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流亡岁月中的艰难与辉煌
来到巴黎[1]，蒲宁很快就被卷入了俄侨的生活之中。当时三百多万俄国侨民移居西欧，其中大部分住在巴黎。“他们中有许多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也是著名的人物，——这里有幸免于难的伟大的公爵、做生意的百万富翁、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国家杜马代表、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音乐家，……”[2]几乎俄罗斯整个文化界都搬到了欧洲。他们在巴黎建立了出版社、协会、联合会等等，出版报纸、杂志，召开各种研讨会，举办讲座、报告会，热烈地探讨革命发生的原因，预测未来的一切，热切地盼望着俄罗斯的复兴。蒲宁也成为各种活动积极的参与者，他参加了以《复兴报》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团体，经常举办作品朗读会、读者见面会等，获得了不小的成功。物质上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但作家的内心始终摆脱不掉一个失去了祖国的游子思乡的悲哀，盼望着能够重返俄罗斯。1920年维拉·蒲宁娜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杨[3]一直说，他感觉自己很虚弱、病态，始终犹豫不决，他最想的就是离开欧洲返回俄罗斯。”[4]而所有这一切又由于得知了大哥尤里的死讯而变得更加强烈起来。尤里对于伊凡来说，不仅是兄长、老师，是他每一部作品第一个读者和点评人[5]，更是他人生的引路人，他全部的青春岁月都是在哥哥的陪伴之下度过的，但是现在他最珍惜和热爱的一切都没有了：兄长、青春、祖国，蒲宁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一切都没有意义了——所有的亲人之死和无以承受的巨大孤独之后就是我之死！”[6]
在过去的岁月里，作家的内心始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充满了矛盾和痛苦——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爱情的失败、唯一的爱子的夭折、甚至父母和兄长的亡故，但它们都无法与痛失祖国带来的悲哀相比。正像俄国谚语所说：“离开好友，难过三年；失去祖国，痛苦一生。”蒲宁的心在泣血，为祖国的现在和未来。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在异国天空下生存的艰难、精神上忍受的思乡的痛苦大大刺激了作家敏感的创作神经。经过了最初的痛苦沉默之后[7]，蒲宁调整了状态，创作又进入了新的高潮。库兹涅佐娃在《格拉斯日记》中这样写道：
蒲宁一生过的都不是定居生活，而是在不停地流浪。在俄罗斯他没有自己的家，常常在农村住在亲戚家中，在莫斯科永远都住在酒店，或是周游世界。终于他定居在了法国，但依然像过去一样，半年住在巴黎，半年住在南方他无限热爱的普罗旺斯。在城里他总是放纵自己，生活毫无规律，胡乱吃喝，昼夜颠倒，但当他来到农村一切就都变了。在格拉斯山顶上那幢简朴、老旧的普罗旺斯的房子里陈设简陋，发黄的墙面上布满了裂痕，但它那狭窄的看台却像远洋船的甲板一样能看到令人惊奇的风景，能看到方圆几公里的地方，和海天一色的景致。很快他就准备开始写作了。
就像和尚、瑜伽苦行僧或一切准备去在精神上建功立业的人一样，他迅速投入了这样的生活，努力使自己身心内外都一尘不染。他吃得很少，不再喝酒，早睡早起，每天散步。在他创作最紧张的日子里他甚至不许在书房里放置最轻度的葡萄酒，常常到傍晚才吃一点点东西。每当六月干燥、凉爽、阳光灿烂的清晨来临的时候，他就迅速钻进书房，泡一杯浓浓的黑咖啡，很快就进入了工作状态。在隔壁的厨房里能够听到他频繁地滑动火柴点烟的声音，因为在沉思中他常常会忘记吸上一口……
他陷入了正在书写着的情景当中……[8]
此时蒲宁的创作不仅在数量上进入了又一个高潮，而且在质量上也日趋完美，更重要的是，作家获取了一个崭新的创作视角，那就是记忆（请注意，不是回忆）。“难道我们能够忘记祖国吗？它在灵魂里。我是一个非常俄罗斯的人，这一点从未改变过。”[9]正因为此，作家从未融入，也从未试图融入到西方的世界中去。浪漫美丽的法兰西，甚至是侨居法国的俄罗斯侨民的生活都很少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因为对于蒲宁来说，法国仅仅是他逃避布尔什维克，或者说是他生活、生存的地方，但绝不是他创作的源泉。他始终坚持使用俄语写作，始终生活在那个“俄国”——他心中永存的俄国，那个“存在于”法国的俄国——中，祖国的一切都“活”在作家内心最敏感、最温柔的深处。现在，他终于摆脱了战乱和饥饿，也摆脱了各种社会关系、文学斗争、进步人士的批评、主导意见的限制等等，过去尽管他总是站在对立面上，竭力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但作为一个作家他还是会有意无意地受制于这一切。但是现在，在完全的孤独中，在仅有的对往事的回忆中，他却获得了绝对的创作自由。在巴黎、在地中海边静谧的阿尔卑斯山区，作家完全沉浸在他的创作之“梦”中，沉浸在对他来说弥足珍贵的俄罗斯式的一切之中。作家相信：“世上没有死亡，曾经有过的、曾经全身心投入的一切决不会毁灭！只要我的心灵、我的爱和记忆还活着，便不会有失落和离别”。[10]这是一个在记忆的乐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新”的蒲宁，新的视角赋予了作家的创作以更丰富的色彩。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蒲宁在巴黎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旧金山来的先生》之后到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蒲宁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和贝尔格莱德等地共出版了15本文集，主要作品有《割草者》（1921）、《半夜的闪光》（1921）、《遥远的往事》（1922）、《晚来的春天》（1923）、《米佳的爱情》（1924）、《中暑》（1925）、《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1925）、《莫尔多瓦的萨拉凡》（1925）、《夜》（1925）、《大水》（1926）、《上帝树》（1931）等等。
1927年蒲宁开始了《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的创作，这是他生命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前前后后经历了12年才最终完成。作品以全新的形式记述了主人公心灵的成长和情感的历程，更重要的是，它不像传统传记作品那样从回忆中搜索素材“复制”过去，作家记述的是作品中那个“自己”对生活理解的再理解、再感受。作品中时空交错，记忆中的一切于是超越了时空而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作品一经出版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著名侨民评论家阿尔丹诺夫精准地概括了作品的主题，他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是一部关于俄罗斯的作品，它写了俄罗斯人、俄罗斯大自然、已然消逝了的俄罗斯的生活方式以及这个地理名称所能够涵盖的一切极其复杂甚至是神秘的东西。但无论对这些民族的东西记述得多么丰富，在此层面上它的调子是多么的苦涩，它们都不是《阿尔谢尼耶夫》的主题。蒲宁写的是在俄罗斯之外的整个世界，是阿尔谢尼耶夫所能感受到亲缘关系和所有关联的全部生活。”[11]“堪此成功的作品在俄罗斯新文学中是不多的，我认为，《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独占鳌头，这充分证明了，它在俄罗斯文学中所占的崇高的地位。”“像蒲宁这样的作家，在无以比拟的托尔斯泰去世之后还无人能出其右。”[12]蒲宁作品的不断问世和广泛的译介给作家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许多西方的评论家和作家，如法国的罗曼·罗兰、安德烈·纪德、安德烈·雷尼耶；德国的托马斯·曼；奥地利的里尔克、丹麦的勃兰兑斯等都对蒲宁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罗曼·罗兰甚至认为“他见证了俄罗斯文学的新生”[13]，并多次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33年11月，蒲宁终于获得了瑞典科学院颁发的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俄罗斯作家。
从30年代中期起，蒲宁作为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开始在欧洲各国访问、游学，受到了俄国侨民的热烈欢迎。1934—1936年间，柏林的彼得罗勃利斯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蒲宁的十一卷文集；1937年，蒲宁在巴黎出版了专集《托尔斯泰的解脱》。作者通过对自己的偶像托尔斯泰的生活以及哲学、美学思想的解读深刻思考了自我，反映了自己的世界观、生死观。除此之外，该书还被公认为是关于大文豪的最好、最透彻的分析作品之一，托尔斯泰的秘书古谢夫认为：“在浩如烟海的关于托尔斯泰的著作中，蒲宁的书是非常突出的。它的主旨十分正确。蒲宁是第一个能深刻剖析列夫·托尔斯泰深藏在心头的想法的人，这也为自己增添了光彩。”[14]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二次大战爆发。此时的蒲宁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对世界命运的忧患、对祖国命运的关切以及个人生活中的贫困、重病、对生命即将终结的痛苦思考使蒲宁生命的最后阶段充满了悲剧色彩。1940年6月，法国北部沦陷，蒲宁一家困居在南方的小城格拉斯。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蒲宁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家常常只能喝“用白芜菁熬成的恶心的汤”，房间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只能戴着厚厚的手套写作，“手指冻得裂开了口子，不能洗澡，也不能洗脚。”[15]尽管生活异常艰难，但蒲宁依然密切关注着战争的进程，特别是苏德战场的形势，为德军的每一次进攻而感到心焦，而为苏军的每一次胜利欢欣鼓舞。尽管战争并没有扭转他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偏见，但在战争最残酷的时候，蒲宁还是做了一个正直的人应该做的一切：当著名的作家梅烈日科夫斯基在广播中将希特勒比作救星的时候[16]，蒲宁却断然拒绝了德军许以优厚报酬的为其办报的邀请，并拒绝在被占领的法国发表任何文章，以示对侵略行径的抗议；他还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保护了许多受占领军追捕的人士，如犹太钢琴家A·利别尔曼和他的妻子、抵抗运动成员——俄侨作家尼古拉·罗辛等，作家还招待过来格拉斯做劳工的苏军战俘，等等。战争中，对祖国的关切和思念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在日记中作家写道：“我常常想到回家，我还能活到那时吗？”[17]“如果我能，就一定回俄罗斯去！”[18]“俄罗斯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热爱它是我们的道义。”[19]
当我们回顾蒲宁晚年的生活经历时，我们再一次感到，无论是历史的风风雨雨，还是个人生命的复杂体验——逃亡、荣誉、贫困、疾病，无论是一度为其崇拜的偶像托尔斯泰所秉持的禁欲主义思想，还是佛教教义中的“四大皆空”，任何东西都无法动摇作家心中对生活、对生命、对美的挚爱。在世界因希特勒疯狂地试图主宰它而变得纷乱不堪的日子里，蒲宁却在格拉斯的家中，忍受着物质的极度匮乏，疾病的折磨，将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人性中最美好和最永恒的东西，这就是创作于1937—1944年的小说集《幽暗的林间小径》。值得一提的是，它是俄罗斯文学中唯一的一部所有篇目均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集。蒲宁在自己的老年却创作了一生中最充满青春激情的作品，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勇气和对生命的信念不能不令人想到，这是老人在自己的生命即将达到终点的时候与时间、与死亡展开的一场真正的较量，正像他自己所说：“美好的时刻会消逝，但是应该，也必须设法将某些东西留下来，同死亡，同蔷薇花的凋谢相对抗。”[20]尽管小说集中的大部分篇幅是以悲剧收场，但作家依然表达了对生命的肯定，对人间真情、对一切具有永恒价值的真善美的信念的肯定。这正体现了作家一贯的哲学美学观，即：
在人类的生活中，只有那些高尚、善良和美好的东西最终才得以留存下来，传之后世，仅此而已。一切邪恶的、卑鄙和庸俗的、愚昧的东西归根到底会销声匿迹：它们将不复存在，再也不见踪影。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优秀的脍炙人口的篇章，关于荣誉、良心，关于自我牺牲，关于卓越功勋的传说，美妙的歌曲和雕像，伟大的、神圣的陵墓，古希腊的神殿，哥特式的教堂，像天堂一般神奇的彩色玻璃窗，管风琴所奏出的犹如雷鸣和怨诉的音响，《震怒之日》和《弥撒曲》……留下和万世永存的是从爱河苦难的十字架走下来向杀害他的凶手伸出双手的基督，留下的是圣母玛利亚，唯一的女神中的女神，她的幸福王国万世永存。[21]
的确，时光荏苒，世事更迭，如今的人们再也听不到当时流派间纷乱的争吵、主义间激烈的枪声，甚至人的生命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我们却依然记得蒲宁的名字，因为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一个充满了对祖国的挚爱、对大自然一草一木的敬畏，充满了对生命的困惑和由此而来的痛苦与欢笑的世界，一个具有永恒精神价值的世界，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一代代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的内心，它更像“心田的活水”（蒲宁语）滋润着人们的心灵，去追求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事物。
蒲宁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引用过他喜爱的波斯诗人萨迪的诗句：“一生用于洞察世界之美，并在身后留下自己的精魂，这样的生活是何等美好！”[22]诗句中的人生也是对他一生的精辟总结。1953年11月8日，蒲宁在法国巴黎的寓所中与世长辞，享年83岁。
著名诗人弗拉基米尔·斯摩棱斯基在悼词中这样写道：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逝世了。
这个损失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巨大的。
他热爱生活，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将生活留给了我们，在这一点上他战胜了死亡。
他像生活中的一切真实而美好的事物一样朴素而神秘。在俄罗斯文学中，他的风格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对它的研究无疑是文学史家的事情，而现在我们站在他的棺椁旁，为他那留给我们无限诗意的灵魂祈祷。
人们仿佛感到蒲宁拥有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所期待拥有的一切：长寿、天才、俊朗、荣誉……但在拥有这一切的同时，他始终不屈不挠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即使在我们贫困的时候，在我们被驱逐流浪的时候。
他懂得很多，罹难很多，也热爱很多。
他是一个大写的诗人，始终试图改变生活，并赋予生活以崇高的意义，为此他竭尽全力不惜一切。[23]
[1] 蒲宁夫妇来到巴黎的准确时间是1920年3月28日。参见 Бабореко А. Бунин-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4. C.253.
[2] Бунин И.А.Окаянные дни,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0. С.306-307.
[3] 据蒲宁家族的家谱记载，这个家族是15世纪由波兰而来的，蒲宁始终以此为荣，因此蒲宁娜始终按照波兰的习惯称蒲宁为“杨”。
[4] Устами Буниных: Дневники Иван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и Веры Николаевны и друг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2 т. Посев, 2005. Т.2.С.13.
[5] 蒲宁在1922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他知道我写的每一行新文字，从最初的奥泽尔基（蒲宁家庄园所在地）时期开始就这样。”//见Устами Буниных: Дневники Ивана Алексеевич24 а и Веры Николаевны и друг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2 т. Посев, 2005. Т.2.С.63.
[6] Устами Буниных: Дневники Иван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и Веры Николаевны и друг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2 т. Посев, 2005. Т.2.С.63.
[7] 蒲宁后来回忆道：“我没能马上投入创作，一切都不对劲，一切都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我那时写的东西都充满了忧郁和苦涩，我在国外全部创作的基础都是俄罗斯的素材。在异国他乡，我思念祖国，思念它的田野、乡村，思念它的大自然。关于俄罗斯我有丰富的观察和回忆的储备，我不能写别的什么，我无法把这里当做第二祖国，我写生命的意义，写爱情，也写我们的未来。”//见http://www.pandia.ru/text/77/488/46943.php.
[8] Бабореко А. Бунин-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4. С.263-264.
[9] Смирнова Л.А.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1. С.124.
[10] ［俄］蒲宁，《耶利哥的玫瑰》，冯玉律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11] Бабореко А. Бунин-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4. С.295.
[12] Муромцева-Бунина В. Жизнь Бунина, Беcеды с памятью, Москва: 《Вагриус》 2007. С.15-16.
[13] Бунин Иван: ［Сб.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2 кн. -М.: Наука, 1973.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84）.кн. 2. С.375.
[14] 冯玉律，《跨越与回归——论伊凡·蒲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15] Устами Буниных: Дневники Ивана Алексеевича и Веры Николаевны и други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в 3 т. Посев, 1977. Т.3.С.124.
[16] Михайлов О.Н.Литература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от 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до Бродского,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2001. С.30.
[17] Бунин И.А. Собр. Соч. в 8 т.,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2000. Т.7. С.505.
[18] Там же. С.513.
[19] Смирнова Л.А.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1. С.170.
[20] Бунин И.А.Грамматика любв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Лисс”, “Бионт”, 1993. С.416.
[21] ［俄］蒲宁，《耶利哥的玫瑰》，冯玉律、冯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84页。
[22] ［俄］蒲宁，《耶利哥的玫瑰》，冯玉律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42页。
[23] 见http: //vecherka.com.ua/news.php?full=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