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俄罗斯的欧亚主义
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地缘战略的挑战[1]
当代地缘战略形势特点——东方取向
（一）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自20世纪末以来世界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多元化的国际关系格局。在世界各国复杂的利益博弈和冲突的背景下，寻求应对全球危机和挑战的相应对策成为首要任务，并提到国际事务的议事日程上来。事实证明，在单级体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世界秩序的尝试和努力是不可行的。用依靠灵活的多边对话机制建立起来的外交手段取代集团式的外交手段，以此解决世界性问题，寻求世界范围内的协作伙伴关系和共同合作。面对正在形成的多极的国际体系，那些崇尚单极体系的国家不得不重新定位自己的战略规划。全球危机下低效的金融调节系统在挫伤了美国经济的同时，迫使那些超级大国不得不联合起来改革现存的金融秩序。
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其国际地位的下降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显著的特点。显而易见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单独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亦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其他国家之上。最为明显的尝试就是欧盟以及美国的亲密盟友——日本，正在极力摆脱对美国的全面依赖，并在制定战略时尽可能更多考虑自己的利益。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北约组织独霸世界舞台，但是现在政治中心正在发生转移，亚太地区在形成新的世界秩序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无疑会继续加强。
中国在解决世界经济和安全问题中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急剧增强。中国无疑已经跻身于世界大国行列，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也在不断提高。在全球经济领域的作用更是明显，中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最近一次世界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必须改变战后世界金融体系，适应当代发展需求，提高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
中国、巴西和印度这些国家的集体影响力正在加强，同时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其威信也在不断提高。在始终坚持战略合作、相互平等和相互协作的基础上，俄罗斯联邦正在新的“俄印中”（俄罗斯—印度—中国）或者“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对话框架下，建立新的国际关系。那些正在努力摆脱历史遗留问题的亚、非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诉求也越来越得到重视。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一些区域性组织在协商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发挥的作用正在凸显。诸如欧盟（欧洲联盟）、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上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其他一些机构，越来越多地承担各地区的事务。在世界经历着深刻变化的同时，一些新的集体对话机制也应运而生，比如，“二十国集团”，俄印中对话机制和金砖国家对话机制。
2010年5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赴莫斯科参加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结束65周年庆祝活动，访问期间与总统梅德韦杰夫以及总理普京进行了重要会谈。会谈特别强调了俄罗斯与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加强制度化行动的重要意义以及要不断加强俄中多边战略协作。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与中国两个强大经济体的“结盟”是一种全新的、暂时可能不够理性的当代国际关系类型。我们认为，这一独特的后帝国主义时期罕见的现象需要首先从世界经济影响以及中国与其他主要国家双边关系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美国正在极力将这种现象解释为“共同统治世界”。正因如此，使得“中国威胁论”这一议题甚嚣尘上，并导致部分美国人将其矛头指向中国。
上述事实证明，当我们在极力摆脱冷战遗留问题时，世界也一直处于动荡与不安之中，形成一种全新公正的国际秩序依然任重而道远。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依然存在着冲突。一些强权政治，干涉主义，包括武力干涉别国内政的思想也在破坏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些肆无忌惮、不知羞耻的行径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严重践踏，他们在一些重大事情上绕过联合国，从而削弱了这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国际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发生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独联体国家和中亚国家的革命，被布什政府引以为豪地称为“颜色革命”，成为破坏一些国家稳定的主要工具，也成为外部势力干预地区问题的主要手段。而带给这些发生“革命”的国家和人民的，除了不幸和混乱，别的什么也没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竭力维护和巩固自身在世界的传统影响，假借推动民主和人权并与极权主义作斗争，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于世界。美国及其北约盟友的行动路线越来越具有意识形态的侵略色彩，并推行全面的西化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强化控制并建立监控中心引起了世界局势的动荡，诸如南斯拉夫解体、中东冲突、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问题。北约在东欧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如建立军事基地和反导弹系统，使俄罗斯也受到威胁。西方将全球化进程与推动西方化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以自己强大的开放的文化意识形态来侵蚀和摧毁别国独特的文化和观念体系。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当今我们对文明的看法。许多政治学家、学者和政治家一致认为：西方价值观独霸的时代正在终结。当今的议题之一就是承认价值和文化体系以及政治体制的多样化。在秉承本国悠久传统的基础上，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也正在努力形成自己看待世界的新视角。
虽然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许多大国都在强化自己对世界的影响力，但是应该指出，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此外，当今世界还面临着许多新的威胁，诸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潮和一些新的紧张因素，这些热点问题使得这些大国在维护国际安全的大前提下扩大了彼此的共同利益。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粮食和水资源的短缺等诸多问题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严峻问题，对能源的争夺也愈演愈烈，将近十亿人口挣扎于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积极协作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新的困境，这场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美国。在这场危机中许多国家的经济被卷入了危机的漩涡，这一切表明必须彻底重建战后全球金融体系，提高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今世界需要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秩序体系，使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国际社会的利益。核心任务就是避免世界大国之间的周期性对抗与冲突（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危险，因为一些西方国家的行为表明，不是所有国家都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并建立高效的协调机制去解决一些新的无法预知的威胁和挑战，诸如恐怖主义、粮食短缺、人口和能源问题以及大规模自然灾害。惨痛的历史经验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世界共同体是否有能力防止在未来出现新的全球霸权主义，在多极化世界中制定可靠的、行之有效的调控关系的准则，避免新的“冷战”和“热战”。当前这种机制和公认的准则还没有制定出来，重蹈覆辙的危险依然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认为，在这种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俄罗斯与中国达成共识，在应对和解决国际问题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俄中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的立场相近，并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稳定的国际环境是两国成功实现预期的社会经济改革的必要条件。俄罗斯与中国积极主张建立公平、民主的国际新秩序，支持其他国家为此做出的努力。俄中两国建立了以双边合作为基础的平等的多边战略协作关系，充分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并且不针对第三方。
这里所说的不是建立某种反对其他国家的集团。俄中两国领导人多次强调，无论是双边事务还是在上合组织或其他组织框架内，两国的合作均不针对第三方。当然，世界新秩序的建立离不开美国、欧盟、日本、印度、东盟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机构的积极配合。
当今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俄中确立伙伴关系关键在于两国对重要的国际问题，以及世界局势发展的方向持有相近的观点和立场。俄罗斯与中国坚决反对单极世界格局，积极主张世界多极化，愿意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俄罗斯联邦会议的咨文中强调：“我国始终为建立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而奋斗。”他还说：“我们以形成现代化的全球调控体系为目标，指定合作与解决争端的原则，在此基础建立平衡、公正的新秩序。”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始终坚定地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为维护世界安全、促进文明进步作出贡献。俄罗斯总统的发言是对当今世界霸权主义的回应，与胡锦涛所提出的关于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吻合。这一思想是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准则。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大国针对世界新格局和国际安全的形成表现出全新的立场。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特点在于平衡性和多维性。这是由俄罗斯作为欧亚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以及世界主要国家之一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决定的。以史为鉴，俄罗斯努力不卷入耗费资金的对抗，包括对国家经济和发展具有毁灭性打击的新型军备竞赛。同时，俄罗斯也必须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需求。
同中国一样，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集中力量为国家的发展服务。外交政策要适应国家全面现代化的需要，创新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俄罗斯高度关注全球和地区一体化。
众所周知，俄罗斯过去主张，现今依然主张加强与独联体国家的特殊关系，发展和深化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的多边战略合作关系，提高与亚非拉国家关系的水平。
从地缘战略变化角度看，俄罗斯、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大国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
这首先关系到美国，国际安全和稳定的前景很多方面取决于这个世界强国的政策。构建同美国稳定、互利、相互尊重的关系是俄罗斯政策最重要的方向。俄罗斯与美国签订新的削减战略性武器条约是一项重要事件，能够促进整个裁军进程和维护世界稳定。同时，总结历史经验，如果美国反导弹防御体系威胁到俄罗斯战略核潜力以及国家安全，俄罗斯有权撤出该条约。
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致力发展同华盛顿的正常伙伴对话，并对此充满信心。2009年7月，美国总统访问俄罗斯，之后于11月访问中国，表示在关键问题上愿意与俄罗斯和中国开展建设性的合作，并将为此提供必要的条件。奥巴马执政后华盛顿外交政策向多边转向，更加积极地参与集体解决全球和地区的相关问题。同时，毫无疑问的是，奥巴马政府依然坚持和强化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不排除采取为莫斯科和北京所熟悉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
华盛顿对北京的政策存在两面性。不久前美国战略家提出在解决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中实现美中两国联盟的设想，提出著名的“G2”观点，即“中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中国期间，两国提出开展全球政策领域的合作，强调“分享亚太地区广泛的共同利益”。
然而，中国持续30年综合国力的上升，引起华盛顿、美国国会、美国盟友特别是日本在政治和军事等领域的不安。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独占统治地位是一种挑战。多次制造美中近期将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世界霸主之争的舆论。同时，美国确信，中国绝不愿意追随美国的方针，绝不会为迎合华盛顿而牺牲自己的政治、经济立场，绝不会因美国和西方的观点而调整国内政策。
显然，这正是导致华盛顿改变策略，继续推行全面遏制中国的方针的原因。奥巴马政府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的举措：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一大批总价值在64亿美元的新式美国武器，奥巴马与达赖喇嘛会面，尖锐批评中美经贸和外汇政策（据美国官方统计，2008年美国同中国贸易逆差为2690亿美元，2009年为2268亿美元）。中国对华盛顿也进行了有力的反击。
华盛顿及其欧洲伙伴试图吸引俄罗斯加入西方阵营来遏制中国，实际上是离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这一点在华盛顿和北约制定的新的战略联盟学说中显而易见。包括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内的美国代表们千方百计地使俄罗斯相信，北约对于我们国家不是威胁，因此，俄罗斯应该认真对待俄罗斯安全的“实际威胁”。参与制定上述学说的“北约智囊团”在2010年访问俄罗斯期间，对以下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即“俄罗斯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挑战”，为什么新的俄罗斯军事学说中没有“中国”一词，而把主要的军事威胁指向北约。
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政策。201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火奴鲁鲁的演说中表明了美国新的太平洋战略，其主要思想在于，美国希望重新发挥自己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该作用在小布什政权时期开始明显动摇。为了做到这点，应该依靠与日本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其他传统的朋友和盟友联合，不仅依靠美国在地区的强大的海军、空军部署，先进基地力量，而且建立在东亚作战区的反导弹防御体系。同时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试图实质性激活华盛顿在亚太地区区域性组织中的作用，包括加入那些目前美国尚未加入的组织（其中上合组织也可能是研究的对象）。
但是很明显，考虑到他们之间近几十年形成的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性，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对抗措施中走得太远。中国作为美国主要债权国之一，是美国长期、短期的总价值约为7500亿美元有价证券的持有者。两国贸易规模也相当之大。所以只能采取行动以缓和紧张局面。2010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奥巴马与胡锦涛的会面对此具有重要意义。
至于我们国家，在中国—美国—俄罗斯“三角关系”中，在任何一个发展的事件中制定谨慎的平衡政策会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同时缓解紧张局势的任务和“重新启动”与美国关系的实现，当然不会损害俄罗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
作为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深化与欧盟的战略伙伴和对话关系，主张形成现代化的俄罗斯—欧盟关系。近几年由于美国和一系列西欧国家单边行为的影响，在推进北约东进的政策中，产生了危险的、破坏早期签订的保证欧洲大陆安全的协议的行为。在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一些邻国，他们加入北约后以及为加入所进行准备过程中，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军备竞赛。根据斯德哥尔摩战略研究中心统计，东盟国家的军事支出在近十年增长了四倍多。俄罗斯以前不能，现在也肯定不能同意这种局面。众所周知，梅德韦杰夫总统倡议签订欧安条约（欧洲安全条约）。我们的意图很明显：将欧洲安全作为共同基础。并且不是在军事潜力和力量均衡的层面上，而是在国际法层面上，通过将北大西洋公约国家最近20年新承担的全部政治责任变成法律责任，这里核心原则在于安全的不可分割性：任何人都不应该靠牺牲别人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一点体现在俄罗斯—北约1997年签署的，近年来又屡屡被西方违反的主要的文件中。
作为战略政策，俄罗斯将加强自己同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将这种强大的联合视为当今世界的重要一极。同时北京针对一些西欧国家借口保护人权干预中国内政的企图给予坚决的反击。总体来说欧盟与中国最近在推动彼此迎合对方的积极努力不起作用。很明显，双方追求加强同华盛顿相互关系中自己的立场这一点，在这里起着不小的作用。中国视西欧国家为获得中国所需投资和技术的可靠来源。这些趋势的事例之一是包括法国总统萨科奇在内的一批来自欧洲的贵宾光临2010年上海世博会开幕式。萨科奇在与吴邦国会面时指出，“中国，不仅是明天的大国，而且是今天的大国”。
我们两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具有重大意义。俄罗斯主张在同日本的关系中确立正面的议事日程，努力理顺同东京的相互关系，在面对大量当代的挑战与威胁之际，也把同日本的合作看作加强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因素。同时密切关注那些能够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行为。
东京对俄罗斯的领土要求赔偿是建立俄日关系的严重障碍。莫斯科在这个问题上尽力执行灵活的路线，在可能的地方迎合东京。但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底线，即不能将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置于威胁之中。同样不能忘记的是，千岛群岛的解决是解决战后问题的一部分，这些问题是攫夺大量领土的日本侵略政策的结果。
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了协调合作方向的积极进展。2008年5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的国事访问具有转折性意义，这是近十年来中国高层领导首次访问日本。访问期间双方签订了一揽子文件，包括中日双方政府发表的以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作为加强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的有效手段，“俄印中”关系和“巴俄印中”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其在确定世界的政治方向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在巴西举行的具有重大国际反响的“巴俄印中”峰会上已得到证明。峰会日程包括世界金融、经济结构、贸易模式、气候及生态等中心议题。
由于总的地缘战略形势发生了变化，在考虑到美国和日本企图拉拢印度，扩大与其合作使之并入所谓的悉尼三角关系（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问题的情况下，保持与巩固我们两国与新德里的伙伴关系具有迫切意义。俄罗斯、印度、中国三方相互协作关系的格局对制定总体战略十分有利。这是指三国强大的综合实力以及对当代世界基本问题的一致立场，俄、印、中框架下的合作，可以成为亚洲和世界安全保障总体机制形成的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认真考虑，即与那些被称作“问题国家”的关系问题。在这里，俄罗斯与中国在很多方面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必须促使这些“问题国家”进行国际对话，优先使用政治外交手段解决冲突。而武力解决，通过制裁和对“问题国家”施压的方式，通常会适得其反，会导致大量无辜百姓伤亡和大规模的破坏。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对伊拉克的残酷军事打击，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伊朗的威胁都证明了这一点。
（二）
考虑到世界快速发展变化，力求平衡自己在西方和东方政策的俄罗斯，越来越重视亚太地区。我国作为欧亚大国所拥有的地缘战略地位，对提高俄罗斯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包括亚太地区）的作用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里要着重考虑欧洲—大西洋方向和欧洲—太平洋方向，或者说，也就是俄罗斯政策的西方潮流和东方潮流是协同的，是相互联系、互相补充的。这同样也因为我国属于这个世界发展变化最快的地区，对通过与伙伴合作的可能感兴趣，并借此来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必须加强区域内的反恐、安保、多元文化保护，及文明间对话等领域的合作。
现今“激进的欧洲主义论者”也开始明白，亚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的推动者，成为全球政治的影响因子。亚太地区的战略力量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该地区正成为形成多极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主体之一。全球的和地区的力量中心的快速增长带来了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对亚太地区国家寻求有效的协作模式。在这些进程中，中国扮演着特殊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亚太地区现有的区域性组织（APEC、东盟等），它们在此框架内制定了一整套专门的雄伟规划。亚太地区国家正集中精力首先解决经济任务，且成效显著。亚太地区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不包括北美）的比重占40%，并且还在持续快速增长。积极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近几年正在形成几乎涵盖所有地区国家的自贸区（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在中国—东盟、韩国—东盟合作中已经开始发挥作用，美国和日本也表示希望加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在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下又有了新的提高。很多方面归功于中国，亚太地区承受的危机损失才能相对降低，并且成为解决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动力之一。
与此同时，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一方面，全球化促进加强经济相互依存，利益相互渗透，这同时也成为区域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亚太地区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区域内联合体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对经济状况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为那些封闭的贸易联盟及处于联盟之外的经贸合作体增添了额外障碍。在全球金融经济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强。
总之，尽管亚太地区的局势看起来还算稳定，但是地区存在的高度潜在冲突的危险实在令人担忧。这里聚集了几个大国的强大军事力量，存在一些危险的地方性冲突，存在领土争端，进行着事实上无法监控的军备扩充和完善。同时还没有建立起对这一进程切实有效的监控机制。朝鲜半岛局势是危险的时代错误，在朝鲜战争结束半个多世纪以后，今天这里仍然缺少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必要保障。
在亚太地区拥有美国强大的军事部署：共计25万人，作战区域约l亿平方英里的强大的美国舰队，人员12.5万人，180艘舰船，包括5艘航空母舰，14艘战略核潜艇中的7艘装有弹道导弹（弹道导弹潜艇），1500架飞机。美国约有8万人分别部署在日本、韩国军事基地及美国第7舰队。在美国的“宙斯盾”的保护下形成广泛的军事联盟网，构成一个不断完善的首先是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强大导弹防御战略策略体系，该体系部署于美国西海岸、阿拉斯加、美国附属的岛屿、美国海军舰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地区。
毋庸置疑，军事方面的地区安全、稳定及为解决安全和稳定问题制定相应机制应当成为该地区范围内的重要议题。难以苟同的是，在亚太地区建立起来的美国“宙斯盾”保护下的军事基地和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似乎是可以保障地区安全的一个因素，是安全与合作的二者折一的真正形式。美国建立的这些军事结构为亚太地区现有的区分路线，相互不信任和怀疑打下了基础，这迫使该地区内不在美国“保护伞”下的国家去寻求加强自身安全的路径。现在是到了去认真研究一下，华盛顿在太平洋构筑的导弹防御战略策略体系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了。
我们认为，对亚太地区局势的总体分析可以说明，必须在该地区现有分散部署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的统一空间体系。位于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国家正在不断加紧力量的联合，以共同解决诸多迫切问题，最近提出的区域国家联合合作模式（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倡议建立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倡议建构东亚共同体）可以证明。当然，很清楚，实际上实现这些计划并非易事。在亚太地区还要建立一个大规模综合性机构的设想暂时还没有得到广泛支持。地区内多数国家表示，现有机构能做更多的工作。可能发挥上述作用的组织包括：东盟安全区域论坛、东盟“10+3”（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东亚峰会（东盟“10+6”：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
作为亚太国家的俄罗斯准备为构建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新格局作出自己的贡献，该格局能够符合现有的多极化现实，以集体、平等和透明为基础开端，以国际法为广泛准则。很明显，如果要依靠已形成的不结盟多边组织和论坛（APEC、东盟、东非共同体、俄印中等）来推动事情进程，就应该在地区内发展国际性区域伙伴网。同时我们注意到，在亚太地区制定各种计划、建立某种多边机构时，俄罗斯的利益经常被忽略。俄罗斯常常不被看作该地区的主要玩家之一。同时，俄罗斯在创建欧亚之间战略性联系桥梁过程中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作为现在两个重要地区（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之间的主要联系要通过迂回的途径，即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实现。据统计，每年东亚、东南亚及欧洲之间海运的总运费达6000—6500亿美元。如果约10%的货运重新确定方向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和其他亚洲铁路和公路干线，能给过境双方和订货国家带来巨大利益，可以大大缩减运输成本和期限。这种情况下，决定将俄罗斯纳入“亚欧论坛”意义重大（尽管在我们看来，已经过时），这将为此项工作的开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可能。中国以及东盟各国都支持俄罗斯解决加入东亚峰会机制问题。
考虑到区域内各国关注的主要是经济问题和经济一体化问题，俄罗斯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强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活动的参与，参与制定区域组织范围内的经济规划，吸引俄罗斯商人参与各种亚洲项目。这方面一系列具体措施已明确在联邦《远东及外贝加尔地区2013年前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规划》目标纲要中。建设国际运输基础设施和覆盖西伯利亚、远东及其邻国的国际东北亚燃料能源体系，对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中国是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经济活动的主要伙伴。2012年秋在符拉迪沃斯托克APEC峰会的成功举办将对俄罗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最好现在就开始制定和起草相关文件，即“关于地区发展及安保问题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宣言”。
上合组织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巩固俄罗斯与中国在亚洲的话语权，这就要求该组织能够积极推动和实现一些跨亚洲方案，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合组织能够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位置的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该地区可能成为世界上不断变化发展与繁荣的区域之一。这里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几个国家加强联合具有关键性意义。同时，应该考虑到美国、日本及欧盟国家正在加强向亚洲中心的渗透问题。上合组织必须在提高经济效益上采取有力措施，因为如果长期不能完成已经制定的经济计划，将导致其组织成员即中亚国家对上合组织失去兴趣。同样需要尽可能利用上合组织现有能力参与对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因为阿富汗联盟力量的失败首先可能损害阿富汗近邻中亚国家的利益，甚至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考虑到伊朗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也不排除这个组织可以在解决伊朗问题方面发挥有益作用。重要的是要逐步提升上合组织在亚太地区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众所周知，早在2004年塔什干宣言中上合组织成员国首脑曾提出调控亚洲和亚太地区多方联合的交叉关系的设想。签署了上合组织与东盟、亚太经社委员会（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及联合国相互协作文件，但是这种相互协作并未取得明显成效。
在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中，东北亚地区特别值得关注。在诸如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几个大国的利益相互交织的亚太地区，至今缺少确保稳定和安全的综合机制，难道这是正常现象吗？同时存在一堆代表东北亚国家共同利益的问题，即从经济、能源、生态到裁军问题，到信任措施的制定，恐怖主义和许多其他问题。
俄罗斯外交机构认为，当前在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六方会谈可以作为一种可行的对话机制。早期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俄罗斯提出了一个《保障东北亚和平安全指导原则》的方案。俄罗斯同样加入了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机制工作小组的领导中心。近年来东北亚国家三方（中国—日本—韩国）高层活动十分活跃。这“三套马车”的活动可能变成一种覆盖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机制。
在维持亚太地区稳定的背景下，朝鲜半岛核问题依然十分迫切。俄罗斯和中国认为，朝鲜半岛地区武装冲突的出现，特别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会对我们两个国家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朝鲜受到背后有着美国支持的韩国的威胁，可能会成为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挑战。考虑到这一点，重点在于是不允许使用武力反对朝鲜，同时迫使平壤放弃开展核武器计划。在当前条件下，考虑到对平壤有施压的可能，那么与中国共同制定稳定朝鲜局势的措施纲要，使朝鲜回到务实发展轨道，协助解决朝鲜核问题，使其明白俄罗斯和中国可以充当朝鲜安全的担保国，这是十分迫切的。
（三）
在世界新的地缘战略局势形成条件下，俄罗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同中国的战略伙伴与协作关系。该方针在俄罗斯领导人的一系列声明中有明确体现，在俄罗斯总统确立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中该方针也无疑对于我国占优先地位。现在的中俄两国关系业已形成的性质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两国在现有复杂国际现实中的可靠后方，是两国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按双方领导人的评价，近年来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达到整个俄中关系史中最好水平。给这种关系奠定了牢固的法律条约基础的，是2001年7月16日俄罗斯联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就当前国际局势的现实问题的联合声明，和经济、金融、人文领域的一系列重要协议。根据这些协议双方共同承担起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责任，不结盟，不参与集团，互不敌对，不允许利用自己的领土损害另一方的安全。解决了边界问题，这为两国间富有成效的长远关系的发展清理了障碍，是明智之举。双方互相支持彼此领土完整（坚决反对“台独”“藏独”，互相支持加强同恐怖主义分子和分离主义者的斗争）。
在所有重要方面确立并不断发展了紧密联系，俄罗斯与中国领导人定期会晤。就安全战略问题进行定期磋商。2009年6月俄罗斯总统发表声明：“世界两个最大国家间的协作曾是并将永远是国际地缘战略范畴的一个要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称中俄关系是“世界政治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两个主要玩家之间积极相互协作的一个真正的重要因素”。
双方经贸关系是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俄罗斯与中国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总体上近几年这个领域的关系稳步发展。双边贸易总额不断增加，2008年增至568亿美元。当然，世界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数量。受金融危机影响双边贸易额2009年下降了31.8%，为388亿美元。然而，2009年结果显示，中国居俄罗斯商品总贸易额的第三位（占8.4%），前两位分别是德国和荷兰（8.5%）。在中国的主要对外贸易伙伴中俄罗斯占第14位；俄罗斯占中国的出口份额的1.5%，进口份额的2.1%；相应地中国占俄罗斯出口份额中的5.5%（第四），进口份额的13.6%（第一）。
然而，与中国其他大的贸易伙伴如美国、西欧国家、日本、东盟国家相比，俄中贸易还相当低迷。同时我们也知道，经济利益可能成为确定一个国家具有某种偏好的决定因素。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指标更能说明这一情况。中国这一年与美国的贸易总额为3337亿美元，与欧盟国家为4256亿美元，与日本为2668亿美元。到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各国贸易额总体下跌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了与2008年相同的份额。
以上数字说明，俄中贸易规模并没有达到两国发展水平。存在失调问题（俄罗斯供应中国的原材料和中国向俄罗斯不断增加供应的工业产品）。投资领域合作远远不够。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得到了80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主要来自华侨、美国、日本及西欧国家。俄中两国工业生产和合作关系的发展水平还很低。大量无序贸易和走私对两国关系的总体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同时，近来俄中谈判结果表明，两国经贸领域的联系正在进入新的重要发展阶段，即加强国家间协作，扩大投资合作，共同努力克服危机影响，改革和完善金融体系。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俄罗斯期间，将能源合作问题提到中心地位，签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关于斯科沃罗季诺到俄中边境原油管道建设与运营的原则协议》，该线为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管道的支线，《石油领域合作备忘录》。中方给俄罗斯提供大额贷款（250亿美元，20年期），目的是加快协议中确定的工作进度。2009年6月俄罗斯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批准的“俄中投资合作计划”的实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四国峰会框架下，梅德韦杰夫与胡锦涛会晤并达成了一系列新的重要协议。
双方制定的《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的实施具有特殊地位。其主要内容是协调俄罗斯东部地区同中方的大规模合作，完善、现代化和建设铁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包括西伯利亚、贝阿铁路的现代化，中方协助在俄罗斯建设高铁和现代化公路。我们认为，在纲要框架下，需要重新全方位研究在图们江出海口区域（图们江计划）建设专门经济区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把符拉迪沃斯托克、纳霍德卡和东方港几个港口列入该方案中。这将为中国东北工业区、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甚至蒙古国打开直接出海口。从长远看，根据朝鲜半岛调控策略，可以韩国与朝鲜创建巨大的工业—金融联合企业开辟道路。
协调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附近的阿尔泰、西伯利亚、蒙古之间的合作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因为拥有所有需要的资源，如果能够形成统一的燃料—能源系统，实现交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建成，这个地区就可以成为巨大的工农业中心，将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提供巨大推动力。
目前主要的事情是将已签署的许多重要战略性文件付诸实施。特别是要采取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发展的投资公司提供长期税率优惠政策，为他们从事经济活动创造特殊条件，激活双边贸易结构，进一步发展边贸合作和地区间合作，完善相互间的结算体系，开展跨行合作，扩大投资合作领域和增加投资合作总量（如机器制造业、航空和汽车工业、渔业、海洋生物产品及木材加工等领域），合作推广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使用，吸引中方承包公司承担俄罗斯建设和土地承包的工作。
上述各方面工作中，整顿中国移民问题、签署政府间调整该问题的专项协议十分重要（据官方统计，从中国来俄罗斯的劳动移民共计21万人左右；据分析，这一数据应该会更高）。
要求中俄双方付出更大的努力的最重要任务是加强相互理解，加强对各自目的与相互协作的信任。在俄罗斯与中国进行的社会舆论调查表明，大多数被调查者都认为伙伴国家是一个友好的国家，都对对方国家存有好感。
俄罗斯与中国高层领导人间形成的紧密和信任关系对巩固两国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我们看到并高度评价，中国官方层面没有仇俄情绪，而是把俄罗斯当做“拥有伟大历史和人民的伟大强国”。从自身角度看，俄罗斯政府也在努力推行对中国、中国人民及其在自身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尊重态度。
但遗憾的是，近三十年的疏远期，甚至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敌对，俄罗斯与中国政治圈大部分倾向西方，这些不良影响仍然存在。两国不少居民由于一定的扭曲的民族情结或外来影响还存在一定的成见。个别俄罗斯政治家和新闻人物并不总是能够相对应地接受中国正在逐渐变成新的世界强国的事实。经贸关系中也存在问题和众所周知的摩擦，比如俄罗斯并不十分合理的商品结构，而中方则抱怨在俄罗斯经营程序的琐碎。尽管两国间的边界已划定，但在中国偶尔仍会听到某些“不必要的割让”和“不平等条约”的声音。
转变局势需要做好大量的信息宣传工作。在协调双方人文、文化和科学联系中需要更有效的国家支持。中国“俄罗斯年”和俄罗斯“中国年”的成功举办就在这类联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带头作用。我们两国的汉语年和俄语年期间还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两国一些友好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为双方友好关系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0多个俄罗斯汉学中心和中国在俄罗斯创建的孔子学院正在发挥积极影响。
教育领域具有重要意义。该领域的广泛联系是对双方社会甚至对未来政策方针产生影响的巨大推动力。这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明确认识到的。据统计，目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达15万人之多，并且美方为此提供了4万个奖学金名额。确立了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的人数要达到10万人的目标。同时，在俄罗斯高等院校就读的中国公民有2万人左右，在中国高校约有俄罗斯留学生10500人。2008—2009学年度俄罗斯财政预算资助各种学习形式的中国留学生有500多人。
总之，客观分析表明，俄中伙伴关系的有利因素和广阔前景毫无疑问会大于问题和挑战。而且这些问题根本不具备对抗性。他们能够通过双方建设性的、有针对性的对话方式得到顺利解决。
全球经济危机以及特殊地缘形势背景下的俄中合作
当代俄中关系史中2009年有两个特殊的日子需要指出。在俄罗斯，与伟大的中国人民一道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暨两国建交60周年。
俄罗斯与中国带着丰硕的成果走向了中俄双方签署的以和平共处为原则的睦邻、友好、战略伙伴与协作条约的20周年纪念日。我们的伙伴关系真正经历了时间和历史的严峻考验。
这种关系符合俄中两国发展的根本利益。在一些俄中合作文件中客观地强调，近十年两国关系“达到了他们整个发展史的最高水平”。例如，据俄联邦外交部领导评价，该部门“没有同任何一个国家，像同中国一样制定出这么翔实的发展计划”。我们的关系进入了发展的新的重要阶段，这是深化俄中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进行更广泛的投资合作、共同努力克服危机影响、改革和完善金融体系水平的阶段。巩固俄中关系完全符合国内发展的根本利益，与巩固各自国家的国际地位，解决全球共同安全任务相适应。
全球危机背景下的俄罗斯和中国
摆在现今和平社会前的一大挑战就是与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有关的。降低产品生产和出口产量，压低借贷系统空转，收入下降，劳动力岗位不足，造成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多多少少都触及到了俄中两国。因此俄中合作日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抗危机问题，找寻共同应对危机挑战的适应方案，努力维护全球经济和政治稳定。
在不同国家施行应对危机的方案中，显然可以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方向。一个方向，“对内”，即通过积极动员各国自身资源。另一方向因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加强监管和提升金融市场“透明度”，针对共同巩固多方和双方合作的需要产生了越界问题。显然，对于俄罗斯与中国来说，同其他国家一样，要想使危机影响最小化，以及置身后危机时代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地位，大部分都将取决于这两方面顺利实现的程度。
然而，众所周知，这两方面的结合并非始终一帆风顺。如果分析第一方面框架内的措施，那么，对很多国家应对危机纲要的分析表明，其共同点是不仅得到了大银行和主要财团的支持，而且还刺激内需，鼓励国内生产者，保护国家市场，并尽可能保障居民生活水平，这些重要方面合乎自然规律。例如，2009年达沃斯论坛上俄罗斯总理普京提出“危机条件下一定程度上施行关税保护主义是不可避免的，遗憾的是，我们就是这样遵守的”。同时在“G20”、金砖四国、欧盟峰会的论坛上，大国领导人的双边谈判中，包括俄中领导人会晤，都不止一次地强调，危机条件下不允许陷入孤立主义，国际合作应是克服危机的重要途径。类似观点同样适用于俄中合作。2009年“G20”伦敦论坛上的俄中峰会期间曾明确提出了该思想。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一致指出，在现今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巩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俄罗斯也常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某一意义上讲，如果可以这样理解，当今危机的积极一面是：
·危机结束了西方和东方上层的安逸与政治上粗心大意的状态，揭示了对西方抱幻想是站不住脚的和危险的；
·危机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中“谁是谁”的问题。危机彰显了中国综合实力的突飞猛进，显示了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提高，其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跃居世界强国水平，而某些经济和文明指标已达到超级大国水平，同样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富有成效的方面；
·危机暴露出企图从霸权主义立场，“重拳”解决全球问题的政策的弱点及无力；
·危机强调了世界各国之间深入的相互联系，集成性以及相互制约性；
·危机不仅表现出美国作为一个最大强国的强有力的一面，也特别显露了其不足、薄弱的一面，在不改变其政策实质情况下，它不得不尽量降低自己的独裁姿态。危机反映出了美国文明衰弱的态势，按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林登·拉罗奇的话说，美国正在从一个“生产者”变成“投机商人”。
·危机暴露出俄罗斯在实现经贸、科技、人文、文化、人口领域的未实现的巨大机遇以及错过的可能性；揭示了俄罗斯部分上层精英希望依靠苏联时期的惯性力量和关系，而不依靠独特的创新与投资就在俄罗斯周围的前苏联空间达到一体化的幻想是站不住脚的。
·危机反映出在建立东西方之间、西方国家之间和东方国家之间相互理解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危机表明，在不断探索可相互接受的对策和磋商过程的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分裂和分离”趋势、独立意识、政策的分离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正在抬头。
·危机强调，上合组织和新的对话机制—金砖四国合作形式、“G20”正在发挥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它们的影响还很局限和次要；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不断下降，国际法准则遭到破坏。国际法越来越受到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力政策的专横所挤压；缺少组织力量和统一力量来行之有效地抑制和中立国际关系中的专横主义；很多力量不断壮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自我限制和不理会立场，希望与霸权主义及武力政策各方保持良好关系，因为他们的经济安全直接取决于发达大国的经济状况，尽管发达国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依赖性因素（如美国依赖中国）在不断增加。
·危机证明，世界经济的矛盾化的深入以及对于美元和欧元单极化的依赖性，美元以及与之联系的全球经济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虚拟力量的低效性。
在多极世界现实下进行经济结构改革和建立新的金融货币基础成为了迫切的任务。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积极推动逐步改革已衰退的体系的想法，其中包含与美元欧元一道引进其他结算形式，如人民币。
俄罗斯和中国彼此需要，能够有成效、平等互惠互利地合作，以解决各自的发展问题，保障各个领域安全，共同解决相互关系中的很多复杂问题，奉行平行方针，为抑制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侵略霸权主义的企图作出贡献。尽管这种协作潜能尚未完全被开发，但却潜力巨大。
同时不得不十分痛心地承认，疏远和敌对时期（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给我们两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伤痕。那些年代出现的抱怨、成见、怀疑、偏见，对我们两国人民友好信任关系潜在地造成了严重心理抑制影响。俄罗斯和中国相当部分有影响力的知识界与商界精英倾向于同西方单边合作加剧了这一现象。欧美生活方式、消费和文化价值体系占主导地位，对民族传统的挤压成为越来越明显和诱人的模式，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文化、教育、卫生和公民其他日常生活领域的商业化为西方消费群体价值导向创造了有利条件与前提。在俄罗斯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电影与西方假期，快餐和可口可乐“文化”，性自由和道德自由。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亲西方的非政府组织机构并有效发挥着作用，成为以教育、科学、文化传播、慈善基金会、广播、电视、因特网为存在形式的一种“软实力”。
我认为，要求俄中双方作出巨大努力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加强相互理解，坚信彼此的目标和行动，保障言行一致。对于俄罗斯来说更为迫切的任务是适宜地和善意地理解中国发生的巨大改变，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作用的巨大提升，中国正逐渐成为不亚于当年苏联的有影响力的强国。我们应当学会接受中国，不是透过苏联时期扭曲理解的“国际主义”的三棱镜，或是“乌托邦田园式的”、当时北京称其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标准与原则。要正视中国当今的新身份，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将它看成是几千年伟大中华文明的承载者。如今中国摈弃了很多亲美幻想，成为2001年7月16日历史性睦邻友好协作条约签订的倡导者，该条约成为我们两国战略伙伴与协作关系的一块国际法基石。最终应当使经贸、科技、科学、人文和其他往来完全适应该条约的精神和文字意义。还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在俄罗斯认识到世界两个大国相互协作的意义，这种协作曾是也一直是“地缘战略范畴的一个真正要素”。
为了加深我们两国政治精英之间的相互理解，应该在俄罗斯从根本上改变对国情学（包括中国学）的沉默和打压政策。我国学者基本著作的出版印数应不是100—300册，而应是像在苏联时期20世纪50年代那样达到成千上万册。应努力使俄语和汉语成为我们两国政治家、知识分子、文化和科学活动家的交际语言。目前俄罗斯正在做一些这方面的努力。2006年、2007年进行的国家年和俄罗斯、中国互办语言年起了重大推动作用。但这只是第一步，跨文化交际和跨文明对话仍然迈着怯懦的步伐。中国还不太了解我们，对俄罗斯的评价还停留在20世纪50年代的理解上。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的著作在中国很少被译成中文，不做梗概性介绍，甚至中国学者都不知道，而西方和日本同行的著作，在深度上和对中国友好态度方面不占优势，但却在中国广泛传播与普及。人文和科学方面的往来需要国家支持一些社会性机构进行工作，中国与俄罗斯友好协会在这方面做了巨大努力。但是，这条道路上的障碍是伴随着文化、教育、卫生领域的商业化导致国际人文交流和社会组织的联系也出现的商业化。
另一个问题是必须在我们两国间、政府间及商务界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合作机构。已经签订了上百份协议，公布了很多纲领性、战略性的重要合作项目。但效果暂时不明显。如何落实已签订的各项协议应当成为两国政府各部门的代表进行公务会晤的重要议题，成为两国政府首脑高层会晤汇报的主题之一。
不能允许俄中合作成为错失机会和错过互利合作协议和决策的历史。无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稳定与和平的未来，两国的繁荣发展，即使不是决定性地，当然也部分地，首先取决于两国人民的努力，取决于他们繁荣和发展自己国家的热情。然而，拥有有利的周边环境，保持和深化俄中睦邻友好、友谊与合作同样是我们两国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
俄罗斯人民铭记中国人民在反封建压迫和日本侵略者解放斗争中的英勇精神。俄罗斯民族及我国的其他民族深切同情中国人民，并在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给予了兄弟般的帮助。我们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始终铭记并纪念与之并肩战斗的战争参加者。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发展方针是保障共同繁荣，维护世界稳定，保障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以及保障亚洲和全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可以确信，俄罗斯学者，还有我们的中国学者承载着自己的一份公民责任及努力方向，来为完全实现“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俄中关系准则创造坚实的牢不可破的前提条件。我们两国面临的任务就是使这个口号在两国最广泛的社会活动领域付诸实施。
合作动机
俄罗斯和中国政界及专家学者对现阶段俄中合作的关键方向与任务存在共识。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提高实际合作水平以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全面推进人文合作和战略协作。在这些战略任务框架下俄罗斯分析专家看到了合作应对危机的基本的互利可能性和前景。
我认为在经济方面，俄罗斯与中国近几十年至少到2020—2030年，关键的“发展点”主要有以下内容：
1.实现俄中能源领域长期合作项口，包括建设斯科沃罗季诺—大庆石油管道，开始实施经由阿尔泰的天然气管道铺设项目，以及合作开发雅库特煤炭资源。
2.将两国发展计划的原则性协议进行连接与对接，即将俄罗斯社会经济增长及西伯利亚、后贝加尔和远东社会经济振兴与发展计划，中国东北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的振兴与发展计划，转入两国政府间、部门间、区域间的具体协议和方案讨论上来。这需要认真研究分析银行间合作与投资合作领域实际组织工作的新方法与形式。总之，是认真专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3.必须重新全面研究在图们江地区建设濒海边疆区经济特区这一诱人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中方应该消除俄方存在的就实施这一项目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纳霍德卡产生经济与生态影响的忧虑。由于考虑到和朝鲜谈判的复杂性，现阶段可以在双边基础上开始这项工作，也就是说，今后可以让朝鲜、韩国、日本，甚至美国陆续参与到谈判中来。
近来，中国吉林省政府领导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提出在这方面很多有益的新设想，就此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领导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个问题在有关地区和部门的专家和领导就细节磋商后，值得我们两国政府首脑高度重视。应当就此问题召开双边会议，请学者、双方区域机构专家、有关方政府机构代表参会。
4.实施现有的具有巨大互利前景的、关于在俄罗斯进行林业和矿产开发领域大型合作加工生产的设想。
5.搞好俄罗斯东部地区和中方的大规模合作，包括交通运输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完善、现代化和建设，其中包括西伯利亚大铁路、贝阿铁路现代化，加里宁格勒—莫斯科—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雅库茨克的现代化的公路建设。
扩大和建设两国边境交通运输通道和界河上的跨境大桥是一个迫切问题。必须克服现有困难，这不仅是经济上的，还有一连串心理预警，地方居民及地方领导人的成见，以及与我们两国间投资合作发展薄弱等问题。
6.在专家和各部门层面讨论政府间协议《中国劳动力赴俄罗斯的邀请程序与规定》的起草问题。
在国际方面我们的合作进展顺利，富有成效。同时这里有很大的合作潜力，特别是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以及其他一些亚洲经济和人文组织框架下。
希望通过讨论的形式探讨中国支持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地位的问题。由于俄罗斯部分精英存在着强烈的欧洲中心论倾向，俄罗斯在实现已对外宣布的外交政策平等对待欧美方向和亚洲方向的方针上遇到一定的困难。很遗憾，在部分俄罗斯民众对俄罗斯文明的统一性的认知模糊不清，这不能不影响到莫斯科的对内对外政策，这可以从民众对国家对内对外政策偏向东方的意义评价过低上看出来。国际上有时会出现有关俄罗斯的区域和文明认同及归属的争议。一些人认为，俄罗斯因2/3领土在亚洲，应将其归为亚洲地区，另一些人认为，俄罗斯按形成传统应属于欧洲。
2009年3月20日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政府2009年应对危机的措施纲要。纲要分七个主要方面，包括：强化社会政策，支持效益好的生产部门，拉动内需，推动创新，减少行政阻碍，完善银行金融体系，制定特别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这些措施似乎没有直接涉及俄罗斯国际合作问题，显然，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无疑可以推动俄罗斯对外经济一体化进程，包括在亚太地区。而中国，无疑是俄罗斯在这里的主要伙伴。对此应当补充说明，危机时期对俄罗斯来说，实施当年通过的远东与外贝加尔经济和社会发展纲要的现代化是十分紧迫的。需要注意的是，纲要的宗旨是使俄罗斯这个最重要的资源区加速适应时代要求的社会经济现代化。以共同发展为原则与中国建立的互利合作，包括加强远东和东北的发展，是最有成效地完成纲要的重要途径之一（如果不出现意外情况）。
俄罗斯欣喜地发现，根据国际组织机构评估，在危机条件下北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全面应对危机的具体方案，其中一部分出现在2009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中。这些方案实施过程中计划拨款4万亿元（约5900亿美元）用于大型的社会项目、基础设施和创新项目建设，包括十个重要工业领域的现代化。中国只是出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放缓（2008年9%和2007年13%相比），但却成功地避免了经济衰退。2009年根据各方评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达到8%，而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体下降（-0.6%）。许多专家充分认识到，中国将是最先克服危机不利影响，并不断巩固自己在后危机世界中地位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吸引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方面的经验交流，首先是两国在很多措施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确定投资优先发展领域，利用危机时期加速经济现代化）达成共识，这是双方共同兴趣所在。
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积累了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在危机时期将其用于对国家有利的大型国际项目投资上。这为俄中互利投资合作，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合作的持续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于2009年6月共同制定的“俄中投资合作计划”的实施在这里将能够发挥巨大作用。
前几年里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略微优势，正如俄罗斯业内人士所认为的，客观上使中国在俄中商业联盟中处于较强势竞争者地位。因此，如果以实际应对危机为合作目标，对俄罗斯来说，不应该在评价当今中国经济政策优先方面体现出过多的机动性。由于两国关系的互补性及两国特有的平等和互相尊重环境，双方保持了发挥各自自然优势，并将其运用到互利项目中。
应对危机合作的形式与方向
在金融危机条件下更加要求双方在信贷金融和银行领域（包括国际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建设一些项目和其他形式的能源、机械制造、科技领域，其中包含纳米技术方面的生产合作。
在货币—金融和银行领域，俄罗斯的利益首先同中国对重大互利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否直接相关，这对俄罗斯远东和国家整体上的发展意义前面已经说到了。这样的例子有关于中国贷款250亿美元给“俄罗斯石油”和“石油运输”公司的协议，2009年6月在莫斯科签署的银行间关于7亿美元贷款的协议。
中俄两国在金融领域进行广泛国际合作的兴趣主要是完善国际金融监控体系，改革现行单极外汇体系，尽可能扩大人民币和卢布的使用范围。这些合作的很多方面都在伦敦2009年4月梅德韦杰夫与胡锦涛会晤时得到证实。会谈主要内容是“G20”框架下协调立场的必要性，包括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拓宽交往渠道，如中俄金融合作分委会、财政部长以“保护两国经济与金融体系稳定”为目的对话等问题。
上述俄中贷款协议的实例再次证明，继续两国多样经营合作十分重要，不仅在能源领域，即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中国段的建设，还有电能、核能、石油、天然气勘探的合作，并在双边能源对话结构框架下推动其他形式的合作。在中国合作探明石油—天然产地，在此建立天然气运输和分配体系，地下存气库，组织销售网络以及其他先进合作形式等项目具有前瞻性意义。
在发展经济联系中和以往一样，完善生产合作十分迫切，改变简单的“买方—卖方”模式，重点放在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如，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建立俄中林产品加工与纸浆造纸合资联合企业，大量生产各种建筑、装饰材料、家具等产品。
毫无疑问，运输合作领域十分重要，包括实现跨大陆的货物运输。目前正在讨论合资建设物流公司的大型多方（俄罗斯、中国、德国）合作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可以保障东亚—欧洲在俄罗斯和中国段的集装箱陆路运输通道，同海路相比很大程度上缩短了运货时间。
减缓危机现象的可能性还体现在农业合作方面，特别是在俄罗斯以长期土地承包并且主要雇佣中国劳动力方式合作农业综合体。
加速开展高科技以及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领域的合作可能成为应对危机的重要手段。实现在俄罗斯建设经济特区项目（苏维埃湾、布里亚特共和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莫斯科、叶拉布加、利佩茨克）前景广阔。这些区域的地理状况还对边境和地区合作有吸引力。该重要方向的意义，特别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困难时期得到证明，从有利的发展前景角度来看，它一直在不断增强。其中包括在提到的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发展对接纲领的框架之内。
在传统贸易往来中也存在毋庸置疑的潜能。众所周知，2008年在危机影响下出现俄中商品流通增速降低到18%，而前一年增速达到44%。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不允许这种局面重演。
总之，要求深入分析现有双边贸易各环节的可能性，消除阻碍因素，包括官僚主义和其他障碍，比如2009年夏天围绕莫斯科一些批发零售市场所发生情况造成的不良感觉。两国领导表达的愿景令人乐观，正如2009年6月17日的共同声明所说，努力“促进相互贸易，要特别依托机械技术和高科技产品”，加快促进“积极吸引两国金融与银行机构对贸易项目的贷款”步伐。
对现有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实践的分析表明，不仅使一系列新领域（如扩大两国货币流通领域）纳入议事日程，还激活了已有的协作形式、方向和机制。特别重要的是努力实现已达成的协议，当然要考虑到应对危机可能的重点。伦敦俄中会晤时胡锦涛主席强调指出，当今条件下双方“将已达成协议付诸实施”，包括“尽快签订中俄政府间石油领域协议，深化科技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十分重要，这都并非偶然。
多边合作模式
多边合作模式方式对于俄中双方都是公平的，不仅可以用来共同应对危机，在两国更加广泛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同样适用。此时加强两国的相互支持就成为中俄两国关系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在（2008年）5月的两国关于加强外交政策的相互协作与协调的重要国际问题的共同宣言中得到体现。指的是在联合国和G8、G20框架内积极协作，这些机构主要讨论解决世界如何应对危机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俄印中以及巴俄印中平台上的意义也并未削减，此合作旨在应对世界环境问题，助力发展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其中中印两国领导层积极促进中印关系的发展，尽管有一系列包括在两国中一部分政治家和学者互相缺乏信任的问题，但是整体处于健康和积极的发展轨道。
中俄两国在世界合作很大一部分依然得益于上海合作组织。在2009年叶卡捷琳堡举行的峰会上，中俄两国在这个具有影响的区域组织范围内又做出了新的成绩，签署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其中就包含《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公约》。峰会取得很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承认了采取有效方式“最小化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合理性。一方面，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内部采取一系列对抗危机的方式，另一方面，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比如，中国向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大额的优惠贷款。同时，2003年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面向2020年多边经贸合作计划实施纲要》也是加快实现对抗危机的利器，该纲要的修订版在2008年秋的政府首脑委员会会议上通过。
当然，上述任何一个方案，同俄中在国际合作范围内共同应对危机一样都是未必能自动实现的。因此，这就需要两国相关部门、机构和企业能够在互利共赢广泛合作的基础上努力。俄中合作的增长能够为两国带来红利，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对于俄罗斯来说，中国的投资可以推动生产的发展，同样可以解决就业以及在俄罗斯对抗危机项目中的其他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俄罗斯可以促进中国应对危机各项措施的实施，包括需要稳定的和长期的能源保障的工业发展。
共同协作对抗危机的政策也并没有降低俄中在国际舞台上解决其他问题合作的迫切性：保障全球和区域安全，推动建立以“多中心论”为基础的公平世界秩序体系，坚持和平共处、共同繁荣的原则。这里尚有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朝鲜半岛局势、北约政策相关的尖锐问题和挑战；建立核武器监控体系，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改革以及建立封闭的区域经济自由贸易区等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制定各自的外交政策，包括确立相互关系时，俄罗斯和中国当然要考虑世界局势发展的基本趋势。首先，这些趋势不能不受到地球上依然强大的美国的影响。无论是莫斯科还是北京都依然对与华盛顿发展正常的对话伙伴关系非常感兴趣，都希望在此基础上推动奥巴马政府更加积极的合作。2009年7月美国总统对俄罗斯的访问，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一轮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会谈期间的参与者都表示要在建设性的关系问题方面进行合作的意愿，并为这些愿望的实现奠定一定的基础。但是只有时间才能证明，当前的看起来令人满意的美国领导层努力推动的“建设性关系”能够多大程度上为实现平等伙伴关系做准备。只有事实才能证明美国总统关于“无论哪个国家都不能迫使任何一个国家接受自己条件”的言论是否有意义，才能证明华盛顿是否能够摒弃之前争夺世界主导地位的需求，放弃一些破坏性的政策，包括将俄罗斯与中国对立的企图，抛弃各种“个人意见”，以及其他挑拨中俄与美国、印度、日本、中亚东南亚相互关系政策的评论。
俄中合作既不对抗美国，也不针对任何第三方。它的目的就是维护和平和发展。合作，互信，一往无前，互相理解和考虑相互利益能够帮助尽快走出危机，有助于解决尖锐问题。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条道路上是天然的盟友。
俄中条约：对变幻世界挑战的回应
（一）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美国冷战后意欲建立单极秩序的企图破产。一些所谓的正在崛起的国家在改变已形成的不公正的体系，为富有和强大的国家保障利益的立场不断显著增强。反应世界多样性，不均衡性和多种经济成分的过程在积极发展。
世界经济危机有着系统特征，不仅表明了当前全球经济调控低效，也给世界各国利益带来沉重打击，尖锐地提出了改革当今金融体系的任务。危机也表明，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任何人都没有改变过，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全球化也尖锐地将这套系统中主要矛盾给暴露出来——生产的全球性与私人对生产要素、手段与资源占有之间的矛盾。
现在，面临对人类自身生存的威胁性挑战不断增强，通过新的途径去改革世界秩序显得日益重要，与此同时也应该考虑所有国家的利益。首先就应该考虑寻找能解决全球威胁以及挑战的合适的方法，它的规模就应当被列入国际事务日程当中。尽管一些西方国家执意不愿意放弃自己享有特权的处境，继续指望处于强势，但是就是在西方也逐渐开始开拓出一条意识到建立更加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必要性的道路。新的潮流同样影响了美国，那个滔滔不绝演奏着“大国协奏曲”的国家，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台后证实“世界再也不会由一个中心掌控”。
结果是，世界舞台的权利分布确实发生着改变。一些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地位不断增强。G20、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俄中印等集体反映新机制的力量在不断蓄积。
地缘战略最重要的进展就是逐渐将世界政治的风向标由独占世界舞台中央几世纪的欧洲大西洋转向亚太地区，我们认为，这对于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的意义是不断增大的。在现今金融危机条件下反映出自身稳定性的亚太地区是全球增长最快、最有前景的地区。正是中国和亚太地区其他一些国家成为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主力。
需要严肃地重新评价世界局势文明方面的问题。伴有文明冲突威胁的喋喋不休的西方化（已经由西方挑起），正遭到作为独特文化承载者的人民和国家的强大抵抗。世界人民想在文化多样性的情况下保存自身发展的文化源头，正如孔子说的那样，“和而不同”。政治价值标尺也在发生变化，中国取得的成就和经济成效保障了社会稳定，使他不会等同于自由民主模式。很多人都在讨论“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
在上述过程中，中俄合作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相似或者是共同的观点将我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当代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对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应该采取建设非对抗性外交原则。俄罗斯和中国的共同之处是密切关注保障和平的外部条件，这对于完成发展经济和现代化的宏伟任务是十分必需的。
远东研究所和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此次会议是在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五周年（1996年起）暨中俄睦邻友好协议签订（2001年7月）十周年的背景下召开的。该协议为两国发展和平、繁荣长远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重大事件的宗旨可以在协议中找到鲜明的描述：“世代友好，永不为敌”。
在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主权国家建立之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层显现出中国政治文化所特有的远见性和政治性。中国是首批承认俄罗斯在世界上、在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其他组织中是前苏联具有名副其实的、享有充分权利的、全面的继承人。任何事件都没有动摇中国领导层把我国当作“拥有伟大历史、文化和人民的伟大国家”的态度。中国没有参与西方组织的以削弱俄罗斯为目的的“十字军东征”。中国在俄罗斯联邦成立的一开始就已经站在了同我们国家协作和扩大合作范围的立场上了。
在1992年12月18日的《关于中俄关系相互基础的联合声明》中第一次形成和确立了“双方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一方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定”的原则。
在建立中俄长期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上，1996年的中俄联合声明迈出了新的一步。其中双方宣布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评价与得出结论是一种大胆的创新，表现了极大的政治远见。它们不仅是双方关系巩固信任的重要因素，还是整个健康国际环境的重要推动力和对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贡献。
（二）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成为两国关系史的里程碑。条约为我们国家能成功建立自己的关系和向前推动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条约还强调了双方渴望全面发展长期睦邻友好合作、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遵守国际公认原则和国际法规，相互尊重对方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道路。双方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
文件签订后制定出专门的长期“实现协议计划”，并且已经成功完成。当前正在实现2009—2012年计划。
自协议签署九年以来，可以很高兴地指出，在发展双边关系的上升进程中，两国持续不断向前推进。根据双边评论，中国和俄罗斯正处于两国关系400年来的“最好时期”。
由于两国领导层连续性方针已经积极地排除了中俄关系上的所有障碍，规范了两国关系中极其尖锐和敏感的边境问题。关于这个问题2008年10月14日签署生效的《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作出了新的协定。双方在坚持当代和平趋势为基础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观点，这积极促进了国际事务中的相互合作。
两国高层已形成的深刻互信、友好、建设性的关系具有特别意义。中俄两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每年一度的会见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整体上已经建立了双方独一无二的包含所有基础层面的合作关系体制。
2010年9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正式访华就是两国双边关系水平的见证。此次访华双边确定了两国友好关系的优先性。通过了《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文件。中俄两国从相近的立场总结了战争的结果和教训，谴责了篡改历史，以及英雄化纳粹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和他们帮凶的企图。
胡锦涛和中国其他高层领导为巩固与俄罗斯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2011年4月胡锦涛与梅德韦杰夫会面时提出“以共同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十周年为契机，大力弘扬两国世代友好的和平理念，增进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加大相互政治支持，坚定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努力；推进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等能源领域大项目合作，全面扩大经贸、投资、高技术、金融、地方、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等重大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
从我国当前现代化和创新任务的角度上看，加快与中国经济合作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几年来这方面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根据俄罗斯官方统计，2010年中俄贸易总额达到了594亿美元，高出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568亿）。然而，两国经贸层面的关系还远远落后于政治层面。当然，不得不遗憾地承认，落后的根源首先取决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速度，投资基础薄弱，中俄大宗贸易区间主要定位在西方。如果将中俄贸易数据和两国与其他一些领先贸易伙伴合作数据对比，这一问题就更加明显了。比如说，2010年中国与美国贸易额为3853亿4千万美元，与欧盟为4797亿7千万美元，与日本为2977亿7千万美元。与印度的贸易几乎从0增长到2010年的618亿美元（2000年约为10亿美元）。而俄罗斯主要的贸易额都在欧盟和独联体国家（约为65%），尽管从各个国家的数据来看，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10年占9.5%）。
截至目前，双方投资合作处于相当低的水平（2011年初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投资总额大约为26亿美元，而俄罗斯在中国的投资约为10亿美元）。工业生产和共同合作领域不够发达。大量非法机构的贸易和走私对两国关系总体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需要努力克服同中国贸易中主要是出口原料的现象。
同时，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金融潜力为俄罗斯加速经济发展，发展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区域，经贸合作多样化的俄罗斯战略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根据统计，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6.4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是世界出口（1.578万亿美元）和黄金储备总量（超4万亿美元）的领跑者。2010年中国吸引了1090亿美金外资，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份额增加了，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从2005年的5%到2010年的9.5%。中国近年来也完成了在科技领域、先进工艺研发、基础研究领域的急速跃进，很多领域已经接近美国水平。
在国际竞争激烈的条件下，中国能源需求不断上升，扩大对俄经贸联系、在俄罗斯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兴趣日益提高。但重要的是，要保证俄罗斯也有相应的进步，为中国资本在俄罗斯创造必备条件，保障其安全以及和西方商人具有平等条件。
俄中大庆—斯科沃罗季诺石油管道建设工程的启动是一个重大事件。中国向俄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总额25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俄罗斯首先保证在2011年至2030年每年向中国提供1500万吨的石油（总计3亿吨）。关于通往中国的天然气管道建设，俄罗斯天然气、电能、煤炭的大量供应的谈判正在积极进行。在核能以及新能源领域的合作正在开展。中方参与俄罗斯铁路现代化的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9年6月通过的中俄投资合作计划的实现可能也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双方签署的《中国东北地区同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的实现占据特殊地位。这将对加快俄罗斯东部地区，中国东北、西部地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人文领域的合作为两国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起到补充作用。根据俄中两国元首倡议举办的国家年（2006—2007）、语言年（2009—2010）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在互相理解、相互信任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纪念俄罗斯汉语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汉学家出版发行了六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在俄罗斯超过40所高校开设了汉语系或者汉语部。俄罗斯开设了17家孔子学院，它们成为了研究汉语学习法和推广中国文化的中心。在中国出版了由中国俄语学家编写的2卷本的《大汉俄词典》（上海，2007年），以及一系列双语分类词典。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出版了一整套关于中国经济、历史、哲学、茶文化、“气功”保健以及中医的书。司马迁的《史记》多卷本被著名苏联汉学家维特亚金翻译完成。2010年语言学博士扎维亚洛娃出版了深湛的著作《汉语大世界》。
21世纪俄中友谊、和平、发展委员会定期举行政商界、文化和科学家见面会。
俄罗斯俄中友好协会和中国的中俄友好协会将一些致力于巩固俄中友谊、互相理解与合作的人组成的群众性社会组织联合起来，开展了大量工作。我们的友好协会甚至在20世纪60—80年代的困难时期都没有停止自己的宣传工作，以恢复两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目前，俄中友好协会在俄罗斯二十多个大区域都设有分部并且开展着积极的工作。
教育领域的合作，青年之间的广泛交流对保障将来中俄两国友好关系具有极大的意义。有超过2万的中国人在俄罗斯高校进行学习，在中国有大约10500名俄罗斯大学生。
两国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各样的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绝不总是正面的。两国社会部分阶层依然受到20世纪60—80年代紧张时期根深蒂固的惯性情绪影响。最近由于中国向俄罗斯移民产生的摩擦，需要双方尽快果断采取行动，将相关问题引入正确的法律轨道。
与此同时，俄中两国伙伴关系的发展中有利条件和前景，当然比不可避免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更占优势。根据不同方面的合作建立多层面的对话机制能够灵活机动地通过建设性友好对话应对和顺利解决出现的新问题。俄罗斯和中国在现代化和创新发展道路上面临并解决着相似的问题。他们的根本利益不是冲突的，而是符合、接近、或者平行的。这为广泛的战略伙伴、协作和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和直接命令。
（三）
面对当今国际形势的众多挑战，俄罗斯和中国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起，遵循和平与发展方针。两国的建设性协作是当今多极世界、国际稳定和安全的重要支撑之一，是巩固彼此对外政治地位和国内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世界动荡不安趋势的加剧，如最大强国之间的继续竞争、不停地军备竞赛、实力地位政策复发、世界经济深刻危机、世界很多地区的反抗活动频发、恐怖主义与生态的挑战、自然灾害等，这些正促使双方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一致行动，并正如2001年条约第12条指出的那样，为维护战略稳定，对战略本身加以修正。
胡锦涛访问莫斯科（2010年9月）之后发表的俄中联合声明指出：“支持俄罗斯为保护自身的根本利益，促进整个高加索地区及独联体地区和平稳定所做的努力”。俄罗斯方面表示支持中国台湾、西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及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的政策。
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互信主要体现在国防、军事技术合作领域进行的长期广泛接触、磋商和各种形式的联系，以及双方参加了一系列上合组织的“和平使命”反恐演习，在此过程中为双方武装力量间的作战适应和协同打下基础。
在一些更为重要的国际问题方面，俄罗斯与中国持有一致或相近的立场。在新的国际机构，如上合组织、金砖五国、俄印中合作形式框架下，双方的合作发挥了更大作用，具有更大意义，这些机制对国际事务的作用不断增强，包括当今全球经济危机条件下，使得参与国共同维护自身利益。在海南岛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引起世界极大反响，成为此计划顺利协作的明显证明。
五国首脑海南岛会晤再一次证明，金砖国家的对话平台不是虚拟的，而是相互协作的真正建设性论坛。在三亚市通过的宣言中公正地强调：“金砖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加强多边关系，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砖国家被看作是经济、金融与发展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的主要平台之一。我们认为可以公正地强调，上合组织、俄印中平台、金砖国家平台的出现和不断发展主要是得益于俄罗斯与中国战略伙伴所起的积极、主导作用。我们两国间深入的相互信任、互相理解，毫无疑问是上述三个组织及对话机制顺利开展和有效行动的保障。在这些组织与对话结构框架下我们两国合作建立公平的世界秩序，为以非武力方式维护和平与安全奠定概念基础，推动国际合作互利形式的实施，包括利用外交手段，而非军事力量解决冲突。
上述各个组织及对话平台是国际关系新体系的全新创新思想。当然，一些怀疑论者企图降低这三个机构的意义，理由是五个国家目前国内总产值只占世界的15%，而单单是美国就占25%。但这种观点缺少从历史发展角度的分析，没有考虑金砖五国所具有的其他相对优势和有利因素。
上合组织、俄印中和金砖五国生活着全世界约40%的居民，他们具有强大的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巨大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拥有大量资本积累，达到世界储备的70%。
当然，三个组织的成员国间存在文化差异，一定的民族利益与政治体系分歧。同时这些国家在相似的时代挑战和保障他们发展与崛起条件的机遇面前，具有共同的全球利益和很多共同点，首先是解决国际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任务，构建更加民主的世界经济与金融体系。他们的目标是构建现代化创新模式，力求依托高科技工业领域取得的成就为稳定发展创造条件，具有巨大的互补性潜力。这一切要求必须加深三个组织成员国间对话和外交、政治上全方位合作，实现国际舞台上制度化方法的互助与共同推进各自利益。我们认为，必须制定共同纲要，对中国与俄罗斯政治学者来说都是开始，无论确定双边合作发展积极道路及消除道路上存在的各种障碍，还是在多方合作框架中，包括上合组织、俄印中和金砖五国机制中，甚至其他的国际组织中深化协作。
还想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在国际政坛进行广泛讨论的问题。
指的是近几年中国快速发展现象，它反映在中国“振兴”论中。的确，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它的影响不仅在亚太地区，还扩散到全球。中国现在是世界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中国政界经常表现出的担忧是，俄罗斯政策会“倾向”欧洲—大西洋方面及同美国的相互关系方面。类似担忧时不时表现在某些俄罗斯媒体、个别政论家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人口侵略”“中国经济扩张”等言论中以及担心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原料附庸国等言论中。
我们认为，对此必须有完全认识，应当强调，巩固俄中关系的任务无论如何与我们两国对外政策的其他方面是不矛盾的。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中国，都十分重视发展同美国、日本、欧盟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互利关系。
我们认为，重要的原则是，在发展同其他国家在各可能方面的联系时，这些联系的建立不应以牺牲俄中关系为代价，因为俄中关系对俄罗斯和中国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联系越可靠，我们在同西方关系有任何变化时的地位就越巩固。
代表世界上独立的文化文明空间，俄罗斯与中国扮演着伙伴角色关系，努力保障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反对迫使国际社会去适应西方化硬性标准的企图。只要我们两国坚决奉行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方针，我们就一定能抵制对我们民族利益的任何侵犯，以及抵御借口保护人权而干涉我们内政的行为。
（四）
亚太地区正在成为多极世界新秩序的主要因素之一。只要指出如今亚太地区国家国内总产值达到世界总产值的60%（不包括美国为40%），并还在继续增长。全球和区域力量中心快速发展的同时，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亚太地区国家间在探寻有效的协作形式。自由贸易区正在形成。“在亚太地区快速振兴中，亚太地区现有的是一些地区性组织（亚太经互会、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发挥积极作用，在这些组织框架下制定了大量的综合专项措施和纲要，首先是在经济领域的措施，区域内国家因此取得了巨大进步。
俄中协作可以对加强区域内良好发展趋势发挥重要作用。梅德韦杰夫访问中国期间（2010年9月），双方表示，“亚太地区遇到的大量危机与挑战，要求区域内所有国家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中长远努力”。因此，他们决定共同倡议“在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精神下”加强区域安全。强调指出，俄罗斯与中国主张在亚太地区创建公开、透明、平等的安全与合作机制，以国际法、不结盟和考虑各方合法利益原则为基础。
双方在贯彻落实协议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制定了在亚太地区协调俄中行动的"路线图”。总之，区域内确立的多中心论将提供特有的机遇、使冷战开始至今首次形成了稳固平衡的经济增长中心和政治影响中心的局面，毫无例外，区域内所有主要国家都参与其中。
上合组织积极有效的工作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其十周年纪念庆祝活动于2011年6月举行。在成立的短短时间里，上合组织成为区域和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成为新的多中心世界秩序形成的重要环节。上合组织最重要的工作是正常化亚洲中心局势，发展区域内国家间的合作和加强互信。同时上合组织必须积极努力，在亚洲中心大力振兴经济，特别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北非、中东地区的紧张冲突事件。遗憾的是，虽然拥有巨大潜能，但该组织未必能因经济领域取得的显著成效而沾沾自喜。地区不断出现的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生活中重要的水资源分配问题、能源、交通问题，还未得到合理解决。上合组织事务委员会和银行联合会表现并不积极，尽管加入银行联合会的机构拥有巨大资源。在吉尔吉斯斯坦事件上，上合组织表现得显然不够坚决，给上合组织的威望带来负面影响。
很明显，必须重新思考上合组织关于阿富汗局势的政策，实际上，上合组织站到了旁观者的立场上。同时，源自阿富汗地区的威胁直接触及中亚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
在上合组织相当消极的立场条件下，区域外力量就会渐渐在这个重要战略地区施加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在中亚活动的北约机构明显重新积极活跃起来。
2012年秋天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顺利召开的峰会确定的各项任务具有特殊意义。加强同中方在峰会筹备事务方面的合作，包括制定总的联合宣言和其他非常重要的文件。俄罗斯与中国的社科院与研究中心可以为峰会的内容材料作出宝贵贡献。
（五）
在庆祝《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订十周年之际，俄罗斯社会各界明确意识到，为创建有力的外部发展条件及实现俄罗斯的现代化，最佳途径是保障同我们伟大邻邦的稳固关系，不断巩固同中国的友好联系，加深信任，坚决站在同中国经济共同发展的道路上。
为实现这些任务必须不仅在政治家之间，而且在民族之间和广泛的普通民众之间，克服所有成见，加强相互理解，更好地互相了解，赋予我们同中国真正睦邻友好关系的性质。
在扩大客观认识中国，了解它的历史及文明经验，制定巩固俄中联系的相关对策建议等方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以及其他俄罗斯科学院和高校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些研究所和中心的专家完成的一系列俄中关系历史与现状研究、发展前景预测，都包含共同的结论：我们两国和人民之间睦邻友好合作战略是必然的选择。
当代地缘战略形势下美中“G2”及“中美国”构想
近几年世界大众传媒和政治争论中经常谈到美国与中国间形成地缘政治同盟可能性的话题，讨论华盛顿与北京以“二国集团”（G2）形式建立的联盟构想，或称“二分世界”，即以所谓“中美国”形式出现的两国经济与政治同盟。类似这种同盟形成的前景引起许多国家政界的密切关注。这些国家都在试图评价这种事态发展的现实性和可能引起的后果。
首先，应该明确术语“G2”和“中美国”的含义，这个问题在分析材料和政论材料中经常提到，有时被作者解释为是完全的同义词，但是这两个词和它们表达的意思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二国集团”（G2）构想于2005年由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登首次提出，最初作为建立某种美中经济的国际共管构想。该构想的基础包括以下考虑：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起，全球发展进程中两国经济总和保障了全球经济增长的50%左右；
·美国和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国，同时也是更危险的全球环境污染者；
·目前美国和中国在国际贸易—金融体系不平衡视角中处于完全相反的地位：
如果美国是中国最大债务人，则中国是具有较大黄金货币储备的最大顺差国家；
·两国都是世界两大集团的领军国家：美国是工业发达的富裕国家代表，而中国是市场体系正在形成过程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各自集团现今都保障达到全世界国内总产值的50%。
在伯格斯登之后的一年多，历史学家弗格森和经济学者舒拉里克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中美经济联系，将其描述为一种独特的机制——“中美国”。这是生产者——债权人、消费者——债务人的某种混合体，一旦“统一经济体”由虚拟变为现实，便将包含全世界约13%的领土，1/4的人口，创造超出全球国内总产值的1/3,确保一半以上的全球经济增长。
研究者预测，该构想一旦实现，其主要危险是在这种所谓“联合”中，中国手中就会掌握影响美国经济的有力杠杆（巨大的外汇储备，美国债务，双边贸易顺差等），只要中国愿意，就可以利用这一经济杠杆，以改变力量平衡，通过将自己的优先方向转向例如俄罗斯为其成员国的上合组织方面或非洲大陆，来制衡美国。
类似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很明显这成了迫使美国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推翻“G2”构想及将其细化的原因之一。他们努力的结果是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提出了对未来世界格局的预测构想，其使命是依靠美国和中国的“利益统一体”或“命运共同体”。
这样，“中美国”本身只是“G2”构想的一部分，是美国与中国经济“联合”的体现。其目的首先是克服蔓延的金融经济危机造成的各种困难，具体来说是美国吸引中国资源来寻求摆脱其经济陷入灾难性局面的途径。
同时，这反映出美国试图在其经济吸引力的轨道上阻止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其更牢固地依附在自己身上。这是把“美国与中国的紧密经济依赖”神话化的企图，同时出现了一种说法，即“任何一方快速摆脱这种现状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彼此不能接受的损失：中国市场出现商品需求的猛烈下降，而美国市场将出现北京拒绝出资弥补美国财政赤字”。
美国夸张地称，“中方除了购买美元和向美国出口自己的商品，别无其他战略”。而事实证明，例如2011年3月中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中全会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强调指出，实施扩大内需，而非促进出口持续增长的模式加强国家经济发展。这样，从危机开始实施的扩大自身内部市场的方针正在缩小中国“打入”美国市场的必要性。同时危机表明，第一，美中相互依赖为挑起危机的“泡沫”“充气”作出了不小贡献；第二，双方因为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受到牵引，使他们在其他问题上采取措施的空间受到限制。
中国专家认为，美中经济相互依赖是他们双方关系最重要问题之一。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指出，未来中美分歧将不仅涉及台湾问题，而且还涉及贸易问题。双方议事日程中还有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在中国的决策中，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成功地克服了世界经济危机并处于发展态势，它可以有一切条件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继续巩固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
奥巴马政府对布什对华政策的重新审视导致华盛顿得出一个明显结论，即迫使北京调整中国的方针（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有外汇方面的）使其更有利于美国，这未必可能。由此产生了建议中国实施某个大计划的想法，即双极性，在双极性框架下华盛顿必须采取的行动可以被认为不是中国对美国的让步，而是建立共同世界秩序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主导的构想从美国自身观点看不应该遭到质疑。
战略计划中奥巴马向北京建议的“二头政治”方案，与布什政策不同点是，意在展开新的大规模地缘政治游戏，其结果理应使目前“垂头丧气”的美国在它所挑唆的中俄分裂的基础上依然可以得到全球地位的提升（故意暗示中国，要让它取代俄罗斯作为美国主要对手）和削弱两个对手。
在北京总体上考虑“中美国”和双极化并提出了以下态度。对待经济交往更加谨慎，因为看到这是一个陷阱，其目的是更加限制中国，将中国置于更大程度上对美国的依赖。针对“G2”构想，根据接近高层的中国资深分析家的表态，高层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坚决否定的”。中国的某些对外政策机构，包括中国外交部的一些代表，在这方面促成对美国人一定的迎合，据说遭到高层的“彻底制止”。
然而，正如接下来中国相关著作，业内人士代表人物和中国大众传媒指出，几乎2009年全年直到奥巴马访华为止，都允许以辩论宣传为目的，在报刊、电视、专题出版物中讨论美国建议“G2”形式的优缺点。
中国学术专家很清楚，华盛顿的建议要求重新审视中国的整个外交政策战略，包括重新审视俄中关系和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引发了，对发生过悲惨的珍宝岛事件和1970年初尼克松访问北京后那令人难忘的毛泽东“统一战线”中关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内容的不安回忆。
这种模棱两可和不确定性似乎在温家宝与美国总统在北京会晤（2009年11月）的声明中结束，声明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构想。温家宝强调指出，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同广大的民众一起，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要走漫长的道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政策，不打算与其他国家或其他国家集团结盟。全球问题理应由世界各个国家共同解决，而不是由一个或两个国家来解决”。
除了上述所列举的温家宝拒绝当时“G2”提法的原因外，正如接下来的过程中所证实的，中国的出发点还有，国际格局及当代世界秩序体系中的本质性变化，应保障它有理由和权利追求的世界第二强国的平等地位，而不是辅助双边联盟。该次访问首先被北京看作是同美国重新达成双边关系的一种真实的可能，其目的在于，一方面，不是加剧已有的越来越大的分歧，破坏已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使双方关系更加平衡，获得适合中国的合作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官方文件和大众传媒有关出访的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中国领导人访问华盛顿的结果使中美关系有了本质上的“突破”。
各种迹象表明，北京明显感到欣喜，因为意识到一个事实，即中国真正达到了与美国的“平等地位”。然而，正如一些西方媒体强调的，如果看一看的话，那么这种平等不是像依靠美国和苏联对峙时期两个强国的力量均等来保障的，而是基于中国所拥有的经济潜力和发展趋势。正是这样，一些观察家公正地指出，如果小布什时期中美关系偏向经济上的倾斜，那么，奥巴马时期已经“偏移”军事战略方向。
军事力量构成方面中国暂时不如美国，不排除有某种类似于“G2”构想方式，但是，中国以其具有的“中国特色”将“记住”不允许新的两极性作为备选方案，北京还没有准备好。同时北京更加注重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对某些邻国不断频繁出现的领土野心，在温家宝报告中强调了“全面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这种现代化就是“能够在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获胜”，这一切表明，中国国家领导层在思考中美联盟方案实现中的种种优越性的同时，还存在另外的想法：不排除武力对抗的可能性，首先在对中美关系来说关键的台湾问题上是这样。
应当再次强调，无论如何中国都不会接受充当美国小伙伴的地位。正因如此，对这两国来说，重要的是内心坚信每一方都有理由希望获得全球先锋作用，“G2”或“中美国”类型的联盟可能产生于策略构想，但未必具有长期战略前景。
在中国比较倾向于加入这种联盟的是部分政界、军事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的否定和不信任中，他们预见到中国的振兴道路就在与美国的合作与对抗的结合中。根据一些俄罗斯代表人物的看法，美国没有把自己的统治地位强加于当代世界，而是在当代世界中建立一种秩序，只是引入并遵循美国人确定的、与以前历史上霸权相比更合理及更易于接受的游戏规则而已。对于中国要实现跻身世界领先地位的任务，中国人希望走曲折前进的道路来完成，渐渐将美国排挤到第二位，包括利用日本和伊斯兰世界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这些长期计划中，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重要依靠的伙伴政策起到了特别的作用。
中国传统及当代政治问题
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华文明的作用在俄中关系形成中，以及在新的全球秩序构建中成为俄罗斯当代中国研究最现实的课题之一。研究该问题包含两个主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研究俄中两国的思想理论过程对国际及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因素。主要指思想与哲学传统，这是民族一致性和民族自觉意识的核心，它们决定俄中文化的发展方向。它们对形成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意识产生影响，对探索这两国间相互理解的前景有促进作用。
在此可以想到2009年春天中国的一本政治畅销书《中国不高兴》。它反映了中国年轻人一定的自我意识水平，反映了他们对世界如何对待他们和接受他们的理解。这本书能让人明白，中国人为何不喜欢当今外国人对他们的态度。同时这展示了中国对世界和平及对主要国家的态度。这是非常引人入胜的材料，引起了对于研究和预测我们两国关系的兴趣。这里重要的是不要错过书中提到的当今中国的价值观与世界观问题，这是在当今中国社会意识在当代发展背景下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第二个方面，中国哲学与中华文明对中国上层关于全球化进程所持思想伦理观点的影响。中国观点是否是西方“文明冲突论”构想的建设性选择？它们能否成为世界文化及所有地球人思维方式西方化的平衡？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政治家是企图掌控全球化进程朝着美国和与美国亲近的盟友方向发展。
不应忘记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欧亚趋势，这趋势反映的不仅是我国文明的地缘政治位置，而且还有它深刻的精神实质。俄国、俄罗斯族文化是在多种文化和宗教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协作中形成的，俄罗斯领土成了它们的交汇点。欧亚主义是反对西方化及世界文化建设单极化的积极建设性选择。欧亚主义是保存与发展多元文化的积极支持者，主张以相互影响的和谐原则为基础建立各种文化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俄中文化、文明和哲学间既有相通的地方，又存在明显的差异。
相似性体现在，中国主张“和而不同”，今天那里也经常重复孔子相应的名言。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政策的基石之一，它以中国辩证法“合二而一”的传统原则为基础。
当年毛泽东提出了“一分为二”原则。他认为“制造矛盾”是必要的，然后依靠政治运动以统一思想立场为基础解决出现的问题。胡锦涛提出“合二而一”的对立观。他追求实现和谐社会，克服现有分裂，在矛盾更为尖锐的地方找到化解尖锐矛盾的方法。中国政府倡导在国内构建和谐社会，实行国际关系和谐化的方针。
在2005年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际，胡锦涛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这是响亮的号召，表达了友善的愿景。但是，如果这里不解决摧毁性力量及对抗性力量破坏和谐的问题，它可能会变成空想。如果谈到调和主义对侵略者不加以反对的缄默态度，那么原谅恶势力就是导致他们不受制裁。近年来中国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局限于对造成实际对抗的行为的道德谴责。中国人的解释是，他们需要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这个立场可以理解。
上面提到的《中国不高兴》一书表明，中国中青年一代的意识中和谐稳定、防止世界恶势力影响的路线引起不满和批评。出现一种认识，即恶势力并不遥不可及，它不可避免也会触及中国。这是书中反映的主要思想之一。作者为美国的立场感到侮辱，他们认为，美国企图利用中国、利用中国的困难及百姓的贫穷大发横财。
然而，这里没有任何违背自然的东西，这是市场规律。西方商人以保持别人的贫穷和落后为代价，追求财富与发展，这不是针对中国的行为。类似的行为由不讲道德的无情的市场规律决定。在以利益为核心的地方提出道德要求是不合适的。问题不在于美国政策，而在于西方与中国间整体关系的社会政治本质。然而，美国人正在非常积极地将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体系强加给中国人，企图使他们接受西方对民主和人权的观点。这通常会在中国引起消极反应。
另一方面，早在1996年俄中领导人就表示，尊重伙伴国的政治选择，不向对方强加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尽管《中国不高兴》一书中的很多说法具有辩论性，但此书中俄罗斯被看成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国家。总体上作者指出，尽管俄罗斯实力不如苏联，但同它可以合作。如果俄罗斯试图抵抗美国压力，这是本书作者很大程度上喜欢的做法，他们引用类似的例子，揭示对美国关系的调和主义立场的局限性。
我们认为，需要寻求能够成为建设性文化对话基础的共同点，首先是：促进俄中文化协作。这是中国问题研究家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不寻常的任务之一，我们没有理由理想化形势，也不能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我们应该看到它们，深思熟虑地对待它们，探索、制定、提出有关调整和我们中国朋友、伙伴、邻居对话途径的建议。
许多问题都与哲学传统和民族思维相关。比如说，所谓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很多方面是由于对历史事实与国际法的方法论不同造成的。俄罗斯的外交立场是，任何条约通常都是世界现行法律基础上的一种妥协，其中存在各种利益的碰撞，因此很难想象类似文件中各种利益能够实现完全一致。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完全考虑评价历史文件意义一方的利益才是平等条约，如果条约完全考虑中国的利益，那就意味着它是平等的。如果中国根据历史形势为保留主要方面应当作出让步与牺牲，那么这样的条约按我们中国伙伴的观点就是不平等的。根据这一立场，很多中国分析家，包括驻俄罗斯前大使李凤林，甚至认为1950年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都是不平等的，它是建立在当时中国很弱，而苏联是以打开安全伞以保护伟大中国为使命的基础之上签订的。
类似对“平等”问题的研究都仅仅从狭义民族利益观点出发的，这值得从方法论角度去重视它。这个观点与另一问题相关，它产生于研究整个中国文明史过程中，特别是近代和现代文明历史中。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中国是自给自足的，它是完全占优势的，它的发展不需要寻求国家间的利益平衡。在这个传统影响下形成了当代中国不平等观，即不承认别国高于它的态度。
问题在于，世界历史的主体准备好了为与其签订条约的伙伴国牺牲自己利益并走向妥协吗？中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实际上从来没有经受这样的损害。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中国迫于外部形势压力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利益，但它如今很难屈服于这点。
自愿的自我牺牲问题是俄中文化的差异之一。这里指国际义务问题。在中国大众传媒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如今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全世界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口号。这一事实反映出中国人的民族自觉特性。苏联领导的不幸在于，它武断地认为，中国领导对此问题的态度应当与苏联共产党和大多数欧洲政党一样。然而，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产生于基督教的自我意识，它与中国的民族意识是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自我意识是不一样的。他们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而不是思想一致。他们认为，如果苏联为中国作出牺牲，那么它追求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大公无私。当中国学者讨论与苏联的关系及苏联的帮助问题时，他们能对苏联政策给予最高评价，但这里完全是从利益角度看问题。这就是现实，对此我们应该予以承认。如果俄罗斯想得到与中国的相互理解，必须牢记，迫使我们中国伙伴牺牲自己利益的任何问题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
学者们需要分析方法论的本质性问题，文化建设与政策，教育体系形成问题，社会结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民族个性等问题。在我看来，特别应该关注的是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民族自觉性的新特点，它们产生于全球化及同外部世界的合作中，尤其与西方和美国的合作中。这个关于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对西方开放度的话题还值得深入研究。早在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就积极研究了日本的新思想。但中华文明依托内向的日本文化并没有克服自身的内向性。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才开始接触苏维埃俄国和开放的俄国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中开放性思想的萌生。
中国文化中的内向趋势没有消失到哪里去，它变成了混合的，既有内向性，又有外向性。同时，在当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获得了或者说正在获得深刻的不可逆性。如，计划生育政策从根本上切断了儒家家庭学说体系和传统的父权制的家庭内部关系。一家之主不是祖父，也不是父亲，“皇帝”是家里的男孩，他将成为家庭关系稳固的基础。结果成长起来的常常是消费者和自私主义者，他认为家庭与社会应该宠爱他，而他自己不欠任何人什么。这完全是另一种道德和世界观，保留已破坏的孔子家庭关系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很多方面都说明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这已成为他们民族意识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个问题远比它第一眼看上去更具有深刻内涵。透过传统文化的棱镜分析当代中国改革思想进程，可以揭示“黑猫白猫哲学”的基本精神，这是邓小平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为探索克服农村“公社化”严重后果的途径而提出的。
俄罗斯研究者应该更多关注中国哲学史、政治与意识形态争论史中的具体争论话题，关注当今中华文化产生的特点。深入分析部分现实问题有助于使研究更有分量，使我们的理解具有更大的立体性和多面性，有助于重新思考在通常认知中本以为老生常谈和众所周知的中国改革与建设的经验。
（刘宏译）
[1] 本篇选自：М.Л.季塔连科，《全球化背景下的俄罗斯和它的亚洲伙伴——战略合作：问题与前景》，莫斯科，2012年。（ТитаренкоМ.Л.Россияиееазиатскиепартнерывглобализирующемся мире.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проблемыиперспективы,М.:Форум,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