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诗考》在定派方法上的倾向催生出一大批专辑《韩诗》类著作

《诗考》共分为六个部分，前三部分是其三家《诗》辑佚的主体，即分别排列韩、鲁、齐佚文遗说。这样看起来条理清楚，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如何确定每条《诗》说归属哪一学派？在辑佚三家《诗》的工作中，学派归属的判定是一个大问题，前贤辑佚三家《诗》时采用了很多方法来攻破这一难关。笔者将其概括为三种。第一，根据古籍所引三家《诗》著作之书名加以判断，如古籍引“《韩诗》曰”“《鲁故》曰”，即可据此书名将其判归韩、鲁。此方法默认书名中带有某一《诗》学流派名称的著作，其书中之内容皆应视作该流派的观点。此法完全以“书”为侧重点，故可称作“据书定派法”。第二，根据三家《诗》学者与某一学派的关系加以判断，要么是古籍明确记载该人师从某派，要么是根据该人的家学背景、活动地域、生活时代等其他情况作出推理考证。接下来，该人所有《诗》说均可归入此学派名下。此方法的逻辑前提是汉儒师法传承的稳定性以及不同学派之间沟通交流的有限性，而传承与交流均以人为载体，靠人来实现，都具体地寄托在“人”的身上，故此法可称作“据人定派法”。第三，深入到书之所载、人之所言，以具体《诗》说为纽带，对那些既无专书存世，又无事迹可考的学者进行定派。其前提是，不同派别的《诗》说必不相同，其间的个性远大于共性；同一派别的《诗》说必然相同，其中的共性远大于个性。若某人《诗》说与某派相合，便可归入此派，而不管其是否与别派有关。此法以“说”为中心做出判断，故可称作“据说定派法”。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韩诗》著作亡佚最晚，其佚文遗说多有存于群籍者，故以据书定派法进行辑佚，所获最多者便是《韩诗》。在《诗考》的三家《诗》部分中，《韩诗》篇幅占居大半，所收材料多达五百余条；鲁、齐二家则所得甚寡，均只有20条左右。究其原因，就在于王应麟过度依赖据书定派法。在定派方法未能大幅进步的情况下，鲁、齐二家便难与《韩诗》相抗。三家之中，《韩诗》备受关注，竟成专门之学，于是就在《诗考》之后出现了专辑《韩诗》类著作。此类著作虽未能包罗鲁、齐，显得支离不全，令人遗憾，却也正因其专注，而使三家《诗》的色彩更为浓重。

专辑《韩诗》类著作与《诗考》校注补正类著作一样，也集中出现于乾嘉时期，重要的成果有宋绵初《韩诗内传征》、沈清瑞《韩诗故》、臧庸《韩诗遗说》、严可均《韩诗辑编》和钱玫《韩诗内传并薛君章句考》。直到晚清，仍有零星著作问世，如蒋曰豫《韩诗辑》和陶方琦《韩诗遗说补》。此外，还出现了专门搜集《韩诗外传》佚文的著作，如赵怀玉《韩诗外传补逸》和郝懿行《韩诗外传补遗》。

我们能从以上著作中发现很多迹象，共同表明他们之所以专注于《韩诗》，是受到《诗考》的影响。例如，宋绵初在《韩诗内传徵自序》中说：

朱子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说，尝欲写出。”王伯厚因其意辑《诗考》，于《韩诗》盖详。……绵初拟更掇拾，备西汉一家之言，披览有得，辄笔之于书。王氏所遗者补之，略者详之，疑似者去之，群书相发明者、诸家有考正者旁搜博采，引证以穷其归趣。久而成帙，颠末略存，于是唐宋不传之书宛然可见，亦一适也。^[5]

从此段可知，宋绵初受王应麟《诗考》的影响很大。他发现《诗考》于《韩诗》尤详，但疏漏亦复不少，便欲为其重加掇拾，补其所遗，详其所略，去其疑似，考其始末，俾使《韩诗》宛然复见于人世。

又如，沈清瑞《韩诗故自序》云：

盖《韩诗》之学绝于唐代，后之言《诗》者靡据焉。顾其断章畸句，往往散见群书。清瑞就睹记所及，攈拾而孴雧之，以存韩氏之旧，薛氏之《章句》附焉。既而得浚仪王氏《诗考》，则所采已略备矣。因取经文字句与毛异者，皆为详注。所引之书即条注句下，其有考证别书或参鄙见者，则加“案”字，名之曰《韩诗故》。凡王氏之缺者补之，讹者厘之，其余所摭《内传》之文及《章句》之未详何属者，别载卷末，以竢博雅君子。^[6]

沈清瑞对《韩诗》的关注虽是出于自发的学术兴趣，却在看到《诗考》后甘心附翼《诗考》旧例，仅作一些增补、注释的工作。

这些专注于《韩诗》的辑佚家在《诗考》的基础上不断增补新材料，对《韩诗》的认识也更加清楚而深刻。到臧庸、严可均那里，《韩诗》辑佚的规模不仅远在《诗考》之上，也比宋绵初、沈清瑞等人优胜不少。与此相伴的是，他们对《韩诗》的态度也经历了由消极到积极的转变。

宋绵初认为毛、韩二家本自同源，但《毛诗》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纰缪，《韩诗》遗说恰可为其提供鉴照，辑佚《韩诗》其实是为了“以韩复毛”。沈清瑞接受了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看法，认为三家《诗》“咸非其本义”，《毛诗》胜于三家。之所以还要辑佚《韩诗》，也只不过是为了并存异说以备考证。他在书中经常驳斥韩说，以维护《毛说》的正统地位。因此，宋、沈二人对毛、韩的态度与王应麟相似，仍以传统毛说为主。到臧庸和钱玫那里，态度有所转变。他们在案语中评说二家优劣时，并未表现出明显倾向，大抵就事论事而已。而时代较晚的严可均，则旗帜鲜明地站在《韩诗》一边，突出其主体性，甚至由此拓展开来，抬高整个三家《诗》学的地位。即便发现韩说有误，他也会将责任推到整体学术风气和后人改窜师说这两个理由上。最后，赵怀玉等人对《韩诗外传》进行专项辑佚。他们不仅认为《韩诗》有很高的价值，而且极力证明《韩诗外传》与《内传》有着同等的价值。

我们能清晰地发现：从最初宋、沈以毛为主，到后来严、赵以韩为主，时间越靠后，辑佚家对《韩诗》的倾向性就越强。这种态度的转变其实主要根源于《韩诗》辑佚成果的畸重局面，而这些都可以说是源于王应麟《诗考》所开创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