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学的文化资本（二）：话语秩序中的位置

一 稀缺性：文学符号资本的构成条件

在文学文本的外部讨论文学的文化资本，就意味着讨论文学作为一种话语形式，它在社会历史语境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意义。这显然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但择其荦荦大者，我们或许可以从如下两方面进行探讨：一、 分析文学的符号资本的基本条件；二、 考察文学的符号资本的实现方式。

“物以稀为贵”是经济学上的一项基本价值规律。资源的稀缺性可以说是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之一。经济学上的稀缺性是指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有限的，这种物质的难以获得性即为稀缺性。可以说，资本固然意味着积累的劳动，但从表现形式上来看，稀缺性也构成了它的条件：因为物质假如像通常情况下的空气或阳光那样容易得到，它就不会具有任何交换价值。所以，我们考察文学的文化资本，也可以从分析其基本属性即稀缺性这一角度入手。稀缺性尽管是经济学概念，我们仍然可以将它引入我们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显然，经济学的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物质现象，也可以适用于精神现象。^[1]我们认为，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文学具有一种文化稀缺性，简单地说，也就是相对于文学消费者来说，文学总是难得之货。难得，应该从两个角度加以把握，即分别是作为以物质性形式或精神性存在的文化稀缺性。

物质性存在形式的文化稀缺性，主要是指文学的物质载体，主要是声音或书籍，具有某种稀缺性。就此而言，从历时性角度说来，文学在场其稀缺性经历了一个逐渐递减的过程。在口传文学时代，受制于技术条件，普通人能够亲灸口传诗人叙述诲训，必定是一种罕见的幸运。从情理上来说，只有极少数达官贵人才能请得起口传诗人来朗诵《荷马史诗》。我们很难考察信史之前的时代口传诗人进行话语实践的实际过程。而我们今天能够了解的后代的游吟诗人或说书人，又是文字产生很久以后的事情。^[2]到了文字印刷时代，物质形态的文化稀缺性逐渐有所缓解，当然这个稀缺性的减弱是伴随着技术手段尤其是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展而渐次发生的。但总体上说来，在大众媒介兴起之前，以手抄本或者书籍形式存在的文学文本都被垄断于少数权力精英或知识精英手中。举例来说，19世纪之前，在企鹅出版公司、兰登书屋、雷克拉姆（Reclam）出版社等发动的平装书革命之前，在西方，文学经典名著大多是羊皮精装印行的，普通读者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种物质形态的文化稀缺性到大众媒介时代宣告终结。当定价仅6便士（仅相当于当时一包烟价格）的第一批企鹅平装书被推出时，物质形态的文化稀缺性即使不能说寿终正寝，至少也不再是一个规定文学的文化稀缺性的决定性的因素了。到了这个时代，精神形态的文化稀缺性显示出了无可比拟的重要性。

精神形态的文化稀缺性其含义主要包含至少以下三种情况：

其一是指作为文化能力的稀缺性。无论是口传文学还是书面文学，都包含着许多特殊的文学规则和惯例，例如就中国近体诗而言，不谈命意，仅谈纯形式，至少就存在着平仄、属对、韵脚、用事、炼字、造语、句法等普通人如坠五里雾的文学内部系统，从而拒绝了一般人进入文学文本进行创作甚至阅读的可能性。这样，这种能力在文学史的展开过程中逐渐被建构成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超人禀赋。^[3]自古至今，人们普遍相信，与百工之技不同，文学作为一种父子兄弟无法相互传授和继承的创造性能力，乃是不可以在后天习得的天赋。在这种可以称之为创造意识形态的支配下^[4]，人们认为，这种才能几乎是检验一个人的全部智商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标准。当康德和一些浪漫主义者谈到为自然立法的天才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指的就是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5]在一个政治上稳定的社会里，尤其是传统社会里，像李白或者歌德这样的天才，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并不足为奇。而更重要的是，在有些情形下，拥有这种文学才能的人不仅仅只是受到人们象征性的尊敬，他们还由于被推论为拥有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而被授予权柄。关于这一点，中国的科举制度提供了最典型的例证。何怀宏先生说：“在察举时代，经学、文学稍稍分途，科举时代，两者渐渐合一，唐至宋初一段似以文学为主，表里皆文学；宋元以后渐渐是以经学为主，或者说以经学为里，文学为表，然而录取中式却往往还是不能不以‘表’（形式）为定。作为经义应试文的八股在次一级的意义上仍然是经学与文学的一种结合，其内容是经学，形式则为文学。”^[6]文学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7]文学这种在今天被认为主观性很强的语言艺术的存在，长期却被当成检验一个人资质高下的客观标准。^[8]即使是那些科举场上失意的文人，也常常被各级官员招为幕僚从而与那些达官显贵分享权力。实际上，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文学家，即便本身没有一官半职，总与各种各样的官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二是指作为文化习性的稀缺性。所谓习性，根据布迪厄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某种性情倾向。^[9]一方面，一个社会行动者的文化习性来源于他所遭遇的社会结构对自己的塑造，另一方面，文化习性作为可以辨识的特定社会阶层的身份标志^[10]，又决定了一个行动者在社会空间中实践活动的可能范围和限度。文学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标志之一，对于一个出身高贵或希望自己显得高贵的人来说，拥有一定程度的文学能力或文学知识，显然是一项使自己在社会空间尤其是上层社会里游刃有余的基本技能之一。在春秋时代，“不学诗，无以言”，一个外交官不会熟练地引用《诗经》是不可想象的。《诗经》后来被指定为儒家的基本经典，成为试图进入权力场的士子们的必读书。中国历代帝王，除了大多数开国皇帝外，罕有不能诗善赋的。在宫廷里，在饮宴中，在宦游生涯中，吟诗作赋乃是必不可少的应酬交际手段。在西方，情形也同样如此。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文人墨客可以凭着对荷马或古典文化的熟谙，成为意大利大大小小诸侯的座上宾。布克哈特指出，14世纪的暴君“渴求声誉和热衷于不朽的事业，所以他所需要的是才能而不是出身。他和诗人、学者为伍，感到自己有了一个新的地位，的确，他感到自己几乎有了一个新的合法的根据”^[11]。15世纪的暴君情形也同样如此。拥有勃艮第王朝消灭以来欧洲最显赫的宫廷的暴君洛德维科·摩尔“要求同所有和他一样靠个人才能而取得地位的人——学者，诗人、艺术家、音乐家，都建立起联系。他所创造的大学，与其说是为了学者们教学不如说是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他对于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些知名之士所注意的，主要也不是他们的名望而是他们的交际和效劳”^[12]。这就更不用说著名的梅第奇家族与许多文人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了。可以说，在许多社会历史语境中，一定程度的文学修养和文学能力，乃是一个人获得话语权的主要条件之一。文学趣味虽然在理论上属于所有人，但实际上却属于支配着社会的少数“权力精英”。^[13]从这种意义上，尽管文学本身往往并不构成现实的、操作意义上的权力，但是，由于“艺术和文化消费是被预先决定用来实现将社会区隔合法化的社会功能”^[14]，由于对文学艺术的推崇和迷恋在诸如教育、沙龙、士大夫社交圈、新闻媒体之类的社会体制中得到不间断的再生产和再确认，由于文学素养、文学气质、文学天赋被建构和认同为上流社会的自然特征，因此，文学具有符号权力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其三是指作为文化产品的稀缺性。文学文本固然是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作家的精神创造，但另一方面，它又可以笔之于书，借助于语言符号而垂诸青史，古人把它列为三不朽之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5]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曹丕在一段不无伤感的话中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16]因此，文学的写作就具有另一层含义：文学的叙事不仅仅可能影响着对一些当下事物的认识，而且可能支配着后人对这些事物的认识。陆游诗云：“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在这方面，最明显的莫过于史书（古人认为具有良史之才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必须首先拥有某种程度的文学天赋）。有些人，介乎可以列入史传和不可以列入史传的范围之间；又有些人，肯定要上史书，但在史书上写得好写得坏，全系乎史官一念之间。所以历来传说着一些史官向传主及其后人索取润笔的丑闻，比如班固受金，陈寿求米之类。《魏书》的作者魏收曾经把话说得很露骨：“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17]精英文学领域可能显得隐蔽一些，表现形式也可能没有这么露骨，但性质则是一样的。我们不必说可以影射别人的小说，即使是诗文，花重金定购名家作品的，也大有人在。关于这一点，翻开中国古代著名文人的文集，看一看上面的应酬诗、碑文之类所占的比例，就可以一目了然。个中原委不难理解：花一点银两或送点东西作为润笔费，就有可能依傍文学家的生花妙笔而扬名千古，这原本是一本万利的买卖。^[18]另一方面，文学作为文化产品的稀缺性其意义还表现在，当对它的某种排他性占有作为一种投资，介入到各种社会空间尤其是文学共同体的斗争之中时，它有可能获取一定数量或一定类型的物质利润或符号利润。当然，利润的回报程度视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条件。在文化生产场比在整个权力场效果可能要明显一点，而在一个技术官僚统治的时代，其意义就不如在一个相对注重文化生产的社会例如盛唐或者古希腊社会那样突出。

显然，无论哪个时代，被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总是和某种体制的合法认同联系在一起^[19]，无论哪种情况，比较起人们的精神需要、比较起其他多如恒河沙数的随生随灭的话语而言，文学总是稀缺的。当这种稀缺性充当着社会区隔的功能的时候，当它与一定的权力体制的合法认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当它依据自身再生产能力维护着现存不平等社会秩序及其再生产时，当它将既定社会空间的结构关系永久化、合法化和自然化时，文学必然由于拥有一定的符号资本而表现为一定的符号权力。以上我们分别从两个主要方面讨论了作为文学的文化资本根本属性的文化稀缺性。

但文学的文化资本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大体上说来，在前现代社会，文化能力、文化习性和文化产品的稀缺性与权力体制的同谋关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到了现代社会，随着识字人口的激增，媒介文化的兴起，人类表征领域极大的拓宽，社会区隔的基座的急剧抬升，文化能力的普遍提高，文化习性不再是少数贵族精英的专利，文化产品也由稀缺变成了过剩，并出现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区隔，这样，构成文学权力符号资本的文化稀缺性开始严重萎缩，从它以前所垄断的表征领域里渐渐退守到文学自身在场的纯粹场域，尽管严肃文学仍然继续获得权力体制的合法认可，但文学已经被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排挤到文化场的边缘地带，不再能够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来俯瞰一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