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做女人”：丁玲的早期小说和性别立场

用“性/社会性别制度”来讨论丁玲，是因为丁玲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某种典范性。她是现代中国的女作家当中，如果不是唯一的话，至少是有意识地正面地讨论过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她会去质疑那个所谓的“恋爱关系”里的“爱情”，她会去质疑家庭秩序的合理性。也许她质疑得最深的就是这种家庭关系。丁玲是一个精力充沛、思想也非常活跃的人。从好处来说，她非常有活力；从坏的那一面来说，则是“泥沙俱下”。也就是说，她经历很多事，她吸收很多很多新的信息，并且她也会怀疑所有那些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是这些经历、信息和批判并没有得到明晰的整理，更多时候在她那儿是很感性而且有时是乱成一团糟的。这也保证了她是一个开放的、所涉历史内涵十分丰富的研究对象。在她身上，有很多的问题值得人们去讨论。

我的专业是当代文学，后来我也开始研究现代文学。其实进入现代文学研究这一领域，我自己没有太清楚的意识，是不那么自觉的。我后来回想，对我进入现代文学研究，有一个重要媒介，那就是丁玲，我很大程度是通过她而进入到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我写的那些研究现代文学的论文（《转折的时代——1940—1950年代作家研究》这本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折的书之外），有较大一部分所写的主要对象是丁玲，或是以丁玲作为一个切入口。比如讲知识分子、女性和革命的关系，讲革命+恋爱小说，讲延安道路的性别问题，这些都是跟丁玲有些关系的。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想过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喜欢丁玲这样一种人格的样态。她非常活跃，非常有能量，比较开放。有一次我跟一个朋友聊天，她说她不喜欢丁玲，她喜欢萧红，而那个朋友恰好是比较内向的，比较封闭的。有时候你选择一个研究对象，其实跟你的个性，或跟你渴望得到的某些自我的气质或性格是有些关系的。有一个美国的女记者叫海伦·斯诺，她曾是《西行漫记》的作者艾德加·斯诺的妻子。1938年她到过延安，见到了丁玲。她说丁玲是一台发电机，她身上有永远也用不完的能量。这个说法或许比较形象地概括出了丁玲的主要特点。当然，除了这些个人性的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认为丁玲的遭遇及其文学创作，非常突出地呈现出了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与革命，以及女性与社会性别制度的关系等问题。这是我一次再次地进入丁玲及其文学世界的主要原因。

丁玲在社会性别制度问题上的典范性，突出地表现在，与其他（女）作家相比，她会比较正面地、直接地讨论这些问题。尤其是，在现代中国女作家中，她是少有的非常有意识地质疑家庭的那种女作家。丁玲她最早受到影响的一种思潮是无政府主义。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很多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在这之前其实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有很多主张，最重要的一个主张就是“毁家论”，去质疑家庭的合法性。废名为什么叫“废名”，就是他连名字也不要了。读丁玲早期的作品，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她的作品里面，女性永远都在家外，从来没有进入过家庭秩序；即使有那种可能性的话，最终也会想方设法地从家庭关系中摆脱出来。《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的莎菲是一个漂泊在都市、在公寓里过着孤独生活的人，她有可能在和凌吉士的恋爱关系中发展出一种家庭关系。可是当她知道凌吉士所谓的那种家庭只是要女人在客厅里做他年轻漂亮的太太，然后给他生几个白胖的儿子时，她就离开了凌吉士。丁玲的第一部作品《梦珂》，其中的女主人公梦珂也是游离在家庭之外的。当然在这里也要区分“老家”和“新家”。所谓老家，是父母的家，或者说父亲的家；新家是和一个男性结成的现代核心家庭。在丁玲的早期小说里，女性是游荡在老家和新家之间的，她不会落实到具体的家庭关系里面。当然，这不妨碍丁玲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去跟胡也频过着恩恩爱爱的夫妻生活。也许正因为在恩恩爱爱的夫妻生活里感受到家庭生活的磨砺，她对家庭这个制度本身的思考会更自觉。因此，关于丁玲，首先需要意识到的是她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对“家”有一种很自觉的反叛和拒绝。

在丁玲早期的小说里，她对所谓的“做女人”是非常敏感的，有非常清醒的意识。莎菲遭遇的那些尴尬，首先是她非常清楚“做女人”是什么意思。“做女人”就是你即使喜欢那个男孩，你也不能主动地表白，你得用很多的方式表现你自己很被动，让这个男孩觉得是他自己爱上了你。这篇小说不断地描写女人谈恋爱时的心理技巧，莎菲其实非常懂这些东西。如果联系到婚姻和家庭这两个话语的也是制度的装置，就会知道“做女人”就是要符合“成为交换物”的标准：不能有太主动的选择，不能有太强的欲望，而必须假装那个掌握着主动权的主体是男性，女性才可以在这个交换关系中顺顺当当地获得一个秩序中被给定的位置。而莎菲的所有问题就在于，她是一个主体，首先是她有自己选择的能力，然后是她有欲望，而且最关键的是，她同时还能够意识到她自己的欲望是如何被流行的社会观念所建构出来的。莎菲最后决定放弃那个英俊的新加坡男士凌吉士的一刻，是那个男人终于吻了她。她那时才知道，那个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激动人心，那么让她激动得要昏过去。那个吻一点味道都没有。当我们在想象爱情时，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爱情”是被构造出来的一种观念，或者用另外一种说法，是一种意识形态。《莎菲女士的日记》这部小说里有很多层面对性别秩序的冒犯，它描述的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女人，在面对“做女人”时遭遇的困境。当然最后她也会拒绝那个性别秩序中的“家”。

再简单地多提一点丁玲的第一篇小说《梦珂》。这部小说其实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值得解读。它向我们展示的其实是一种制度，看/选择女人的制度。《梦珂》的故事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发生在校园。一个女模特遭到绘画教授的性骚扰，梦珂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怒，她去制止和指责那个男教授，可是没有人觉得她这样做是对的，也没有任何人帮她。这一事件导致她非常愤怒地退学。小说第二部分写她到了亲戚家，这里有三四个极其优雅风趣、善于周旋男女关系的男性。她沉醉在一种谈恋爱的感觉里。可是最后她发现，这些男人并不是像她那样在谈恋爱，而是在比赛谁先占有梦珂这个美丽、纯洁的女孩。当梦珂知道这一点之后，就从这个亲戚家出走了。到了第三部分，梦珂不可能再回到亲戚家，也不想再回到父亲家，因为父亲给她订了一桩婚事，告诉她可以和谁结婚，她当然不想回到那个家去。她唯一的选择就是去一个剧社做女明星。这个故事如果这么讲的话，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点点媒体知识，理解的角度就会不一样。在一般的理解中，我们一直认为我们是怎么想的，就可以仿佛“自动”地怎么表达出来。但其实所谓“表达”，从来就不是“自动”的。事实上，比起我们所遭遇的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什么样的媒介来表达这些经验。媒介的形态，最主要的三种，一个是视觉的媒介，一个是声音的媒介，还有一个是语言的媒介。《梦珂》里做女模特、被男人的目光观看、谈恋爱和进入剧社做女明星，其实都在突出一种社会性的“看”的方式和“看”的媒介。这种看的方式和媒介被合法化为一种制度和职业，让你看起来非常舒服，你一点都不觉得你的看有什么不正当的地方。看女模特、谈恋爱的时候男人看女人、演戏的时候女演员被别人看，这些其实是现代都市一种看女人、选择女人的制度。《梦珂》在书写一个年轻女性的社会化经历时，其实就是在展示这种看女人的制度，也是在具体地回答鲁迅的那个问题：娜拉出走后将遇到什么、她将有怎样的选择。

30年代初期丁玲“向左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她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或许会认为革命、社会主义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既包括阶级问题，也包括性别问题。但有意思的是，到了40年代，延安时期的丁玲再一次提出了女性问题。而且这一回非常具有冒犯性的是，她是在革命政权内部来谈女性问题，其矛头直指当时被进步人群视为“圣地”的革命政权和革命秩序。

丁玲延安时期最值得解读的作品有三部。一是《我在霞村的时候》。这在今天读起来还是非常具有冒犯性、非常让人震惊的一部小说。它讲的是中国一个小乡村里的青年女性贞贞，她本来可以按照一般的中国女孩那样生活：恋爱结婚为人妻为人母。她也有一个恋人。可是，日本人侵入这个村庄后把她抢走了，事实上她变成了慰安妇。在所有的强调民族尊严的小说或是宣传文章里面，一个女人如果被抢去当了慰安妇，可能的出路就是她变成了一个民族败类，或者是她自己去死。可是在丁玲笔下，这个做过慰安妇的女人，是一个受到叙事人的尊敬和景仰的，有着非常积极、活跃的主体性的女性。贞贞处在一种非常敏感和尴尬的位置上，她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如果她成了一个慰安妇的话。同时，她也不可能进入到家庭秩序中去。小说写到她原来的恋人还愿意娶她，但她不愿意。她唯一愿意的是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开始新的生活。总之，即使处在一个家国之间的、极其尴尬的身份处境中，贞贞还是一个能够掌控自己命运的主体。这样的小说除了丁玲，大概别人也写不出来。50年代，这部小说被批判为“汉奸主义”、卖国贼主义。延安时期丁玲值得分析的另一部作品是《在医院中》，讲述一个女护士在延安医院里遭遇的一些问题。对这部作品我在《转折的时代》这本书里面做过比较多的讨论。更值得详细分析的，是延安时期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