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留日热潮的酿成

（一）“师夷制夷”

甲午一战，大清帝国惨败于日本，中国朝野为之震撼。有识之士明确地认识到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吸收了先进的西方文明的结果。在当时的统治阶层中，最早建议出国留学的是刑部右侍郎李端棻，他在1896年5月的上奏文中，提出了包括“选派游历”在内的五条措施，总理衙门的覆奏强调经济困难，很难推广。^[1]1898年5月，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建议清政府向日本选派留学生，同年5至6月总理衙门的覆奏表示同意。^[2]另外，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力陈向日本派遣留学生。^[3]再有当时的驻日公使杨枢在奏折中写道：“盖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而日本立国之基，实遵守夫中国先圣之道，因见列强逼处，非变法无以自存，于是壹意立宪，以尊君权而固民志。……盖日本所变者治法而非常经，与圣训正相符合。”^[4]如此，中日两国国体的同质性受到了重视。

清朝政府开始积极推进派遣留日学生政策，实际上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1901年1月29日，逃至西安的西太后发布变法诏书。与此相应，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提出“变法三折”，建议设学校，废科举，奖游学。^[5]同年9月17日，清政府正式发布命令，要求各省选派学生出国，对学有所成的学生给予优遇。之后，清朝中央及地方当局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1902年，由总理衙门改组的外务部制定了出洋游学办法章程，除政府派遣的许多官费留学生以外还提倡自费留学。1903年，张之洞奉西太后圣旨，设立“取缔鼓励游学生章程”。“鼓励章程”分为十条，规定“考试选拔制度”，根据情况对归国毕业生按拔贡、举人、进士、翰林地位采用，授予官职。这对留日学生的激增起到了推进作用。清王朝在大量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也招聘了许多日本教习，在中国内地向中国人教授近代知识。前述服部操、小西三七即为其中一员。

另外，中国愈来愈深的危机给很多中国人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当时的有识之士均想在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寻找出富国强兵之路，出国留学成为他们共同的愿望。而首选的留学地就是日本。因此，从义和团事件到辛亥革命爆发的十多年间，清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政策一直持续进行。

（二）培养“亲日派”

日本政商界的有力人士在中国进行游说活动也是促进日本留学热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获取了众多利益，之后在日本朝野上下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的热潮。《下关条约》缔结后，因三国干涉，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日本惊异于列强对中国的分割，于1898年11月设立了提倡“保全支那”的东亚同文会（近卫笃麿任会长），并对张之洞等地方有力人士进行“游说”活动。宣称忘掉“战争的怨恨”，诉说“列强的阴谋”，提倡“亚洲的门罗主义”及“日清同盟”，对中国展开舆论工作。^[6]

1898年5月，日本驻清国公使矢野文雄函告总理衙门称：“本国政府拟与中国倍敦友谊，借悉中国需才孔亟，倘选派学生出洋习业，本国自应支其经费”，“人数约以二百人为限”。^[7]但同时，1898年5月14日，矢野在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却赤裸裸地强调，如果将在日本受到感化的中国新式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在军事、工商业、法政、文学等多方面清国都将依赖日本，日本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8]虽然西德二郎在回信中称矢野的意见不能马上接受，但不久日本政府即开始积极接纳中国留学生，不可否认其背后当有此种用意在内。^[9]

由此可知日本和清政府均各有目的。日本锐意利用教育手段，将势力伸展到中国，但是清廷朝野对日本的野心却顾虑不多。作为留学之地，日本处于如此有利地位，因而发生了史上最初的日本留学热潮。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清朝政府向日本派遣了13名留学生，1900年超过百人，1905年竟高达八千人。

（三）留学教育的状况

1905年正是处于这股留学热潮的最盛期，戴季陶来到东京，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下面通过介绍当时留学界的一般状况，来推测戴季陶的学习情况。^[10]

清末大部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受到的教育，其特征可概括为：在教育内容上，不是专门学（专业知识）而是普通学（普通知识，即旧制中学程度的诸学科），不是正式教育而是速成教育。普通学亦即西洋的新知识，日本充当学习的“桥梁”。他们除了学习日语之外，还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农学、法学、军事等学科，其程度甚低，相当于中学或者小学水平，而对日本的历史、地理、文化等则毫不关心。

另外，教育的主流是速成法。正因为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近代化极其落后而深感焦虑，所以从一开始就不去西方，而是来到深得要领的日本，希望通过速成教育学习新知识。留学政策开始实施时，中国尚未有教授近代知识的学校，即使要建立此种学校，亦无此方面的教员。中国方面希望能在短期内培养出教员，为此日本的留学生教育机关接受了这种要求，弘文学院、法政速成科、经纬学堂等实施了通过翻译教授普通学的速成教育。这种速成教育修业期限最长一年半左右，毕业后很难考入高等学校。根据《江苏》第一期（1903年）所载《弘文学院学生退校善后始末记》，当时弘文学院除了有三年的本科、速成科之外，还设置了一年半、八个月、六个月的各种速成师范科等，通过翻译教授知识。各校争相能够短期毕业，留学生中亦有很多人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毕业证书，因此有的学校即被称为“学店”、“学商”，采取赚钱主义。^[11]戴季陶在日本大学时期的同学、好友谢健，在日本留学六年期间，进过大清国铁道预备学堂、日本警监学校、清国留学生会馆日语科、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及日本大学法律科等五种学校，并将在各校获得的毕业文凭，“装裱成屏悬挂，以见其多”^[12]。中国在科举制度被完全废除的1905年，学务处进行留学生登用考试，赴欧美留学生数量虽少，却成绩优异，由此可知日本速成教育之弊。

[1]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摺》1896年旧历5月2日，满洲国国务院编：《大清朝实录、德宗朝》第390卷，1937年影印，1页。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292—296页。

[2]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248页。

[3] 张之洞：《游学》，《劝学篇》外篇，两湖书院刊印，1898年，5—6页。

[4] 《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学摺》，《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8卷，文海出版社，1963年，影印版，34页。

[5]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41册，中华书局，1977年，12380页。

[6] 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岩波书店，1991年，4页。

[7] 总理衙门：《遵议遴选生徒游学日本事宜片》（1898年4月），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2册，409—410页。

[8] 矢野文雄：《机密代41号信　关于承担清国留学生教育之义启文往复案，明治31年5月14日》。河村一夫：《驻清时代的矢野龙溪氏》，《成城文芸》第46号，成城大学文芸学部研究室编，1967年，68—69页。

[9] 关于西德二郎回信的内容可参照河村一夫：《驻清时代的矢野龙溪氏》，70页。当时在日本《教育时论》第599号讨论中，也有主张相同主旨的论述，由此可了解此一问题的背景。

[10] 关于清末留日学生的研究，已有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增补版（くろしお出版，1981年）、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等很多相关研究，无需赘述，但为了解戴季陶的留学情况，笔者将参照这些研究，对当时的留学状况做一简单介绍。

[11] 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79、80、82、83页。

[12] 谢健：《谢铸陈回忆录》，文海出版社，1973年，22页。原文记述其最后所入学校为“日本东京大学”，但同书23页详细记述了他在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的情况，而对东京大学却只字未提，故可推断此是位于东京的“日本大学”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