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见证卓越，亲历变化
张志学
十年，对任何一个人、一个机构，乃至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量的积累。2018年，距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 IPHD(国际博士生)项目迎来首批毕业生已经整整十年了。倒推下来，首批学生的入学时间是2003年。
大约是在2002年秋天，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向国内各大商学院院长发出亲笔信，亲自推介这个项目，诚挚地希望兄弟院校推荐优秀学生加入，这是最初的缘起，如同厉以宁教授本人的风格，真诚而低调。接下来，无非是在北京和上海的几所高校张贴该项目招生的海报，除此之外，这个项目很少做宣传。它就这样悄悄萌芽、开花、结果了。
近些年，人们总是在不经意间注意到这个项目出来的学生：2010年8月，在蒙特利尔的美国管理学大会上，当我们的一名博士生报告完论文之后，长居海外的人士激动地当场表示“你们真的让人骄傲”;2015年6月，在南京大学举行的《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为“利用基于中国现象的研究发展理论”的特刊举办的工作坊上，在我们的两位博士生用英文报告自己的研究之后，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的一位专家问我们是如何培养博士生的，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他说“你们应当将这个经验介绍给同行”;2016年2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本土经管博士缘何屡获海外教职”的署名文章，报道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博士生赴海外大学任教几乎成为常态，其中特别提及了光华管理学院全英文授课的IPHD项目。
其实，早在2006年，光华管理学院就开始资助博士生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使得博士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讲论文成为常态。如今，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已经将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当成学术修炼中的固定日程表：每年12月份大家都会特别忙碌，因为要赶次年1月美国管理学大会的投稿截止日期；每年3月份，不少同学会获得大会录用论文的通知，开始整理自己的报告，在所在研究小组中预演；每年8月份，他们又会去美国或加拿大的美国管理学年会上报告论文，回到校园后彼此讨论这次收到了什么样的反馈，在会议期间与哪些学者进行了交流，未来可能与谁有什么合作，如此周而复始……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2018年。从2008年的首届毕业生开始，十年来，光华管理学院的IPHD项目始终以美国主流的管理学博士生项目的标准培养学生，使得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成为同学们的坚定志向，也使得他们习得了成为优秀学者的素养，而这些，远比文凭和学位本身重要得多：让具有良好学术潜质的学生找到终生志向并为之孜孜不倦，这正是这个时代的高等教育需要强化的精神。
光华管理学院为什么要开创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是如何运作的？项目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在此首先分享一下自己对于世界顶级商学院教育方式的理解，以及我所见证的光华IPHD项目创办的历程；接下来，各章的作者(他们都是在这个项目中毕业或者在读的博士生)将从不同的侧面做出各自的解读。我们全部的分享，将汇成一个系统的答案：如何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讲述中国故事。
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很多大学陆续恢复或建立商学院，最早从培养企业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开始。到了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工商管理硕士(MBA)专业学位，1 9 9 1年首批9所院校开始招收MBA学生，这成为中国MBA 教育的起点。十多年后，国家又批准了若干院校开展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教育。于是，自9 0年代开始，中国大学的管理学院或商学院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彼时的相关师资大多来自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学者，尽管这些学科与工商管理密切相关，但他们与以美国著名商学院为代表的世界顶级商学院在教学理念和培养模式上尚存在很大的差别。为了确保MBA的教学质量，一些商学院开始聘请海外的学者执教 MBA 课程，一些海外华人也被邀请到国内举办各种师资培训班，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为代表的几所著名商学院则开始全面地与国外的商学院开展交流和合作。我的感慨由此引发。
冲击：在凯洛格商学院的访问
唐纳德·雅各布(Donald Jacobs)在1975—2001年担任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并将这所商学院打造成为世界最顶尖的商学院之一。西北大学校长、教育家莫顿·夏皮罗(Morton Schapiro)这样评价他：“唐纳德·雅各布是凯洛格、西北大学乃至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者。他对当下由丰富的MBA课程、卓越的博士生项目和集中的高级管理人才培训组成的商学教育模式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雅各布院长便在全世界寻找优秀的合作伙伴与凯洛格商学院合作办学，相继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雷卡纳蒂商学院、中国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加拿大约克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和德国法伦达尔WHU管理学院形成亲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广凯洛格的国际教育模式。1998年1 0月，雅各布院长率团访问光华管理学院，两院共同签署了 MBA 教育合作项目协议，此举后来被誉为“完成了美国顶级商学院与亚洲一流商学院之间的一次跨越海洋的握手”。此后，凯洛格商学院与光华管理学院的合作不断加强，开展各类学术交流和项目合作，1998—2003年间，光华有三十余位教师曾到凯洛格访问交流。这项交流计划大大促进了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学水平。
我于2000年6月上旬加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此之前，我在内地和香港的院校所进行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均与心理学相关，尽管到管理学院来从事组织行为或者领导学研究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从纯粹的社会心理学转到组织管理研究上来，还是面临困难和挑战的。这一点我在后面再谈。
得益于光华管理学院与凯洛格商学院的合作计划，我非常幸运地被学院选派，于2001年9月至2002年3月在凯洛格商学院访问。这期间我经历了两个完整的学期，即秋季和冬季两个短学期(quarter)。我在每个学期都选了两门MBA课程和两门博士课程。我经常开玩笑地说，我在凯洛格期间，差不多又修了一遍博士学位所需要完成的课程。通过体验和引入凯洛格商学院针对 MBA学生和博士生的训练，我从中体会到一流商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之间的紧密联系。
2001年9月中旬秋季学期开始，我选修了Jeanne Brett 教授针对 MBA 学生的谈判课程，课上包括我在内共有30名学员，来自美国、欧洲、亚洲和南美不同地区。每次谈判课都从真刀真枪的模拟谈判开始，有一对一、二对二、多对多等不同形式的谈判。我们通常在一周之前拿到谈判材料，包括双方共享的资料，以及自己的秘密资料。阅读两种资料之后，谈判各方要完成自己的准备文档(preparation document)，确定己方在各个事项上要达到的目标、预估对方的目标并制订相应的备选方案等。谈判有时在上课期间完成，有时则需要利用课外时间完成。学生完成谈判后，将达成的协议张贴在教室四周的墙上，此时J eanne会引导大家进行课堂讨论，学生分享自己在谈判过程中的行为、策略和感受。针对学生的发言，J eanne提供相应的研究结果和发现，其中多数研究都是出自她本人，而且很多是出自她已经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过的论文。由于谈判结果是可视的，而准备充足与不充足的确影响谈判收益，因此我与其他的同学一样，对待每次模拟都特别认真。而教授引导的分析和提供的研究发现，的确让我们醍醐灌顶，慢慢地掌握了谈判之“道”。
在2002年1月初开始的春季学期上，我选修了 Keith Murnighan 教授为MBA开设的谈判课程。与Jeanne注重分析谈判情境中的行为过程不同，Keith则是从博弈论和行为决策的视角分析谈判策略。他从最初的博弈游戏逐渐过渡到多事项谈判。临近整个课程的尾声，Keith 利用两次课让学生模拟美国曾真实发生的一次事件，把MBA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分别模拟校董和教师工会进行谈判。学生在谈判时，他、助教和我在中央监控室观看每个房间中进行的谈判的全过程，Keith细心观察、记下各组在某个时间出现的行为以及有趣的表现，并向我和助教解释。我就这个案例向Keith请教了不少问题，他不仅耐心解答，而且提供了很多额外的资料。我阅读了MBA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提交的准备文档，每份文档约30页，均非常详细地列出了要谈的问题、自己的观点、谈判的人员安排，并分析了对方的观点、可能出现的问题等。在最后一次谈判课上，Keith给学生放映了他们过去两周谈判的录像剪辑，包含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片段。当然，他也针对各组的表现提供了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在总结课程时，Keith 让学生汇报本学期从这门课上学到的谈判技巧帮自己赚了多少钱，有个学生居然说赚了12万美金！不过，这还不算最多的，据说曾有学生称这门谈判课帮自己赚了300万美金。教学与实践如此紧密地结合，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商学院的教育，难道不理当如此吗？
彼时的我，虽然资历浅，倒也不是毫无经验。我在香港工作期间曾深度接触华为公司，这让我对教学相长有了深刻认知；此外，在北京师范大学多年学习和教学的经历也让我对教学技巧有所掌握，入职光华第一年便获得北京大学2000—2001年度的优秀教学奖。尽管如此，凯洛格商学院几位教授的 MBA 教学还是带给我巨大的震撼。凯洛格商学院的 MBA 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而且都在优秀企业中任职，具有丰富的运营和管理经验。怎样才能让这些重新走进校园的优秀管理者觉得学有所值、学有所获，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在中国，管理学曾与心灵鸡汤一样热门，行色匆匆而又野心勃勃的人们在机场书店买各种成功秘籍，以为这就是管理学；各行各业的人们也都侃侃而谈管理与领导，仿佛只要在企业里做过，或者会讲故事、口才流利，就能讲管理学。Jeanne 和 Keith 两位教授的MBA课堂，完全不是简单地讲授管理常识，而是淋漓尽致地启迪学生开阔思维，同时又基于学术研究将学员的课堂讨论即时归纳出理论当场奉还给学生，而精妙设计的课堂活动使得学生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这才是国际一流的商学院教学模式，它令学生真正懂得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和深刻意义所在。
凯洛格的博士生研讨课同样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启迪。秋季，我选修了Leigh Thompson教授的“微观组织行为”(Micro Organizational Behavior)博士研讨课，涵盖了组织行为领域从个人到团队的重要知识话题。每次课聚焦一个主题，如个人决策、团队过程等，通常有四到五篇必读文献，也包含若干篇选读文献。Leigh在每次课的开始，高屋建瓴地将所指定的几篇阅读材料贯穿起来，介绍理论的起源和演进。之后，她训练大家将几篇阅读文献中的主要概念画在一张图上。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有些是既有文献已经探讨过的，而另一些则非常有趣且既往研究并没有探讨过。这种研讨方式既让博士生了解了每一个重要话题的脉络和重要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又启发了他们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我后来发表在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上关于交互记忆系统的论文，就是在Leigh的课堂上受到启发而逐渐发展出来的研究。
在冬季学期，我选修了每周二下午 Katherine Philips 教授主持的针对组织管理博士生的“组织中的群体行为”(Group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课程，以及每周三上午Alice Tybout教授主持的针对市场营销博士生的“消费者的信息加工”(Consum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课程。每门课每周的阅读材料有100—200页，Kathy要求参加者在上课前一天下午四点之前将讨论的问题放在专设的课程讨论区里，这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仔细、及时地阅读文章并提出问题。博士生的研讨课通常只有五六个人，如果不提前认真阅读文献，研讨时根本无法发言。我那时每个工作日都在为下一周的两门博士生研讨课做准备。这门课上布置的阅读文献中就有徐淑英 (Anne Tsui)教授等人1992年发表在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上关于 Relational Demography(关系人口学特征)的论文，是这门课程中唯一由华人学者发表的论文。其中一次课由 Keith主持讨论群体规范的研究。他没有直接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而是启发他们思考什么是群体规范。针对学生的讨论，他画龙点睛般地解答了这个看似简单却又非常复杂的难题。那一周，需要预习的几篇阅读文献都是他的作品，他介绍了每篇文章的起源及与合作者的讨论，还让自己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与大家一起研讨并分享心得。Keith的行为颇有意思：博士生在讨论问题或提问时，他常常在纸上画画，看似心不在焉，但到关键时刻总会抬起头来准确地解答学生的问题。他拥有常人当中罕见的敏捷思维。有一天下课后，我给 Keith 发去邮件，表示对他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并希望读到他更多相关的文章。他很快将自己的学术履历发给我，让我从中挑选出一些感兴趣的文章。我记得那时他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已经有80多篇，仅仅在2002年投出去或准备投出去的论文就多达12篇。他很快将15篇论文的抽印本(reprint)交给我。这门研讨课的某一次课是由 J eanne 主持的，她带领大家讨论一篇发表在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上有关冲突的论文。她根据论文中报告的统计数据指出其中的问题，认为评审人没有发现这些问题，作者也没有讲清楚。J eanne 让几个学生在黑板上各自用图画出各个假设，然后逐一点评。最后她带领大家讨论了一篇已经被某顶级期刊接受发表的论文，是她的学生与人合作的，而这个学生已经在某知名大学获得终身教职。她再次指出文章中存在的概念含糊的严重瑕疵，并开玩笑地说看完这篇论文后恨不得把这个学生的博士学位收回来。这些教授的思维非常缜密犀利，与他们交流真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Jeanne和Keith两位教授对我的学术影响非常大。多年来，我和Jeanne 教授合作发表了六篇论文，与两位教授共同合作的论文2017年年底发表在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上。本书中姚晶晶的随笔就是关于这篇论文的回顾。遗憾的是，这篇论文被接受的时候，Keith 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在修改这篇论文的过程中，两位教授总是及时回复，再次让我领略到世界一流学者的做事风格。当 Keith 重病时，竟然还像往常一样回复邮件。后来Jeanne私下给我发邮件说Keith已经重病住院了。看到邮件时，我在办公室里潸然泪下，并回忆起我们之前共度的最后的时光。2016年1月下旬，Keith和我在光华的深圳校区给光华-凯洛格EMBA项目的学生上课，他上前面两天半，我上后面两天半。此时，Keith 已经得绝症几个月了，但还是向凯洛格商学院的院长要求自己去世之前正常授课。1月22日，我在他课程结束时与他一起吃午餐，他谈笑风生地讲起当年做伦敦四重奏乐队研究时的趣事。他最后对我说：“志学，我活不久了，你继续努力。”我到楼下目送他乘车去香港。他原本计划在香港科技大学继续完成凯洛格商学院与香港科技大学 EMBA 项目的教学，但到那里不久就倒下了，只好紧急返回美国。
在Alice的研讨课上，Brian Sternthal、Bobby Calder 和 Angela Lee 几位著名教授也都参加了。当Alice主持讨论时，另外几位教授则向学生提问，学生回答之后，几位教授再谈自己的经验和看法。记得某次研讨课由Brian主持，他从方法、理论建立、实验技巧等方面分析了那一周的几篇阅读文献，总结出每篇文献的主题，并展示这几篇文献是如何逐渐演进的。另外一次课上，Bobby教授先花了一个多小时讲解态度理论，随后一位来自中国的二年级的博士生向大家介绍她与Bobby和Angela两位教授合作的研究，几位教授和博士生当场提出了很多问题。在凯洛格商学院，博士生从二年级起便开始与教授们合作，所合作的研究往往是在教授主持的研讨课上逐渐发展出来的。在探讨过程中，当你提出某个观点时，别的同学就会提出质疑，如果想不清楚的话，就很难继续下去。此外，博士生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文章进行点评。有时教授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供大家评论，博士生的点评使教授承认自己也有没想到的地方。
我在加入光华管理学院之前，一直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进入管理学院之后，很长时间都处于从社会心理学转到组织管理研究的困惑期。访问凯洛格商学院之后，我发现组织管理系和市场营销系的不少教授的背景都是社会心理学，他们能够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与管理相关的研究中。凯洛格商学院的学者在谈判、团队和消费者决策领域做出了学界公认的成就，以至于在谈判领域很难找到一篇不引用凯洛格商学院学者文章的论文。更难得的是，他们将原创的谈判研究开发成针对 MBA 和企业高管的课程，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谈判训练基地，也影响了全球很多知名商学院的谈判教学。
一些人认为研究和教学是相互冲突的，然而，在凯洛格商学院，我看到二者是协同的。我将其成功总结为如下的闭环系统：国际一流的教授队伍，吸引到聪明好学的博士生，高水平的博士生研讨课程又促进了师生之间的合作研究，而教授的研究往往源于实践中的问题，从而使得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能够引发学生的共鸣。在凯洛格商学院，从事行为科学研究的教授队伍可谓群星璀璨、大牌云集，他们既从事严谨的实验室研究，又与现实商业世界紧密联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研究的严谨性与现实的关联性并举，这又使得他们吸引到更好的教授和博士生加入，学术上不断推陈出新，使得学院的教学项目也更加卓越。
可想而知，我在学术研究上受到怎样的震撼。2000年，我加入光华管理学院的时候，已经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过论文，而且自信地认为今后还会有更多的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发表。然而，近一年过去后，2 00 1年夏天我的心态完全变了。来光华访问的徐淑英教授介绍我到香港科技大学参加了她为中国内地学者举办的管理方法研讨班，之后又介绍我参加了美国管理学年会中的青年学者发展营(junior faculty consortium)。也是在那次年会上，我参加了徐淑英教授主持的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成立大会。在上述几个场合，学者们讨论的全是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之类的国际顶级期刊，而周围来自世界各地、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学者们都渴望在这些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在交流中不停地向资深学者讨教。而我，如果还满足于在SSCI期刊上发表文章，就实在太不“开眼”了。可以说，那个夏天的经历让我立志要在高水平的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然而，这条路是艰难的，我一直在苦思冥想从哪些题目上突破。2001年9月初，在访问凯洛格商学院前夕，我向徐淑英教授报告自己的计划。她让我把问题想清楚，并且要聚焦。她提醒我，即便当年就将论文投出去，最快也要两年后才能被国际一流期刊接受，因此必须要想清楚今后六个月的工作计划。那时我已经认识徐老师有一年了，尽管过去一年我与她讨论了很多，但显然在研究上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徐老师此言其实是在委婉地批评我。我到达凯洛格商学院后，向徐老师兴奋地汇报自己的选课情况，她则提醒我不要选课太多，让我更加专注于研究，而非仅仅去那里上课。一个月后，她又主动写信询问我的近况，我则向她报告了自己跟Jeanne Brett 教授学习谈判过程中的心得和感受，并觉得自己的社会心理学背景似乎适合谈判领域的研究。徐老师让我与J eanne 讨论谈判中的回报谨慎(reciprocation wariness)问题。我立即查找这方面的文献，由于这个概念涉及人际互动中的预期(即人们担心在人际交往中被他人利用，因而要在回报别人的恩惠时小心谨慎的一种信念)，我立即意识到回报谨慎对于谈判过程一定会产生影响，便开始思考谈判者的回报谨慎对谈判者的动机倾向、谈判行为及谈判结果的影响。由于当时J eanne的课仍在持续，我便结合自己与外国学生谈判的经历，思考理论架构，初步提出研究团队成员(group membership)以及回报谨慎对谈判的影响。为此，我专门约J eanne 讨论，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针对我的研究计划提出若干宝贵的意见，并建议每个假设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如何操作、数据的分析水平、用何种统计方法检验谈判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等，她还把自己手头的研究材料和文献给我参考。直到我2002年3月中旬回国前夕，我一直在与J eanne探讨，最后一个月几乎每周五都见面讨论。离开西北大学回国的前一天下午，我给J eanne 展示了我回国后的研究计划，其中列出了八项课题，我逐项向她请教是否有潜力、是否值得做，她觉得大部分都非常有意思、值得做。我们由此确定了今后的合作关系。
访问凯洛格商学院期间的另外一件事情也让我深有感触。2002年2月底3月初，我应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系彭凯平教授的邀请赴伯克利访问。其时恰逢他们心理学系举行博士生开放日，邀请那些已在面试中被教授们选中且有意来伯克利攻读博士的学生前来参观。要知道，这些学生通常也会得到美国其他顶级博士项目的邀请，心理学系举行这个开放日旨在帮助申请人更好地了解本校的学术环境和特点，有助于促进那些优秀的人才最终选择本校。候选人来访期间，除了聆听系里的教授介绍学术发展之外，还会与教授以及往届高年级的博士生见面，获得更为真实的感受。我出席了心理学系社会心理学组为博士申请人举行的招待午宴，晚上则参加了该组著名学者Shelton Zedeck教授的家宴，依旧是为了招待博士生申请人，在读的博士生和教授们也都作陪。这些即将攻读博士的年轻人，通过入学前的校园访问，能够精准地了解自己是否适合该所大学。这并不是个案，这样的良苦用心在国际顶级博士项目中普遍存在。这也恰恰验证了我在前面总结的凯洛格的成功闭环：对于学术机构而言，伯克利的博士生开放日是获取和保持国际学术竞争力的重要一环。
变化：光华创办IPHD(国际博士生)项目
仅有感受是远远不够的。幸运的是，我所在的光华管理学院在感受到差距后，动真格地奋起直追了。
这一追就是十年。其实，光华管理学院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都保持着全方位的进步，学术水平的持续提高支撑着这种全方位的改变，而学术水平是一流院校的立身之本。学术水平的提高首先需要提升师资：让教员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有共识，并提供适宜人才培养、引进和发展的环境；而只有一流师资和一流的学术水平，才能吸引一流的博士生。光华管理学院的IPHD项目，就诞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提到光华的IPHD项目，就必须先了解创办者徐淑英教授的履历。这位学术界杰出的华人女性，出生于中国上海，幼年时移居中国香港，后赴美留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先后在美国的几所大学任教，并获得终身教职。1995年，她回到中国香港，担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的创始主任。一路走来，她的学术成就在国际管理学界享有盛誉：1992 年发表在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上的论文，使她荣获 1993 年组织行为杰出成就奖和 1998 年的学者成就奖；1997 年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上的论文，使她荣获1998年美国管理学会最佳论文奖和人力资源领域学者成就奖；1993—2003年全球商业与经济领域被引用排名第87位，1981—2001年管理学领域被引用排名第21位，1981—2004年被引用排名第49位。她在1996—1999年间担任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的主编，也是该刊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不在美国本土大学任教的主编。这是一位特别致力于培养中国本土后辈的师长，1998年，她在香港科技大学创立了恒隆企业研究中心，先后举办了多期“中国企业管理研究方法培训班”，为中国内地培养了几百名组织管理研究学者。
2000年9月，在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的邀请下，徐淑英教授来到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术访问，为光华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开设管理研究方法课程。当时我正处在从社会心理学向组织管理研究转型的困惑期，经常向徐老师请教。她非常热心地指导我们这些青年教员，并想办法为我们多提供机会，例如前述的进入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国企业管理研究方法培训班”、参加美国管理学年会中的青年学者发展营，等等。从2002年开始，徐老师作为特聘教授每年定期到访光华管理学院，并给硕士生和博士生们上研究方法的课。她工作非常投入，从早到晚都不离开办公室。2003年北京爆发“非典”，光华一度停课，当时接受邀请来光华任教的海外教授纷纷写信推迟一年到访，而徐老师为了完成预先安排好的课程，如期在5月底来到光华，直到7月初完成全部教学任务后才离开北京。徐老师在正式受聘光华之后，着手开始有关中国管理研究的全新领域：除了开创IPHD项目，她还创办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以及学会的英文国际学术期刊《组织管理研究》(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这个学会和这份刊物目前已经成为凝聚全球中国管理研究领域学者最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
关于徐老师的介绍暂时先到这里。继续前述，我于2002年3月17日结束在凯洛格为期半年的访问回到北京，第二天下午就到光华向徐老师汇报我的巨大收获和受到的冲击。我告诉她，自己感到凯洛格商学院不仅仅有世界一流的MBA和EMBA项目，印象更深的还是那里极高水平的博士生项目。访问期间与我相识的组织管理方向的几位博士生和博士后，进入了诸如哈佛商学院、哥伦比亚商学院以及加州伯克利大学、密歇根大学、多伦多大学等著名大学的商学院任教。相比之下，国内的博士生项目训练强度太小，博士生没有阅读精选出来的经典文献，课堂上还像中学生那样被动地听课，缺乏师生互动和研讨。此外，博士生的待遇太低，奖学金与那些没有攻读博士的同学的薪水相比低了很多，不少人迫于生活的压力，上课之余从事兼职工作赚些外快。由于缺乏高水平的训练，学生在学术动力和能力上都有很大的欠缺，就这样熬完博士三年，有些人毕业之后就去政府机关或者企业工作(尽管他们或许也曾坚定地怀有学术抱负)。
一周之后，当我再见到徐老师时，她竟然说准备向学院申请经费做一个国际标准的管理学博士项目！我不由得又惊又喜。到了4月上旬，徐老师发给我一份她用英文起草的国际博士生项目(International Ph.D.Program)的建议书，提出按照国际标准培养博士生，还特别提到要给这个项目中的博士生提供比当时普通博士生高得多的补贴，以便他们安心读书和做研究。当我把这一章的初稿发给她审阅时，徐老师回顾了她当年休假时在光华管理学院开设的管理研究方法课程。她把这个课程看作IPHD项目的“序曲”。她发现那时光华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就已经能够适应她的全英文授课。她在香港科技大学和美国的几所大学都给博士生开设过这门课，每次课或者每个话题通常有六到七篇阅读文献。她让光华的学生阅读两到三篇。当时对于那些学生来说已经很有挑战性了，不过他们还都能够应对，所以徐老师从那时就看到光华管理学院已经具备办一个像美国大学中的博士生项目那样的条件和基础了。这样一个争分夺秒制订出来的方案，受到院方的高度重视，我会永远记住那一天：2002年4月19日下午，光华管理学院召开教员大会，会上正式宣布将实施国际博士生项目，设立组织管理、战略管理和市场营销三个方向。5月13日上午，徐老师召集张维迎、涂平、武常岐等多名资深教授讨论国际博士生项目的具体课程设置，时任副院长的张维迎教授邀请她担任该项目的主任，而徐老师则当场指定我作为她的助理。
根据项目规划，该项目实施全英文授课，并提供比普通博士生高得多的待遇，光华在组织管理、战略管理和市场营销三个专业方向上从此实施普通博士和国际博士双轨制。为了不与普通博士生项目发生冲突，光华还明确规定国际博士生项目不占普通博士生项目的名额，这在当时是颇有远见的。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IPHD项目的设计。学生入学后的前两年需要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刚一入学，就会有一到两位教员担任他们的研究导师，帮助他们从一开始就学习如何开展实证研究。第一、第二学年结束时，学生必须要完成一篇学年论文，所有人带着论文参加一个论文展示比赛(poster competition)，将论文贴在展板上。多位教员听取学生介绍自己的论文，并给予评价和反馈。最终从组织管理、战略管理和市场营销方向上各评出一位获奖者，学院为获奖者提供一定数量的奖金。完成两年的课程学习之后，学生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综合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通过综合考试之后成为博士候选人。读者可以从本书作者的随笔中了解到IPHD项目的具体运作以及他们的体会。
从2002年5月底开始，我便根据徐老师的计划书撰写具体的项目规划，6月下旬与徐老师讨论项目的招生宣传工作。我们需要在7月上旬将广告文本交给设计公司，7月下旬印刷出来寄往我们选定的院校。这些工作主要由我来承担，作为一个年轻教员，教学任务非常繁重，同时，正如我在前文中所说的，我在研究上也存在困惑和极大的压力。当时学院人手少，机构不如现在这么齐全，资源配置也没有制度化，往往在我上完课后，又被通知去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会议之后还要撰写必要的文案。虽然我对国际博士生项目充满热情和向往，但由于时间和精力上的限制，尤其加上研究上的压力，经常感到心力交瘁。我记得有一次梦见自己到美国进修，周围人的研究做得特别好，而自己却什么成果都没有。醒来时一身冷汗，凌晨又跑到办公室工作。这反映了我那段时间因非常忙碌而无暇顾及研究的焦虑。面对工作上的巨大压力，我给张维迎教授写邮件，请求学院给予资金和人力支持。学院为了缓解我的工作压力，委派在院长办公室负责外事工作的王冬霞女士帮助我开展工作，给了我很大的支持。7月1日下午，经我牵线，Keith Murnighan 教授来光华给 EMBA 学员授课，晚上偕夫人出席了徐淑英教授主持的工作晚宴，席间大家均认为国际博士生项目对于光华将来培养学界精英至关重要。在那次晚宴中，大家一致建议将项目名称简称为IPHD，从此光华就多了一个独特的博士生项目名称，并且很快在学院内传开。Keith答应将来给这个项目的学生上课，两年后他的确又来学院给 IPHD 项目的学生做讲座了。
对于IPHD项目这样一个新鲜事物，光华的领导们非常支持。时任院长厉以宁教授特别关注到这个项目的学制：如果属于硕博连读，就应该是五年；而如果仅仅是博士，在北京大学则是三年制，但我们当时定为四年制。我于是又去咨询时任副院长并主管本硕博项目的朱善利教授。他觉得由于申报IPHD项目的学生可能是本科起点，因此至少需要四年才能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习，建议学制定为四年，延期毕业的费用则由学生自理。由于这个项目的申请者可以是本科生，也可以是硕士生，那么学生入学考试时究竟参加硕士还是博士的考试呢？我又去求助朱善利教授和负责硕博项目的教务人员，最终学院与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商议后决定实施双轨制，即本科起点的申请人参加硕士入学考试，硕士起点的申请人参加博士考试，录取后都以博士生的名义培养。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学制三年，这些学生可延长一年。本科生起点进来的学生属于硕博连读，学制则是五年。经过这番细致的人性化和学术规范处理，使得项目既符合北京大学的规定，又体现了国际博士生项目的要求。最终，IPHD项目第一届录取的七名学生中，既有本科起点参加硕士统考的，也有硕士起点参加博士统考的，还有从本科面试推荐的。我与王冬霞在7月底将 IPHD 项目的小册子定稿付印。8月上旬，光华管理学院信息技术中心的负责人吴安及其团队帮助制作了 IPHD 项目的网页。10月上旬，我们又印出 IPHD 项目的海报，便于更大范围的张贴和发放。我们安排将IPHD项目的手册和海报寄往若干所商学院，并附上院长厉以宁教授的亲笔签名信，详细阐述了光华创办IPHD项目的意图，诚邀各个商学院推荐学生报考这个项目。我又安排组织和人力资源方向的在读硕士生们在北京和上海的几所高校张贴海报。今天回过头来看，北京大学相关领导和同事、光华管理学院的领导们、行政系统的同事们以及参与的学生们给予了极其慷慨而高效的支持。大家都怀着美好的愿望和激情，希望学院培养出学术卓越的学生，扩大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为了让尽可能多的潜在候选人了解该项目，我们还仿照我在前面提及的加州伯克利大学心理学系的开放日，于11月29日在光华管理学院举行了首次招生信息发布会(information session)。我介绍了 IPHD 项目的由来、目标、课程设计、教授阵容以及报考程序等，有一批学生当场表示了强烈的兴趣。12月中旬，徐淑英教授与我共同面试了由秀军，她从此成为 IPHD 项目的高级行政主管。一个小的花絮是，面试结束后我们让小由提出她希望的薪酬，她提出的数额比我们预期中低了很多。由于这个项目是全英文授课，将有大量外国教授前来，学生在初期会很难适应，作为该项目的行政负责人，可以想象她的工作量将会有多大。最终我们决定提供给她远高于她预期的薪酬。这也显示出当年光华创办IPHD项目的决心：不只是找到最好的师资和学生，更要不惜成本保证每个岗位上的人都是合适的人。
自2003年3月开始，我们陆续面试了IPHD项目的申请人。我们当时要求学生英文很好，有TOEFL或者 GRE 成绩者优先。可想而知，适合这个要求的人选并不多。在选择学生时，我们特别注重考查学生对于研究的兴趣以及从事研究的潜力。我们给学生提供一篇顶级期刊上的论文，让他们单独阅读一个小时，之后至少两位教员用英文与其讨论这篇论文，顺便了解这个学生过去的学习情况、未来的打算等，对个人优缺点进行评估，尤其看重候选人的学术动机和学术志向。当时有曾在北京大学交换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申请加入，但该学生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并没有显示出明确的学术动机，因此我们并没有录取他。有的学生英文和专业素养都不错，可是在面试中却表明毕业后会到企业中去工作，最终也没有被录取。当时光华管理学院的本科生邱静，已经被保送到组织和人力资源系读硕士，她连续三年位居班级第一名，TOEFL 考了6 5 7分，而 GRE 则考了满分，在校园内被传为佳话。我劝她转到 IPHD 项目中来，她自己也表示有兴趣。于是我立即给涂平教授和徐淑英教授打电话，他们两人也觉得这样的学生适合IPHD项目。我立马又通知邱静第二天参加面试。第二天上午，我们安排邱静阅读一篇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上的关于领导力对企业业绩影响的论文，之后，徐淑英教授、孔繁敏教授和我共同与她讨论这篇论文。邱静虽然没有学过组织行为学，但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却做出了非常到位的回答，英语口语也特别出众。我们觉得这样的学生如果受到好的训练，今后将会成为非常优秀的学者。邱静是IPHD项目第一届的学生，目前担任埃森哲(中国)研究部总监，带领团队从事商业趋势方面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
到了2003年5月下旬，北京仍是“非典”肆虐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第一届学生的录取工作。后来徐老师从香港打电话给我，跟我讨论几个月后首届学生的课程设置和学习要求等。2003年9月8日上午9:00, IPHD项目开学典礼举行，张维迎教授和前来光华访问的彭凯平教授等纷纷致辞，欢迎首届的七名学生(其中六名是本科起点，一名是硕士起点)。他们入学之后，就开始接受类似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培养方式。与中国传统的导师制不同，IPHD 项目采取指导委员会制度，鼓励博士生不同学期或学年接受不同教授的指导。尤其重要的是，参与IPHD项目的教授，并非局限于传统的“博士生导师”，而是尽可能让学术研究表现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参与到培养过程中来。
2003年秋季，徐老师离开香港科技大学到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任教，我们经常通过电话就IPHD项目的进展进行沟通。开学后第一周我开始给同学们讲授“管 理 研 究 方 法”(Seminar on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in Management)，课程是全英文的，互动性很强，对于教员和学生都是一种挑战。为了确保教学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准备课程所花的时间比中文课多了不止一倍，而且会在课后听取助教的反馈和建议。我清楚地记得，课程开始刚刚三周，由于采用英文讲授，每周学生们仅这门课上需要阅读的文章和经典的方法论作品就至少上百页，这些大部分都是本科毕业的学生，在本科时期基本上没有接受过研究方法的训练，也很少阅读英文论文或者经典章节，他们感到课程太难，个个情绪低落，有些学生甚至写信希望老师用中文授课。为此，我专门召集学生们见面，教他们如何尽快地阅读一篇论文，如何把握论文的主要论点，并告诉他们只要能够读懂论文就不要太关注文中的英文生词(那时不少学生边阅读论文，边拿着“快易通”查询生词，这样既干扰了对于文章整体立意的理解，阅读速度也慢)。我还专门挑出两篇论文作为示范，引导他们如何快速阅读。沟通的效果立竿见影，学生们很快就能够轻松地阅读英文论文，并抓住文章的要点了。随后的课上，大家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文献的讨论，课堂氛围迅速热烈起来。此外，我每隔两三周就用中文做一次集中辅导，有时还召集学生一起吃午餐，了解他们学习的进展和困难。
徐老师始终与我保持电话沟通，传授英文教学经验。她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创办人，更是最给力的哺育者。她虽然身在海外，却一直在为 IPHD 项目工作，包括思考并解决项目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联络并说服海外教授到光华给IPHD项目授课，等等。例如，第一届 IPHD 项目开办的那个学期，除了光华的许德音、孔繁敏和我等教授承担不同课程的教学工作，彭凯平教授也在光华访问并给学生们上课。从那个时候开始，光华决定每月为海外来访的教授支付较高的报酬。尽管如此，愿意每年来光华授课几个月的海外教授也还是很少的。在徐老师的建议和光华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越来越多的海外知名学者先后来光华给IPHD项目授课，包括陈昭全、陈晓萍、王晓田、赵志裕、康萤仪、罗胜强、谭劲松、邹绍明、陈宇新、Marilynn Brewer、Jay Barney、Jeffery Reuer、Peter Golde等，前来做讲座的海外教授就更多了。徐老师一旦回到光华，就会第一时间召集学生和教员见面，听取师生对于项目的反馈和意见。有时她会到某个教员的课堂上，听取学生个人或者小组报告研究计划，并现场进行评论或者提出建议。
学生接受了高强度的专业训练后，也开始参与国际交流。从2006年开始，得益于光华管理学院启动的博士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资助计划，IPHD 项目的学生开始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现场宣讲论文和做报告。此后，学院进一步支持这些学生到国外访问学习一年，这些学生通过与国际知名教授的合作，完成了高质量的研究，他们得到的训练及其素养获得海外合作教授的高度认可。
硕果：IPHD项目的成效及影响
光华管理学院的IPHD项目通过对博士生进行高强度的学术训练，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也逐渐在研究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08年夏天，战略方向的博士生曾玉萍赴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商学院任教，开创了光华管理学院培养的博士赴海外大学任教的先河，也是中国本土商学院首位博士毕业生赴美国大学任教。曾玉萍在2016年成为该校的终身教授。她是在 IPHD 项目创办的前一年进入光华管理学院学习的，她与 IPHD 项目中的博士生们一起学习了很多课程。
曾玉萍接受的培养与国际主流的规范是一致的，也体现了那个时期光华博士生项目的培养理念。她的导师武常岐教授告诉她，博士毕业论文要做前沿的研究，遇到困难要向系里和院里的其他老师请教，如果还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以请教校外乃至国外的教授。当时她在做论文的过程中，战略管理系的青年教师许德音博士和周长辉博士、商务统计系的王汉生博士，都给过她无私的帮助。进行论文的预答辩和最终答辩时，香港大学的陶志刚教授受邀担任答辩委员会成员。武常歧教授曾说：“导师不可以把学生当作自己的财产，更不应以‘老板’自居，让学生成为劳动力；导师最主要的责任某种意义上是为学生服务、引导他们成功，包括论文指导、推荐出国，当然也要严格要求学生。”曾玉萍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啤酒行业的横向并购，武常岐教授就帮助她去青岛啤酒集团协调调查研究，但也要求她聚焦于学业，不许在外面兼职挣钱。从这里可以看出，光华之所以能够成功兴办IPHD项目，是因为大批教授和博士生已经具备了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理念。
曾玉萍为IPHD项目的学生以及光华管理学院所有的博士生树立了榜样。自她之后，从 IPHD项目中毕业的多位博士先后赴荷兰、澳大利亚、英国、韩国、法国、日本等地的知名大学任教。自2008年以来，光华管理学院组织管理、战略管理以及市场营销方向的博士毕业生，在中国著名大学任教的有近50位，他们以其优秀的研究和教学表现成为所在商学院的中坚力量。此外，当时在光华攻读学术硕士或者硕博连读的学生，也在IPHD项目中接受了训练，他们当中有一批获得去美国名校攻读管理类博士的机会，包括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多伦多大学商学院、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哈佛商学院等，这些学生毕业后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地的著名商学院任教，累计也有近二十人。他们的成长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IPHD项目的影响。
相比国内很多管理学院，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口的博士和硕士生的规模是比较小的。所以，就实现培养学术人才的目标而言，IPHD项目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骄傲的。为此，光华管理学院IPHD项目被评为2004年度北京大学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奖人为徐淑英、涂平、武常岐教授和我。今天看来，这个项目的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项目中走出来的学生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管理学研究社区中的活跃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说，该项目对于北京大学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IPHD项目起到了示范作用。通过总结 IPHD 项目的经验，光华管理学院逐渐在全院所有专业方向上推动高水平的博士生培养模式，采取的新措施包括：加强博士生的数理分析和方法性训练，增加有助于博士生了解学科前沿的专题课，提高博士生的补贴，引导博士生理解学术生涯，培养他们的研究兴趣。为了加大学生赴海外交流的幅度，光华的博士生除了可以申请国家公派留学基金之外，学院还特别设立“博士生长期出国资助”计划，资助优秀学术研究生前往国际知名大学学习和做研究。光华管理学院也率先推行院内选拔博士生导师制度。自2005年起，新加入学院的年轻教员，经过两年的教学和研究适应期之后，可以向学院申请独立指导博士生，经过学院的评审即可成为博士生导师。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一是新加入的教员都毕业于海外名校，他们是学院精心挑选出来的，精通于某个研究领域；二是让教员和学生双向选择，学生可以选择真正能够给自己提供学术支持和指导的导师，而教员也可以选择对自己领域感兴趣或学术兴趣与自己专长比较契合的学生。2012年，在北京大学的支持下，光华管理学院博士招生开始实施“申请审核制”，从过去以考试为基础的应试选拔机制转向申请审核机制，由教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申请人进行细致的考察，从专业素养、研究潜力、好奇心、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英文水平等多个角度考查学生是否适合在光华攻读博士学位。在新的招生政策下进入光华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们正在顺利成长。
从IPHD项目毕业的学生们，不仅在海内外知名大学获得了教职，更形成了有志于学术研究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他们以优秀的研究和教学表现获得了所在机构的高度认可。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管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若干知名国际学术期刊都增设了与中国专题有关的特刊(专刊)。在这些特刊(专刊)中都可以看到光华管理学院 IPHD 项目毕业生的名字。例如，2015 年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关于“东西荟萃：新概念和理论”的专刊上，共刊登了六篇论文，张燕等人的矛盾领导行为论文是其中之一；2017 年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关于“利用基于中国现象研究发展理论”的专刊上，共刊登了七篇论文，姚晶晶等关于中国人的信任和秦昕参与的关于中国企业家的信念是其中的两篇；2017 年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关于“纪念和发展梁觉的学术研究”的专刊，共刊登了七篇论文，姚晶晶关于文化规范的测量和魏昕参与的关于工作中的冲突回避是其中的两篇。在常规的顶级期刊上，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光华管理学院 IPHD 项目毕业生的名字。例如，在2015 年的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上，第100 卷的第3 期和第5期，相继有秦昕和魏昕的论文；更有趣的是，在第5期中，除了魏昕的论文，还有她在读光华IPHD项目时的同班硕士同学董韫韬的一篇论文。我们的学生正在国际上接龙一般此起彼伏地讲述中国的学术故事。
为了让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和博士生们了解这些优秀学者的成长过程，我们特意选择以主要作者身份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同学，邀请他们回顾论文的创作过程。在本书中的12篇随笔中，他们回顾了自己撰写这些论文的过程，读者可以从中体会如何从事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此外，各位作者从不同侧面回顾了他们在光华管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经历，读者不仅可以从中更多地了解IPHD项目的培养模式，还可以体会到这些优秀的年轻学者是如何在博士学习期间为自己的学术生涯打下坚实基础的。这些年轻的学者们都成功地向国际学术界讲述了中国故事，希望他们的回顾可以启迪中国学术界更多的年轻学者，在世界上讲述更多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