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决纠纷，执行契约

纠纷解决是审判最传统也是最基本的核心职能。从本源上追溯，司法权即为裁判权，裁决争议，定纷止争是司法的原始功能，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复杂的社会特别需要一个机构能对纠纷予以最终解决。这些纠纷源自基于因现行社会标准的适用、意义和引申而产生的权利主张。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机构就是法院。因此，解决此类纠纷也就成为我们法院的中心职能。”^[5]以商事审判为例，从商事审判产生的渊源看，商事审判是对源于民间商人组织（如商会）的商事纠纷裁判权的替代，在美国19世纪的司法发展历程中，商事审判更是国家权力争夺市民性裁判权之资源的结果。^[6]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经济利益的冲突与矛盾，因此司法审判的意义就在于作为经济利益冲突的“收容器”和“消化酶”，通过商事审判对商事纠纷的解决，化解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维护市场经济交易秩序。

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看，司法审判解决纠纷，执行契约的职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从普遍的“人格化交易”到“非人格化交易”的过程。在经济交易中，契约执行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依靠契约双方的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这种自我实施一般发生于熟人社会中，具有“人格化交易”（personalized transaction）的特点。它的执行主要靠交易双方的声誉 （reputation）或关系，但一旦超出熟人或社区的圈子，进入到“非人格化交易”（impersonalized transaction）的形态，仅靠声誉和关系来交易的成本就会急剧上升，以至于很多交易无法实现。因此就需要第二种模式，即依靠第三方的强制执行，而在法治国家，这一第三方则一般为中立的且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院。因此，法院这一功能可以稳定投资者的预期，使其能够合理估算其投资回报，在发生合同纠纷时可以寻求法院的帮助以实现合同利益。在中国30年的商事审判实践中，这一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据笔者统计，从1983年到2001年共18年间，各级法院裁决的商事纠纷案件近4000万件，已结案件诉讼标的额超过3万亿元。仅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年均审结各类民商事案件597.58万件，比前五年年均结案数增长了22.82%，其中，审结公司、借款、保险、破产等典型商事纠纷案件379.37万件，结案标的额达9889.85亿元^[7]，约占2008—2010年上半年GDP总量的5%。可见，司法审判在解决经济纠纷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