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从何而来？

对于本书来说，读者会发现，这种试探性的努力部分体现在本书的正文中，与此同时，也许更重要的还体现在本书系统的、有时是冗长的引用和脚注中。也许有人会不耐烦地抱怨：为何要那么多脚注？回答是，虽然本书的读者对象是大众，但这更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既然是学术著作，除了原创性外，它必须以诚实的名义强调人类知识的继承性。不然就很难分辨当下的努力对人类知识而言，是进了一步、退了一步，还是原地踏步。其实，探索真理的旅途就像一场拼图游戏：一个人事先并不知道最后拼出的图案是什么内容，要做的往往只是找到和其他人已经找到的有联系的那块拼图。考虑到个人认知的有限性，人类思想火花和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应该是集体的传承。这个传承的过程必须是可追溯的、透明的，知识的继承者必须交代得一清二楚。

这样做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尊重前人的努力，谨防剽窃的企图；二是给有兴趣继续研究的人提供路线图；三是避免知识创造中的重复劳动，并努力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哪怕是一丁点的突破。记得我在哈佛大学读书、写论文时，这是导师对学生立下的最基本的规矩。不讲知识的继承性、渐进性，似是而非的混沌和由此造成的比量不比质的重复累赘是学术发展的大忌，最终会破坏人类赖以发展的“知识生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 Merton，1910—2003）教授提醒人们，如果科学只崇尚新颖性和独创性，科学家也许会更注重对科学优先权的承认和奖励。其实，科学还有其他功能，那就是对前辈的尊重和自我谦卑。用科学巨人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我能看得更远，这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近年来，哈佛大学的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 教授出版了《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一书。该书饱满激情，视界开阔，叙述生动，从经济、文化、自然资源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对国家的兴衰、贫富演变作了细致的论述。据说该书一出版，就被读者称为“新国富论”。无疑，兰德斯在书中的确给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浩瀚辽阔的历史画卷，让人震撼。但是，注重社会科学理论的学者却不难看出，《国富国穷》注重的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它并没给我们提供一个中心命题，即一个解释国富国穷一以贯之的逻辑命题，或叫理论假说，可以让人们回到经验世界中去系统地进行证实或证伪。换言之，除了丰富我们对各国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该书并没有提供一个能帮助人们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理论。

何谓理论？根据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定义，所谓理论，即“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工具箱，有一个对现象进行排序的方法，并对现象进行解释”，同时，“对于在逻辑上由假设推导出来的假说，它还允许人们在经验世界中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对于另一位杰出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来说，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是理论科学性的关键。什么不是理论？亚当·斯密告诫道：“打比喻的本身不是理论，相反它是理论建设的敌人。”的确，理论的箭头指向是从具体到抽象，而比喻的箭头指向往往正好相反，是从抽象到具体。可以说，科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逐步放弃研究物体或事物的具体形态，转而注重它们的抽象属性，如质量、速度、加速度；而就社会科学而言，它包括构建组织后面的制度逻辑，时髦的语言叫“治理”（governance）。的确，科学的发展依赖于一般性和抽象性；虽然文学、艺术和生活也包含一般性，但是赋予它们意义和主旨的则是特殊性。在科学知识的传播中，打比喻的必要性存在于人们抽象能力的有限性。

科学知识如何产生？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 suis）的理性论和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论是人类思想现代性和现代科学知识产生的两大支柱。这两大支柱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注，并形象地体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大师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的油画杰作《雅典学院》（School of Athens）中。画中柏拉图手指天空，亚里士多德却手指大地。油画以这两位哲人的争论为中心，倾听这两位哲人的是五十多位大学者；激烈的辩论向画面的两翼展开，洋溢着百家争鸣的气氛。

由此，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人类的正确知识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不断发展的产物。知识的获得不仅要靠概念的锤炼和净化，它还逐步成熟于概念和行动相互匹配和相互完善的过程之中；不然，就会造成人们视野的短浅、思想的混乱，最终导致信仰危机和社会的动乱。与此相关，马克思则认为：“概念与行为的分离是社会走向异化的关键的一步。”中国古人也有近似的训条：“学有序，曰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