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政治与结构选择
——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评析
内容摘要
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流派。自从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以来，卡尔、摩根索和沃尔兹成为现实主义发展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卡尔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摩根索建构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厦，沃尔兹完善了现实主义的科学体系。现实主义主导国际关系研究达40年之久，其间受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其他理论的深刻批判，引发了学理论战。冷战之后，现实主义则沿着两个主要方向继续发展：一是强化了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权力命题，形成了进攻性现实主义；二是脱离国际体系层次，与其他层次的分析相互结合，产生了新古典现实主义。无论怎样，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作为一种理论范式，会长期存在下去。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现实主义一直是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视为权力政治的名著和现实主义思想的重要渊源，马基雅弗利的利益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论、尼布尔的原罪思想等都对现实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西方国际关系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是从一战结束开始的。二战之后，国际关系学成为独立于历史和法学的学术领域，逐步建立起较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较科学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日臻成熟。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流派四起，思潮纷繁。但是，政治现实主义作为重大学术流派之一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发展的高度科学的理论体系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在对理想主义的批判之中发展起来的。纵观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三个重要理论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卡尔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基础，摩根索建构了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厦，沃尔兹完善了现实主义的科学体系，因此，卡尔、摩根索和沃尔兹的理论论述也就成为现实主义的发展脉络的思想主线。冷战后，现实主义继续发展，但至今仍然没有出现能够与卡尔、摩根索和沃尔兹并驾齐驱的理论家。
1.卡尔与政治现实主义思潮的兴起
卡尔奠定了国际关系学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一战之后，世界最为关注的事情是如何消除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人类灾难。主要的解决思路集中反映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之中。概括起来，就是强调普世道德原则，重视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作用，主张自由贸易、民主体制和民族自决。[1]典型的表现形式和实际产物是国际联盟。当时，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和英国的塞西尔爵士等一批自由主义人士认为，古典均势理论和秘密外交等欧洲大国惯用的国际关系原则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世界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秩序，即以在普遍道德指导之下、在国际法管理之下的新型国家关系代替权力政治，以主张公平正义的世界舆论代替寻求自我利益的秘密外交。国际联盟的构思和实践把19世纪自由理性主义的原则应用于20世纪，希望以此将世界改变成为和平的乐土。理想主义坚信，国际联盟及其集体安全的原则会成为使世界免于战争的根本保证。
针对这些理想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卡尔明确指出，从一战到二战之间的20年时间，实际上是危机四伏的20年。危机四伏，不仅是因为德国等国家对《凡尔赛和约》等国际安排的不满，而且也因为一战之后的理想主义思潮和活动掩盖了国际关系的实质，将“应然”误认为“实然”，将理想中的世界当作现实的世界。理想主义的根本就是忘记了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大作用。卡尔在其代表作《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一书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20年危机》旨在反击1919—1939年英语国家国际政治思想中明显且危险的错误，即，几乎完全无视权力因素。无论在学界还是民间，几乎所有的思想中都存在这种错误。”[2]他将这种错误称为乌托邦主义，也就是不顾国际政治现实的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主义。
卡尔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乌托邦主义进行了批判。第一，他认为，在一种近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很难界定普世的道德，国家只能在道德与权力之间寻求平衡；也很难依赖国际舆论，因为没有统一一致的国际舆论，而只有国家舆论。第二，权力仍然是国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没有国家权力的基础，国际组织只能是软弱无力。“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总是权力政治。”[3]卡尔明确界定了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支配舆论的力量这三种权力形式，并认为三种形式相辅相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20年的理想主义盛行时期，将权力视为政治的实质，是卡尔批判乌托邦主义最有力的武器。第三，国际利益和谐是虚幻而不是事实。国家之间利益冲突是现实存在。利益冲突不是国家之间相互不理解、相互不沟通造成的，而是国际政治的实质所在。卡尔批判了利益和谐论这一乌托邦主义的基石：“利益冲突是实实在在的、无法避免的现实。如果掩盖这种现实，就会歪曲问题的真实性质。”[4]
道德的虚幻、权力的重要以及国家间利益的根本冲突，这三个基本命题形成了卡尔国际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奠定了国际关系学现实主义理论的基础。正是出于批判理想主义的需要，卡尔把国际关系学界的思想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一类是现实主义，从而引发了第一次国际关系的理论大辩论，即卡尔现实主义挑战威尔逊理想主义的论战。这种分类本身就是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贡献。进而，他通过对理想主义的批判，勾勒出现实主义的主要思想，这自然为现实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也标志着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学派的兴起。
2. 摩根索与现实主义理论大厦的建立
如果说卡尔奠定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那么，建立现实主义理论思想大厦的学者是汉斯·摩根索。在卡尔的《20年危机》中，现实主义的思想在批判乌托邦主义的过程中显现出来，但这些思想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处理和理论上的升华。由于卡尔做过外交官和记者的背景，他的理论思想往往是在实践性思考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他重视的是切合实际的观点和认识，不是抽象的理论概念和理论体系。摩根索长期从事学术研究，他希望做到的是创立国际政治的科学，揭示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所以，在他的笔下，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才能得到重视并开始得以确立。
摩根索的代表作是《国家间政治》，其中提出的现实主义六原则形成了现实主义思想大厦的基本构架。这六条原则是：（1）政治受到客观法则的支配，客观法则根植于人性；（2）以权力定义利益；（3）以权力定义的利益是普遍适用的客观原则；（4）普世道德不能用来指导国家行为；（5）国家道德不等同于普世道德；（6）政治现实主义是独立的理论学派。[5]对于这六条原则，摩根索做了详细的阐述。总结起来，可以看到一个三环相扣的理论体系。首先是人性观。人性利己，人性追逐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这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一切行为基于人性，人又生性追逐权力和利益，这是不可更改的基本社会事实，因此也是社会中的基本法则。这种近于人性恶的观点成为贯穿所有现实主义的悲观意识的根源。其次是利益观。国家利益是以权力定义的。摩根索将人性追逐权力的法则应用于国家之间的斗争，而斗争的核心是国家的自我利益。国家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考虑，国家之间必然存在利益冲突，利益冲突只能以权力较量的方式加以解决。所以，争夺权力的斗争成为不可更改的国际关系的基本事实。利益以权力定义之后，权力就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手段，而且也成为国家行为的目的。最后是道德观。争取国家的利益就是国家的道德，普世道德虽然存在，但不能适用于国家。抽象的、绝对的道德观念在国际关系中是没有意义的，国家利益就是国家道德的标尺。因此，国家决策者不能以所谓的普世道德指导自己的行为。
人性观、利益观和道德观是摩根索现实主义理论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贯穿这三个环节的是他的核心概念：权力。摩根索将国家的所有行为动机归结为一点：获得、维持和增加权力。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的思想大厦的框架显现出来：以权力政治为核心，以人性观、利益观和道德观为支柱，以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国家之间的竞争为基本互动方式。这是一幅比较完整的现实主义图景。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摩根索并没有否认道德，更是强调了外交对于国家之间权力竞争博弈与国际和平的重大作用。[6]不过，人们现在更多地讨论的是他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现实主义体系。至摩根索，古典现实主义达到了高峰，卡尔发起的第一次国际关系学论战已经基本决出胜负，现实主义在理论和政策界都占据了上风，并在国际关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达30年之久，至今影响仍在。
3.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科学化
摩根索指出，国际政治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这个领域有着它的客观规律，政治现实主义反映了这些客观规律。正因为如此，从摩根索开始，国际政治学是一门科学的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法则”“规律”“客观”等被摩根索使用过的术语似乎给摩根索现实主义染上了浓重的科学色彩。毫无疑问，摩根索在推动国际政治学向着独立学科发展方面确实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在建立科学体系方面更多的是无意识的，是表面上的现象。正如摩根索的学生肯尼思·汤普森对老师的评价那样，摩根索的理论是“国际关系的哲学”[7]。实际上，在摩根索的第一部著作《科学人与权力政治》就对“坚信科学的力量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一切政治问题”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质疑。所以，摩根索的最大贡献是确立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和思想大厦，真正使现实主义理论科学化的学者是肯尼思·沃尔兹。
沃尔兹继承了从卡尔到摩根索的权力政治学说，其理论的核心仍然是权力。但是，沃尔兹对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进行了重大的修改。第一，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人性为第一推动的观点被删除。摩根索虽然认为人性是客观存在，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实际上，人性是无法测量、无法证否的东西，因此是先验的判定。性恶、性善和无性都是无法证明和无法证否的。如果以人性作为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就从根本上使国际关系学失去了科学性。因此，沃尔兹将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设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无政府性才是国际关系的客观存在，才是社会事实。国际和国内两种不同政治环境的根本分水岭就是无政府性。第二，无政府条件下的国家的第一考虑是生存考虑。以无政府状态为基本标志的国际体系是自助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国家的目的不是无限制地获得、维持和增加权力，而是力图保证自我生存。沃尔兹对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定义相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也就是“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所以任何一个成员的根本忧患都是自我生存忧患。正因为如此，沃尔兹的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第三，军事权力是国家权力的第一要素。国家的权力是国家生存的手段，不是国家政策的目的，国家获取权力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在无政府条件下，外交手段虽然有用，但只有军事实力才是保证国家生存的最重要权力因素，说到底，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要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关系中的事件只有通过军事实力才能决出结果。无政府体系中和平解决冲突的局限性过大，国际性制度和法律都无法最终解决问题。[8]
沃尔兹修正摩根索的几个重要的非客观、非物质性命题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是国际关系领域高度科学化的理论。它做出了三个假定：（1）国际体系是以无政府性为基本性质的体系；（2）国家是这一体系中的基本行为单位；（3）对体系的稳定和体系单位行为的最重要影响因素是体系结构。用最简单的陈述表示，就是“结构选择”。沃尔兹将结构定义为“国家之间实力的分配”，主要是大国之间实力的分布，这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最核心的自变量，而国家行为则被设定为国际政治理论中最核心的因变量：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这是一个高度简约的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证伪的命题，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正因为如此，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诸多理论之中科学化程度最高也最为简约的理论。沃尔兹的理论被称为新现实主义，其“新”主要在于它的科学化程度。它以理性主义为宏观理论假定，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层次，以体系结构为主要自变量，以国家行为为主要因变量，以国际体系无政府性为基本体系条件，构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虽然新现实主义不仅包含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包括了其他一些理论，比如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所以新现实主义被约定俗成地视为结构现实主义的同义词。[9]沃尔兹理论问世之后，激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一场辩论，影响了一大批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也受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学派的质疑。[10]在新现实主义框架之中，出现了以国际体系结构为基本自变量的研究成果和中型理论，比如奥根斯基的权力过渡理论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理论。即便是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后来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也都受到沃尔兹体系结构思维、理性主义分析和科学主义方法的重要影响。所以，沃尔兹不仅完善了现实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二、新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
自摩根索之后，政治现实主义逐渐成为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主导理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在沃尔兹那里形成了严谨、简约的理论体系，即所谓的科学理论体系。基欧汉说：“沃尔兹理论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提倡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思考路线，而在于他努力将政治现实主义体系化，使之成为一种严谨的、演绎性的国际政治理论体系。”[11]这一理论体系包含的方面很多，但其中三项内容构成了现实主义大厦的重要支柱。这就是：国际关系的实质、国际行为体的意义和影响国际行为体行为的主要因素。其中前两个因素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共有的假定，但在新现实主义那里得到了更加明确的界定和阐述，第三个则是新现实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1.国际关系的实质：无政府条件下为权力的斗争
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权力。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列国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认识基于现实主义的人生而自私的人性观。一切政治活动的永恒法则是建立在自私人性之上的生存本能。霍布斯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成一种自然状态：人的生存本能驱使人采取措施，保护自我；而保护自我就要增强自我的实力。所以，每一个人保护自我的行为都与增强实力联系在一起，因而都会被其他人看作一种威胁、当成侵犯他人的行为。如果没有凌驾于人之上的“利维坦”进行强制性管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状态就是相互争斗。[12]美国神学家和政治学家尼布尔也用原罪和人性恶的观点解释社会中人与人不可避免的利益分歧和相互冲突。[13]
国际社会呈无政府状态，即没有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国际权威或世界政府。这就使得国家间的关系近似于霍布斯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主权原则得以确立。从此以后，超国家的权力不再占统治地位，国际体系开始由独立的主权国家构成。在以后几百年的历史时期内，国家便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国家的主权原则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由于没有强制性的超国家力量维持国际秩序，国家的安全时时受到威胁，迫使国家时时为生存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马基雅弗利的国家安全至上的观点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政治家必须首先予以考虑的、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摩根索、基辛格等现实主义者都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做过详细的分析，而沃尔兹的论述最具系统性，也最为清晰明确。沃尔兹认为，国际关系与国内关系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体系中各个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同。国内社会这一体系是等级体系，体系中各个单位之间存在着不等同的关系，依其社会功能不同而有高低之分，社会中的权力集中在社会最高权威手中。所以，各个单位之间的冲突可以在上一级权威处得到解决，必要时可以是强制性解决。国际社会体系是无政府体系，体系中各个单位——民族国家之间是等同关系，每个单位的功能是相似的，而国际社会又缺少集中的权力，它既无世界政府，又无国际警察，国际组织或是空中楼阁，或是大国操纵的工具，所以各个单位之间的冲突只能自行解决。这就决定了国际体系只能是自助性体系。也就是说，组成体系的单位——国家只能依靠自我保护以求生存。[14]
自助体系要求体系中每一个成员要在冲突四起的环境中保护自己的生存。而自我保护的方式只有一种：增强国力。只有强大的实力，才能保证国家不被灭亡，保证国家在利益冲突中不受损害。这就形成了国际体系中国家努力增强国力的竞争局面。一国国力的增强，无论意图如何，都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于是，其他国家也要增强国力。在这种国家竞相增强国力的自助体系中，安全困境是正常状态，只有强者才是安全的。摩根索把国家权力视为国家的最高目标：它不仅是国家行为的手段，也是国家行为的目的，国家的利益就是以国家权力定义的。[15]沃尔兹虽然把国家权力作为手段，但指出国家权力是保证国家生存的最可靠手段：决定国家间争端之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国家拥有的实力。同时，现实主义者心目中的国家权力主要是指国家的军事力量，冷战时期苏美两个大国竞争的核心是军事竞争，这一事实就是极好的例证。
根据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理论环节：自私的人性、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以及自助的体系单位——国家。自私的人性使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无政府状态使国际体系因无法以权威方式解决冲突而成为自助体系，自助体系又要求体系成员依赖自己的实力在冲突中保护自己的利益，包括最根本的生存利益。这三个理论环节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因为只有国家权力才是国家在冲突中免受损害的保证，才是国家最可信赖的外交工具。因此，国际关系的实质就是为权力的争斗，就是国与国之间为得到、保持、增强国家实力的相互竞争。虽然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人性问题上的观点不同，但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上面，都保持了一致的态度。
2.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民族国家
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
现实主义提出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s）为中心的理论观点，并对民族国家的特征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卡尔和摩根索对此已经或明示或含蓄地进行了说明，沃尔兹则以精确的科学语言对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国家进行了理论上的定义。
在国际关系学中，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民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非国家行为体主要包括政府间组织（inter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GOs）、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和多国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这里有必要区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两个概念。国际关系一般指被定义为所有国际行为体的跨国界交往。根据这一定义，所有以上行为体的国际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之内。国际政治这个概念的涵盖面要小得多。国际政治只涉及国际行为体的跨国界、权威性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是指国家间的活动。[16]这样，非国家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和多国公司的活动也就不属于国际政治研究的中心问题。这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定之一。
正因为如此，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政治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国家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单位。所以，现实主义的研究核心是较狭义的国际政治。它关于国家的第一个假说就是国家中心说。梅奥尔曾指出，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以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为主要内容的。主权国家不可替代。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中，国家为本国公民提供安全保护等公共物资，保障公民的国际性贸易和投资，决定社会中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解决社会中各种利益的冲突。进而，主权原则规定，国家对内有绝对权威，对外不受任何其他权威的制约。由于只有国家享有主权，所以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跨国界活动必须由国家从事或是得到国家的允许。这就确立了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作用。虽然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根本特征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具实质意义的行为体。[17]当然，现实主义并不完全排除其他国际行为体，也承认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它更强调从理论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研究单位越是单一、越是集中，就越容易发现规律性、实质性的理论模式。虽然其他国际行为体也起到了作用，但是基本研究单位——民族国家应该是其中最有意义的一个。
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第二个假说是单一国家说（the unitary state）。单一国家说认为国家是一个一元社会整体，能够独立地确立国家的利益，制定并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国家是独立的行为体，国家的目标、行为和利益不同于任何国家内部社会力量和集团的利益。在一个国家中，不同的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目标，但是国家的目标却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只有这些整体的、统一的目标才能构成国家利益。[18]由于单一国家说认为国家是一个统一实体，所以国家超越时空的最根本利益就是民族国家的生存。除此之外，在某一特定的时空断面上，国家只有一种整体目标、只有一个国家最高利益。当然，现实主义不否认国家的行为环境是复杂的、多元的。政府机构之间的讨价还价、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社会力量的交叉作用、重要人物的个人行为等都会对国家决策产生影响。但是，这些因素的总和只是构成国家决策的环境。决策环境可以对国家决策起到限制作用，但不能起到决定作用。最后的决策权仍然也必然掌握在国家手中。[19]这种整体的、统一的国家利益是由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决定的，是超个人、超阶级、超社会集团的。
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第三个假说是理性国家说。理性国家说认为国家行为体在某一给定环境中，能够确立国家目标，考虑多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导致的后果，然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这就是所谓的手段—目的关联决策模式：国家采取某一种行动，这样行动必然是为某一目的服务的，并且也被认为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20]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国家理性基本上属于赫伯特·西蒙所说的实质理性，即只强调行为体根据自己的目标、按照预期效用的大小，排列和选择政策方案。[21]如以这种理性为前提假设，我们在研究中就只需要考虑环境特征和理性行动者在某种特定环境中的目标等比较客观的因素，而不必研究某个有决策权的领导人独特的价值观念、个人好恶、思维方式和思维过程等相对主观的因素。根据这个假说，可以推断，在同样的环境中，面对同样的问题，国家决策者无论是谁，都会做出基本相同的理性决策。因此，国家的行为也会基本相同。
现实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假说对这一理论体系有着重要意义：国家中心说确立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研究单位；单一国家说指明了国家利益在特定时空断面上的单一性和相对稳定性；理性国家说则强调了国家行为的可知性和可预测性。这些假说奠定了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基础，加大了现实主义作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的可操作性程度。
3.影响国家行为体的主要因素：国际体系的结构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的唯一重要因素。
国际关系理论的目的是研究主要国家行为体一般的、有规律的行为，所以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因素对国家行为体国际行为的影响最大、最有意义。由于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永恒主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国家的战争与和平行为、冲突与合作行为就成为这一核心问题的主要内容。
古典现实主义对这一问题没有提出系统的、因果关系严谨的答案。一般来说，古典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社会价值、政治体制对于这个国家的国际行为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国家在对外政策方面不能完全遵循自己国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摩根索强调国家不能用普遍道德原则的绝对形式指导其国际行为，基辛格也认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不应基于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是否相同，而应主要考虑国家根本利益的共同点和互补性。所以，现实主义将国家利益当作国家国际行为的主要动机。但是，除非在具体环境和情景中加以明确定义，古典现实主义所说的国家利益可以包罗万象，因此只能是一个一般的、笼统的、难以操作的抽象理论概念。
随着古典现实主义向新现实主义的发展，现实主义的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对于国家行为原因的研究也就越来越严谨。二战后现实主义理论家在其理论专著中提出了多种影响国家行为的因素。沃尔兹在其第一本重要著作《人、国家与战争》中，讨论了三种理论模式，分别指出了作为决策者的个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国际体系本身这三种不同层次的因素对国家行为体产生的影响。[22]辛格在1961年发表重要论文《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认为国家的国际行为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受到影响。在宏观层次上，国家的行为主要受到国际体系的影响，即：国际体系的结构和特征影响了体系中单位——国家的行为；在微观层次上，国家的国际行为则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国家的决策程序、决策内容、决策人物等。[23]古典现实主义重视的因素，比如摩根索重视外交官的个人能力和外交技巧，基辛格对秘密外交的极大兴趣等，大都是单位或次单位因素，“将行为单位特征以及行为单位之间互动的特征作为政治事件的直接原因”[24]。这种方法在新现实主义的科学化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理论意义。沃尔兹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理论：一是还原理论，即将个人或单位层次的因素视为行为原因的理论；二是体系理论，指国际体系层次因素视为行为原因的理论。国际政治理论必须是体系理论，而不能是还原理论。[25]也就是说，国际体系层次的因素决定了国家的国际行为。
沃尔兹的体系理论是他的第一个重大创新点。古典现实主义者对影响国家战争与和平行为的因素有着诸多不同的看法，国际体系只是他们诸多重要原因中的一个。卡普兰指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质是预测特定国际体系中国际行为体的典型行为模式。[26]摩根索强调势力均衡对国家之间关系、国际格局稳定和国际结盟变化的重大影响。[27]辛格认为着眼于国际体系有助于使人们从整体上研究国际关系，有助于揭示国家行为体的一般行为。[28]但在这些论述中，国际体系因素与国家层面上的因素混杂在一起，难以形成真正的科学理论体系。沃尔兹总结了古典现实主义的诸多观点，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体系的特征，区别了体系理论和还原理论，提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影响国家行为体国际行为的最主要因素。[29]
体系（system）是一个科学术语，泛指相同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在国际关系学中，国际体系是有诸多相互作用的国际行为体组合而成的整体。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的第一个论点就是国际体系结构的自在性和独立性。政治学中的国际体系如同经济学中的市场。市场是由个人买卖者之间的交易活动而产生的，但是一旦市场得以建立，它就不再受个人买卖者的约束和限制。恰恰相反，市场独立于在市场中活动的个人，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自在的、独立的，它超越个人控制并凌驾于个人之上。国际关系中的国际体系和市场相似，国际体系中的基本单位——国家则与市场中的个人相似。诸多国家行为体的国际活动导致了国际体系的建立。但是，一旦国际体系建立起来，它便不受国家的限制，像市场一样成为自在的、独立的、超越国家并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东西。[30]国际体系结构的自在性和独立性是新现实主义对古典现实主义的重大发展，体系结构不再是国家或政治家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业已建立起来的体系结构，比如均势、单极、多极，不受国家和政治家的控制。国际体系结构的这种自在、独立的性质使其具备了成为理论研究中核心自变量的基本特征。
新现实主义的另一个基本论点是：体系结构是体系层面最重要的特征。体系结构不是结果，而是原因。也就是说，国际体系结构影响了国家的国际行为。在自由经济学理论中，个人的交易活动是受到市场的约束和限制的。已经建立起来的市场控制了市场中个人的活动，成为左右个人交易行为的无形之手，不管个人的意愿如何，如果他依照市场的规律约束自己的行为，就会生存和发展；反之，则会衰退和灭亡。国际体系的结构也是一样，顺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会生存并发展，逆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则衰退并灭亡。沃尔兹称这种现象为“结构选择”（the structure selects），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体系结构约束国家的行为并决定国家行为的结果。想当赢家的国家必须遵循国际体系结构的要求。由于国家的第一利益是生存，它必须学会顺应国际体系的规律，依照国际体系结构的要求而行动。这样，在某一给定的国际体系结构之内，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必然根据这一国际体系结构的特征而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所以，解释和预测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只要国际体系结构不发生质的变化，体系中成员的国际行为也就不会发生重大变化。[31]
国际体系的结构指国际体系中物质性权力的分配格局，亦即体系单位（国家）依其相对国力在体系中的相应位置的排列。所以说国际体系结构的基础是国家实力，即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当然，这种权力分配首先是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并且权力首先指的是国家的军事实力。一个大国统治国际体系的结构称为单极，两个大国主导国际体系的结构称为两极，四五个大国对国际体系有着大致相同的影响的结构则称为多极。正是这些国际体系结构决定了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因而也决定了体系自身的稳定与否。这里，我们以国际关系学最关心的话题——国家的战争与和平行为为例，说明国际体系结构是如何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的。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和奥根斯基的权力过渡说都认为单极结构是最稳定的结构，因为在单极结构中，理性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极不可能采取战争行为。主导国家没有必要使用战争手段，因为其他成本较低的手段足以实现国家目标；其他国家没有能力使用战争手段，因为主导国家实力太强，战争成本过高，甚至无异于自杀。[32]均势理论家认为多级结构是稳定结构。经典均势理论认为存在几个实力基本相等的国家的国际体系是均势体系，均势体系是多极体系的一种。均势体系是比较稳定的体系，因为体系中有几个主要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和其他几个大国互动。这样，体系本身的灵活性就增大了，形成两大敌对集团的可能就相应地减少了，因而，体系性战争也会随之减少。沃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两极稳定说则认为正是多极的灵活性减少了国家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加大了国际事务的不确定性，使国家更易于判断失误，更易于铤而走险，采取战争行动。所以，米尔斯海默在使用结构现实主义对冷战后的欧洲进行分析的时候预言，随着两极的消失和多极的出现，欧洲会走向不稳定状态。[33]
可以看出，虽然这些关于国家战争与和平行为的理论论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其出发点都是国际体系的结构：国际体系是自在的、独立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体系的结构是自变量、是原因，国家行为是因变量、是结果。国家的战争行为主要是由国际系统的结构决定的。这正是沃尔兹理论的核心内容。[34]
三、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
二战之后，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现实主义的理论论述比较适应冷战时期的战略需要。一战之后风行一时的威尔逊理想性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二战本身的现实中基本失去了说服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在强权政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成为大国的竞赛目标。二战之后，美苏两个对立的势力集团形成，更使人们感到国家安全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意义。这样，国家利益、国家行为、国家实力、国家间冲突和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体系这些现实主义着力研究的现象就成为国际关系学中的核心问题，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也就成为人们最关注的国力。二是现实主义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提炼，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但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范畴、对象和内容做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而且从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主要行为体、影响行为体行为的主要因素这三大方面，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问题做出了解释。如果说卡尔的《20年危机》标志着现实主义的兴起，那么，在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中，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思想框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摩根索著作的重点是建立一套理论体系，用以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普遍问题。它不但提出了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对象，也明确指出了国际关系学的宗旨，即发展和建设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与史学和法学等学科的根本分野，也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独立学科地位的初步确立。三是现实主义理论自身的不断发展使得这一理论更加适应国际关系学朝着科学化发展的需要，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国际关系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便利了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之所以成为现实主义发展的重大里程碑，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它借鉴了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建设方法，力图使现实抽象化，使之成为只包括基本体系和基本体系单位的简单模式。许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他们研究的越全面、变量越多、对历史事件的细节越熟悉，就越可以接近国际关系的现实。而自然科学家则是通过与现实拉开距离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模式，从而发现科学精髓、解释自然规律的。沃尔兹把体系结构作为国家行为的原因，把国家作为体系中的基本单位。他还把国家除国家实力之外的一切特征，诸如国家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全部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这样，国家这一基本单位就具备了相同的属性，就可以在体系中进行类比。这无疑为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便利。在二战以后的几十年里，许多以科学方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重要国际关系著作都是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依据的。
但是，现实主义确实存在重大的缺陷，主要问题是解释能力不足，尤其以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为甚。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末，现实主义未能预测和解释冷战的结束，更是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大辩论中，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受到了来自多种学派的批判。梳理起来，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对国家中心说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一假定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认为新现实主义完全抽象化的国家失去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和其他相关属性，这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为基本研究单位的原则。[35]国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反映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国家本身也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它是与对立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关系同时存在的。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功能是通过阶级压迫和剥削实现资产阶级利益，通过其他权力手段调节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根本目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延续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在资本主义这一整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对内对外政策都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如列宁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争夺生产原料和海外市场服务的。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独立的、自在的。国家有不同于任何阶级和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更是超然于任何社会阶级之上。无论什么国家，其国际行为基本是以它在国际体系中根据国力而排定的位置来决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在国内政治中虽然是影响很大的因素，但在国际政治中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变量。这样，国家的阶级属性以及其他属性就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研究范畴之外，研究结果也就会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认为，现实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解决问题”的理论，目的在于维护现有的国际和国内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关系。[36]在研究南北关系方面，现实主义的这一缺陷就暴露无遗。
比较政治学派也对国家中心的假定提出了挑战。比较政治学派认为，现实主义相信，一个国家对外政策不能也不应该反映国家的国内政治。这样就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完全分割开来，而实际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是密切相关的。摩根索关于国家道德原则不能等同于普遍道德原则的论述，基辛格遵循国际交往中没有永久敌友只有永恒利益思想的实践活动，都表现出现实主义强调国家对外政策独立于国内政治的一面。沃尔兹以无政府状态作为分水岭，将国际国内两个领域截然区分开来，认为国家的国际行为完全受到国际体系结构支配的思想，更是将国内政治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比较政治学者指出，国家的国际行为往往受到国际体系和国内体系这两个层面上因素的制约。在许多情况下，仅仅一方面的影响很难使人对一国的国际行为有一个比较全面、比较客观的了解。以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为例，苏联的解体使得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不复存在，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无疑会被削弱。这当然是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的国际行为产生的影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美国对华政策也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极大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美国国会对政府的制约作用、舆论界在美国对外政策过程中的分量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因此，“要判断今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越来越离不开对美国国内政治制度、政治气候的变化以及外交决策的基本分析”[37]。所以，要比较准确地了解和预测国家的国际行为，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两个方面的制约作用都应当得到重视。尤其是国际—国内、宏观—微观的相互作用，更是国际关系研究必须加大力度的重要方面。
2.对“结构选择”说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认为，新现实主义强调了国际体系结构，但忽视了国际体系中的进程（processes）。约瑟夫·奈在批判新现实主义时指出，国际体系应该有着两个并存的方面：一是体系中的结构，二是体系中的进程。进程指体系单位相互作用的方式，包括单位在相互作用中建立起来的组织机构和相互交往中所遵循的规则。[38]单位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国际体系的进程，这种进程又反过来影响单位的行为。也可以说，国际进程是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学习过程，国际行为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多渠道的相互交往中学习如何相互交往。所以，国际进程可以在国际体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许多非结构现象，诸如世界经济活动的水准、技术的进步、国际规则和机制的变化等，都可能影响国家的国际行为。进而，国际社会呈无政府状态。但是，无政府状态不等于无序的混乱状态。在某一特定的国际结构中，国际规则就可能约束甚至改变国家行为，调节国家之间的交往。再如，两国间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增减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关系。欧洲国家间频繁的交往和大量的经济活动提高了国家间的合作意识，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促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削弱了某些欧洲国家国民的主权意识。如果忽视了国际进程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而只从国际体系结构上面找原因，就无法解释非结构因素导致的国家行为的变化。冷战后经济活动在国际事务中的增加，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现，引发了大量非结构现象，这也是国际体系结构理论很难解释的现象。
从进程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基欧汉提出国际制度选择国家行为。这是与“结构选择”针锋相对的“制度选择”理论。基欧汉的初始问题是，在国际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有时合作，有时冲突。到底是什么结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不同行为？亦即：是什么体系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合作或冲突行为？基欧汉认为，是体系进程因素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而体系进程中最具意义的因素是国际制度。基欧汉的分析是从批判现实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开始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机制有助于维持国际秩序，也是影响国家合作行为的重要条件。但是，国际机制的建立和维持主要依靠霸权国的权力。霸权国国力越强盛，国际机制的力量就越大，国际秩序就越趋于稳定，国家合作的可能也越大。反之，当霸权国权力衰退的时候，国际机制也就开始面临危机并随着霸权国国力的下降而最终崩溃。这种对于国际机制的解释基本上是一种机制供应说，即霸权国为国际社会供应了国际机制，一旦霸权国不复存在，国际机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条件，国际合作就会失去保障，国际秩序也会出现混乱。因此，金德尔伯格把大萧条归罪于世界失去了霸权国的领导，吉尔平也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力的衰退可能导致国际秩序的混乱和国际合作的破灭。在这种理论中，国际机制不是自在的因素，而是霸权国权力的附属物。
基欧汉针对国际机制的供应说提出自己的国际机制需求说。虽然他承认国际机制的建立极其困难，往往需要霸权国权力的支持。但是机制建立之后，就有了自在的功能。现实主义的供应说在理论上忽视了国际机制研究的重要一环，这就是国家对于国际机制的需求。正是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国家才更需要国际机制保障其合作。这种需求决定了国际机制的自在性。而一旦国际机制有了自在性，它就成为独立的原因变量，而不再是权力的附属物。这种对自在性的认识与沃尔兹对体系结构自在性的论述是十分相似的：体系中单位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体系层面的某种特征，而这种特征一旦确立，就成为自在的因素。
基欧汉进而认为，国际机制通过正反两种途径影响国家行为：一是奖励合作行为，二是惩罚不合作行为。如果国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国家应该采取的行动是合作。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国家虽然有着共同利益却并没有达成合作，甚至出现争端。基欧汉借鉴市场失灵的理论，提出合作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交易成本过高，二是可靠信息不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合作行为不能不涉及交易成本，过高的交易成本往往使得合作无法实现。同时，利己的理性国家可能为本国利益在与他国的交往中采取欺诈行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无法得到关于他国行为和意图的可靠、充分信息，因而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心理，结果就是市场失灵效应的出现。也就是说，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希望也需要合作，但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合作条件不足。国际机制的根本功能是控制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信息，从而可以解决国际合作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国际机制设定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使得国家在国际机制框架内的交易成本降低，如在关贸总协定安排框架内的交易成本要大大低于在此框架之外的双边交易成本。另外，国际机制要求加入机制的国家必须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并且机制本身对于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行为也有着制约作用。得到这些信息以后，体系成员的不确定心理会得以减轻，这样就使国际合作可能性增强。国际机制还具有惩罚功能。国际机制虽然不像国家法律那样具有高度的强制性，但是其惩罚功能也不可忽视。在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社会中，机制具有环套特征（nesting），即各个问题领域的机制有着密切的相互关联关系。国家的国际交往活动类似多重多次博弈：国家要在一个问题领域和不同问题领域与他国进行交往。如果一个国家为了眼前利益违背了一个问题领域的机制和规则，那么它就有了违规的不良名声。在这个领域中，该国家在以后的交往中会受到其他机制成员的不合作的惩罚；在其他问题领域中，这个国家同样会面对不合作的惩罚。因此，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国际声誉，国家即使牺牲短期利益，也会遵守国际机制。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国家需要可以提供惩罚的国际机制。
从国际机制供应说到需求说的理论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机制的性质。使它从一个从属的变量成为一个自在的变量，从霸权国单方建立和维持的体系变成一个世界各国需求并共同维持和遵守的制度。因此，国际机制就成为一个制约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在体系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国际制度可以约束和改变国家行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变量不仅仅是权力分配。在许多情况下，信息分配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变量。
3.对国际体系无政府逻辑的批判
对现实主义国家中心论和结构决定论的批判都没有涉及无政府性这一现实主义的第一推动问题，也都没有从本体论上质疑国际体系的性质和无政府性的逻辑。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则更是首先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理论和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基本假定。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构主义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并以此对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在沃尔兹那里得到了经典的定义之后，几乎所有主流学派都接受了这一假定，并以此为起点开始自己的研究议程。沃尔兹对无政府性的经典定义接近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强调的是国际体系中没有最高政治权威的状态。无政府性在沃尔兹那里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状态和基本事实，因而也是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新现实主义和其他理性主义学派来说，无政府性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
建构主义首先挑战的正是这一基本假定。如果说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研究的起点，在建构主义那里，无政府性却成为研究的质疑点。建构主义指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39]换言之，无政府状态不是国际体系固有的东西，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状态。无政府性是文化、是观念的结构、是人为的现象，不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这一论断产生了两种意义。第一，无政府性是可变的。既然不是客观存在，而是社会性建构，就表明它本身是可以变化的；第二，无政府性既然是人为的现象，是国家造就的状态，那么无政府状态就不仅只有霍布斯式一种状态。国家在互动中可以有着多种路径、多种方式，无政府状态也就有着多种逻辑。霍布斯式的“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的无政府逻辑只是诸多无政府逻辑的一种。由这一种无政府逻辑衍生出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是充分的国际关系理论。
根据无政府性可以呈现多种逻辑的论点，温特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的无政府逻辑：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每一种逻辑的内涵都大相径庭，每一种逻辑包含的角色身份都不一样，每一种逻辑也都会催生不同的国家行为。霍布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是敌对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对身份是敌人，所以，“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是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洛克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是竞争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对身份是竞争对手，所以，“生存与允许生存”就成为洛克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康德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关系是友谊关系，国家之间的相对身份是朋友，所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成为康德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既然无政府逻辑不止一种，无政府性产生的推动力就不一定是国家之间的必然冲突。合作与冲突、利己与利他都可能出现在无政府条件之下。
从更加本质的层面来看，建构主义动摇的是新现实主义无政府性的本体论基础，从而也质疑了新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关系性质的本体定位。由于无政府性不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一个人为造就的社会建构，所以无政府性本身或是没有意义或是具有多种意义，国家之间的实践活动赋予无政府性具体的意义。正如无政府性是文化现象这一观点所表示的那样，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不仅是物质性结构，而且更是观念性结构。物质性结构本身没有意义，只有在共有观念的结构之中才会产生意义。进而，无政府逻辑是进化的逻辑，很有可能从霍布斯文化，经过洛克文化，朝着康德文化的方向发展。
四、冷战后现实主义的发展
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大理论范式，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事务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趋明显，各类跨国界的活动日趋频繁，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影响日趋增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依照现实主义的理论，不少现象都已经无法解释。所以，现实主义西方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地位受到了其他理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的严重挑战，一些现实主义的论点和假设也被认为是过时的观念。但是，如果说现实主义只能用来解释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关系，则未免失之偏颇；认为现实主义已经死灭，也仍然为时过早。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范式，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在新形势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对外行为的指导性原则，仍然是许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国际社会仍然首先是无政府社会，国家仍然是应该首先考虑的理性行为体，国际体系仍然是重要的变量，体系结构仍然是大家极其关注的现象。正因为如此，冷战后现实主义出现了新的发展轨迹。
20世纪80—90年代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复兴就是在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完成的。共和自由主义、贸易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相继出现，其中以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学理上对新现实主义的挑战尤为有力，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理论流派。到了90年代，温和建构主义兴起，矛头所指也主要是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虽然国际关系的现实和变化给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源泉，但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却以辩论的一方的身份为这些新的学派的兴起提供了学术平台。所以，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要感谢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学理启迪。
冷战之后，现实主义在学界处于守势，但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却仍然具有生命力。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仍然以权力为核心，但取向却表现在两条不同的轨迹上面：一是最大现实主义，二是最小现实主义。[40]最大现实主义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发挥到极致，典型代表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最小现实主义是放松或偏离现实主义基本命题的理论，只保留某些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比如理性主义和无政府命题。最小现实主义包括新古典现实主义等理论，代表人物是沃尔特、格里科等人。
进攻性现实主义可以说是激进现实主义，其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米尔斯海默冷战后的一系列论述上面，代表作是他颇有影响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针对各种学派的批评，激进现实主义的回应是更加张扬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更加突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更加强调暴力冲突的不可避免。1990年，冷战刚刚结束，米尔斯海默就发表了引起很大争论的论文《退向未来：冷战之后欧洲的不稳定状态》。[41]该论文继承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认为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否、国家选择战争还是和平，主要是由国际体系的实力分配决定的。冷战时期欧洲的长期和平是两极结构、美苏均势和核武器的产物。冷战颠覆了两极结构，使美苏战略均势不复存在，所以，欧洲的巴尔干化很可能出现，欧洲也必然会变得不稳定起来。这篇文章的理论框架是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其主要预断也是以结构现实主义原则为判定标准的。
《大国政治的悲剧》集中反映了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42]虽然比起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和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主流学派的经典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也超过了米尔斯海默自己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所写的几篇重要论文。可以说，进攻性现实主义借鉴并结合了摩根索的权力论和沃尔兹的结构论，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权力是大国政治的根本，大国为权力而相互竞争；第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特征和权力分配是国际政治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鼓励国家追逐霸权。[43]米尔斯海默还提出了五个基本假定：（1）国际体系是无政府体系；（2）大国具有相互伤害和相互摧毁的军事力量；（3）国家永远无法确认其他国家的意图；（4）生存是国家第一目标；（5）国家是理性行为体。这些假定基本上没有超越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但是，米尔斯海默提出的第三条，亦即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保证生存，却使进攻性现实主义具有了极端现实主义的特征。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任何一个上升的大国都必然成为原来主导国家的敌人。“国家的最高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国。”[44]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这就是大国政治的必然悲剧。正因为如此，米尔斯海默预言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挑战国。进攻性现实主义是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许多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45]但进攻性现实主义基本上坚守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坚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体系权力分配和单一理性国家等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说，甚至将其进一步突出出来，所以，进攻性现实主义可以称为“最大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
最小现实主义中的派别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46]第一类仍然是体系层面的现实主义理论，但放弃了体系结构作为解释国家行为的唯一重要变量，更多地包含了自由制度主义的变量，考虑了国际机制和国际制度的作用。冷战后体系层面的现实主义继续深入地研究国际制度在减弱国际体系无政府性的作用。比如，小国加入国际组织可以加强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制约大国的国际行为。再比如，包括军控等领域的国际制度可以弱化安全困境、加强国际稳定。[47]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格里科。他试图使用现实主义解释欧洲货币联盟。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很难解释在没有强力压制的条件下，国家会放弃重要的主权权益，服从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格里科虽然从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出发，但认为欧洲货币联盟之所以得以实现，主要是因为国际制度具有通过投票对权力再分配的功能。欧洲货币联盟就是德国和法国以及其他欧洲大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德国为了消除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担心，主动让渡自己的权力，以保证法、意等国不必担心合作之后自己的权力会被削弱。虽然格里科将权力视为重要变量，但他却同时使用了另外一个重要变量，即可以对权力进行再分配的国际制度。于是，国际制度就成为一个主要的自变量，而这恰恰是现实主义不能接受的假定。这样，格里科就在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之间寻找了一条折中的道路。[48]
第二类是国家层面的现实主义理论，即所谓的新古典现实主义，主要考虑了国家以及国内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亦即“倒置的第二意象”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一方面坚持权力政治这一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另一方面则考虑了国家行为的另外一个层面，将国家理论扩展到国际国内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将国家定义为功能相似的单一行为体，国家行为受国际体系结构支配。沃尔兹理论的简约就在于只有一个主要自变量：国际体系结构。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拓展新现实主义理论，使之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同时在国内和国际两个领域活动。……国家可以通过国内行为来对国际事件做出反应，也可能试图通过国际行为来解决国内问题”[49]。这样一来，国家的国际行为就不仅受到国际体系层面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际国内两个层次以及两个层次之间互动情势的影响。在冷战即将结束的1988年，伊肯伯里、莱克和马斯坦杜诺主编的《国际组织》特刊专门讨论了国内利益分配格局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影响、国家领导人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等涉及国内进程的国际关系问题。[50]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的概念，强调国内结构、国际结构和对外政策这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51]扎卡利亚（Zakaria）认为国家的对外扩张是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因素国家权力作用的结果。施奈德对帝国主义的论述则将国内政治进程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因，亦即国家“大战略的国内决定因素”。[52]新古典现实主义将国内国际两个层面考虑在内的研究方法虽然部分地牺牲了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的简约，但解释力却得到了加强。
第三类则更多的是个人层面的现实主义理论，将政治心理学的认知理论作为主要理论依据。沃尔特（Stephen Walt）关于结盟的论述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代表。沃尔特认为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过于简单，单凭“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结构是无法解释国家之间的结盟的。因此，他提出了“威胁均衡”（balance of threat）理论。他说：“尽管均势理论强调安全的重要性，但驱使国家发动战争的并不是总体均势状况，而是每一方对威胁的感知。这些感知既来自系统层次的因素，也源于单位层次的因素。革命通过改变权力分配、增加敌意和增强对进攻优势地位的认识来改变威胁平衡。这些因素的不确定和促使双方把对方看得特别敌对和危险的因素，使整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53]威胁是一个心理学概念，表示了一个国家对外部威胁的认识，它把对物质性的实力和观念性的意图两种因素的认知结合起来。如上所述，在沃尔兹那里，关键的原因变量只有一个，即物质性权力的分配；在沃尔特这里，关键性的原因变量却成为国家意图及其对意图的认知。罗伯特·杰维斯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将国际政治心理学发展成一种理论[54]，传统现实主义中也有着对于国家意图的诸多论述，但到了沃尔兹的理论，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成为结构选择，将主观因素基本排除在理论之外。沃尔特将威胁和意图作为主要变量，对结盟这一现实主义研究的基本现象进行了分析，这显然偏离了沃尔兹的理论。他所说的“感知”虽然属于国家决策者的集体感知，但毕竟他的分析单位从体系层次转移到个人层次。这是现实主义冷战后的第三个特点。[55]
从冷战后现实主义发展趋势上看，最大现实主义亦即激进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比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更加强调无政府性的负面意义和权力的重要作用，向着更加极端的方向发展；而比较温和的最小现实主义却注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的互动，重视国际制度的作用，从而弱化了无政府性的独特地位，甚至有着向自由主义和其他理论范式靠拢的迹象。但是，无论是激进的现实主义还是温和的现实主义，其权力政治这一核心内容始终没有改变。激进现实主义和温和现实主义所做的努力是在挽救处于守势的现实主义理论，通过加强现实主义的辅助假设，保持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可以说，在决策维度，现实主义仍然是决策者考虑问题的重大前提；在学理维度，冷战后现实主义，尤其是新现实主义，处于低潮和守势；在思想维度，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是不会消失的，并且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再生性。
本文一部分曾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理论》
为题发表于《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1] 参见Charles W. Kegley,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Neo-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pp.9—14。
[2] E.H.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4）, p.vii.
[3] Ibid., p.102.
[4] Ibid., p.60.
[5]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3r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1）, pp.4—15.
[6] 摩根索强调外交是实现国际和平的重要工具。他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中，国际社会并不存在。要想建立国际社会，并使之存在下去，就必须使用外交这一协调工具。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568.
[7] Kenneth W. Thompson,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88.
[8]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该书至今仍是国际政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简称为TIP。
[9] 参见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其中“新现实主义”一词都是指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
[10] 参见Robert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Richard Ashley, “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8, pp.225—286。
[11] 见《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封底。
[12] “利维坦”原为《圣经·以赛亚书》中的海洋巨兽，后指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机器。参见Thomas Hobbes, Levithan, ed. by Michael Oakeshott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1974）, chapter 13。
[13] 参见Harry K. Dans and Robert C. Good, eds., Reinhold Niebuhr on Politics （New York: Scribner's, 1960）, pp.78—78。
[14]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79—128.
[15]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38—43.
[16] K.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92）, pp.9—10.
[17] James Mayall,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转引自Herbert M. Levine, ed., World Politics Debated （New York: MaGraw-Hill, 1993）, p.28。
[18] Stephen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42—45.
[19]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War Trap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0.
[20] Graham Allison, “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9, No.2, September 1969, p.694.
[21] Herbert Simon,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9, No.2, June 1985, p.294.
[22]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23]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14, October 1961, pp.77—92.
[24] Kenneth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4, No.1, 1990, p.33.
[25]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s 2 and 3.
[26] Morton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1964）.
[27]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p.167—220.
[28]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9]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ters 3, 4 and 5.
[30] Ibid., chapter 4.
[31]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99—101.
[32] A.F.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3] 参见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1990, pp.5—56。
[34] 沃尔兹的理论甚至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函数公式表示，即：B=f(S)，其中，B为国家行为，S为国际体系结构。
[35] 参见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pp.204—254）和Richard K. Ashley, “The Poverty of Realism”（pp.255—300），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36]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p.208.
[37] 王缉思：《遏制还是交往》，《国际问题研究》1996年第1期，第5页。
[38] Joseph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40, 1988, pp.235—251.
[39]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6, 1992, pp.391—425.
[40] 最小现实主义（minimal realism）是采用了Legro和Moravcsik的术语。参见Jeffrey W. Legro and Andrew Moravcsik,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2, Fall 1999, pp.19,27。他们将所有偏离现实主义基本假定的中观现实主义理论一概称为“最小现实主义”，包含了所谓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等流派。最大现实主义则是我根据Legro和Moravcsik的术语提出的。
[41]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4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01）, p.5.
[43] Ibid., p.12.
[44]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21.
[45]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art Ten.
[46] 对于最小现实主义的论述主要参考了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one Still a Realist?”。
[47] Joseph Grieco, “State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al Rule Trajectories: Neorealist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astricht Treaty and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in Benjamin Frankel, ed.,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London: Frank Cass, 1996）, p.304; Charles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 Michael Brown, Sean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pp.408—417.以上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8—99页。
[48] 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one Still a Realist?”, pp.41—42.
[49] 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95页。
[50] John Ikenbury, David Lake,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The State an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tach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51] Robert Putman,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pp.427—460.
[52] 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one Still a Realist?”, pp.24,28.
[53] Stephen Walt, “Revolution and War,” World Politics 44, April 1992, p.321.转引自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295—296页。
[54] 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55] Legro和Moravicsik认为，沃尔特的理论放松了现实主义关于物质性权力的假定，“事实上，‘威胁均衡’理论不仅牺牲了新现实主义的内在统一性和独特性，也牺牲了更加广义的现实主义理论”。参见Legro and Moravcsik, “Is Anyone Still a Realist?”, pp.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