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在欧亚主义框架下的自我认同问题^[1]

伟大的欧亚国家

想阐述一些关于欧亚主义概念意义的看法，这一概念作为俄罗斯多民族合作与协作以及东斯拉夫民族团结总体思想的战略基础，以确保和平，为他们营造和平与友好的发展环境，协调俄罗斯各民族间关系，提升与巩固伟大的俄罗斯，还要谈谈与上述问题相关的一些国际方面问题。

我认为有必要简短描述一下使用“伟大俄罗斯”这一词组的合理性问题，它作为相应的自我称谓，而不仅仅是宣扬对自己祖国的尊重。

第一，“伟大俄罗斯”这一概念既不是自我推崇，也不是自我吹嘘。这是对这一概念所包含内容的恰当表述。具体指面积和在大陆上的领土地位（1700多万平方公里），这里居住着俄罗斯人民及120多个其他民族和民族主体。

第二，被耕耘的、文明化的、融入世界文明的这块土地，一方面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多样及有生存意义，不仅可以保障俄罗斯民族自身、而且也可以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很多保障；另一方面，这些自然资源在不寻常的严峻自然条件下被开发和开采，这要求开发者巨大的努力和英勇牺牲，巨大的额外投资和新技术解决办法。

第三，许多世纪以来开发这片难以生存的土地并使其适宜居住的同时，俄罗斯人民同俄罗斯其他各民族积累了开发广袤空间及其自然资源的独特经验，同时创造了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的文化与文明，构成更加有利的自然历史环境，不仅为在艰难自然气候下生存，还为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个民族主体的发展创造了最有利的合乎历史规律的条件，使他们在这个国家和这块土地上和睦相处，合作、共同发展、互帮互助、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和进行非对抗性竞争。总之，这是俄罗斯族、俄罗斯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宝贵的贡献。然而，“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地球人并没把这当成是种贡献。

综上所述可以确信，俄罗斯族人民固有的优点是宽宏大量、友善、视野广阔、善良、豪迈、坦诚、慷慨，这些在其道德与智力的本性中、自然历史文化特性中都有相应的体现。

俄罗斯思想是保护、发展和丰富俄罗斯人政治、经济、日常文化及心理的优良传统，它是对所处欧亚大陆位置形成的地缘政治特性、多元文明的适应，这一切源于欧亚大陆交融的、强大的多元文化与宗教体系；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萨满教、佛教、儒教、道教、犹太教等等。

这一切在智力圈里构建得十分和谐，在这里相互影响，互相学习，民族—社会—文化共生及综合，文化趋同，这一切赋予俄罗斯与俄国文化，即所有俄罗斯民族居民，以不同文化成就的总和独有的特色，这正是欧亚主义术语所表达的含义。

基于上述考虑，将“俄罗斯观念”与“当代或新的欧亚主义”概念对立是错误的，因为俄罗斯观念是欧亚主义重要的核心和命脉。

遗憾的是，应当承认，欧亚主义术语本身所能表达的含义太单一，因为表面看反映的仅是这个现象的一个方面——地理位置。这种情况要求对“欧亚主义”概念的实质在实用性框架下作出客观阐释。情况因20世纪20—30年代这个术语产生与变化过程而变得十分复杂，也因政治思想斗争和欧洲各派俄罗斯侨民（布拉格、巴黎、柏林、索菲亚）和亚洲（哈尔滨、上海）侨民之间的争论。这些争论是离开祖国的俄罗斯精英代表对当时苏维埃复杂现实情况的一个反应，同时也是寻找对话的途径。

我们的任务不是梳理该术语产生的历史及解释20世纪20—30年代伟大学者特鲁别茨科伊公爵、萨维茨基教授、卡尔萨文、维尔纳茨基的著作，以及之后60—80年代古米廖夫著作中的术语。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一系列20—30年代欧亚大陆主义者的国家本土思想、创新思想受到关注，并得到重新审视，成为各种“新欧亚主义”流派出现的推动力，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有杜金、帕纳林、季塔连科、尤卡伊。哈萨克斯坦总统努·纳扎尔巴耶夫的欧亚主义方案在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的拥护者中占有特殊地位。

我们对新欧亚主义很感兴趣，这已成为苏联解体后政治思想讨论的，以及寻找民族思想的内容，这种思想旨在在西方文化文明强硬扩张条件下团结和振兴主权的俄罗斯。这种扩张导致对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其他民族的文化文明自身一体化的严重破坏，漠视政治和精神危机，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摩擦不断尖锐化。

忽视俄罗斯地缘政治位置的欧亚主义本质及实质上忽略俄罗斯文明的同一性，在思想意识里和国家政策中，让欧洲中心主义居统治地位，有把俄罗斯全部领土献出去的企图，然而，这个领土2/3面积为西伯利亚、远东，仿佛一个直到堪察加的大欧洲。这种情况在俄罗斯的发展中引发民族之间、地区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使大多数精英阶层和部分当权阶层疏远人民和他们生活的国家，导致国家政策摇摆不定，侵蚀文化同一性，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受到动摇。

这方面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不参加欧亚首脑在某些重要政治论坛上的对话。亚洲国家将俄罗斯划入欧洲文化，而欧洲人，特别是西方人，首先将俄罗斯看成是亚洲国家。西方国家代表认为，应建议俄罗斯参加亚洲国家的对话，因为俄罗斯大部分领土位于亚洲。亚洲国家以俄罗斯一贯坚持自己是欧洲强国为由，认为它应当属于欧洲国家。

遗憾的是，俄罗斯的国内政策从彼得一世时期开始，在解决国家地缘政治、文明、文化的同一性问题中就缺少连贯性。彼得一世把俄罗斯推向欧洲。苏联时期列宁及其追随者号召同俄罗斯政策、文化中的亚洲元素（落后野蛮）作斗争。这一切强化了国家政策中欧洲中心论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贬低了俄罗斯人，也贬低了俄罗斯文明的斯拉夫根基。在实际政策中类似趋势曾出现过，至今欧洲中心论取向仍体现在所有方面。欧洲中心论具有具体的经济与政治上的形式：

·欧洲部分是主要资金和国家战略目标发展的集中地，将莫斯科变成国家在金融和其他资源领域的超级垄断者；

·将资源丰富的广袤东部地区变成国家欧洲部分假想的特别殖民地。无偿地从西伯利亚及远东抽出资源用于发展与振兴其他地区；

·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单一、畸形。资源型经济成为这里的主导。只在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西伯利亚才落户了从欧洲部分迁移过来的大型工业企业和项目。是的，从此这里出现了一些大型工业，如库兹涅茨冶金公司，远东、西伯利亚东部、西部一系列机械制造企业。然而，在开发该区域时，从劳动资源保护的角度讲，古拉格集中营的劳动改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方式也使该区域成为最不能吸引人的地区；

·整体上俄罗斯文化及文明内部的矛盾更加尖锐。在西方压力下俄罗斯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民族特性消失，被融合到其他民族的文明及宗教传统中以及欧洲及美国大众文化等其他低劣形态中。非但如此，20世纪末俄国文化与文明更是被欺负到政治层面上，所谓“加入世界文明的任务”出台，实质上，这意味着俄罗斯文化被边缘化。在我的著作《远东的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莫斯科，2008年）中，我力求全面揭示在俄罗斯推行西方化的本质性危害。

还在18世纪中期，当中央集权制俄罗斯国家以俄罗斯帝国形式得以巩固时，俄罗斯科学、教育奠基人，俄语改革家罗蒙诺索夫首次综合地提出三个战略任务，即俄国为保障稳定正常发展并发挥历史赋予的作用应当解决的任务。这三个纲领性任务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俄国的强大将依靠西伯利亚和北太平洋来实现，并在亚洲及美洲的人口数量要达到欧洲主要部分的人口数量”。

第二，“……当沿北太平洋通往东部的期望之路打通后，俄国的强大将在东部，包括海路以外的从西伯利亚到太平洋沿岸的陆路，将得到充分地巩固和扩大”。

第三，这位伟大学者认为，俄罗斯政府的关键任务之一是“保留”与“增加俄国人口”，每年新生人口平均不少于100万人。同时他非常重视协调俄罗斯居民与西伯利亚和远东当地居民的友好合作关系。

250多年过去了，罗蒙诺索夫提出的三个战略任务作为俄罗斯顺利发展的条件，仍旧没有解决当前非常迫切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的杰出人物在此后时期也不止一次地强调发展与开发西伯利亚对解决上述任务的特殊重要性。这里特别指出了俄罗斯政治家、整个俄罗斯精英阶层对地缘政治现实有必要的认识，即俄罗斯极不寻常的欧亚一体化地缘政治状况，强调了利用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即与我们的远东邻国合作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这里特别重视加强同中国相互协作、相互理解，甚至同中国联盟关系的必要性。俄罗斯伟大学者及爱国者门捷列耶夫的著作《珍贵的想法》中着重强调了俄中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合作为我们两国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意义极为重要。他写道：“……始终独立自主的中国能够发展得更加强劲。这对我们来说要比我们那时同中国人友好更为重要。”在指出俄中合作对总的世界秩序意义重大的同时，门捷列耶夫强调：“俄中同盟将是全世界联盟的先驱者，因为这个联盟拥有全世界1/3的人口，不可能是别的，它正是和平联盟、保护联盟，而且两个同盟者拥有诸多真正的内部需求及丰富的其余任何其他两国所不及的资源，两个联盟者，俄罗斯与中国既不希望，也不习惯以武力相威胁。”

近两百年的历史证明，任何俄罗斯行动政策，只要一边倒，无论是倒向欧洲还是亚洲，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我们社会的震荡，动摇它的同一性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它的文化和经济将系于“细线绳”之上。只有意识到两个重要方面的国家同一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才有助于俄罗斯坚定稳步地向前发展，保持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发展关系。

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个五年里，俄罗斯政策在经济、人文和其他领域出现了畸形的亲西方的单一取向。这种没有缘由的单一取向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众所周知，无须赘述。普里马科夫总理曾在短暂的任职期间开始逐渐调整这种严重的单一政策取向。而后这种趋势在普京任总统的八年时间里得到逐渐发展。该方针的积极成效是加强了俄罗斯国内稳定，巩固了它的国际地位，这是欧亚主义取向建设性特点的明显证明。

我不止一次不得不就这些问题与俄罗斯“亲西方派”及国外全面西方化倡导者进行争论。我们认为，为了俄罗斯国内外安定必须一贯坚持平衡原则，即注意内外部政策的平衡原则，无论对西方还是对东方。也就是说，坚持遵循俄罗斯欧亚主义地缘政治的同一性，这是迫切的需要。

过去这些年证明对我国人民、我们国家的力量充满信心是有理由的。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声明中以及梅德韦杰夫总统在第十二届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2008年6月）上发言中，都始终提出一个思想：“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全球玩家。正因为我们理解自己的国际使命，我们也想参加新游戏规则的制定，而且不是出自臭名远扬的‘帝国的自负’，而恰恰是因为我们拥有相应开放的机会及相应的资源”。

我们深信，俄罗斯地缘地位及其文明的欧亚同一性思想，为国家的健康发展，为保障其完整和国内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欧亚主义思想兼顾历史渊源，国家内外部的文明元素，其综合成果形成了俄国文化，并构成俄罗斯文化的核心。它的高度权威使它变成居住在俄罗斯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繁荣的传送器和助推器，而俄语成为俄罗斯各族人民与世界文明和世界文化交流的转换器。任何对欧亚主义思想的忽略都会导致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小文化、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小民族与世界文化传统交往的脱节，都会减缓他们的发展。这些文化的精英代表不得不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俄罗斯文化、俄语及属于我们的共有元素的替代品，并遵循欧洲中心论观点，即赞同“用英语替换俄语与俄国文化，当成小民族的文化传送器，相应加强与这些民族传统不符合的欧美文化的影响”。

忽略我们文化的欧亚主义属性，实际上将导致同一性被破坏及俄罗斯文明“环”的断裂。正是欧亚主义模式才有助于居住在俄罗斯的各族人民团结在俄罗斯文化周围。最著名的世界文明研究者托因比指出，“俄罗斯人同非俄罗斯人相比不太轻视其他民族”。按他的话，“这的确是友善和值得称赞的俄罗斯传统”。

俄罗斯人是俄罗斯国家的根本核心和人口最多的民族，并创造了独特的文化、统一了广袤的疆土。俄罗斯人同120多个民族建立了友好合作、共同生存发展的关系。基础著作《俄罗斯学说》的作者公正指出：“俄罗斯文化是掌握社会价值的最高文化。俄罗斯人在掌握各种传统文化的同时，倾向于不拒绝任何东西，不否认任何事物。正因为我们文化的这一品质，人类创造的所有财富可以在俄罗斯共存”。

根据上述著作作者的观点，“俄罗斯主义实质上就是世界性的，但首先针对俄罗斯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欧亚主义形成的原则性基础，是国家建设的思想目标，是各民族文化之间内部对话以及统一的俄罗斯文明内部对话的思想目标。一些政治家和文化学著作的作者经常喜欢不强调俄罗斯文化本身和俄罗斯文明本身在统一的俄罗斯文明形成发展中的主要作用，只是在谈到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文明的经验与传统时，他们才称其为俄罗斯文化、俄罗斯文明。这种漫不经心并非是无害的，它可能引起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首先，这种观点将导致俄罗斯人民的民族同一性被破坏，将贬低俄国文化和俄国文明在俄罗斯境内及世界范围内的历史作用。

其次，将俄国与俄罗斯文化混为一谈会降低我们国家其他民族文化的作用，导致对创立和形成俄国文化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其他民族文化特色与特点的忽略，那是构成俄罗斯文化总体特色与成就的组成部分，谱写了俄罗斯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文明发展的交响曲。

第三，俄罗斯文化和俄国文化两个概念在大众传媒及国家事务中的“同义化”倾向，是由官僚的漫不经心或无知引起的，这使其他民族的代表有理由指责俄罗斯文化和伟大俄罗斯文化的活动家不尊重其他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这样，俄罗斯知识分子、文化活动家、爱国人士就成了无辜的罪人。

欧亚主义是什么？它有何特点？与“俄罗斯观念”有何不同？一些学者反对用“欧亚主义”术语代替“俄罗斯观念”这一概念，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导致俄罗斯民众在不确定的俄国大众之中溶解了。对欧亚主义作为俄罗斯发展的模式的批评者，以欧亚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历史例证并具有公开反西方的性质为借口，企图破坏欧亚主义的威信。但这个反西方观点产生于当时的形势。

1.欧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承认地缘“位置性发展”特性，承认国际形势特点及俄罗斯文明的历史起源，其基础和中心是俄国文化，而交际语言为俄语。

2.欧亚主义承认多中心论是基本方法论原则，是协作与文化互补、相互影响和相互学习的关系。遵循欧亚主义，要把所有文化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民族契合、平等、和谐和对各民族，甚至是成千上万独特文化加以承认基础上的。

3.文化相互关系的欧亚主义原则建立在他们的协作与和谐基础上。在这方面欧亚主义与儒家文化，即多样和谐（和而不同）观点及道家的自然界中矛盾对立的相互作用辩证法（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是相一致，即对立融合为统一，统一分裂为新的对立。

4.欧亚主义是具有多种文化形成的规律性，是建立在趋同综合、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原则的基础之上的。按其结构它是多层面的、多民族的、多种文明的统一，可以保障各民族、各文化在一个国家范围下，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共存。

欧亚主义现象实际上包含的不仅仅是欧亚大陆各民族的固有文化。欧亚主义同欧洲中心论不同的是，如上所述，基于各种文化间相互关系的平等与平行结构，而欧洲中心论是从垂直的文化相互关系出发，承认一种文化是最高文化，其余文化为底层文化。欧洲中心论策略将同化其他文化和灭亡独特小文化视为是正常且不可避免的现象。它要求将文化价值的独特体系替换为某种“综合的”，实质上是西方的大众文化价值。

以“加入世界文明”为借口，俄罗斯的欧洲中心论者想要败坏俄国的、斯拉夫的和俄罗斯文化的精神原则，从精神上摧毁俄罗斯的文化。在政治、经济方面同样以此为由，他们想要破坏俄罗斯作为统一完整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内部稳定。

我们认为，俄罗斯任何一个战略发展构想，无论从国家整体上，还是在某一区域范围内，都不能不考虑也理应考虑我们文明的欧亚地缘政治属性。因此，俄罗斯联邦2020年以前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地区长期发展纲要都应以欧亚主义模式为基础。

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强国的构想，要求认真改革现行经济管理体制，深化中央对地方管理模式和方法的改革。

1.强硬的政治单极中心说迫使广大地区对其加以执行，致使某些地方产生分离主义现象，地区因素在不断发挥作用，然而这种强硬的政治单极中心说应考虑各地区的地理、文化、社会的特点，在经济计划中预见到地区自身的明显潜力，以及地区具有创造性地自我完善和改变的权利和具有将中央的总体指示改变为适应当地条件的权利。

2.真正解决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强国的发展任务，要求认真改革它的行政经济体制，强化行政结构。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日本，甚至中国经济振兴的经验为在首都和各地区中心之间划分经济发展过程管理职能提供了例子。美国政治中心（华盛顿）及各经济中心在自我管理和解决经济问题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权限。纽约、费城、亚特兰大在东海岸，芝加哥、底特律、堪萨斯城在国家中心，旧金山、洛杉矶、圣迭戈在西海岸。中国在北京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同时，同上海、沈阳、哈尔滨、长春、天津、重庆、武汉、广州、太原、西安、乌鲁木齐这些大的经济、文化中心一起分担了经济管理权利。日本也一样，除了首都东京外，经济发展中心还有大阪、京都、札幌、新泻。德国的经济杠杆分布于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杜塞尔多夫、科隆、莱比锡等等。

遗憾的是，在俄罗斯，莫斯科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包括所有其他方面都占绝对主导的中心地位，主要金融流通集中在这里。其他大的地区，甚至称作第二首都的圣彼得堡在这方面也只能屈居次要地位。至于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的一些大的中心城市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在某一领域中具有有限的经济能力。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银行，由于资金能力有限，无法在这些地区起到刺激经济增长、吸引投资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常常充当大的地区性货币兑换机构。为了更有效地解决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从长远上看值得考虑扩大创建三个总区域中心，即在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在政治上发挥调控功能的中心作用，整个这项工作的协调人应由具有高度威望的国家第一副总理来担任。

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拥有专门的国家机构和部委，负责调控落后地区的发展。像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都设有负责北海道发展的部长。当前俄罗斯成立了一个各地区总统代表机构。这一决定很正确，但它需要在行政与财政方面不断进行完善。

当代俄罗斯欧亚主义模式反映了我们国家地缘政治和文明发展的特殊性绝对不是某种程度的亲西方或亲东方取向。恰恰相反，推行欧洲中心论会破坏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实质上将使它变成西方的小伙伴，它的原料附属国。

这样，无论从俄罗斯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团结角度，还是从国际立场上看，欧亚主义是欧洲中心论和庸俗西方化的排斥性选择，因为俄罗斯反对民族文化趋同和建立单极世界，正在建构形成多极世界和世界文明繁荣的思想理论基础和政治文明（首先是文明文化）基础，奏响多种文化的交响曲。

只有以欧亚主义模式为基础的俄罗斯，有能力解决民族复兴问题，保护自身领土完整，提升所有民族文化提升及解决俄罗斯文化的繁荣问题，这就是文明统一和相互协作的核心。

俄罗斯只有以欧亚主义模式为基础，才能够在俄印中、金砖四国这些国际机构框架下发挥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只有作为一个欧亚大陆强国，才能够维持、发展，甚至被认可它同欧共体，同美国、印度、日本及其他国家在主权关系方面的平等与互利，才能在亚太地区和欧洲地区实现一体化。

欧亚主义是实现多种文化共存和繁荣的模式

突发性金融危机具有系统性特点。它表现出许多价值观的真正反人道本质，这是西方霸权拥护者强制推行的全面西方化及给市场无限权力的思想，认为这个市场“有能力自己调控一切”。

与世界单极化，及一个超级大国统治说法相伴随的是不可避免地和自然地宣传西方与东方价值体系、西方与东方文明存在着冲突。这里无论是理论家，还是鼓吹它们、坚持类似立场的政治家，都毫不动摇地坚信欧洲—大西洋和美国文明不容争辩的全面优势与完美，与其他人的世界文明相比，只有欧洲—大西洋文明，或简单来说的西方文化，才可以看作是世界的文化与文明。

其他一些大的局部性文明的代表认为自己的文化才是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过去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包括欧洲—大西洋文明，那么自然就无法同意西方伙伴的类似观点。

当今的危机及冲突局势，无论是在前南斯拉夫，还是在中东、伊拉克、阿富汗，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西方根深蒂固的不愿意去理解和尊重，不属于“高贵民族与国家”的，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文明、文化价值及生活方式所导致的。

突发的系统性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独自摆脱的，我们希望，引起大众意识到对所有国家和民族合作的必要性，来共同战胜这场危机带来的严重破坏性后果。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非欧洲国家在保持世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明确表明，协调西方与东方文明的建设性对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俄罗斯和俄国文化形成了文明的价值体系，我们深信，这个价值体系能成为对侵略性的、破坏性的全盘西化思想的建设性排斥，有助于世界和谐，为在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保持与繁荣多元文化文明创造条件。新欧亚主义正是这样的系统价值观，是当今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前苏联国家中正在形成的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

我们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行为方式强加于任何人，我们会开诚布公地就这一问题同俄罗斯、西方、东方文化代表开展积极对话。现在的会议是非常好的平台，可以坦诚、友好、真诚地就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交换意见，支持建设性的跨文明对话。

俄国、前苏联和俄罗斯联邦各民族依靠自身痛苦的经验认识到文明与文化冲突带来的悲剧。近百年来俄罗斯在寻求应对挑战过程中和克服危机形势后，不止一次地面对最严峻的挑战。一些情况下我们国家表现得十分软弱，另一些情况下我们有机会寻找新的复兴途径，重新“聚集”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土地。为了克服这些致命的挑战，俄国各民族遭遇了巨大的、难以描述的人、物质及精神牺牲。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及之后的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就是这种情况。1917年革命后诞生的苏联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强国。20世纪40年代初法西斯德国向苏联人民发起了致命的危险性挑战。具有俄国人民英勇精神和自我牺牲品质的苏联人民，成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者，将人类从法西斯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同时，苏联消除了1904—1905年俄日战争失败的、有损尊严的历史影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局面。

接下来对苏联的挑战是1946年著名的丘吉尔铁幕演说。冷战开始，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参与冷战的有不同国家和势力。西方宣称自己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同时向俄罗斯提出最后通牒式要求：要么听从“胜利者”的强权政治，成为他们听话的走狗，最多不过成为他们的一个“小伙伴”，要么继续新的“冷战”和局部“热战”来进行内耗，进行“颜色革命”，最后导致国家解体。

同俄罗斯斗争的主要思想家之一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以世界历史主体自居，在自己著作中详细论述了西方对俄罗斯的不满和要求，提出某种新的按他的观点，俄罗斯应当加以遵循的“文明行为”准则。他特别得意地描绘了新国家的行动方案、分布图甚至地图，按他的推测，统一的俄罗斯强国应当解体。苏联所处的欧亚地带，也就是俄罗斯现在的生存位置，布热津斯基现将其称为“对美国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战利品”。

苏联的解体，西方对俄罗斯尖锐的压力，对俄罗斯公开和厚颜无耻地干涉俄罗斯主权内政，在国内建立多分支的美国影响网络，直接的文化入侵导致了俄罗斯和她的人民对于国家和文明认同感的丧失。现在的俄罗斯面临着尖锐问题：“俄罗斯是什么？它的发展之路是怎样的？”

美国与俄罗斯的西方伙伴在不断将我们推向西化道路，实际上是将我们变成西方的原料供应国，用西方大众文化取代伟大的俄罗斯文化。

布热津斯基写道：“对于俄罗斯来说唯一的地缘战略选择就是欧洲，只有这种选择才能使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现实作用，才有变革和使这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最大可能性。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欧洲，而是横跨大西洋包括欧盟和北约的整个欧洲。这样的欧洲仍然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布热津斯基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可以效仿的模式，俄罗斯应当按照这样进行欧化。作为我们国家未来的预言者，他公然写道：“……俄罗斯一旦选择这条道路，除了最终遵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路线，别无他法，当它决定放弃自己沙皇的傲慢并走上……现代化、欧化与民主化道路”。不难看出，如果遵循布热津斯基先生的设想，在不远的将来等待俄罗斯的将是什么样的未来。

俄罗斯保持其历史上的统一、巩固多民族强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积极选择，这是对自身许多世纪历史的创造性思考，吸取教训，客观分析我们国家和文明发展的内外部利弊条件后选择的道路。这是认识、掌握和坚定不移地遵循俄罗斯的欧亚地缘政治现实及其经济、文化、文明的各个方面发展与振兴的前提条件，同时在全球化条件下与所有国家保持合作与协作的良好关系。

新欧亚主义原则应当成为俄罗斯长期战略发展、建设、外交政策学说的方法论体系及思想基础。这是保障安全，保持国家领土完整，巩固国际舞台上主权和威望的基石。正是欧亚主义原则，即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帮助，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以发展俄罗斯各民族关系为对内政策基础的文化和谐，将有助于巩固俄罗斯各民族和文明的统一，这将成为俄罗斯巩固稳定、繁荣及增强对世界文化贡献的强大动力。不能不认同著名俄罗斯学者、新欧亚一体化理论家列·尼·古米廖夫的观点：“我可以秘密告诉您，如果俄罗斯可能被拯救，那么只能作为一个欧亚强国，只能通过欧亚主义来实现”。

20世纪20—30年代欧亚主义的创建者之一尼·萨·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关于欧亚主义的实质，作为居住于欧亚大陆各民族共同命运的反映，写道：“欧亚主义的兄弟关系并非因某一单方面特征，而是历史命运的选择。欧亚主义是地理、经济、历史上的整体。欧亚主义中各民族命运彼此相连，紧密联系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已经不能分开。”

在国家外交与民间外交层面保持与远近国家的关系时遵循这些原则，有助于为俄罗斯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这是不同于文明冲突说及“历史终结”说的，建构多极世界和开展各文明间建设性对话的典范。

这个问题也存在于俄罗斯亲西派、欧化支持者、斯拉夫派，以及俄罗斯国家本土派争议和政治对抗中。关于俄罗斯文化作为众多文化、民族世代历史经验的综合与结合的特点问题，他们以不同方式捍卫自己的观点。这里首先指的是独特的，俄罗斯、斯拉夫文化及受拜占庭影响的，同时与人文政治文化层面相关的基督教文化的结合与融合，及与来自乌戈尔—芬兰民族的、突厥人的、鞑靼—蒙古民族文化元素的结合，还有通过它们与部分中国和印度的物质、政治文化的融合。

在《俄罗斯面向亚洲》（莫斯科，1998）一书中，我不得不坚决地反驳俄罗斯自由西方论者的论点，他们一心埋葬俄罗斯，瓜分它的领土，否认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认为俄罗斯西化是不可避免的，是俄罗斯进入某个“世界文明”所必需的。他们声称“别无选择”。按他们的话，世界正面临文明冲突。我坚信有另一种可能。“俄罗斯的复兴将通过其公民、所有民族的自觉来完成。它将意味着巩固合作、相互理解和友谊，集中他们的努力来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另外还应当不断关注国家文化根基的培养，因为只有振作的民主的俄罗斯才不会成为西方可怜的盲从者、平庸的效仿者，而成为其他国家，抑或是欧洲或亚洲、非洲或美洲的值得尊敬的伙伴”。这些思想在一些书中得到继续阐述；《中国文明与改革》（莫斯科，1999），《合作带来安全——东亚视角》（莫斯科，2003），同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伯·尼·库兹克合著的《中国—俄罗斯2050:共同发展战略》（莫斯科，2006），以及《远东的地缘政治意义：俄罗斯、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莫斯科，2008）。

只能重申，我认为，无论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还是某一个地区的任何一个战略构想，都不能不考虑我们文明的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属性，因此，无论是国家2020年以前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还是地区长期发展纲要，都应该根据需要以新欧亚主义模式为基础。欧亚主义的观点作为欧洲中心说和全面西化的相反选择，不仅在俄罗斯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精神团结方面，而且在国际方面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它反对民族文化的趋同，作为多元文化的和谐与共存促进世界政治中心的稳定及世界文明的繁荣。

新欧亚主义的国际观

从与当代世界格局相关的世界趋势所产生的影响角度来看，欧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文明价值。希望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此问题。

1.文明：面对“优势”，冲突还是对话？众所周知，世界单极论与单个超级大国主导论拥护者的观点就是宣传西方与东方价值体系、西方与东方文明的冲突是自然不可避免的。持这种立场的理论家和鼓吹它们的政治家提出某种欧洲—大西洋文明好像不容争辩地占有全面优势的思想，该文明就是世界文明的近义词。这样，实质上，所谓意识形态“文明”的基础就是单极的以西方和美国为主导所构建的世界秩序。

东方一些重要地区的文明代表（俄罗斯、中国、印度、日本、突厥人、波斯人等）不赞同上述观点，且公正地认为，他们的文明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是和几千年来形成的世界文明（包括欧洲—大西洋文明）一样不可分割的元素。

客气点说，西方关于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具有“优越性”论题的争议，在突发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个有力事实面前已经得到证明，今天中国和印度被公认为是摆脱这场危机的火车头与发动机。这种情况下，危机局势在明确表明亚洲与亚太地区国家在构建全球美好未来中发挥了作用，再一次证明进行东西方文明建设性对话具有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所想，不仅要理智地谈谈关于欧亚国家及其文明在建立公平世界秩序中的政治—经济贡献，而且要谈谈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贡献。具体指在俄罗斯和前苏联一些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形成的新欧亚主义思想。

2.俄罗斯联邦—新欧亚主义思想。坚持新欧亚主义思想的俄罗斯学者将该构想看成是文明的价值体系。我们确信，该体系只有在与其他文明，包括与东方文明的相互作用中，优胜劣汰，成为打破全面西化的意识形态的必然选择，促进世界和谐，为保护和繁荣多元文化与文明创造条件。

从该构想与当今具体政治进程的“联系”看，包括与俄罗斯的联系，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对该构想的实质有如下看法。

随着苏联的解体，许多世纪里多次饱受巨大历史剧变的俄罗斯，面临新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虽然不是过于明显，但更多表现为与西方集团的政治侵略和贪婪政策相关，首先是美国。该政策的最终目的是彻底将俄罗斯置于世界事务的边缘地位，进而达到使其分崩离析的目的，以便获取对俄罗斯特有自然资源的无限制开采。可以回想美国最高决策集团中有影响力的布热津斯基的论断作为证据，他不仅要为俄罗斯制定某种“文明行为”准则，而且还要在地图上规划出新的国家，按他的构想，统一的俄罗斯强国应该解体。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新欧亚主义起源于作为一个多民族强国的保存历史统一性，加强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自然选择——这是根据自身千百年历史教训，客观分析我国和我国文明内外发展的利弊条件所作出的理智抉择，是在理解、掌握、延续连续研究俄罗斯地理位置所得出的欧亚地缘政治现实并且因此衍生出来的帝国主义以及在判断经济、文化、文明崛起多方面发展方向的前提。这种情况下，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和该基本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是支持全球背景下的各国互利合作友好关系。

为了俄罗斯国内外的平安，根据新欧亚主义思想，必须始终不懈地遵循俄罗斯欧亚主义地缘政治的统一性，这不仅对俄罗斯的西方政策具有意义，而且对俄罗斯在东方、亚洲方面的政策也意义深远。顺便提一下，2010年1月俄罗斯联邦总理普京在《2025年前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就此现实问题发出给出了积极的响应。

新欧亚主义这完全不是倡导（像它的某些反对者坚信的那样）忽略对俄罗斯无疑十分重要的西方政策潮流。这里用奥尔扎斯·苏莱缅诺夫著名的格言：“歌颂草原，不贬低高山”来形容比较合适。如果用俄罗斯俗语，或许可用“不偏不倚”来表述：不是说依靠一方来伤害另一方；相反，欧亚主义哲学认为，一贯推动不是只朝着一个方向，而恰恰是俄罗斯的平衡、多潮流政策，在这个框架内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自身意义。必须遵循平衡、平等对待两个方面的原则。

3.欧亚主义的国际意义。欧亚主义思想作为欧洲中心论及全面西化的必然否定，不仅在俄罗斯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而且在国际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因为它反对民族文化同一化，有助于保持多中心世界的稳定及作为多样文化和谐与融合的世界文明之繁荣。这里，顺便说一下，新欧洲主义不同于20世纪20—30年带有反西方取向的欧亚主义，其特点是以全面、开放、透明、友好的文明对话为己任。

欧亚主义的国际政治准则，与基于集体原则建立世界秩序有直接关系，体现为该思想将多中心说作为一个普遍的方法论原则，由该原则来确定各种文化的相互作用和互相补充，确定它们互相影响和互相学习的关系。欧亚主义现象实质上就是国际主义。它包含的不仅是欧亚文化所固有的特性。

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一样，同时属于欧洲和亚洲国家，十分重视对欧亚主义思想的研究。值得单独强调的是：“努·阿·纳扎尔巴耶夫的欧亚主义学说：东西方对话”，其主要内容是力争在全球化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促进东西方融合的全球化世界进程。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发出了欧亚主义思想的共同声音，在对实际政策产生影响方面，显然取得了实际成效。建立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的关税同盟，完全可以在实施欧亚一体化思想及平等合作的轨道上进行讨论，从这一意义上讲，这是在建立多中心世界秩序方面迈出了新一步。

4.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永久和平关系。在欧亚一体化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所做的贡献背景下，还想谈谈欧亚大陆一些大国即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中国的外交合作政策。

在俄罗斯与中国关系方面，外交政策上的相互协作是两国战略伙伴体系的最重要因素。今天这种协作具有广泛多样的特点，依靠有效的机制，涉及最广泛的全球和地区问题。莫斯科与北京的国际合作具有稳固的条约法律基础，即2001年7月16日签署的条约相应条款，2005年6月1日和2008年5月23日发表的外交政策问题声明。这样的情况下，上述文件的主要目标都是围绕着建立公平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思想问题。中国与俄罗斯的出发点是，这一世界秩序应以多中心和集体式方法处理国际事务，不允许单方面强制，以和平解决冲突与争端为基础。只有在很多国际机构和组织（联合国、“G20”、金砖四国、俄印中合作机制、上合组织等）框架下相互协作，各方才能一致捍卫联合国的中心角色，坚持必须遵守全面的国际法准则，以相近观点解决裁军和反恐问题，积极维护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包括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2009年6月莫斯科峰会上梅德韦杰夫总统与胡锦涛主席特别强调两国伙伴关系在外交政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并非偶然。

外交政策的构成是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因素，用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话说，该关系是“在整个后苏联空间双方合作的比较成功和比较有效的模式”。俄哈关系具有积极向前发展的特点。其特点是在各方面的广泛合作，包括国际领域。不妨再回想一下，梅德韦杰夫总统首次出访的国家就是哈萨克斯坦。当时高层定期举行会晤，2008—2009年平均一年会晤达10次。以1992年5月25日的双方条约和1998年7月6日永久友谊与结盟的联合宣言为基础，双方对外政策合作的议事工程包括独联体、欧亚经济共同体、上合组织的相关问题。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框架下保持密切交往，该组织在独联体和欧亚一体化空间从整体上发挥着重要的促进稳定的作用。特别是哈萨克斯坦2010年借助在欧安组织中的主席席位及时进行了为进一步巩固欧安组织而确定联合行动的俄哈磋商。有关哈萨克斯坦主席席位问题的计划在莫斯科得到了支持，这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共同立场。

正如2010年2月梅德韦杰夫与纳扎尔巴耶夫在莫斯科会晤中所强调的，双方希望继续就地区安全问题加强对话，包括阿富汗及其周围局势同题，共同努力对抗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跨国犯罪及毒品犯罪，保障亚洲中心地区安全与稳定。

与建立民主的全球及地区和平相关的国际问题，同样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发展中的议题。该合作同样具有可靠的法律基础：2002年：12月23日两国签订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005年7月4日中哈建立与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2006年12月20日的中哈21世纪合作战略这些文件的重点是两国在主要国际问题方面的相互协作。许多国际事务问题在高层定期会晤中进行详细讨论。2009年4月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与胡锦涛主席在北京签署的中哈联合声明指出，“建立与发展中哈战略伙供关系有助于促进两国和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及发展”。2009年12月在阿斯塔纳哈中峰会上，努·阿·纳扎尔巴耶夫指出，哈萨克斯坦希望在上合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和其他组织框架下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合作。双方指出了其他多边合作形式的重要性和成效性，及时强调了联合国在这方面的作用，认为联合国在推进国际事务的民主方针中的作用不可估量。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双边协作的一贯主题是维护亚洲中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问题。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背景下双方主张改革国际金融组织及采取其他措施，调整国际金融结构。

在俄罗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外交合作框架内，其合作目标是建立与巩固国际政治中积极的民主原则，想再一次强调上合组织的作用。该组织作为加强各成员国互利合作及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每一个国家都被看成是大家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战略因素。上合组织是有效合作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无论俄罗斯、中国还是哈萨克斯坦，都在多边一体化形式中从自身立场出发保持紧密合作。我所指的是上述上合组织同其他地区机构和组织的伙伴协议，及由此产生的调整广泛欧亚主义空间“网络外交”中的重要作用，可以有理由地说，俄罗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在保障地区稳定和安全中作出了共同的贡献。

这样，俄罗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作为欧亚主义空间中的大国，在保持密切战略伙伴关系的同时，包括在外交领域，对建立当代国际关系的民主原则，对推动巨大的欧亚大陆及亚太地区的多中心及平等的世界秩序，也作出了重要而显著的贡献。这些努力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积极参与各种区域性的一体化进程，在各种国际性平台坚持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的中心作用原则，不允许单边强制性政策。在这些努力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精神文明因素，即奉行欧亚主义与和谐世界思想，将其作为致力于对话与合作，抑或说致力于建立更完美世界的价值体系。

5.欧亚大陆与亚太地区：在世界发展中的角色。近几十年里世界正经历着形成世界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复杂过程。原有的“两极”体系已经成为过去，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及东欧国家发生的深刻变化，预示了新阶段——对抗世界格局基本趋势阶段的到来。事实上美国主导下确立的单极世界相当明显地暴露出其隐含的缺陷与矛盾。实际上与科索沃相关的巴尔干危机至今未能得到解决，随后入侵伊拉克，这都是很好的证明。绝非偶然，这一背景下世界开始由替代的方法加以巩固，那就是致力于以平等原则为基础建立多中心的世界，取代了单边强权政治，保障的不仅是“优选”国家的应有地位，还保障了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应有地位。今天在多极论趋势轨道上一些有威望国家的政策推进了一系列重要的一体化进程，包括区域化。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一些权威性国际组织及合作机构的活动组织得相当多。

以上所述完全涉及的是欧亚大陆，这里我想做个明确说明。从严格的地理意义上讲，这块最大的大陆连接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和印度洋的80多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其主要对象是指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及南部地区，即被公认为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以及包括属于东亚的一些亚太地区国家。

这些区域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不断增强。也就是在这里坐落着亚洲国家中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这其中首先包括中国，以及印度与东盟国家。APEC秘书处的数据可以提供足够的证据，2009年初世界经济总产值的近60%和全球贸易的44%都集中在亚太地区国家，这里东亚国家的分量明显在增加。其中中国占据着特殊地位。其2010年初国内总产值接近日本，预计在2011年取代日本排在全球经济第二。此外，2009年中国出口总体上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出口总量的领头羊。中国在不断增加黄金外汇储备量，到2010年初超过2.25万亿美元。一体化进程随着该地区各国的加入日益深化。例如，从2010年开始，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建立了自由贸易区。

从政治进程角度看，现今在欧亚大陆出现了日益加强的“大欧亚三套马车”的相互作用，即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更广泛合作形式的“金砖四国”的出现，在很多方面应归功于它。在欧亚大陆的后苏联空间产生了一些新的年轻国家，并正在发展。这里，包括在中亚和邻近地区越来越能听到上合组织的声音，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及其他成员国的集体政治力量及观察员的力量不仅在地区范围内，而且在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内影响日益加强。

所有与在欧亚主义空间相关的事件与现象，包括世界和地区力量分配中发生的客观变化，新的日益增强的影响中心出现，都是形成多中心体系的世界格局和多方解决国际事务的客观特征和构成要素。

6.欧亚大陆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和安全机构。毋庸置疑，建立合理透明的多中心世界思想与保障持久安全的任务密不可分。对于欧亚大陆和亚太各地区，可能还记得，很久以前就开始出现以建立永久的地区稳定为目标的建设“全亚洲家园”的思想。早在1980年代下半期，莫斯科就曾积极主导在亚洲建立集体安全体系。

今天在单极世界真正解体及在亚洲、亚太地区关系体系结构逐渐形成的背景下，这些任务重新具有了现实意义，并且是在更广大的和更多样化的区域里，其中个别地区特殊性明显，解决这些地区任务伴随不少困难。

一方面，在亚洲和亚太地区，多极趋势出现，这里集中了经济和政治区域化进程的基本力量。除上述机构以外，在亚洲和亚太地区空间积极发挥作用的还有诸如APEC论坛、东盟框架下的伙伴机构，包括亚洲地区论坛、东盟“10+1”、东盟“10+3”、东盟“10+6”、东亚峰会、中日韩对话机制、南亚国家联盟、亚信峰会、亚洲合作对话等组织机构。

另一方面，正是在欧亚大陆和亚太区域空间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非传统的挑战和威胁，它们正与一些新的、旧的挑战与威胁交错在一起，而那些旧的挑战与威胁中存在着爆炸性地区冲突、领土争议的趋势。这就是恐怖主义和毒品交易，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朝鲜和伊朗围绕核问题的紧张局面，中国与印度的领土争端，以及围绕中国南海的一系列争议。这一切与今天亚洲和亚太地区缺少本可以保障整个地区范围的和平与稳定的合理制度有关。

在俄罗斯，无论是官方层面还是广泛的专家层面，都认为现有的以保障地区安全为宗旨的双边军事联盟，比如美日同盟，都不能成为安全与合作构筑的必然选择。尽管考虑到各方利益的复杂性，必须寻找一些全面的办法。就像俄罗斯领导层所说的，以这些方法为基础可以制定有关地区安全体系的基本原则意向：平等原则，拒绝将国家分为“领导和附属”，明确与严格遵守国际法的一切准则。这些基本方法应该包括各个层面的安全水平——从政策与国防问题到经济问题。军事政治方面应该遵守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拒绝牺牲邻国安全以巩固自身安全的企图，军事建设合理充足原则，坚持地区内国家非进攻性军事思想，军事领域加强信任措施，协调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不针对第三方等等。

从亚洲安全机制的共同立场来看，莫斯科认为，对具有如此复杂对立与问题的地区来说需要多元、多层次的安全与发展体系。不要幻想一旦建立完善，而又完全有效的机制能马上解决，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建议分阶段进行，依靠不结盟的多边组织和机构（上述提到的一些），这可以解决很多方面类似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达到最终目标需要通过在区域内建立国际性区域组织的合作网络方法才能实现。

这种网状外交方法能够而且应该通过完善在欧亚大陆和亚太地区次区域里的安全结构而得到补充。能够成为一些支撑环节，而遵循这些环节可以发挥各种力量，并且在这种条件下为上合组织、南非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南亚区域联盟、东盟区域论坛和东南亚组织服务。在东北亚地区推进这种机制具有特殊意义，该地区很大程度上缺少安全。这里的前景可能是继续努力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机制，以该机制为基础开展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的相应工作。在亚太地区的广泛空间巩固区域稳定的制度及其他措施，同样在推动建立公正、永久及平等世界秩序的诸多因素中占有重要地位。

俄罗斯外交政策新构想的几个方面

在新版本的“构想”中十分重视发展同亚洲国家的联系。2000年文件中的亚洲部分将俄罗斯于发展中的亚太地区的直接归属性与提升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经济的必要性联系在了一起。这里强调，“重点将是使俄罗斯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主要的一体化机构，即APEC论坛”，东盟的安全问题区域论坛，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情况下强调的是：重点在亚太地区角色的多维性特点和不断增长特点的作用。

2008年的文件中保留了原有的基本思想，但同时在东方方面特别强调加强上合组织的地位，推进它在亚太地区建立所有一体化机构间网状伙伴关系的倡议。新内容表现在：（1）强调亚太地区的意义及俄罗斯与东南亚国家伙伴机制的意义；（2）扩展安全议题；（3）未提到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积极作用，而同时强调了该组织的作用。保留了基本内容，但进行了一些只具有非实质性特征的修改，同时也有一些新观点被引进其他章节，是直接涉及亚太地区一些国家的。

在与美国的关系部分，它重点强调必须“与美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合作基础，基于实用主义和利益均衡原则确保共同制定调节分歧的规则，这将有助于保障俄美关系更加稳定及具有可预测性”。实用主义、经济合作及利益均等议题有一定进展。两国的相互协作尽管被认为是改善世界局势的必要条件，但同时很清楚，华盛顿没有完全遵守国际法准则，破坏了这条件。俄罗斯公开声明，美国随意地破坏自己的义务。

至于日本，俄罗斯与之前一样，主张“同日本发展以两国人民利益为重的睦邻友好及创造性伙伴关系。此前遗留的一些问题将以共同接受的方式继续加以解决，这些问题不应当成为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参见《北方领土》）在新观点中有所体现，并成为两国关系的共同问题，解决该问题不能不考虑国家的民族利益，尤其是人民的利益。这一长期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定。

它明显重点强调了俄罗斯同中国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的意义。取代此前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的提法，提出：“发展同中国和印度友好关系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方向。俄罗斯将在各领域加强俄中战略伙伴关系，以对国际政治关键问题的原则立场相一致为基础，这是区域和全球稳定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双方关系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在高层政治关系保持一致的条件下进行保质保量的经济交往”。很明显，俄罗斯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议题同以往一样被当成首要任务。整体上俄中合作被定性为战略伙伴关系。

朝鲜半岛上两个国家的关系及朝鲜因素整体上同协调亚洲区域问题是息息相关的，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以下方面。

亚洲局势总体健康对俄罗斯具有原则性意义，这里存在紧张与冲突的隐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危险在增加。俄罗斯将积极参与寻求政治上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途径，同朝鲜和韩国保持建设性关系，支持平壤与首尔进行对话，巩固东北亚安全。

2008年的文件中特别声明我国关于建立与支持多极世界秩序的方针。清楚地作为自信的“主权民主”国家发声，而并非是西方“小伙伴”。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G8”及一系列其他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和区域性组织、国家间对话与合作机制的参与国，在所有事务领域都拥有相当的潜能和资源，俄罗斯正积极发展同世界主要国家和所有区域联盟的关系，逐渐实现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为建立国际关系新格局产生实质性影响。

西方对自己丧失决定全球化进程性质垄断权的前景有自己的表现，众所周知，在“遏制”俄罗斯政策的惯性中，包括企图有针对性地选择历史，首先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和战后历史时期。“构想”中提出一个思想，即单方行动战略破坏国际局势稳定，挑起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加深国家间矛盾，引发民族和宗教仇视，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导致各文明间关系不断紧张。无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宪章而采用强制性措施动用武装力量，不能消除深刻的社会经济、各民族间及其他冲突基础上的所有矛盾，这将动摇国际法基础，并导致冲突范围在扩大，包括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总体上可以说，对东方的作用和同我们远东邻国关系意义的共识在俄罗斯在增强。然而应该承认，普京关于俄罗斯政策的欧亚主义性质与欧洲—大西洋和亚太潮流地缘政治意义的声明，暂时还“溶解”在“多取向”的概念中。这里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第一，鉴于世界秩序变化的新趋势，俄罗斯奉行平等取向政策。第二，俄罗斯在新条件下新地位的确立要求清晰界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多元化“伙伴”与“盟友”两个概念，那么在此框架下我们俄罗斯国家尝试摆脱在叶利钦—科济列夫时代被强行接受的西方价值取向和西方社会舆论。第三，涉及经济利益，希望“延伸管道”，既通向西方，也通向东方。

2008年8月在高加索被非正式称为“五日战争”的事件是对“新构想”新方针的检验及正确性的证明。正如俄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的声明的那样，“以往的安全保障方法都暴露了自身弱点”。他指出，单极论原则及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占主导的原则都是不能被接受的。“甚至一些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也无权为整个国际社会确定游戏规则，为此有专门的一些机构，像联合国和一些区域性组织，理应由他们作出自己的贡献。”梅德韦杰夫强调说。他认为，“国际安全体系效率受到了冲击，依靠强加的决策，依靠一个国家的提案来解决出现的危机的想法，是片面的、单极性的。”

这样，如果此前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是多极性的，但实际上却又奉行欧洲取向的外交政策，那么就是今天的多元性事实问题。

俄罗斯领导层表示，他们完全可以按新规则来参加游戏，拒绝双重性标准政策，拒绝“当今世界强国”任意广泛动用武力（在南斯拉夫、伊拉克等）的权利。

当然，与这种反应直接相关的是广泛夸大的“俄罗斯帝国的自大”议题。西方记者非常喜欢这个词。尽管经过比较充分地分析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可以明确，这里指的并非是复兴帝国，而是力求实现伟大主权国家外交政策的自主思想，这个国家在很多世纪以来不比其他国家和民族对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贡献少，而在新时期对维护全球稳定与和平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近邻自然是我们国家基本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面。

力求恢复自己的国际地位，划定自己的责任范围，并不是政治强权。同美国、中国和其他主权国家二样，俄罗斯也在沿边界建立有利于它的“周边环境”。首先，这是在世界秩序正变为多极化框架内划定它的责任范围；其次，发挥特有的缓冲器作用；再次，促进俄罗斯发展，解决自身内部问题，保护国民权利和他们的安全。

俄罗斯新外交政策构想给莫斯科与北京关系的发展增添了额外推动力。俄中关系有望进一步提升。我们两国在富有成效地开展合作，共同解决很多与新多极世界秩序建立相关的问题，以及保护传统民族价值体系受“全人类”扩张侵害的问题。其中正是由于俄中合作，我们将得以抑制核危机扩散。还有许多问题，但无疑，中国将是我们的友邻和战略伙伴，与中国的合作将得到加强。我们合作的方针是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全面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深化相互理解。

（帅俊译，荆宗杰校）

[1] 本篇选自：М.Л.季塔连科，《全球化背景下的俄罗斯和它的亚洲伙伴——战略合作：问题与前景》，莫斯科，2012年。（ТитаренкоМ.Л.Россияиееазиатскиепартнерывглобализирующемся мире.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М.:Форум,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