一波三折。但正是在与学术期刊的评审同行的互动中，使得论文的视角越来越凸显，理论越来越明晰，最终成为一篇对于本领域做出显著贡献的论文。
李瑜在随笔中分享的发表论文的启示，可谓学术真经；而她关于学术道路上的感悟则是一位成熟学者的有心劝告。她关于“用长期观点看问题”“把生活塑造为适合学术创造的方式”“不要重复做容易的事情”等看法，不仅对于博士生、青年学者，甚至对于资深的学者都是非常适用的。我们从中可以理解她对于高质量学术研究的追求和坚持。今天的学术界甚至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很多人都在哀叹这个时代太浮躁，看到别人专心专注工作取得成就后也希望自己拒绝浮躁，然而在工作中又不由自主甚至自我辩解为身不由己地表现出浮躁来。李瑜的肺腑之言有助于学者们从新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事业，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工作。
李瑜2003年进入光华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也是IPHD项目第一届学生入学的时候。正如张志学在本书第1章中所描述的，光华从那时开始在战略管理、组织管理和市场营销三个方向上，采用北美主流的博士生培养方式培养自己的博士生。虽然李瑜不是 IPHD 项目的学生，但当时的普通博士生基本上都与IPHD项目的学生一起上课，学院也基本上以 IPHD 项目的方式要求和对待普通的博士生。李瑜记录了那个年代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培养的探索，我们读到她的回顾时，深有共鸣和感触，想起了那段令人激动的、师生们对未来都充满希望的岁月。经过那个岁月的洗礼之后，李瑜和她的同学们目前已经成为学术领域中的佼佼者。我们实现了当初的愿望和梦想！
从李瑜在光华攻读博士期间的论文导师武常岐教授的分享中，可以了解到导师眼中的李瑜都具有哪些特点。
2017年秋天，张志学老师找到我，说徐淑英老师和他在编一本书，内容是光华发表了高水平论文的学生的经历，包含思路的发展过程、文章的发表过程和在光华的学习经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想，由于研究领域的不同，对这本书的读者而言，所发表论文的具体内容可能并不是他们所关注的，而我们每个个体在研究、发表和成长中所遇到的一些具有共性的困惑、选择，或许能给后来的博士生和年轻学者提供些许借鉴。
“困难”就是花点时间就能做到的事，“不可能”则是要多花点时间才能做到的事。
——弗里乔夫·南森
我们这篇论文发表在 2014 年的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上。这篇论文首次明确考察了时间在外资技术溢出上的作用；将外资技术溢出研究从“快照”(snapshot)式的考察转向对过程的动态分析；并首次将模仿壁垒理论引入水平外资技术溢出研究领域。这篇论文是我们在外资技术溢出领域发表的第二篇论文，它的发表要从2010年第一篇论文的发表说起。
思路的产生和论文的发表过程
2007—2009年，我在美国莱斯大学访学。我和张燕(Yan Anthea Zhang)教授、李海洋教授合作的第一个研究就是关于外资技术溢出的。当时张燕和海洋有一项关于集群的研究正在进行，而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的主题正是集群，技术溢出是集群作用机制当中重要的一个。
我们合作的第一个关于外资技术溢出的研究是“FDI spillovers in an emerging market:The role of foreign firms'country origin diversity and domestic firms'absorptive capacity”。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的周黎安老师也是这篇论文的合作者。这个研究考察了行业内外资国家来源的多样性如何影响国内企业向外资企业学习，形成的论文于 2010 年发表在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S MJ)上。这是我第一次涉足外资技术溢出这个领域。后来当遇到更多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之后，我才发现，很多做外资技术溢出的学者同时也在做集群相关的研究，反之亦然。
2009年3月，外资国家来源的多样性这篇论文正处于SMJ 的修改阶段。我们认为行业内外资国家来源的多样性会影响到外资带来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多样性，从而影响外资有何种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供国内企业学习，而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则会影响这些企业能够从外资企业那里学到多少。在修改论文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我们和以往的研究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因素——时间，外资企业进入后国内企业立刻就能学到技术和管理经验了吗？如果不是，时间是如何影响国内企业向外资企业学习的呢？
我们的热情被这个问题点燃了，迅速投入到这个研究中去。我们使用外资企业的平均年龄来测度时间的作用，同时进一步考察外资企业年龄的异质性对外资技术溢出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所在的区位的调节作用。当时 SMJ 论文的修改工作已经完成大半(2009年9月正式被SMJ 接受)，有了外资国家来源的多样性这篇研究做基础，我们对外资企业年龄分布和区位的考察进展得比较顺利，在2009年4月就有了初稿，题目为“The role of foreign firms'age and location in FDI spillovers in an emerging market:A longitudinal study”。这个阶段之所以顺利，是因为这篇论文是基于外资国家来源的多样性那篇论文近两年的曲折修改经历之上的。然而，在开始阶段的顺利之后，这篇论文进入了漫长的挫折期。
我们在2010年2月把这篇论文投到了 AMJ。两个月后，评审意见回来了——拒绝。稍作修改，我们在5月又把它投到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几个月之后，评审意见回来了，这次比拒绝好些，给了一个 R&R，但不是作者通常期待的“revise and resubmit”(修改后重新提交)，而是“rej ect and resubmit”(拒绝并重新提交)。沮丧之余，我们安慰自己说，这个结果至少比完全被拒掉要好。现在回过头来想，我们要感谢SMJ 当时给出的是拒绝并重新提交，如果是修改后重新提交，我们可能就不会尝试再投给AMJ 了。
这个近似于拒绝的修改机会促使我们彻底重新审视这篇论文。SMJ 的一位评审人明确质疑，“年龄是否是个有趣的变量”(whether age is an interesting variable to look at)。我们承认，考察年龄和区位对外资技术溢出的影响，这个题目和角度客观来说并没有太让人激动。虽然年龄和区位可能重要，但是这两个因素相当常见，很难因为这个角度本身让人眼前一亮或者印象特别深刻，以“That's interesting”一文的作者 Davis 的标准来看，的确不够“interesting”(有趣)。但是，我们坚持认为自己的研究角度本身是全新的，其实我们并不是简单地考察年龄，只是一方面我们自身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理论不够深入，另一方面我们对论文的打磨还不足，没有把闪光的部分或者是有趣的方面很好地呈现出来。
我们决定对论文进行全面的修改。刚好这个时候所使用的数据有了更新，我们就将样本期从1998—2003年延长到1998—2007年，同时对所有相关的变量回头进行彻查，研究方法上也重新考虑是否有改进的可能。我们对理论部分也进行了彻底的修改。我们的角度确实全新，但是一个全新的角度本身并不足以构建一个理论，还需要发现各个因素之间更深的联系。什么样的理论和视角能让我们的理论框架更加深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论文投到了美国管理学会年会，一位评审人提到知识转移的壁垒问题，这个意见给了我们启示。我们开始引入模仿壁垒理论来进一步说明时间对外资技术溢出的作用受到哪些情境因素的影响。
在这一稿中，我们将题目改为：“FDI spillovers over time:How do barriers to imitation matter? ”研究内容也转换了，考察行业内外资的进入时长对国内企业向外资学习有何影响，强调国内企业对外资企业的学习需要时间，而模仿壁垒则会调节外资进入时长对外资技术溢出的作用。从研究角度上，我们摒弃了原来“快照”式的研究，采用动态的视角进行考察。这样转换之后，研究的核心点一下子清楚、明显起来。修改之后，整篇论文与初稿相比，已经“面目全非”、焕然一新了。
这次修改历时9个月。之后，我们开始对这个研究有了更大的信心，认为这个研究可能会对外资技术溢出整个领域的研究方向产生重要影响。虽然这个时候投回SMJ 会有很大的机会被接受，我们却想要冒险试一试，放弃 SMJ 的修改机会，重新投给AMJ。投回AMJ 有一个阻碍——我们的论文之前被它拒掉过，所以并不能确定是否可以重新投回去。幸运的是，刚好看到 AMJ 的前任主编Duane Ireland写了一篇文章“When is a ‘new'paper really new? ”，于是我们对着文章做了自我检查，对照标准，我们的论文在理论、方法、数据方面都做了大的改变，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新论文了！我们不再忐忑，很快把它重新投回了AMJ。
两个月后，评审意见回来了。修改后重新提交！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AMJ 的修改后重新提交。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在 AMJ 上发表论文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在国内战略领域，当时还没有人在AMJ 上发表过论文，作为一个博士毕业不久的青年教师，AMJ 的修改后重新提交已经让我喜出望外了。
兴奋过后，我们开始看评审人的意见。三位评审人的评论非常详尽，从理论上和实证上都提出了很多的意见。一位评审人指出有内在效度(internal validity)的问题、主要变量的测度问题等，另一位评审人提出了很多替代性解释，还有一位评审人提出了很多实证方面的问题。责任编辑说，这是个高风险(high risk)的修改机会。看完评审意见之后，我们感到不可能和无望。由于已经在SMJ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外资技术溢出的论文，我们几个合作者在这个领域可以说有了一定的积累。在当时投稿的时候，我们所有人认为能做的、可以做的都已经做了。即便如此，评审人还是提出了如此多的意见。我们当时完全无从下手，感觉这个修改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至于在得到修改后重新提交机会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不知道能否完成这次修改，更不要说知道如何去回复评审人的意见了。
既然不知道如何修改，我们决定先不急于动手，冷静冷静，没准过了这段时间能够想出一些办法。大概在收到评审意见的两个月之后，我们才真正开始修改。在冷静思考的过程中，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在开始修改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拟订的修改方案是否可以，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先从能做的开始做。幸运的是，修改过程虽然很艰辛，但是多数检验的结果都和我们的理论基本吻合，这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对这个研究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张燕对文章方向和修改方向的把握至关重要。当我们提交修改稿的时候，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回答。这一轮修改完成之后，我们自我感觉论文有了很大的提升，心态也从递交初稿时的忐忑不安，变得越来越有自信——我们至少应该能够再次获得一次修改后重新提交的机会。
事实确实如此，两个月过后，我们又得到一次修改后重新提交的机会。不同于第一次的评审意见，这次两位评审人和责任编辑都表示对我们的修改很满意。在这个过程中，其中一位评审认为我们的论文有了最可行的理论(best possible theory)，另一位评审人指出了一些小问题，但第三位评审人却提出了新的质疑，包括新的替代性解释等。虽然还没有被接受，但是这次的评审意见使我们信心大增，我们决定尽全力去回应所有的质疑，完成这次修改。
在这次修改中有一个小的插曲，在回应评审意见的过程中，我们对理论部分做了进一步的修改。但修改后发现，花了大力气修改过的版本似乎还不如当初第一轮修改后提交的版本好。经过纠结权衡之后，我们决定重新回到当初第一轮修改的思路上去。原来的题目只是强调了模仿壁垒的作用，外资进入的时长作为我们提出的一个概念，并没有被强调。我们最终把题目改为“FDI spillovers over time in an emerging market:The roles of entry tenure and barriers to imitation”。
这次修改后的版本在2013年1月提交，2013年3月收到有条件接受的通知，6月被AMJ 正式接受。从想法产生到最终被接受，历时四年多，终于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论文发表过程中的启示
这里我想就这篇AMJ 论文从想法产生到最终发表谈谈自己的感受，希望对于读者从事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有所帮助。我重点强调四点。
理论的产生是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从理论产生的过程看，我们最终被评审人认为最可行的理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研究和修改的过程中一步步增加和深化的产物。我们的论文从开始考察外资企业的年龄分布和年龄的异质性对外资技术溢出的影响，以及企业区位的调节作用，变成了最终考察外资进入时长对外资技术溢出的作用，以及模仿壁垒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这其实反映了我们的认识过程——虽然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时间可能的影响，但并没有一个内在一致的理论框架。随着我们认识的加深，将其与模仿壁垒理论联系起来，才逐步浮现了一个内在一致的理论框架。
基本创新点的重要性
应该说，最基本的创新点起初就存在，这是支撑我们在被拒和质疑中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也是文章最终能够形成一个内在一致的理论的基石。基本的创新点就像是包裹在石头当中的璞玉，可以从不同角度打磨，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打磨，别人才能发其闪光之处。但是打磨的结果如何，首先取决于石头里面包裹了什么。
如何才能确定研究有基本的创新点呢？我想最主要在于研究是否提供了分析问题的真正全新的角度和逻辑，这个角度和逻辑的说服力可能随着使用的理论发生变化，但是其角度和逻辑的新颖性并不会受到真正的影响。有了这样的创新点，下面就是全力以赴的打磨过程。
把好的想法放到一起
在最终的修改稿中，我们报告了七组补充或辅助分析(supplementary analysis)。我们这篇论文，可能是这个领域中辅助分析最多的研究。但是实际上，为了避免报告的结果太多，不少的结果只是呈现给评审人和责任编辑，并没有在最终的文章中报告。在这些分析中，有几个使用了不同的因变量或者不同的自变量，完全可以看作不同的研究。我们考虑过是否把这些分析分拆开来变成独立的文章，但最终还是决定都放入这篇文章中。正如 Anne H uff 所说，把所有好的想法放到一起，不要想着放入下一篇研究中去。毕竟，研究的影响力比研究的篇数重要。
系列研究的一致性
和很多研究不同，这篇 AMJ 论文其实算是系列论文，是在我们 SMJ 论文的修改过程中迸发出的灵感，从而引发我们进行的第二个研究。像这样的系列研究在战略管理领域的期刊上不时可以看到。开始看到别人的系列研究时很羡慕，一个数据来源可以发多篇高质量的研究。当自己进行系列研究时，发现系列研究在具有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不同的挑战。在 AMJ 论文的研究中，张燕一直提醒我要注意和SMJ 论文的一致性。后来证明果然如此，评审人会对系列研究的一致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包括隐含假设、变量的测度、结果和研究方法的一致性等。
光华和莱斯：读博期间的经历
在SMJ 和AMJ 论文修改的过程中，我从一个博士生变成了一名高校教师。回顾我过去十几年的历程，实际上超出刚开始进入博士项目时我对自己的期待。进入光华的博士项目后，我第一次接触到 AMJ 这样的世界顶级期刊上的文章，开始接触、了解到什么是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但是对于自己能否做出这样的学术研究，在期待的同时又感到迷茫。
我2003年进入光华攻读博士学位，那时的光华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刚刚开始从海外大规模引进师资，现在光华很多的学术大腕，当时刚刚从海外博士毕业后加入光华不久。对于如何采用北美主流的博士生培育方式在中国的土壤上培养博士生，我想，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当时都在摸索中。
光华的基本训练
2003年，光华管理学院管理专业的博士项目开始改革[1]，第一次开始招收IPHD，当时徐淑英老师、武常岐老师、张志学老师、许德音老师、周长辉老师等众多老师都在项目中。从培养方案到课程设置，管理专业的博士生项目都沿袭了北美培养博士生的模式。IPHD 项目用英文授课，课程内容和北美的博士课程内容一致。虽然我当时隶属于传统的博士生项目，并不属于IPHD项目，但所有的课程都是合上，因此我同样受益于IPHD项目。王汉生、金赛男、靳云汇、周黎安等老师的统计计量课程，张志学老师的管理研究方法课程，武常岐、许德音等老师的战略管理课程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记得当时志学老师的管理研究方法，是博一压力最大的课程，每次上课都是济济一堂，还有清华等北京其他高校的博士生来蹭课。当时，大家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向我们打开了，新奇兴奋的同时都异常努力，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些课程是提高我们研究水平的“干货”。
光华在这个阶段还邀请了很多海外著名学者来给博士生上暑期课程，或是进行学术讲座。这些学者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都非常强，让我们这些博士生了解到本领域的前沿。印象深刻的是当时邀请了Jay Barney 来给我们上暑期课程，Jay的理论素养极高，对各种理论的讲解精彩纷呈，而且还非常耐心地逐一点评我们的论文。他建议我把当时的一篇关于集群的文章投到 SMJ 去，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当时精彩的学术讲座众多，Benard Young、Sea-Jin Chang、彭凯平、奚恺元等众多国际上的知名学者都来给我们做过讲座。当时还经常开午餐会，利用中午的时间一边吃盒饭，一边听报告。
同学们还获得到国外参会的机会，博士生只要有论文被美国管理学会年会或者国际商务学会年会等著名国际会议接受，就可以获得学院和学校的资助出国参会。当时，很多高校的教员出国参会拿到经费尚且不易，我们光华的博士生出国参会的时候，国内其他高校的博士生会非常“羡慕”。
这些和北美主流研究型大学一致的课程、国际著名学者执教的多样化暑期课程，以及众多代表国际一流学术水平的学术讲座，奠定了博士生的知识基础，也开阔了同学们的眼界，培养了我们的学术自信。从那个时候起，光华的博士生们在进行学术讲座和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就能够和海外的学者进行无障碍的对话了。
相对于其他国内战略领域的学者，我较早地在 SMJ 和 AMJ 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近年来光华培养的博士生也做出了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并频频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这些学术表现背后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得益于光华的转型和对我们的训练。
海外交流机会
2005年博士生综合考试之后，有同年级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同学到海外去交流。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都很向往。光华当时有个据说是海外华人捐赠的基金，光华的博士生可以申请这个基金的资助去海外交流。遗憾的是，到了我申请的那一年这个基金突然没有了。幸运的是，国家留学基金委2007年第一次开设高水平海外交流项目，我又有了新的机会。记得当时时间仓促，开始提交材料的时候，我只提交了海外学者个人发来的邀请函，但是学校要求有对方学校正式的邀请函，而当时美国正处于春假期间，等我拿到美国学校正式的邀请函时，北京大学校方讨论的会议正在召开中。我当时冲到学校会议室的外面，设法把正式的邀请函交了进去，最终获取了海外交流的资格。现在想想，真的要感谢自己当时的冲劲。
这个冲劲实际上来自当时的迷茫。在光华博士生项目学习三年多之后，一方面我看到自己的进步，能够较快地完成论文的写作，在国际高水平会议上也有论文，但是会议论文并不能真正说明一个人的研究水平，对于自己能否做出真正高水平的研究，并不确定。我进入了一个迷茫期，向往好的学术研究，但并不太确定自己所做的，是否就是自己一直所期待的学术。我也困惑，国外主流高校的管理学者们，他们是如何做研究的？我明白自己需要进一步提高，但如何才能提高，我并不知道。
在我读博的第四年，当年和我一起读博士的很多同学已经毕业。有的同学进了知名高校，有的同学进了国家机关。我也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毕业，一是出国交流。我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晚毕业一年，出国去看看，于是在读博的第五年我去了美国交流。
导师的影响
回顾博士期间的经历，我觉得自己最幸运的事情有两件：一是选择了武常岐老师作为我的导师，一是遇到了张燕。
对于博士生来说，遇到什么样的导师可能决定他们的人生之路。武常岐老师当时刚刚从香港科技大学来到北京大学任教不久。对待学生既宽容温和又要求严格，支持我们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而且鼓励我们做高水平的研究，当时他在博士生中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是“aiming high”(志存高远)。大概是博士三四年级时，在一次前往聚会地点的出租车上，有同学问了武老师一个问题，他无意中说了一句，人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的理想。或许是因为当时正处于困惑之中，武老师这样一个让我钦佩的老师在知天命之年说出这样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此前，我观察到的现象是——多数人都曾经有自己的理想，但走着走着就放弃了——人如果想要世俗的成功，就要放弃自己的理想。五十岁的武老师的坚持，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一些人在坚守自己。而或许只有坚守自己的理想，才有机会在岁月流逝后成为自己期望的那个自己。因此，我在博士的第四个年头，没有选择毕业工作，而是选择了出国去看看国际主流的学术研究是什么样的。
第一次见到张燕是在2004年北京饭店召开的第一届 IACMR 大会上，当时她还是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已经发表过很多高水平的研究，回答问题时坦率、犀利、直接，而且神采飞扬，令人印象深刻。2006年第二届 IACMR 会议在南京召开，我在会议上报告了一篇关于集聚效应和区位选择的文章，她刚好是那个分论坛的主席，评点文章的时候她对我的研究给予了肯定和鼓励。2007年，当我想要到海外的学校进行学习交流时，我给她发邮件表达了我想要向她学习的愿望，令我震惊的是，一个小时内我就收到了回信，她说去询问一下院长，又一个小时过后，我就收到了她肯定的答复。她回邮件的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在后来多年交往的岁月里，我一次次感受到她极高的效率。
2007年10月，我到达休斯敦开始了我的访学生涯。到达后几天，我向张燕和海洋报告了我当时做的研究。报告后的第二天早上，她告诉我她一夜没睡着，考虑如何将我做的研究和她的研究融合在一起。我们合作的第一个研究就是关于外资技术溢出的。我的博士毕业论文的主题——集群——和技术溢出是相互联系的概念。这个研究从投稿到发表出来最后历时大概两年，可能有“新手的运气”在其中。2008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在我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面试的前一天晚上，收到SMJ 要求我们修改后重新提交的邮件，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得到顶级刊物修改后重新提交的机会。当时的副主编 Stephen Tallman 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我非常中肯的建议。
这篇论文对我的学术生涯影响巨大。在做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我从张燕和海洋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的学术热情、他们对待研究的严谨态度、他们对待错误的态度、他们的精益求精、他们对他人意见的倾听，等等，都在当时不断刷新我对学术和学者的认知。我抛弃了自己快速写作文章的方式，做研究的速度开始“慢”了起来。虽然同样的时间产生的文章数目减少了，我却开始感觉到自己研究的价值——当把研究中所有需要考虑的因素全部考虑了之后，我开始真正相信自己的研究，相信研究对社会的价值。虽然我们的研究可能并不完美，仍存在缺憾，但这是目前为止在这个问题上所能做到的极致。
在这个过程中我犯过很多错误，失败过很多次，也纠正了很多错误的观念，然后慢慢地开始较为坦然地面对失败——这是我们认识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学术其实是一个和失败为伍的职业，但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我成年累月的思考，99次的结论都是错的，但是第100次，我是对的”。我的学术信念也开始慢慢坚定起来，相信通过努力，我也可以做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我决定在学术之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此外，这篇论文也帮我找到了在高校的工作，同时在入职以后，让我在激烈的高校竞争中，能够静下心来专注于研究的质量，专心提升学术水平，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而不是为了职称的压力尽快发表。这种心态对于后来AMJ 论文的进行其实是很有裨益的。
对于正处于探索和迷茫之中的博士生来说，导师的学术价值取向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努力的方向，导师的为人会影响学生如何看待学术和学术圈，而导师对待学生的方式也会影响他们以后对待学生的方式。我很幸运，在从事学术的初期，遇到武老师、张燕和海洋这些优秀的学者。当我在经历困惑和选择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如果是武老师、张燕和海洋，他们会怎么做？很多时候，答案会自动浮现出来。
学术道路上的感悟
学术道路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以下是我在研究上一路走来的一些感想，未必正确，写出来希望对后来的人有所助益。
用长期的观点看问题
在做选择的问题上，以及如何看待同样一件事情上，选择什么样的视角很重要。当我们用长期的观点来看问题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答案，很多想不通的问题一下子豁然开朗。
常看到很多同学焦虑，原因之一是周围的同学都毕业了。当年我也焦虑过。可是后来想，如果从一年的角度而言，相比于已经成功毕业的同学，晚毕业是“失”。但是从五年、十年的角度来看，晚毕业的同学如果能够产生高质量的博士生论文，即便晚些毕业，却可能获得更好的教职，利用原有的研究基础更快地申请到基金资助，在以后的学术之路上会更加顺畅。如果自己只是早毕业但是并没有真正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反而增加了在高校的压力，减少了在学界生存下来的可能性。因此，重要的并不是博士毕业的早晚，而是在博士期间是否做出了能为未来学术职业奠定基础的研究。如果暂时较慢，那就慢一些又何妨，十年之后回头再看，谁又在意毕业是早一年还是晚一年？这样的想法，虽然有阿 Q 的嫌疑，但确实让我不再焦虑，专心于手头的研究。
其实，做高水平的研究意味着创新，创新就是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自然会遇到很多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花费更长的时间其实是正常的，这样一想，“快”才是特殊的小概率事件。记得博士期间的一次课上，老师推荐我们去读陈明哲教授在AMR上著名的论文，并讲起陈老师上了八年博士的故事。多数人博士上的年头都比陈老师少，但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成就。很多时候，“慢”就是“快”。2017年，在莱斯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海洋提出让Michael Hitt为在场的博士生和青年学者提些建议。Michael 只提了一个建议——“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从内心深处表示赞同。
把生活塑造为适合学术创造的方式
社会学家米尔斯说，学者既是一个职业，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中，包含为了挖掘自己的潜力，把生活塑造为适合学术创造的方式。
在我看来，学术这种生活方式的关键是——保证我们有大块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保证最先做的是最重要的事情，保证把最好的精力留给最重要的事情当中最耗费脑力的事情——真正重要的事情做了，其他的事情完不完成其实关系不大。
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则涉及价值判断。虽然会因人而异，但我觉得应该是真正在进行学术创造的事情。经常听到周围的人(博士生/学者/我自己)这样说，一年又过去了，好像什么都没做。但据我观察，这些人平时都是非常勤奋工作的。那么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做呢？原因是虽然每天都忙忙碌碌的，但真正涉及学术创造的工作并没有显著进展。适当排列研究和生活当中的先后顺序，是学术生活的重要环节。《大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学术研究的不同活动所需要的精力也有差异，原则就是最好的精力用来做最耗费脑力的事情。至于什么是最耗费脑力的事情，更是因人而异。随着思维的深化、问题的解决，同一个学者的不同时期，同一个研究的不同阶段，可能都不相同。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状况动态调整。
作为学者，时间管理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有大块时间的投入。有意识地把杂事放在一起处理，为自己制造大块时间，是很多学者共同的做法。而大块时间的投入，则是为专注创造条件。
专注的力量
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天赋出众、记忆力超群、在学校中成绩最好的人并不一定做出杰出贡献，而思维缓慢、看上去并不“聪明”却能够长时间思考的人却可能做出令人敬佩的成就。我觉得这里的核心区别就是专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一坐下来就能进入状态，而是长时间连续思考之后才能进入真正深度的思考，产生“心流”，捕捉到问题的关键点。持久的专注，可以让研究者察觉到复杂问题背后真正的线索。诺贝尔奖获得者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说过：“多数缺乏自信的人对持久的精神专注产生的非凡力量一无所知，这种脑力的极端化能够改善判断、增强分析、激发有益的想象，像收集火种那样，把在黑暗中探索问题时遇到的理性因素聚焦起来——可以发现那些最微小的精妙联系。”[2]
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潜意识
在研究中，我们经常会被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困扰。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我们思维的局限性。我们的思维可能经常是片面而狭隘的，也可能是零散不系统的，无法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但幸好的是，我们的潜意识会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继续工作。
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潜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克服思维的局限性。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一个困扰很久的问题，在晚上半梦半醒的时候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了解决方案。张燕就很善于利用潜意识，经常听她提起灵光一闪、解决某个问题的趣事。我也经常在洗澡、洗脸、跑步、半梦半醒的时候突发灵感。我想，要想灵感一动，首要的是要先把问题放入脑子里。问题就算当时解决不了，也要开始思考。这样当你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潜意识还会继续工作。
这样的灵感一动，也更多地发生在长时间思考某个问题未果之后。长时间地考虑某个问题，或者在某个问题周边打转，就算是没有解决问题，也仍然是有意义的。很多时候，距离问题的解决可能只差了临门一脚。
是否以学术为业
以前看过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一句话，大意是，人生这么短，为什么要做不喜欢的事情？我深以为然。起初从事学术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文章千古事”，比如“为往圣继绝学”，比如羡慕学者的生活方式，比如希望功成名就，但是当真正以学术为业的时候，我觉得理由应该是喜欢。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也都在追寻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意义。你是否从心底真正认同学术工作所创造的价值？是否想要为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展贡献一点？学术生活是否为你带来快乐？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种工作，每个工作都在为社会提供自己独特的价值，学术只是其中一种。找到自己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方式，无论是学术还是其他。毕竟，只有喜欢，才能真正关心所研究的问题，真正专注进去。
只有先具备了关怀之心才能全身贯注。换句话说，你必须由衷地想去了解一件事物，才会付出全部的心力去察觉它。
——克里希那穆提
不要重复做容易的事情
以前看到一篇介绍余英时的文章，一个记者问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余英时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睡前都要问自己，你今天学到了什么？我觉得作为一个博士生和年轻学者，我们其实每天也要问自己，你今天学到了什么？当完成一个研究之后，要问自己，你从这个研究中学到了什么？当进行新的研究的时候，要问自己，你的研究和上个研究相比，哪些方面是提高了的？
我认识不少博士生，无论是知识基础和研究能力，都很有潜力。但是一段时间过去了，你发现他们虽然发表了不少论文，但是研究水平还在原地打转，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提高(我有段时间也是如此)。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选择——重复做容易的事情。新的研究只是旧的研究的重复。结果论文发表了很多，但对学术的热情就在这重复中丧失了——既没有看到研究的价值，也没有看到自己的进步。很多人忽视了一点，我们评价科学研究，并不是根据这项成果的完成速度来评价，而是根据成果最终的质量来评价。
重复做容易的事情背后有多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焦虑。急着发表，急着毕业，急着工作。而焦虑和看问题的视角有关。虽然创新的研究很难做，花费的时间更长，但是做完之后的收获巨大，那是同样时间重复多个容易的研究比不上的，这种收获不仅在自己研究水平的提高上，而且在学术影响力和自信上。从长远的角度而言，困难的创新研究其实收获更大。
重复做容易的事情的另一个原因是，不相信自己能做出好的研究。科学研究并不是只有聪明、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的人才能走的路——即便最聪明的人，在科学研究中也需要长时间的投入才能取得真正创新的成就。而思维慢或许是大脑的自我平衡方式，思维慢的人可能更适合长时间的思考。哈耶克指出，记忆困难的困惑性的头脑，也可能通过不断的思考做出创新的成就，甚至更有优势。事实上，凭借过人的聪明、记忆力、思维敏捷并不一定能获得科学发现，而通过训练和思考问题的习惯的培养却更有可能有新的发现。
我想，从长期观点看问题、做选择，长期而专注地思考，将自己的生活塑造成适合学术的方式，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就不可能——多花点时间就能做到。
[1] 这部分内容根据作者的回忆写作，涉及当年的人物，可能有疏漏之处。
[2] 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著，刘璐译，《致青年学者：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人生忠告》，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