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丁玲“向左转”的问题，不仅涉及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其中隐含着“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变的历史线索。这样说并不是简单地将20—30年代从五四文学向左翼文学的转换，等同于40—50年代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的转折，而是试图正面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两种基本话语类型的关系。这两种基本话语类型，大致可以概括为以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五四话语，和以阶级论为主要内容的左翼话语。这两种话语事实上可以说构成了20世纪文学的核心冲突，并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50—70年代，这种冲突表现为五四传统和《讲话》传统的矛盾；而到80年代，这种矛盾则被概括为“启蒙”与“救亡”（革命）之间的对立。在这种问题视野中，重新审视20—30年代五四文学向左翼文学的转换时期，两种话语之间的对立关系如何被构造和生产出来，就显得颇为重要。丁玲作为研究个案的典范性表现在，她不仅是20年代取代了冰心、庐隐、沅君、凌叔华等人地位的最活跃的五四女作家，同时也是左翼作家群体在有关“革命的浪漫蒂克”、“新写实主义”、“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等讨论中，最早创作出像《水》这样受到左翼文坛广泛赞誉的“新小说”的左翼作家。她在两个时期的代表性，使得研究者有可能从她的作品序列出发探讨两种文学话语之间的对话性关联。
同时，与同样经历了“向左转”的作家相比，丁玲又有其特殊的思想意义。鲁迅小说中“特异个人”与“庸众”的对立模式，以及柔石的《二月》等作品，显示的是五四的启蒙主义（同时也是精英主义）思想所遭遇的困境。也许可以说，鲁迅等人的“向左转”，是以穷尽启蒙主义作为其思想前提的。而在丁玲这里，则可以说是以遭遇并穷尽个人主义话语的困境作为其思想前提。丁玲的早期小说，并不表现知识精英启蒙行动的困惑，而主要是莎菲式的个人主义者自我分裂的痛苦；在小说形态上，则是一种自我表白型的心理小说。源自五四的个人主义话语和左翼的集体主义诉求，一贯被看作截然对立的事物，其代表性的极端论述，便是周扬在批判文章中所谓的“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以及针对丁玲的“灵魂”（个人主义）与“衣裳”（集体主义）的比喻[1]。可以说，正是类似的话语对立，导致了20世纪知识分子在走向革命时的原罪式自我改造论述的形成。但这样的二项对立式，与其说是一种不可更改的事实，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构造。日本学者洲之内彻在讨论“当代文学”的“方向”性作家赵树理文学的现代性时，关于“心理主义”（即对人物的心理分析和表现人物的心理冲突）的评价颇具启示性。他写道：
心理主义可以说是自动地把现代小说逼进了死胡同。即使这样，无论如何它对确立现代化自我也是不可缺少的，或者说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命运的归宿。……而所谓新文学的文学概念之所以暧昧，其原因就在于此。即：一方面想从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时另一方面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2]
洲之内彻认为新文学关于“人”的书写存在着两难，即一方面把追求个人主义作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标志；另一方面，个人主义话语的困境，又使得探询超越个人主义的途径成为必然。这种思路不再把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看作实体化的对立项，而从个人主义话语自身的困境以及集体主义能否成为一种克服的途径的角度，开启了另外的讨论空间。而丁玲曲折的创作脉络，尤其是她“向左转”前后的作品，似乎为现代文学从表现“自我分裂”的痛苦到克服这种“现代人的巨大苦恼”，提供了比赵树理更具症候性的文学实践。
一般把丁玲从开始创作到“向左转”分成三个时段。《在黑暗中》（1928）、《自杀日记》（1929）、《一个女人》（1930）等三部小说集中的作品，被作为表现“时代女性”和知识分子“时代病”的自我伤感小说时期[3]，也是转折之前的五四时期。这个时期所书写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近代女子’的姿态，而这一种姿态，正在各大都市里发展着”[4]。从当时左翼的立场看来，这些小说有一种“坏的倾向”，“那倾向的本质，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的倾向”。[5]换一种说法，也可以说是最为充分地表现了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化自我”困境的文学；1930年的长篇小说《韦护》和两部中篇小说《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则是丁玲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的过渡期作品。它们都相当有意味地采取了当时最为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叙述模式，表现“革命”和“恋爱”在何种意义上形成冲突，以及“革命”如何战胜了“恋爱”；而1931年出版的小说集《水》，尤其是发表在《北斗》杂志创刊号上的中篇小说《水》，则成为丁玲立场转变的标志性作品。这些作品一改此前的风格，“用大众做主人”，“易个人而为群体”，是丁玲“脱胎换骨”的开始[6]。——如果将上述创作序列视为一个有着内在延续和转换关系的创作过程，那么，值得追问的就是：当丁玲从表现自我转向表现都市知识群体之外的工人和农民时，那个“现代化自我”所体验的“人和社会的对立”是否被克服，或更进一步，如何被克服的？在从都市中的“Modern Girl”（现代人）向乡村的农民的转移中，前者的主体想象在什么意义上被瓦解，而后者在怎样的意义上提供了解决前者生存困境的资源？
如果将问题转移到这样的层面，事实上是试图探询个人主义话语与集体主义话语（也可转换为知识分子与革命、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等）的过渡方式。当毛泽东在1942年的《讲话》中提出“（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转移到“工农兵文艺”的立场上来时，他以一种政治命令的方式把丁玲在30年代遭遇的问题变成50—70年代知识分子的任务。但与延安时期的最大不同在于，此时丁玲“这种‘选择’本身也确实不是由外界的强制，而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识进行的”[7]。由于身为知识分子切身感受到现代人的苦恼，选择革命，不仅是从把文学看作“自我表现”到“遵将令”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它涉及现代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我与革命的关系，以及如何克服自我分裂的苦恼。50年代的尾坂德司写道：“我曾经和丁玲为同样的问题而苦恼过。所以无论如何，我想了解丁玲。……作为一个为同样问题而苦恼的人，我想得到解脱这个苦恼的线索。”[8]也许可以说，抱着这样的动机来研究丁玲转向问题的，或许不止是尾坂德司。而这一问题的现实性在于，经历了80年代“告别革命”的新启蒙主义思想历程，研究界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或不关心“革命”如何曾经在现代知识分子那里成为自发的诉求，以及转向革命的选择与知识分子自我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看轻了现代作家转向革命过程中在心理和思想上经历的矛盾，以及其中可能蕴涵的丰富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