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学内部的发展线索

毫无疑问，战国文化精神必定会影响到战国时代的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就必须对《史记》以前的史学著作给予足够的关注。

很早以前就有人从体裁上关注《史记》的渊源。南朝的刘勰曾说：“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绩。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元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1]北朝的魏澹则认为：“然则纪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明矣。”^[2]唐代刘知幾说：“太史公著《史记》，始以天子为本纪，考其宗旨，如法《春秋》。”^[3]

近代以来，学者仍然在关注这个问题。梁启超采纳了刘知幾之说：“其本纪以事系年，取则于《春秋》。”^[4]钱穆也说：“本纪是编年的，就如《史记》里的《春秋》。”^[5]除上述意见外，清人茆泮林在所辑《世本》序中还曾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从《世本》那里来的。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见解。他说：

《世本》十五篇，见《汉·艺文志》。盖古史官所记也。其书旧目不可复得。今可识者，《世本》有《帝系篇》，见《书》序正义，又释元应《一切经义》二十三。有《世本》本纪，见《春秋》《谷梁》襄二十五年疏，《史》三代世表索隐，《左》襄二十一年正义引《世本记》。记、纪同也。有《世本》世家，见《左》桓三年、闵二年、襄二十一年、二十九年、定元年正义，《史·田齐世家》索隐。有传，见《史·魏世家》索隐。有谱，见《隋经籍志》。又有《氏姓篇》，见《左》隐十一年正义及《史·秦本纪》集解。有《居篇》，见《史·吴世家》《魏世家》索隐。有《作篇》，见《周礼》及《礼记》郑注。《礼》正义亦云《世本》有《作篇》。又当有《谥法》一篇，见沈约谥法序。故司马迁作《史记》，多依用之。

这个意见受到了后人的重视。蒙文通说：“《世本》久亡，据群籍征引者言之，知其书有本纪、有世家、有列传，则所谓马迁创作纪传，不过因袭《世本》之体，以为纪纲，而割裂《尚书》《左氏》《国策》《楚汉春秋》诸书，散入本纪、世家、列传，分逮当人之下而已，纪传之体可贵，而创之者《世本》，非马迁也。”^[6]

《世本》成书于战国时。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系《世本》于公元前228年之前，即秦王政十九年、赵王迁八年之前。作者按：“《世本》成书不详何年，据书中称赵王迁为‘今王’，而赵王迁共八年，则其成书当在本年之前。”^[7]据各家辑本及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世本》篇名可确认者有《帝系》《氏姓》《作》《居》《谥法》诸篇。《世本》是否有本纪、世家、列传呢？这是很难落实的。

我们先来看几条茆泮林举的例证。（1）《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孔颖达《正义》曰：“太甲，汤孙，《世本》纪文也。”（2）《左传》桓公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径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正义》曰：“武公，庄伯子；韩万，庄伯弟。《世本》世家文也。”（3）《史记》卷四四《魏世家》：“桓子之孙曰文侯都。”司马贞《索隐》：“《系本》云‘桓子生文侯斯’，其传云‘孺子癠是魏驹之子’，与此系代亦不同也。”

“《世本》纪”三字是否就可以解释为《世本》本纪呢？恐怕这个结论还不能轻易得出。此外，根据所谓“《世本》世家文”“其传云”等等唐代注释家的说法也不能断定《世本》一定就有世家、列传。这样说，是因为在这些唐代注释家以前，从未有人说《世本》有本纪、世家、列传。《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只说《世本》是“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司马贞在《史记集解序》司马贞《索隐》中引西汉刘向语：“《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已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也。”又，班固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中说：“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按“系谥名号”“祖世所出”都是说《世本》中记载的是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这与今天能看到的《世本》佚文是相吻合的。此外，大概也正是因为《世本》中只有世系的记载，所以《隋书·经籍志》史部将《世本》列在谱牒类的“氏姓之书”中。如果《世本》确有本纪、世家、列传，《隋志》是不会这样分类的。最后要强调的是，茆泮林自己的辑本也没有能辑出本纪、世家、列传佚文。

虽然《世本》是否有本纪、世家、列传仍有疑问，但我也认为《世本》的确与《史记》有密切联系。这联系不一定是在体裁上，而是在内容上。《史记》是以人为主的，而《世本》也是以人为主；《史记》记述黄帝以来至作者时的历史，而《世本》也是从黄帝述至“今王”。二书都是强调通贯性。它们的区别是《世本》只有对人物世系的简单介绍，而《史记》则载有人物活动的详细情况。就其异同而论，《世本》具有过渡性质，是《史记》的前奏。

由此看来，史书表现出对“人”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司马迁一家，在战国时代已露端倪。如果不局限于《世本》，而是再放开一点看，其实以记言为主的《国语》《战国策》也是如此。徐中舒说：“古代历史的编写，原有记言、记事两途。《国语》《国策》都是以记言为主的书。除记言外，所记史事就非常简赅，往往不足以说明一事的原委本末。”^[8]《国语》《战国策》对“言”的重视说到底就是对“人”的重视。

不仅如此，编年体的《左传》实际上也已经有了大量对人物活动的细致描述，这和《春秋》很不相同。金德建在讨论司马迁所见《左传》中是否有“君子曰”时，列举了《史记》中的几条材料，指出其内容出自《左

传》。^[9]《左传》《史记》的这几条材料对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很有帮助，兹不避繁复，逐一引证。

1. 《左传》隐公三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曰：“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灵，得保首领以没；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以对？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对曰：“群臣愿奉冯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为贤，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先君之举也，岂曰能贤？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务乎？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使公子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商颂》曰：‘殷受命咸宜，百禄是荷。’其是之谓乎！”

《史记》卷三八《宋世家》：

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马孔父谓曰：“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与夷也。”孔父曰：“群臣皆愿立公子冯。”穆公曰：“毋立冯，吾不可以负宣公。”于是穆公使冯出居于郑。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与夷立，是为殇公。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2. 《左传》襄公五年：

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

《史记》卷三三《鲁世家》：

五年，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3.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己亥，孟孝伯卒。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非适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丧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谓不度。不度之人，鲜不为患，若果立之，必为季氏忧。”武子不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于是昭公十九年矣，犹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

《史记》卷三三《鲁世家》：

昭公年十九，犹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之。今裯非适嗣，且又居丧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为季氏忧。”季武子弗听，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终也。”

4. 《左传》僖公九年：

冬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辅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杀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荀息有焉。”

《史记》卷三九《晋世家》：

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荀息之谓乎！”

5. 《左传》襄公十四年：

吴子诸樊既除丧，将立季札。季札辞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君义嗣也，谁敢奸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才，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史记》卷三一《吴世家》：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6. 《左传》文公三年：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与人之壹也。

《史记》卷五《秦本纪》：

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殽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乎！秦缪公之与人周也，卒得孟明之庆。”

7. 《左传》文公六年：

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

《史记》卷五《秦本纪》：

三十九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以上几例，《史记》基本用《左传》文，只是压缩了文字并改用汉代语言而已。《史记》沿用《左传》文远远不止这几例。顾炎武说：“凡世家多本之《左氏传》。”^[10]对比纪传体的《史记》，编年体的《左传》对相关人物活动的记载反倒更详细些。钱穆曾说：“我们要研究春秋时代的大家族，及当时的贵族生活，《左传》里讲得很详细。”^[11]看来，我们通常把编年体、纪传体理解得过于泾渭分明了。实际上同是编年体，详载人物、事件的《左传》与缺少内容的、标题式的《春秋》就大不相同。从编年到纪传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编年与纪传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编年体不可能离开“人”，因为它毕竟记载的是人的历史，而不是自然的历史。同样，纪传体也不可能离开“编年”。编年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历史，刘知幾说本纪“如法春秋”，其实列传也是如此，也是大致按时间顺序记载一个人的一生。再说远点，就连记载制度的《通典》也还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各项制度的。“按时间顺序”，应该说是对历史著作的天然要求。编年、纪传说到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共性的存在就为它们之间的转换提供了一种内在的可能性。

《史记》照录的前史不止《左传》一家。《史记》卷一《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正义》注“成而聪明”云：“成谓二十冠，成人也。聪明，闻见明辩也。此以上至‘轩辕’，皆《大戴礼》文。”《史记》卷二《夏本纪》：“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正义》：“自此已上并《尚书》《禹贡》文。”《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豫让者，晋人也。”《索隐》按：“此传所说，皆约《战国策》文。”《史记》卷三四《燕世家》云：“孝王元年，秦围邯郸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索隐》按：“‘今王’犹‘今上’也。”这当是来自于燕史的原文。钱大昕解释说：“史公杂采战国书，未及刊正。”^[12]笔者写作过程中，获读何晋《〈战国策〉研究》、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两书。何晋分析1973年湖南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史记》的关系说：“除了因抄写而造成的脱误和歧异外，我们看不出司马迁撰写《史记》采用这些材料时作了多大的改动。也就是说，至少根据帛书的情况来看，司马迁在采用记录战国策士游说辞令的材料时，几乎是不加改动予以抄录。”^[13]赵生群则从“《史记》与《竹书纪年》等书行文语气的比较”，“《史记》与《秦记》内容形式之特点”以及“《史记》多存异说”诸方面加以考察，发现《史记》大量取材于诸侯史记。^[14]

《史记》内容多有出处，但也有注释家找不到出处的时候。《史记》卷二《夏本纪》：“帝曰：‘毋若丹朱傲，维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于家，用绝其世。予不能顺是。’禹曰：‘予娶涂山，辛壬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辅成五服，至于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道有功。苗顽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正义》于“帝曰”下出注：“此二字及下‘禹曰’，《尚书》并无。太史公有四字，帝及禹相答极为次序，当应别见书。”同书卷三三《鲁世家》：“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索隐》：“经典无文，其事或别有所出。”《赵世家》：“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索隐》：“谯周云：‘《系本》及说赵语者并无其事，盖别有所据。’”我们看到，即使找不到出处，注释家也仍然认为《史记》所记内容是有来源的，并不认为是司马迁自己所写。班固曾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15]众所周知，班固这段话是就《史记》的主要资料来源而说的。联系上面的大量事例，我们或许可以说，司马迁《史记》在“人”与“事”的叙述上可能只是对上述资料以及其他的相关资料做了一番新的取舍排比，而较少有纯粹自己的写作。至少，这样的认识与司马迁的话是相符的。他曾就《史记》的编撰说：“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16]

由以上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战国以来的新思潮并非只孕育出一部《史记》。在《史记》之前，《左传》《国语》《世本》等史书已经表现出对人的关注，因此才会留下大量有关人物活动的记载。如果没有这些前史的记载，司马迁恐怕很难写出以人物为中心的《史记》。历史上很少有突如其来的变化。感觉上的突如其来，大都是因为我们对此前的情形缺乏深入的了解。在《史记》的问题上，一旦有意识地向前追寻，就会发现战国以来的史学正一步一步朝着《史记》的方向走来。

[1] 《文心雕龙·史传》。

[2] 《隋书》卷五八《魏澹传》。

[3] 《史通·六家》。

[4]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5]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9—70页。

[6]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67页。

[7] 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8] 徐中舒：《论战国策的编写及有关苏秦诸问题》，《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179页。

[9] 金德建：《论司马迁所见〈左传〉中有“君子曰”》，《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6页。

[10] 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六“史记”条。

[11]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5页。

[12]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四“史记·燕召公世家”条。

[13] 何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页。

[14] 赵生群：《〈史记〉取材于诸侯史记》，《〈史记〉文献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5]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16]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