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戴季陶的日本留学
（一）来日后的所属
来日后的戴季陶，最初两年隶属何处，根据后来长期担任戴季陶秘书的陈天锡所著年谱记载，最初两年他是在某师范学校学习的。戴季陶在后来亦曾说过：“当时在日本的私立学校中最适合中国留学生心理的只有法政和师范二种学校。”[1]戴很有可能首先选择了其中的师范，之后选择了法律专业，只是因史料限制，戴具体在哪个师范学校上课，不得而知。
另外，戴季陶在后来又说：“我在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是和总统［蒋介石］[2]在一起的。”陈天锡认为陆军士官学校是振武学校之误，且关于此事，至今戴季陶的传记均无记载，今后在修正再版时应给予订正。此外，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记载，蒋自1907年春至1909年冬在振武学校留学。因此黎洁华、虞苇、久保纯太郎等认为戴季陶也进入过振武学校。[3]但是，振武学校是日本为清政府培育陆军人才的军事学校，清政府禁止自费生学习陆军，因此对于私费留日生戴季陶来说应该是无法进入的。而且蒋介石在1906年4月为学习军事私费来日留学，因不具有中国陆军部的担保及推荐而未能进入军事学校，至同年冬天回国为止，只能在清华学校学习日语。1907年夏蒋介石进入中国保定通国陆军促成学堂（后来的保定军校），1908年3月终于以公费留学生的名义进入振武学校，1910年11月毕业后，成为新潟县高田野战炮兵第19连队士官侯补生。[4]因此，笔者认为戴季陶在1907年秋进入日本大学之前，亦曾进过振武学校是不可能的。至于戴季陶为何说自己曾进过陆军士官学校，因无史料不得而知，或许他是想表明自己与蒋介石交流之早、关系之密吧。
如上所述，戴季陶到日本后进入某师范学校，大概和当时一般的留学生一样，首先学习了普通学。因为到日时戴季陶还不太具备普通学的基础，若不学习这些课程，就无法具备考入日本大学的基础能力。在大学入学考试中最被重视的是日语能力，且戴季陶后来能成为政治家，首先是从做孙中山的日语翻译开始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探讨一下戴在留学期间是怎样学习日语的这一问题。留日前戴季陶已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那么其水平能否使他适应在日本的学习生活呢？
（二）日语能力的提高
初来日本的戴季陶日语能力究竟达到何等程度？据其自己回忆说：“说话听讲，便已不感十分困难，但最觉辛苦者，所说所听，其了解者，依然是中文中语，而不能直接对于日文日语为自然之领受。说话时最先之腹案，与听话时最后之领悟，均系中语，如此者只可叫做自己翻译，并非真能直接运用也。因是之故，凡听说读作，均解迟而辛苦。”此即意味着戴季陶的思考回路依然还是全靠中文。特别是“助词用法，及动词形容词等之语尾变化，皆中文之所无，其记忆运用更费脑力。”由此可知，戴季陶的日语能力虽然在中国已达到可做翻译的水平，但在来日后当其完全被置身于日语环境中时，却尚未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此时，有位语言学教师教授他一种外语学习法，亦即“每天早晨将报纸的社论及小说各一篇完全读过，不必问其了解与否，若遇生字，有暇则一翻字典，无暇则并此亦可不必，惟读书时必须出声，音调须极模仿外国人”。
戴季陶持续实行此法，其结果在第一阶段，首先是使眼、口及耳习惯于日文。即使“初时颇觉费力”，“且信口读过，意义竟不能解”，但坚持大量阅读、熟读，“渐渐眼熟口顺”，“又进则耳力亦随眼口而同时俱顺，随读随解，不必再如往日之须自己翻译矣”。戴季陶自述在其留学期间，未曾阅读汉文书籍，由此可知他是有意识地将自己完全置身于日语环境中，努力用身心去体会日语语感。
第二阶段是提高读解能力。“随读随解”，“半年以后，旁人读书，亦便一听即懂，无待思索。……终至听说读作，均能自由”。以上两阶段的特训法即使现在亦被经常使用，但下述第三阶段的方法在当时及现在的中国留学生中仍属少见。
第三阶段是熟读多读日文古典及近代名著。戴季陶回忆道：“读［德富］芦花著《自然与人生》一册，全部熟读暗诵，读兼好法师之《徒然草》、紫式部之《枕之草纸》［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之误］，还读谣曲中之思清词雅者若干篇，共计近古文词，所读不满十册，但求其能熟诵，一如幼读国文［官话］。于是说活作文，均感进步。”由此可知戴季陶在少年期养成的古典中文能力及其学习方法在学习日文古典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关于言语中音声的重要性，戴季陶强调说：“言语文字之学，熟读多读，两者皆属必要。且所谓读者，必须将语调文情，从声音中刻意表出，其功用之妙，实非语言所能道。”另外又说：“盖文字是一种极自然之艺术，而语言［语音］是极自然之音乐。无论韵文散文，雅语俗语，皆有其音节腔调，且即自然融合于文法词藻之中。所以稍具聪明之人，只须能熟读，便自己理解其文义。”最后他总结说，语言的学习“盖口与耳，实重要过于目也”[5]。
如此这般学习的结果使得戴季陶的日语水平达到了相当高深的程度。谢健回忆道：“季公［戴季陶］、锐新都长于日本话，季公说得更好，那时留学生说日语，能够在间壁房里听不出是中国学生，同学中不过三数人，季公尤称第一。”[6]胡汉民后来曾引用宫崎寅藏和萱野长知的话说：“戴先生作长篇演说的时候，他的日本话要比我们还说得好”，对其日语水平给予高度评价。[7]另外戴季陶曾于1914年在《国家及国家学》第2卷第5号上发表《国家精神より见たる支那》的文章，记者在编者按中介绍道，戴季陶“能文达识，盛名传遍海之东西，且精通日语，……请看其以言文一致所写日语文章是如何之熟练”[8]。
留学期间，戴季陶以“散红生”的笔名在日本的报章杂志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据说他的文章比日本人写得还好。只是“余作随存随佚，绝不留稿”[9]。当时很多留日学生并非像戴季陶这般勤学苦练日语。例如因湖南起义失败于1904年12月来到日本的宋教仁，到日本两个月后才终于进入日语学校，仅二十五天后就不去上课，或许因不会日语感到不便，两个月后又重新去了学校，但并未致力于日语或日本文化的学习。此外，1906年到日的周作人虽至日伊始即进入日语学校，但每周只去三四次，自称在那里学到的日语对自己并未起到什么作用。[10]
总之，值得注目的是到日后的戴季陶和其他留学生相比，勤学苦练，具备了卓越的日语能力。并由此养成了每天早晨阅读日文报纸的习惯，这不仅提高了他的日语能力，而且还习惯了读报，提高了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关心度，又逐渐掌握新闻报道的写法，为以后成为新闻记者打下了基础。因此回国后他不仅在政治上，还在经济、文学、社会、宗教等各个方面撰写了许多为时人称道的作品。另外其在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风俗等多方面获得了丰富的知识，重要的是这些并非是用中文，而是用日文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和了解。
另外，戴季陶有意识地将自己完全置身于日语环境中，悉心多读、熟读各种书籍，充分吸收知识。少年时期学习“国文”的经验及由此造就的国学素养成为其学习日语及日本古典的重要基础。戴充分利用学习中国古文时的方法来学习日本古典文章，这与很多留日学生对日本文明不感兴趣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都为其能在后来所著《日本论》等著作中对日本的建国理念、日本人的精神构造等进行深刻剖析打下了基础。此乃后话，而在当时首先是用日语学习新学，且达到了考入大学的水平。
[1] 戴季陶：《怎样建设法学的基础讲词》1928年11月30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485页。
[2] 以下引文中的［］为引用者所作补注之意。
[3] 戴季陶讲演、阳春暄记：《总理行谊演讲词》1942年1月19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120、139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14—16页。黎洁华、虞苇：《戴季陶传》，12页。久保纯太郎：《戴季陶的“中国革命”及其思想——围绕中国、日本、亚洲》，神户大学大学院文化学研究科博士论文，2005年，11—12页。
[4] 黄自进主编：《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2001年，917—918页。翁有为、赵文远等：《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15—19页。
[5] 戴季陶：《余之读书记》，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544、548—549页。
[6] 谢健：《谢铸陈回忆录》，25页。
[7] 戴季陶：《日本论》，民智书局，1928年，胡汉民：《序》，2页。
[8] 戴天仇：《国家精神より见たる支那》，《国家及国家学》第2卷第5号，1914年，37页。
[9] 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卷，《谢序》，1页。当时的文章笔者亦未曾发现，今后将继续调查。据说“散红生”之笔名是因戴季陶喜欢“东海散士”和“尾崎红叶”而取。徐鳌润：《戴传贤对“民族国际”的推行与贡献》，《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文集》，“国史馆”，1992年，250页。
[10] 宋教仁：《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33、41、60页。周作人：《学日语》，《知堂回想录》上册，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