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目前年谱目录编纂面临的新问题

如前所述，来新夏的《知见录》（增订本）是目前的年谱目录中体式最为完善、学术价值最为突出的一部。此目最突出的特点，可称考辨精审。每录一谱，先记叙旧目著录情况，对其中因辗转移录致误之处详加考订，有指出谱主生卒年错误的，如《肯庵自叙年谱》，杨殿珣《总录》著“乾隆八年（1743）生”，来氏订“生于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应为公元1744年1月14日”^[1]；也有对谱主籍贯的考订，如《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姜亮夫《历代人物年里碑篆综表》称谱主董恂隶籍江都，来氏据是谱内容订为江苏甘泉县人^[2]，此类不胜枚举。其次能够对所录之谱的是非得失、价值优劣进行精当的论断，如《湘绮府君年谱》，谱主王闿运，内容简略，然来氏提示谱中光绪元年至八年条下详细记录《湘军志》纂辑与毁版过程，提示可作研究此书之用^[3]，有利学者；又如对《魏贞菴先生年谱》直言因编者为表彰父德为主，“难供史料采择”^[4]。《知见录》如同一部清人的生平图卷，即使不披览原谱，也可通过阅读此目获得大体上的认识，内容十分丰富。然而，这部书并不是年谱目录编纂的终点。年谱学近年来成为研究热点，笔者认为，年谱目录的编纂还面临着几个问题：

1．新编年谱不断出现，尚未有目录将其收录

来新夏《知见录》卷八为“生于光绪二十年后人物”，下限没有闭合，实际收谱至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物。此书增订版出版至今又近十年，新编、补编年谱层出不穷，虽有学者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人离开当世越来越远，影响力自然会削弱，只有大学者和知名政治家、大商人因被学术界研究，才会有他们的新的年谱产生，然而这种数量肯定不会多。大致说来，清人有年谱的不过1000人”^[5]，然而从国图所收题名含“年谱”字样的检索结果来看，年谱类著作至少已超6000种，出版年份在80年代以来的就有2300余种，除去其中影印、排印前人所编年谱的部分，需要整理和著录的新作、补作也不在少数。

近年新编的年谱中，谱主生活的时间范围上可追溯到先秦，下可蔓延至当代，几乎每个时代有研究价值的人物，都有学者为其编谱。如此大量的新作、补作年谱，关注点各有不同，也对年谱目录的分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问题在以往的目录中处理得比较模糊，或按照谱主生年先后排列，或从谱主身份出发，如文学家、学者、艺术家年谱等，或从编者身份入手，如梁启超、陈乃乾采用的“四分法”，或从年谱编制体式出发，分“通谱”“专谱”“合谱”等，又或从表达方式着手，分文谱、表谱、诗谱、图谱、综谱等。然而这些分类在面对海量的新出年谱时显得有些无力，首先新出年谱的谱主大多是文人学者，编者多为相关研究人员，其次“通谱”“合谱”的体式并不多见，传统年谱的多样表达方式也不见采用，新出年谱的研究需要新的分类标准，这也是新编目录绕不开的问题。

2．新编年谱在体例上的发展和价值上的优劣，尚未得到明确的揭示

就笔者寓目的年谱来看，新出年谱除去前人原编、近人增补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材料详赡的年谱长编或考证严密的学术专著，一是根据原有年谱或研究资料节选而成的年谱简编。学术价值高的年谱专著在资料的选取上几乎是穷尽式的，如张宗友《朱彝尊年谱》^[6]，不仅于《曝书亭集》记事有详细的抽绎，更利用《秀水朱氏家谱》《秀水朱氏家乘》等家谱资料，广泛参考《静志居诗话》《南车草》等著作、《浙江通志》《江南通志》等方志，以及交游人士的别集，征引经、史、集部古籍和现当代著述达数百种，以至需专列《征引书目》，编制《人名索引》。有的人物此前未有年谱，纯属“新编”，如田凯杰《安维峻年谱》^[7]，在叙列谱主生平、家系、仕宦、著述等情况时，对谱主所在的甘肃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有所关注，虽不能说完备，但也有首编之功。然而也并非所有年谱专著在材料处理上都能十分得当。以清乾隆年间的学者纪昀为例，原有孙纪树馨编《纪文达公年谱》一卷附于集后，后有王兰荫《纪晓岚先生年谱》^[8]、卢锦堂《纪文达公年谱》^[9]、王汉章《纪晓岚年谱》^[10]，叙列谱主纪氏读书、仕进、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等生平大事；后又有贺治起、吴庆荣、何香久、孙致中等多位学者为之编纂资料长编式的年谱；此外有杨涛、武凤洲、何香久、李忠智等为之作年表，可说是蔚为大观。细检众谱，除去年表类“简谱”，后作往往比前谱字数多、篇幅长、引述材料更丰富，但并非所有新增材料都与谱主密切相关，有时反而模糊了记述的主线；有的年谱甚至只是将前人旧谱照搬过来，再加上交游人物小传等相对边缘的材料，在体例创新和资料新增上并无建树，这样的新编年谱是不符合学术研究需要的。再如乾嘉时期活跃于政坛和学术界的学者阮元，初有弟子张鉴与子阮常生等合编《雷塘盦主弟子记》，记其仕历、家事与著述，相当于年谱，后陆续有学者编年谱、年表等，往往增补不见于谱主别集之佚文，并对相关问题有精当考辨，然而对史料过重求全而失于剪裁，不免将有效信息淹没于繁芜的材料之中，反而不利于年谱的使用。

年谱简编，或曰“年表”，其篇幅无法与年谱专著等量齐观，但因编年叙述谱主一生的特点，也可以划入年谱的范围。这些简编多类“大事年表”，或作为论文发表在期刊上，或见于学位论文的某一章。若是谱主此前未有年谱或年谱过于简略，这类新谱的价值就比较突出，对后来更详细的年谱编纂也有引导作用，如朱丽霞、周庆贵编《杜浚年谱》^[11]，是在汪士瀹^[12]原编、王葆心补《杜茶村先生年谱》基础上，据《变雅堂诗文集》等补充而成，后来才有记事更完整、考辨更精确的《杜浚年谱》出现。若谱主此前已有较详细的年谱，新出的年表往往在考证人物生平上少有新见，主要起简明扼要的辅助作用，与编者对谱主学术方面的研究相结合，多见于硕博士学位论文的附录。这种简目单独抽出逐条收录似乎价值不高，但一概不录又恐有遗漏，需要目录编纂者加以审视。

对某一人物的学术活动进行研究时，附录简编年谱或年表，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写作时尚；为某一人物编纂年谱，系统性地梳理此人的家世、生平、仕宦、学行、交游或某一领域的经历，以此作为学位论文选题，也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这反映出年谱编纂作为学术训练途径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以其成果作为进一步研究之基础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即使是谢巍、来新夏的年谱目录，对年谱的反映也比较多地集中在内容的方面，而在年谱体例方面，尚未有明确的揭示。如《魏叔子年谱》，来书著录时提到“谱后附录引用书目”，这固然是在介绍年谱内容，但也说明来氏注意到此谱在体例上的创新之处，事实上今天的年谱专著，大都沿袭这一体例，几成定式，这种体例的背后实际上是注重实证和史源的学术风尚，值得注意。冯尔康总结清代年谱体例近70％则采取了直叙式，一般包括叙述先世、叙说家属、铺陈时事和交游、交代谱主身后事项、补注、附录等，新编年谱有仍其旧者，也有创其新者，总的来说已经基本形成相对规范的体例——谱前一般有凡例交代该谱内容和体例，世系、家传等介绍谱主的亲属关系，往往借助图表形式，一目了然，时有“传略”“传论”简叙谱主大致生平；正文部分几乎毫无例外地采取了纲目体，对旧谱有订补者加以标示，辑录材料注明出处，详者分列“时事”“交游”“著述”等，这应该是从清人分栏记事的“表谱”^[13]发展而来；附录部分内容更为丰富多样，或有传记资料、交游考、著述考、参考文献以及族谱、手稿等稀见资料等，至有附录资料与正文体量相当者。这些“新变”，在以往的年谱目录中，还没有明确的归纳和体现，应当为后来的目录编纂者重视。

当然，这些年谱也不是没有问题。首先，谱主的身份主要集中于学术领域，如前所述，知名学者被重复编谱，如清初的顾炎武，从嗣子顾衍生所编《亭林先生年谱》以来，至少已有八种年谱。相比一流学者旧谱已详而仍被频繁编谱的情况，很多二、三流或不知名的学者，面临着少人问津的窘境，如清代的魏礼、徐秉义、徐轨、惠士奇、陈祖范、何焯、蒋廷锡、齐召南等等一大批需要更多关注的学者，尚未有研究者替他们编纂年谱。以乾嘉时期首开汉易学风气的代表人物惠栋为例，除在《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传》《清代学人列传》中有传记资料外，学者又有“生平学行述略”^[14]“评传”^[15]，亦有不少对其易学、汉学方面之专研，如孙剑秋《惠栋治〈易〉特色及其贡献述评》^[16]、漆永祥《惠栋与古籍整理》^[17]等，然而始终没有一部完整记叙其生平学行的年谱，这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其次，编者的素质与能力对年谱质量的影响益发突出。考证谱主的著述与交游情况是学术热点，也是材料相对丰富的版块，许多年谱在正文或注文中列出交游人物生卒年及小传，明确以谱主与同好的学术往来作为研究重点，但也有不辨所列人物与谱主关系亲疏远近以至详略不当者，常是人所共知者资料堆叠，人所不知者不着点墨，实在算不得有价值。这些问题难以一概而论，也需要年谱目录逐一加以辨别。

3．年谱目录在“年谱学”“目录学”领域承担的使命

章学诚言目录之学当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对于年谱目录编纂也有指导意义。近年来年谱学研究热度持续上升，而关于年谱本身的研究还非常欠缺。赋予目录学以一定的学术史的使命，对现阶段的年谱目录来讲是必要的。不局限于一人一谱而从鸟瞰的视角审视年谱编纂的发展历程，这非编纂年谱目录不能完成。年谱目录某种意义上可以起到显示学术源流的作用，因为年谱学的演变可以通过目录本身加以呈现：年谱目录一般是按照时代顺序加以编排，直观地反映年谱体例上的发展；而将某一谱主多次编排的年谱按时间先后集中对比，可以反映史料来源与利用的变化，以及后人对前人的考证、纠谬与发展，给读者、后来的编纂者和研究者以提示。根据余嘉锡等学者的看法，“目录”当有“目”有“叙”，既条其篇目，又撮其指意，来新夏《知见录》可谓得之。来氏于目录学有专研，其潜心编撰此目，或也是受到这种目录学见解的指引。《知见录》的“提要”应当在后来的编纂中继承下去。

余嘉锡言：“汉魏六朝人所作书叙，多叙其人平生之事迹及其学问得力之所在。……盖叙录之体，即是书叙，而作叙之法略如列传。故知目录即学术之史也。”^[18]来、谢二家都曾在书中叙述年谱编纂者的信息，有时是他们与谱主的关系，如《紫云先生年谱》，来书记“是谱系谱主六世从孙于道光七年据杨园遗书及同时人文集所辑……”^[19]有时是编者的身份，或其编成此谱的经过，如《澹归大师年谱》，来书载：“王丈汉章名崇焕，福山王懿荣氏少子……是题记所云此谱当创稿于1945年，次年校正成初稿，1949年写成定本。1951年三校毕。”^[20]有时一位编者可能编修了数人之谱，如王汉章所著年谱，《知见录》收录了五部，王氏这样替多人编谱者，在《知见录》也不罕见，如王蘧常、闵尔昌、陈谧以及后来推崇年谱编纂的胡适等人，这些编者在长期编谱的实践中，一定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年谱学见解。对于年谱编者，当然不必一一“作叙如列传”，但对于编修年谱的大家，尤其是他们在年谱学理论上的贡献，还是应当有足够的重视。其实，关于年谱学的理论，古人早已有一些探讨，只是没有付诸专章。这些见解多见于年谱的序跋文字之中，有讨论年谱起源者，如托名元程复心《孔子论语年谱》序言“尝考得《论语》中‘十五志学’一章，乃孔子自序一生年谱”^[21]，钱大昕《郑康成年谱序》：“年谱之学，昉于宋世。唐贤杜、韩、柳、白诸谱，皆宋人追述之也”^[22]；讨论年谱产生时代背景者，如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年谱之体，仿于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知人论世之学也”^[23]；讨论年谱编写体例者，如张鸿《钱牧斋先生年谱序》：“若仅纪仕宦，编诗文，一如常例，则奚费此心力为”^[24]；以及探讨年谱作用与价值者，如朱熹《南丰先生年谱后序》云：“此予所谓抵梧者。斯人为世所重，又自以知公，故予不得不考其实而辨其不然者……”^[25]今人新编年谱，往往有“凡例”说明编纂的基本体例，这些都是编者年谱学观念的反映，可以从中提炼出年谱编纂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扎实、完善年谱学的理论基础。而对于这些观念的提炼，又不得不依靠年谱目录编纂者的梳理和揭示了。

此外，一些从学术史和文献学、史料学、目录学等角度对某类文献进行综论的著作，也可能涉及到年谱类史料的专章，如舒大刚主编《儒学文献通论》第四编有《儒史文献·名儒年谱类》，总结了年谱的起源、产生背景、历代编纂与著录的历史，又选取自汉唐至清代共153位最重要名儒的年谱资料，并为其分别撰写小传，总结其传记资料，尤其是年谱资料的整理和编修、出版情况。虽非单行、真正意义上的“年谱目录”，但由于它们针对具体目录进行介绍和著录，并且对年谱学理论的总结上有所建树，事实上起到了特定领域“年谱目录”引导读者的作用。

综上所述，年谱目录的编纂经历了近九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年谱学的发展和变化。随着新编、补编、增订的年谱不断出现，年谱体例和编纂理论的不断演进，新编目录不仅需要在收录数量上进行增补，还应当在体例上有进一步的创新，以便容纳年谱学这一学科的基本要求。具体而言，年谱新作浩如烟海，如何分类并恰当地根据价值重要与否加以著录，值得考量；在著录项目上，适当突出或增设史料来源，以便于读者考订年谱信息的价值，是实证风气的良好发展；其次，目录应当适时反映新编年谱，尤其是专著性年谱在体例上不断完善并渐趋固定的新动向；再次，年谱编纂者、序跋者很多是谱主学术活动的研究者，在相关领域多有成果，也可能会提出一些年谱学理论，年谱目录应当对这类内容予以揭示。这些问题，都对年谱目录的编纂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2]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卷四，第365页。

[3] 同上书卷五，第435页。

[4] 同上书卷一，第54页。

[5]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第四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78页。

[6] 张宗友：《朱彝尊年谱》，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

[7]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8] 《师大月刊》1933年第6期，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月刊编辑委员会。

[9] 《书目季刊》1974年第2期，中国书目季刊社发行。

[10] 稿本，今藏天津人民图书馆。

[11] 《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2期。

[12] “瀹”原作“沦”，据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改。

[13] 此指用行格方式记纪年、年岁、时事、事迹、著作、交游等内容的年谱，如清江永《孔子年谱》、清赵殿成《王维年谱》等。

[14] 袁江玉《康雍乾三朝易学研究》八，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年，第156-159页。

[15] 李开《惠栋评传附惠周惕惠士奇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6] 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说》，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1-16页。

[17]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2年第1期，第39-41页。

[18]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四，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6页。

[19] 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增订本）》，第57页。

[20] 同上书，第51页。

[21] （元）程复心《周孔子论语年谱·序》，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页。

[22] （清）钱大昕著，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6页。

[23] （清）章学诚撰，李春伶校点《文史通义》卷八，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1页。

[24] （清）张鸿《钱牧斋先生年谱序》，《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4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607页。

[25]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五六二三“朱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