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辞三　用改革释放文化的力量

周文彰[1]

长期以来在我国文化的力量受到压抑，无论是文化生产力、文化传播力、文化影响力，都受到压抑。这些年我国发起的文化体制改革就是在释放文化的力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了在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文化体制改革进行再部署，使文化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释放，今天我就谈谈在这方面的学习思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做了哪些部署呢？

首先，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办新华书店、办出版社、办报纸、办广电，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要办，但主要是管。而且要理顺与文化企业的关系，要建立国有文化资产的监管机构，要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制的协调机制。因为在乡镇这一级，各方面渠道都通向乡镇，特别是有科技的、有文化的，还有党员教育的，所有这些将成立一个综合体。新闻媒体资源要进一步整合，新兴媒介的传播秩序要加以进一步规范，比如移动电视、手机报、楼宇的视频。特别强调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保留下来的文化事业单位也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特别是要各方面的代理人参加，实际上是参照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来做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有职工大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继续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对按规定创办的重要企业实行特殊的管理制。特别是提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在这方面我们想到的是，2007年我在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的时候，我们海南跟江苏凤凰集团的那次合作，竟然成了全国第一家跨地区的文化企业，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的改革还不仅仅是这些，要想贯彻这个《决定》，把改革引向深入，不能只看文化体制改革这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决定》向我们传达的中央关于全国全面深化改革总的思路。研读中央的《决定》，我感到这次的改革思路有三点非常突出。

第一，系统全面的思路。大家知道光一个领域的改革是难以有效的，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环节都连在一起，比如我们试图搞国有企业，我们最早采取放权让利，觉得还不错，又采取企业三角债，接着又搞承包，承包不是一包就灵，我们又开始搞股份制，国有企业的控股搞来搞去还是国企，我们感觉不行，要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通过这个摸索我们慢慢地认识到，我们想把国有企业搞活的措施是外需，但是过去想把国企搞死的传统措施却是连续的、配套的。比如金融市场把国企搞死，比如政府部门之间把国企搞死，没完没了的检查、没完没了的统计报告，再比如说市场能把企业搞死，货真价实上不了市场，假冒伪劣厉害。还有，我们的组织人事制度就能把国企搞死，干得好的调走了，来了新的什么也不懂。所以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就是围绕搞活国企进行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方方面面的改革，这就是系统全面的思路。后来，我们中央的历次改革，专项改革、科技改革、教育改革、文化体制改革都考虑到方方面面。

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次改革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从宏观的层面来推进系统全面的改革，这点让我们特别受益，我们在考虑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不能就文化体制讲文化体制。

第二，文化导向的思路。我研读《决定》觉得每句话都有力量、都很新颖，没有大话、空话，说得很实在，就在于它所针对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只有针对问题搞改革才不会空对空，才能解决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对我们搞管理、讲课都有启发。

第三，突出重点思路。尽管是全面改革，但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政府全面的改革。我们得到了三个重点。第一个以改革为主线，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在改革当中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而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使我们得到第二个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当中也涉及很多内容，这一次我们突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就使我们得到了第三个层次的重点。

在文化领域，政府与市场的管理同样应该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问题。资源配置到底起什么作用？这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所以要载入历史史册，就在于它确立了要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在这之前市场经济被铁定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从此之后我们每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五大指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指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指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大指出“更大程度更广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第一，我们对市场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化。第二，有一点始终没变，就是市场只能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差意义重大，是这次改革的最大亮点和最大创新。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就体现在这儿。

政府重要的弊端就是审批干预过多。弊端很多，我归纳了四点：一是效率低下，耽误无数时机；二是主观随意，重复建设；三是权力寻租，导致腐败丛生；四是缺位错位，造成该管不管。

政府要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的问题，文化市场也是如此，现在比较起来，我们在文化方面还保留着较多的审批手段，我相信随着市场的完备、随着生产主体的自律，我们文化审批项目也会进入逐步适应的过程，这样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会将进一步得到解决。

《决定》特别讲到公有和私有的关系，更是值得我们文化体制改革高度重视。长期以来，公和私的争论使我们迈不开步子，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消除私有制，我们的市场曾经什么都凭票供应，物资匮乏，生产力释放得到了压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公有和私有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正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公有和非公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有人通俗理解，已经没有老大老二之分了。

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对我们很有启发，在我们管理协调文化实践当中，我感到我们文化对公有、私有的认识还要进一步加深，因为我们常常把比如广电、新闻、出版、报纸当成我们自己的亲儿子，而社会文化企业常常不在我们的会议、文件光环的关照范围之内，如何对体制内外的文化企业单位一视同仁，让它们平等竞争，这是我们想要进一步探索的，而且对体制外的企业给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一方面纯粹的经济领域做得比我们文化方面好一点。

我们高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有一系列关于鼓励非公文化企业的发展措施，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比如《决定》指出，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比如降低门槛，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允许以控股形式参与国有影视制作机构、文艺院团的改制经营。比如，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培育文化非营利组织。比如，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文化交流项目。比如支持各类形式小微文化企业发展。比如鼓励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相结合。这些部署为我们平等地对待公有和非公的文化企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贯彻落实下去，使得这些政策不至于出现看得见进不去的现象。

我们搞文化体制改革的新任务是什么？核心就是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我的记忆当中，我们国家明确提出强国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叫人才强国，一个叫文化强国，像经济、科技、军事都没提，这些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在文化强国方面很有信心，也很有把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加快改革，完善健全文化管理体制、文化生产经营体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与全国整个改革的目标是一样的，明确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就是我为什么把我的题目临时改为“用改革释放文化的力量”。

[1]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