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日科夫斯基象征主义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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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象征主义是一种社会情绪的折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思潮锐变、问题繁多、生气勃勃的辉煌时期。各种不同思想倾向、不同意识主张的新文学流派,都在极力显示自己的存在。这种文学发展的多向趋势,当然是由两个世纪之交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决定的。梅列日科夫斯基正处于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他的人生际遇、思想探索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深深地体现了与时代、社会和国家的密切联系。作为俄国象征主义的奠基者,他最先捕捉到时代变革的脉搏,并对其做出反映,他认为象征主义是一种文学运动和社会思潮,是世纪末社会历史的心理折射,是对当时过于求实社会的一种反拨,也是动荡不定的社会中人们渴求寻找出路,遁入理想的反映。

一、世纪之交动荡不安的俄国社会图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历史进入一个十分特殊、各类矛盾日益尖锐冲突的时期,危机频仍、灾祸不断、充满动荡和转折的悲剧氛围。一个突出现象是俄国资本主义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此时俄国已经在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出许多新矛盾,使人们产生一种世纪末的恐惧感。1891—1892年大饥荒暴露出政府在社会政策上的严重失误,经济困顿导致大批贫困潦倒的工业无产阶级出现,下层社会的不满爆发为公开的反抗,一系列的政治反动和社会危机更加剧了原本徘徊人生歧路的俄国人的紧张情绪。1905年俄日战争的惨败令民众看清了沙皇政府昏聩无能的实质,加速了国内矛盾的激化,也惊醒了俄国人的帝国美梦。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使原本高涨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俄罗斯人既忧心难逃历史剧变,又悲叹人类前景渺茫黯然。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灾难深重的俄国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1917年处在低潮期的革命形势重又获得成熟的良机,“二月革命”是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统治俄国长达300年之久的罗曼诺夫王朝终于覆灭。1917年,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吹响了推翻旧世界的号角,彻底改变了俄国历史的进程,俄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苏联时期。纵观世纪之交这30多年的俄国社会历史,战争与革命交替冲击着俄国社会政治生活。

二、新旧交替波澜壮阔的现代文化大潮

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往往也是社会文化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变动时代的特点体现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上,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紧张探索,处在十字路口的俄罗斯不断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的思想家们都试图揭开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命运之谜:彼·雅·恰达耶夫将历史看做是了解各民族的一把钥匙;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目的在于拯救俄罗斯,其主题就是俄国向何处去;亚·伊·赫尔岑透过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棱镜来展望俄国的前途,把村社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构建了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积极宣传反农奴制的思想,主张用革命方式解决农民问题;民粹派相信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认为俄国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1],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符·谢·索洛维约夫、尼·亚·别尔嘉耶夫等都在思考历史的本质、历史的意义,从宗教角度阐释对历史命运的认识。二是人们心态上的矛盾、犹豫和彷徨。变革时期,旧的社会面临着体系瓦解,而新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人们在思想上、价值观上无所依托,茫然失措,徘徊在道德价值沦丧的边缘,以象征派为先导的俄国现代主义文化和文学大潮就是在这一宏阔的历史大背景下掀起的。在社会新旧交替之际,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活动表现得极为复杂多样,充满了坚定与彷徨、充实与空虚、清醒与困惑、追求与退缩等矛盾心态,诚如谢·尼·波瓦尔佐夫在评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美学观点时所说:“现在整个俄罗斯知识界好像从并排的三个房间的一个门出来又进入另一个门——颓废主义、神秘主义、宗教。在第一个房间里已经挤满了人,在第二个房间里人群稀少,在第三个房间里几乎没有人。”[2]

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俄国思想界、文化界各派都试图为现实开一剂良方,然而,无论是改革派、保守派、革命派,还是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在梅列日科夫斯基看来,都“像用剑击灵魂一样”,不是错拿了武器,就是击错了对象。他深刻领悟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言:“整个俄罗斯正站在某个最终的点上,在无底深渊之上踯躅”[3],一如青铜骑士用钢铁辔头令俄罗斯前足跃起——历史之路已经完结,再远则无路可走。若不想坠落深渊,就必须长出羽翼,必须飞翔,选择超历史之路——宗教[4]。于是,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宗教问题的关注上,不仅通过《基督与反基督》的象征主义叙事进行一种“新宗教意识”思想的探索,而且在其全部著作中(无论是艺术作品、文学批评作品还是政治、哲学作品)持续不变地涉及宗教问题,实践着自己的“新基督教”主张,希望为危机重重的俄罗斯开出一剂良方。

[1] 卡夫丁峡谷(Kafdin Valley)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公元前321年,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队,并迫使罗马战俘从峡谷中用长矛架起的形似城门的“牛轭”下通过,借以羞辱战败军队。后来,人们就以“卡夫丁峡谷”来比喻灾难性的历史经历。马克思曾引用“卡夫丁峡谷”一词,指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所谓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是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整个阶段,由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阶段。

[2] Поварцов С.Н.Траектория падения(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эстетических концепциях Д.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86,11.С.165.

[3] 梅列日科夫斯基:《俄国革命的先知》// 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知》,赵桂莲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6页。

[4] 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杨德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