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围绕《客帝论》的争论与中日近代政治图景的异同
章太炎1904年出版了《訄书》重订本，起首一篇是《〈客帝〉匡谬》。章太炎知罪而勇于自新，愤然将《客帝》踢出了《訄书》。学界一般认为，此举意味着章太炎向“与尊清者游”[130]的昨日之我告别，是他政治上由保皇转向排满革命的分水岭。《訄书》初刻本之《客帝》篇，原型是刊于《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3月12日的《客帝论》，中经《清议报》第十五册转载，后又增加千余字而成定稿。《客帝论》谓，“仲尼之世胄”，“自汉以来，二千余年，而未尝易其姓”，为掌握政教伦理系统的“支那之共主”，而“二千年之以帝王自号者”均系履行治理权的“霸府”。文章认为，“逐满之论殆可以息”，其政治前提是，清帝承认衍圣公的“泰皇”地位，并交付其帝王的象征及威严，自己仅以“客帝”的身份保留执政权。章氏勾勒这一政治图景，自认是呼应甲午后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主张。他以明治维新前幕府与天皇的关系，比拟清帝与孔子后裔的关系，以此为理论基础和现实参照物，倡议清帝将帝王符号奉还衍圣公：
若犹是世及也，冠冕未裂，水土未堙，则支那之共主，（国）［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而二千年之以帝王自号者，特犹周之桓、文，日本之霸府也。苟如是，则主其赏罚而不得窃其名位。支那有主，则为霸府于丰、镐、北平者，汉乎？满乎？亦犹鹳雀蚊虻之相过乎前而已矣。[131]
馆森鸿尝阅《訄书》，称其“往往证我维新事例，以讥切时政”。[132]籾山衣洲回忆，台湾时期的章太炎日日论说“客帝论”。[133]细察章太炎当时与日人的思想互动，围绕《客帝论》的日本因素其实更为复杂和诡异，绝不仅仅是援引维新事例的问题。最吊诡的是，章太炎竭力论证孔子世胄与帝王的关系类同于日本的天皇和幕府，日本学人非但没有沾沾自喜，反而拼命否认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章太炎祈盼的“同”和日人申明的“异”，《客帝论》与明治维新政治模式似与不似之间，恰恰体现了中日近代政治转型过程的离合。进一步以明治日本为参照，将《客帝论》（1899）与之后的《正仇满论》（1901）、《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社会通诠〉商兑》（1907）、《中华民国解》（1907）、《排满平议》（1908）等置入同一脉络来考察，章太炎政治思想逻辑的连续一贯，其具体策略选择变化发展的不同面相，以及匡《客帝》之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表征着章太炎政治思想的“突变”等等，才能得到历史性的揭示。
《客帝论》重点论述以衍圣公为帝的根据，回应“难者”的质疑。其文曰：
难者曰：今之衍圣公，其爵则五等，其册封则必于京室。今倒植其分，霸其封之者，而帝其受之者，其可乎？
曰：已矣，勿言之矣。吾固曰《云门》之均，勿可以入里耳矣。《繁露》有言，天子不臣二代之后，而同时称王者三。是则杞、宋之在周世，其名则公，其实则王也。夫以胜国之余孽，不立其图法，不用其官守，而犹通三统而王之，况朝野皆奉其宪，以纲纪品庶者欤？名曰衍圣公，其实泰皇也。若夫锡命之典，自汉之封绍嘉以至于今，更十七姓，七十有余主，而不能以意废黜之。夫非一代之主所得废黜者，则亦非一代之主所得册封也。虽无册封，于孔氏之位何损？其册封者，骄主媚臣之自为僭滥，亦犹乾隆之世，英吉利尝一通聘，而遽书之以为入贡之藩也。且昔者成周之末，王赧已虏，而东周特畿内之侯耳，其于七国之王，爵位固不相若，亦奉事贡献惟谨，且听其黜陟焉。宋氏之于金元，亦尝固称臣称侄矣。然而言神州之王统者，终不以彼而夺此。苟以是为比，则衍圣当帝，而人主之比于桓、文、霸府也，其可议哉？[134]
迄今所有对《客帝论》以及由它发展而来的《訄书·客帝》篇的解读，均未揭明此段文字，乃是章太炎与《台湾日日新报》所代表的殖民地官方舆论的实际对话。《客帝论》的“难者”，并非传统问答体文章中作者虚设的辩论对象，而是实有其人，其发难则实有其事。
“难者”依霸府与王室间名分关系的史实来质疑章太炎。日本古代的幕府将军名义上由天皇册封，绝不是以受册封者为“帝”，以施册封者为“霸”。而衍圣公的爵位则是历代王室册封的。基于此，“难者”指责章太炎以孔子后裔为“共主”是“倒植其分”，颠倒了作为册封者的王室与被册封者的臣子之间的名分秩序，“霸其封之者，而帝其受之者”。这也就是籾山衣洲批评章氏《客帝论》“非例”的原因。“难者”的质疑有浓厚的日本色彩，其观念完全是从明治日本的“国体论”出发的。章太炎旅台期间，曾和日本同事就政治观点讨论、辩难；梯云楼主《论清德启争之大势》同样采用问答体，文中之“客”俨然有章太炎的影子。[135]《客帝论》中“难者”之责难必是章太炎与《台湾日日新报》日本学人论辩之实情。
为避免社会秩序的崩溃，“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作为广泛社会合意的产物，有力地塑成了近代日本国民国家的形质。[136]深受传统儒学滋养的中国近代知识人清醒而痛楚地面对天下秩序的崩溃和解体，明了中国“在大地中为五十余国之一，非复大一统之治也”。[137]依恋和恐惧的情感复杂交错，令他们在拟定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政治蓝图时，仍力图创造新的统一方案。章太炎1908年批驳仿效日本的《钦定宪法大纲》，指出日本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以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是“从其历史成事而施名号，初有日本国，便有此姓之日本天皇，故曰万世一系之天皇，而不曰此后当万世一系”；满族统治中国“自古无万世一系之历史”，与日本天皇不相类，也不能“规定其后使匕鬯永属于一家”。[138]此语有助于理解章太炎台湾时期的主张。章太炎心仪天皇制解决了日本一统的法理问题。衍圣公“自汉之封绍嘉以至于今，更十七姓，七十有余主，而不能以意废黜之”。衍圣公的制度凌驾于王朝频繁更替的政治变动之上，从既往的历史成事论，拥有赓续至今的权威性。这一点和天皇的传系是相似的。后来康有为更放眼全球，断言唯有东亚中日两国的衍圣公与天皇，在“一姓传系”“无事权而极尊荣”上“全同”；他甚至称，“衍圣公为先圣之后，人心共戴，其为中国万世一系，比日本天皇尤为坚固矣”。[139]以孔子后裔作为王统所在，有助于维系中国社会的一统。这也是章太炎不顾日本人质疑，执意以衍圣公比拟天皇的根本原因。他还讥讽不解此义的日人如里巷鄙人不懂《云门》般的高雅乐舞。
然而，日本学人之所以竭力反对以衍圣公类比天皇，则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以衍圣公为王统，隐含着颠覆现有皇权的革命本质。“客帝”与大政奉还天皇，两者表面轨迹是相似的，但就中日两国各自“皇帝”地位的转变看，结果竟全然相反。日本明治维新使本处虚位的皇帝拥有了实权，帝王的符号象征和掌握政柄的统治权合二为一，天皇权力由虚转实。而章太炎的方案，令清帝交出王统，仅“主其赏罚”、握行政权，为“客帝”；“客帝”如果“怠惰苟安”、不作为，有随时被革命的危险。[140]原本拥有实际帝王名分和统治权的清帝，其权力基础便会逐渐松动乃至虚无化。《台湾日日新报》早就洞察“孔子改制”包藏着破坏皇权的“祸心”，故谓康有为等“言词过于矫激，意见失之张皇”，“若所云兆民立权、孔子改制等，语则近于蔑视朝廷”。[141]
日本学人阻遏章太炎宣传“客帝”之说，除因“国体论”受到挑战外，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即是以孔子后裔为王，切切实实地违逆了彼时日本统治台湾所行尊孔祭圣政策的本旨。这也进一步证明“难者”实有其人。1899年3月，日本殖民当局决议恢复占台之初曾用以驻扎军队、后变为卫戍医院的台北南门城内的文庙，“便此间之学者岁时入庙焚香瞻拜先圣诸神位”。[142]4月1日，汉文版“论议”栏上登载了梯云楼主的《全台以时祭圣议》，针对台南官绅于3月20日启圣庙大成殿举行祭圣典礼一事，特别申明政府立场。政府认同祭孔，目的在以此为“化民成俗之基”，“辅国家以广怀柔”：
斯典之举，足为化民成俗之基也。设令全台各县悉如期通行之，尤足辅国家以广怀柔者也，岂徒示学者尊师已哉。……溯自汉初尊孔子为先师先圣，至明帝时始诏天下郡县皆行祀典，南宋始备音乐，南齐始用佾舞。历代承之。即以旧邦膺新命者，若辽若金若元及今清国，其本国原略是典，迨抚神州境土，则皆以祭圣为重。盖欲服其地之人，不能不因其人之俗所最尚者举而行之，以浃洽夫人心焉。近闻俄国尝欲兴祭圣礼，信如是也，则其图收物望，冀拓邦基，志量所存，必有不可测者。帝国于此祭典曩有行之，维新以后才略具文。然具文虽从略，而各地方官绅有怀崇圣告虔想，非例之所禁也。况朝廷之于台湾，尤多酌量权宜，不遽令移习惯，其旧俗有可取者，曾许保存。[143]
文章简要梳理了祭孔祀典的由来和演变。谓日本曾行此典，明治维新后则略具空文，而各地官绅有行其事者，不加禁止。此典于中国，汉以来历代行之，即便“以旧邦膺新命者”，如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在“抚神州境土”后亦“皆以祭圣为重”。日本政府于台湾“尤多酌量权宜”，其习惯不遽令改，其旧俗可取者则存之，而行祭孔祀典“尤足辅国家以广怀柔”。文中甚至提到俄国人为“收物望”“拓邦基”而“欲兴祭圣礼”。日本殖民当局只是期望借祭孔收拢台湾民望，巩固殖民统治。而章太炎《客帝论》指出，孔子后裔乃是中华“共主”，“非一代之主所得废黜”，“亦非一代之主所得册封”，即便如宋朝对异族的金元曾“称臣称侄”，神州王统依然在衍圣公。假使台湾人接受章太炎所言，归属以衍圣公为共主的“神州之王统”，那么，日本力图培养对“万世一系”之天皇的认同及其同化台湾为帝国一部分的企图就会落空。章太炎的观念挑战了日本的殖民政策，令日本学人十分警惕，他们必然向章太炎发难。
围绕《客帝论》的论争表明，中日近代政治思想的分歧，不在是否坚持一统，而在价值上是否肯定革命。就中国知识人而言，在坚守中国儒学传统中“一统”与“革命”价值的合理性的前提下，于不同时期如何协调与缓和两者在激烈动荡时代必然呈现的紧张关系，是其政治论述潜伏的关键理论问题。康有为是如此，章太炎也是如此。《客帝论》可以作为观察他们政治思想走向的重要起点。
彼时，章太炎“迷于对山之妄语”[144]，《客帝论》深深烙上了康有为以孔子改制保中国政治思想的痕迹。文中数次论及西汉经学家梅福：
①梅福之讼王章也，见新室盗汉之朕而塞之也，及王章不可讼，而上绍殷之议，其指归则以“圣庶夺嫡”为臬，是何忘汉之社稷，而为此阔疏之计耶。夫固曰：素王不绝，黑（丝）［绿］之德不弛，则支那之（城）［域］，亘千百世而有共主。若夫摄斧（展）［扆］、掌图籍者，新乎？汉乎？则犹鹳雀蚊虻之相过乎前而已矣。
②由福之说，苟言大同，必求可恃者而后君之，则君固在乎会推，而不得世及矣。若犹是世及也，冠冕未裂，水土未堙，则支那之共主，其必在乎曲阜之小邑。[145]
在此基础上，《訄书》初刻本《客帝》篇又增加了一条：
③今以素王空帝，尸其名位，而霸者主其赏罚，则吾震旦所君事者，固圣胄已。其建霸府于域中，则师不陵正，而旅不逼师。臣民之视客帝，非其后辟，其长官也。霍光也，金日磾也，李晟也，浑瑊也，其种系不同，而其役使于王室也若一，则部曲之翼戴之也。汉乎？满乎？亦犹菌鹤马蜩之相过乎前而已矣。君臣不属，则报志可以息，虽勿攘逐，无负于高义。然则二族皆宁，而梅福之大义，且自今始既其实焉。以是流衍于百王，而为宪度，其有成劳于震旦也，亦大矣！[146]
据《汉书·梅福传》，王章因讥讽外戚王凤专势擅朝，为凤所诛，戮及妻子，梅福上书汉成帝，为王章鸣不平，并主张“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147]章太炎将康有为以孔子为王的学说投射到梅福身上（或以康说修正梅福之议），期望君事圣胄而由霸者主其赏罚，使满汉二族皆宁。章太炎《董逃歌》曰“大角非辰出，端门恸宣尼。梅福真神仙，一言存奉祀”，同样联系着康有为“变更法度，名为有条贯，能厌民望”的举措。[148]《台湾日日新报》所刊《客帝论》之“新室”一语殆含双关意，明指王莽之新朝，暗指褫夺汉族政权的满族。《清议报》发表的《客帝论》改为“新莽”，更明确直接地指称王莽，这应该是梁启超做的调整。《清议报》此时高举保皇旗帜，不愿凸显满汉问题，故转发《客帝论》时，凡直称“汉满”或可意会为“汉满”处，均改为“汉蒙”。[149]后来章太炎自订《訄书·客帝》篇，恢复了《台湾日日新报》的版本，以重申本旨。
《客帝论》所及“大同”“素王制法”诸说均是康有为的思想。“素王不绝，黑绿之德不弛”，源自《孝经援神契》“丘为制法，主黑绿，不代苍黄”，以及《春秋演孔图》“丘为制法之，主黑绿，不代苍黄”等类似文字；[150]这正是康氏《孔子改制考》倡言“孔子为制法之王”的直接论据。[151]《台湾日日新报》的《客帝论》曰：“昔者《春秋》以元统天，而以‘春王’为文王。文王孰谓？则孔舒元以为仲尼是已。”在《清议报》和《訄书》版本的《客帝论》中，“孔舒元”皆改为“王愆期”。孔舒元、王愆期二人，晋时都曾为《春秋公羊传》做注。章太炎自订《訄书·客帝》篇，承认了《清议报》的修改，应该是和康、梁“统一口径”，因为康有为关于“孔子改制”的论述中，引据的都是王愆期的观点。[152]《客帝论》创作、修改、定稿前后的种种细节，表明它与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有紧密联系。
康有为戊戌前，“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153]他以孔子为改制新王，希望在时代剧变中，平衡维系国家统一与实现社会变革的诉求。将孔子作为数千年中国文化、天下归往之“王”，事实上具备“改正朔”、颠覆清朝统治合法性的革命效果，所谓“保中国不保大清”。[154]这是《强学报》以孔子纪年遭查封的原因，也是保守派攻击康氏的主要罪状。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出于尊君改制的务实政治考虑，未倡议以衍圣公取代光绪的帝位。不过，他还是主张衍圣公开教会，来解决教案问题，并进呈《孔子改制考》给皇帝，申明以孔子“为中国教主，为神明圣王”，用天子礼乐祀孔。[155]政变后康有为流亡在外，始终强调“爱大中国、爱一统”，[156]“同为中国人，宜合一大团体，不必再分畛域疆界，不论何省、何府、何县，皆当合而为一以爱国”。[157]他坚持“不能行革命”，并非革命和民主不具备正义性，而是不合时宜。其具体考虑是，道难躐等，“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不能“超跃而直入民主之世界”；排满将糜烂同胞，瓜分中国。何况光绪乃有道之君，“汤、武之革命，乃诛无道之桀、纣耳，非诛有道之夏启、武丁也”。[158]
《客帝论》演绎、引申了康有为以孔子为王的政治思想。日本学人与章太炎围绕“客帝论”的论争，凸显了中日近代政治变革图景的差异。康有为辛亥革命后对虚君制的阐述，更如现身说法，进一步澄清了以孔子后裔为共主与大政奉还天皇的差别。康氏立“木偶之虚君”的人选，上策是旧朝旧君，中策是衍圣公。清帝排在衍圣公前，因为“衍圣公之尊奉，合于汉族之人心矣，惟虑非所以合蒙、回、藏诸族之心也”，为“争一冷庙木偶，而弃三倍内国之地与千数百万之同胞”，并不值得。而“因旧朝而共和之”，可以顺理成章地继承清朝的疆域与民族，以达到“安全中国”的目的。当然，前提是“改国号为中华或中国”。[159]《客帝论》的制度构想，就是康有为虚君共和的中策。康氏论述拥有政柄的“百揆”与“虚君”的关系，说：“百揆之与虚君，不过略有正副之别，至于实权乎，虚君等于日本古代之天王，副王等于日本之大将军。”[160]康氏表明，他心目中的国体架构类似于日本的过往，而非现在。从这个层面上讲，援引相似符号元素的《客帝论》正是对明治维新政治图式的反动。日本古代王与实权的分离，为康有为提供了现代政治制度的想象空间。康氏晚年更表白，其追慕的是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国体，而非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体，称其一生“龂龂守之，终不少变者，诚以救中国四万万生民，非用英制虚君莫由”。[161]
从《客帝论》出发，观察章太炎的政治思想，会打开崭新的空间。
学界已认识到，“排满”是章太炎“政治革命的权宜之计”。[162]然而，章太炎曾说，“秩乎民兽，辨乎部族”，“一切以种类为断”。[163]他还用消极口吻阐述过，“汉人以一民族组织一国家，平等自由，相与为乐，虽曰主义狭隘，然以自私为乐，亦未尝非一义”。[164]这些都令人忧虑民族革命理论威胁一统秩序。基于此，有研究者提出，辛亥革命“毋宁说是‘排满论’的败北”。其理由是，《民报》时期的章太炎已从“排满”转变为了“排清”、建立统一的“民国”。[165]事实上，一旦悉心考察章太炎1900年后的革命思想与《客帝论》（1899）的关联，可以更妥帖地解释他政治思想的演变。与其说章太炎思想有阶段性的发展——从因“革命”而搁置“一统”到重新建构“一统”，不如说，在勾勒中国的政治蓝图时，他始终持守儒学的这两种价值。只不过随着他吸收新的知识营养，构建统一理论的资源有所移易。而由于“物势之相因若激湍”[166]，不同时期他选择的政略不同，故对这两者的强调亦各有偏重。
章太炎1904年出版《訄书》重订本，所匡正的《客帝》之谬误，[167]是以满族君主为客帝的主张，而非它倡导的以孔子后裔为共主。既往研究往往笼而统之，以为章太炎对“客帝”与“共主”的思想均有捐弃，实则不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訄书》重订本第六十篇《杂志》，几乎未加任何删改地继承了《訄书》初刻本第四十八篇《杂说》的论述，申明以孔子后裔为中华共主：
后唐明宗夜祝天曰：“臣本蕃人，岂足以临天下？”乌乎！载其玄德，贤于菟裘，其违务光不远。惜乎未闻五始之义也！丧有无后，无无主。族姓皆绝，则里尹主之。《易》称：“群龙无首，其血玄黄。”自素王之兴，吾以知诸夏之无是患也。王者代替，而孔不代丧。当其无君，则褒成之胄为里尹。虽有戎狄以盗我九鼎，诚无若共主何！[168]
后唐明宗李嗣源（867—933）自愧以蕃人身份君临天下，章太炎先表彰他的德行，说他不仅贤于鲁隐公（“菟裘”为春秋时鲁邑，此处暗指鲁隐公），甚至还接近拒绝汤让天下于己、投水而死的隐士务光。不过章太炎也指出，李嗣源的自责之语，说明他不了解《公羊》家的“五始”学说。《春秋》称“元年春王正月”，其纪事始于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等五事，谓之“五始”。颜师古（581—645）释王襃提及的“五始”之说，曰：“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国之始。”[169]《春秋》纪事以“五始”开端，根本在于“审己正统”，[170]即明确正统所在，省察自己的名分位置。“丧”有无后者，却没有无主者。自素王孔子出现，中国便不必担忧无主之患了；历代君王更迭交替，孔子后裔作为共主，却从未绝灭。即便戎狄盗取中国之政权，也无奈中华之共主何。
由此而言，以孔子后裔为中华共主，不仅与章太炎革命时期的排满主张不冲突，反而能为他提供革命的理论凭依。《訄书》重订本《杂志》篇尝解释清朝二百余年统治中国时期诸夏民之所隶，云“诸夏之有君，四千年矣，二百年蹔无君，民犹隶诸夏矣”[171]。章太炎完全没有必要因否定《客帝》以满族皇帝为客帝的主张，而摒弃其中以孔子后裔为共主的思想。换言之，章太炎删除《客帝》，并非挑战《客帝》的大一统观念；直到1904年，其思想中仍残存着康有为以孔子为王来建构中国一统的政治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主观上，革命时期的章太炎有意挣脱康有为保皇纪孔思想的制约；而客观上，他日益深入地理解了外来的“历史民族”观念。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促使他逐步确立了如下构想：先通过革命打破满汉不平等、民族压迫的现状格局，[172]再融合成新的中华民族，建立中华民国。新的统一蓝图愈加清晰了，以孔子后裔为共主的思想渐次淡出。对章太炎来说，这样一个平衡“革命”与“一统”两项价值的方案，明显有别于康有为。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申明：“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173]《訄书》重订本《序种姓》上篇则进一步指出，人类产生以来，二十万年间，由于居住的地理温度条件、部族征战引发的复杂婚姻融合及其他文明方式的差异，生成了不同的民族，“燥湿沧热之异而理色变，牝牡接构之异而颅骨变，社会阶级之异而风教变，号令契约之异而语言变”。而“民族”始终是历史的概念，“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174]
“历史民族”的观念，一方面，帮助章太炎回顾过往，厘清了华族（或曰汉族、夏族）的历史形成和演变[175]：“建国大陆之上，广员万里，黔首浩穰，其始故不一族”，自古帝太皞以降，“力政经营，并包殊族，使种姓和齐，以遵率王道者”，“自有书契，以《世本》、《尧典》为断，庶方驳姓，悉为一宗，所谓历史民族然矣；自尔有规划者，因其类例，并包兼容”。章太炎指出，“历史民族”形构的标志，是言语文字与政教风俗的趋同，“文字政教既一，其始异者，其终且醇化”。[176]另一方面，由章太炎对未来的展望，可知“历史民族”观念主导下的民族主义，不仅可“促宗法社会之镕解”[177]，还有助于中华民国的最终实现。比如，关于如何将西藏、回部、蒙古三荒服纳入中华民国，章太炎倡言，“语言文字之化当尽力者莫西藏若也”，“居食职业之化当尽力者莫蒙古若也”，“法律符令之化当尽力者莫回部若也”，其着力点和目标，则在于“言语风俗渐能通变，而以其族醇化于我”；[178]简单地说是以文字、政教两端的融合作为依据。章太炎从解释历史、谋划未来两个层面上，夯筑了建立中华民族的理论基础。[179]
清末，康有为、章太炎分属海外保皇、革命两党。他们对时势判断存在差异，并生发出温和改良与暴力革命两种不同的政治行动纲领。但是，就对儒学“一统”及“革命”两种基本价值的认知而言，他们并无本质的分歧。即便如此，无事生非、同中求异，才往往是政治攻伐的常态。两党也每每故意将焦点转移到价值层面上，指责对方丧失正义与道德。康、梁攻击革命派撕裂民族、破坏统一；章太炎则指责保皇党贪恋权位、不愿革命。
时人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如蔡元培1903年言，“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180]。当事人也力图矫正论敌给自己打造的“刻板形象”。康有为称，“有皇上之圣仁而已遭毒弑之大变”，“言革命犹可也”，[181]澄清自己并非否定革命。章太炎撰《〈社会通诠〉商兑》，主张“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182]撰《排满平议》，澄清“排满洲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非排一切政府，非排一切满人”，[183]表白革命不是种族仇杀。时过境迁后，章太炎甚至为论敌洗冤。1912年，他客观评价道，“康、梁辈数人，本与西太后抗，而非为保其旧君”[184]，认为康、梁亦有革命的基因。
章太炎与日本学人围绕《客帝论》的论争，最有意义的地方就在于引入了一个第三方作为参照系，来审视清末康、章的政治分歧。东亚儒教圈的中国和日本同样面临近代转型问题。明治日本基于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论”，吸纳了儒学忠孝伦理，要求臣民无条件效忠天皇，拒绝革命。对比明治“国体论”这个更加疏离的他者，尤可知康有为、章太炎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同大于异，如黑白双丸滚动于近代中国儒学转型之盘中，从价值上两者均未曾溢出“一统”与“革命”之外。他们对这两项价值的确认，共同撑起了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空间。
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成事，有效地解决了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如何避免社会秩序崩溃的难题。而衍圣公制度自西汉开始，不为朝代更替影响，绵延至清末，这一历史曾令康、章十分心动，他们比之于天皇“万世一系”，期待它在历史剧变中维系中国的统一。然而最终，他们均未将以孔子后裔为共主视为建构中国一统的最优方案。无论是康有为的“因旧朝而共和”，还是章太炎以文字政教醇化为基础建立中华民族，都更多地考量中国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共生并存的现实。这也表明，在现代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中日两国之殊途不仅肇端于儒学传统的差异，还受制于民族形态的区别。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国体论”是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创世神话之上的。日本民族整体上的排他性令章太炎深感不适。章太炎离台后致信汪康年，称“鄙意必不欲入大东版籍，凡入日本籍者，多为所鄙弃”。[185]
[1] 源了圓：《徳川思想小史》，東京：中央公論社，1973年，第12页。
[2] 周作人：《游日本杂感》，《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1919年11月1日，第687页。
[3] 现在学界对章太炎与中国台湾的关系有两种很成问题的认知：第一，因为章氏对台湾的山川邑落、物产谣俗、民生日用等外部描写不深，对日人及日本统治台湾政策的直接评骘也不多；所以，就以为章太炎对于台湾的了解很有限，鲜少触及当时的台湾实状，他也没有批评日本殖民台湾、欺压台湾人的言论，反而与日人接触甚多，关系比较友好。第二，认定1900年章太炎“割辫与绝”的革命行动，1902年《訄书》重订本删除《客帝》、增添《订孔》的观念抉择，是章太炎彻底划清与康有为之间的界限、冲击传统儒学思想的标志；因此就比较忽视章氏旅台时期的文章与言论的价值，将之归入他思想上精彩“革命”的“前史”，视台湾时期的章太炎不论是外在生活或是内在思想的转变，皆无突破性的发展。产生这两种“误会”的主要原因在于，就章太炎此时期的言论文章、生活交往诸情状，目前在数据辑录、言说观念整理等领域虽已进行了一定的拓掘，但还有许多佚文未被发现。辑录出的资料遗漏和错误也不少，更未见结合《台湾日日新报》及《清议报》分析章太炎与日本近代思想互动的研究。对章太炎台湾时期的思想言论，相关的资料整理及研究参见：阿川修三：《〈台湾日日新報〉所載章炳麟論文について》（《中国文化——研究と教育》，漢文学会会報40号，1982年6月，第83—98页）；汤志钧：《章太炎在台湾》（《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第142—151页），《〈章太炎年谱长编〉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至光绪二十五年五月》（《文史》第18辑，1983年，第151—164页），《章太炎传》（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0—67页）；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0—111页）；王飞仙：《章太炎与台湾》（《新史学》第12卷3期，台北，2001年，第105—127页）。姜义华《章炳麟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认为《儒术真论》是章太炎对康有为建立孔教的驳议（第315—332页），是比较准确的判断。但姜氏并没有涉及《儒术真论》的出炉与章太炎跨文化经验的关系，而这正是本章着力论述的。
[4] 从宏观层面研讨近代中日思想文化关系的著作，可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研究近代思想家与日本关系的专著，则有朱忆天：《康有为的改革思想与明治日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等。
[5] 村濑之熙（源之熙）：《艺苑日涉》，日本文化四年（1807）刻，安政四年（1857）丁巳春补刻，数库堂合梓，卷一，第10页。
[6]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1898），《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98页。
[7] 笔者迄今未见讨论戊戌时期章太炎日本认知的论文，对章氏与日本关系研究甚深的小林武，也未特别关注该问题，还误认为《訄书》初刻本中直接言及的日本人、日本书仅限于冈本监辅及其著作（《章炳麟〈訄書〉と明治思潮——西洋近代思想との關連で》，《日本中國學會報》第五十五集，2003年，第197页）。实际上，《官统》篇就较长篇幅地援引了源之熙的《艺苑日涉》。
[8] 周作人：《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1926），《周作人文类编》7，第683页。破坏旧制度的决心和勇气，是戊戌时期中国士人谈及明治维新时最有共鸣的地方。比如，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称：“日本变官制，其最难者，莫如废藩……而当时卒能毅然行，可见天下无难事，全在持之以定力耳。若瞻前顾后，委屈迁就，则无一事可办矣。”（《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35—136页）
[9] 如章太炎《东鉴》艳羡明治维新的成功，说，“故自兵库港之开，国威明菿，而三百藩侯皆来谓矣；罢警蹕，废磔炙，右士族，而民与君共钟鼓之乐矣。然后据其分地，缘督而治，以旁濞四邻”（《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第64页）。其《读〈日本国志〉》（1897）赞美幕末志士“人人以为宪章前哲，佩刀赢粮，将其类丑，千里而赴之。及夫草宿路遇，相聚绵蕝，饮血神明前，高义者诚相踵”（《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48页）。
[10] 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1897），《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5页。
[11] 章太炎：《与李鸿章书》（1898），《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55页。
[12] 1897年，章太炎与人合作创办《译书公会报》，频发文章，宣扬中日合作共御外辱的论调。《论中国时局变迁》（大阪朝日报）称：“日本同属亚洲，虽向有开仗之事实，属一时龃龉，不过所谓兄弟阋墙者，其对欧美列国，则不可不与中国相扶持，以御其侮也。”（《译书公会报》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影印，第160页）日本宫崎安藤阳州撰《日清英语学堂记》，谓：“日清两国同文同种，同处于亚洲，辅车相依，自古兄弟之国。……苟互采其长、互补其短，切磋琢磨，期于成德达材，则其裨益于振扬风教也大矣。”（《译书公会报》第十五册，第1064页）五湖长撰《审几》，曰：“近之且宜步武日本。同种异族，同文异音，前事可师，桑榆匪晚。中邦寖强寖昌，彼且为吾捍外患，结邦交，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译书公会报》第七册，第521页）日本人森本藤吉所著《大东合邦论》，对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皆有影响（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87—389页）。
[13] 康有为：《日本变政考》（1898），《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274页。
[14] 章太炎：《官统》，《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第71页。此文以日本为例，证明地方文化会影响当地豪俊之士的才性。其中较长篇幅地援引了源之熙《艺苑日涉》对日本氏族来源及演变情况的分析，谓：“洎天武天皇十三年，诏定八等之姓，曰真人，曰朝臣，曰宿祢，曰忌寸，曰道师，曰臣，曰连，曰稻置，以牢笼天下之姓氏。”章太炎将此说附会到《礼记·杂记下》所载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98页下），以及《论语·微子》篇所载孔子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5页），断定孔子提到的“少连”“大连”均是日本氏族。章太炎的长段考证与《官统》内容关联不深，这一无谓、多余的段落，倒像是作者在刻意炫耀学识。耐人寻味的是，孔子两次提到东夷之子少连，均是褒奖他的品格，《礼记·杂记下》“言其生于夷狄而知礼也”（郑玄注：《礼记正义》，第1398页下），《论语·微子》则表彰他言语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考。但章太炎却反对孔子之义，断定日本“其民蹲夷不恭，故贤者犹侏张”。这样的判断，是他在台湾接触明治日本知识人的切身感受。
[15] 章太炎（署“菿汉阁主”）：《游西京记》，《亚东时报》第17号，1899年11月20日，第16页。
[16] 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约章》（1907），《陶成章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56页。
[17] 重野安繹：《大日本维新史》，東京：善鄰譯書館，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第84、85页。
[18] 周作人：《日本管窥》（1935），《周作人文类编》7，第19页。
[19] 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20] 《诗经》六义中有“风”“雅”“颂”，“颂”所聚焦的核心关系就是人与神，《毛诗序》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页上）。
[21] 章太炎对此事有明确交代。他署名“穷荒孤客”在《亚东时报》第10号上发表过两首诗。其中《赠袖海先生并简阳洲立庵二君》一诗有“沪滨怀两侠”句，后有小注云：“去岁政变余在沪滨赖阳洲、立庵之援得窜迹海外，东国忧难之交，二君与先生而三焉。”按：此处“先生”指馆森鸿（号袖海）。《西京逆旅怀立庵阳洲二君》一诗有“客中买丝耳，绣作虎头痕”句，其后小注称“立庵以虎字，阳洲以虎名”（《亚东时报》第10号，1899年7月2日，第24页）。
[22] 章太炎（署“清国章炳麟”）：《祭维新六贤文》；章太炎（署“菿汉阁主稿”）：《佞贼盗名》。二文分别见《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11日，汉文第5、6版。《佞贼盗名》一文至今未见研究者提及，是章太炎的佚文。
[23] 章太炎（署“章炳麟”）：《饯岁》，《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31日，日文第1版，“文苑”栏。
[24] 此信即匿名刊发的《寄康氏书》（《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日汉文第12版）。参见附录一。
[25] 《台湾日日新报》由《台湾日报》及《台湾新报》合并而来，1898年5月6日刊行改版第1期。该报是台湾第4任总督儿玉源太郎、行政长官后藤新平上台后的政举之一。
[26] 《康工部の上疏文》，《台湾新报》，1898年3月27、29、31日，日文版第2版、第4版、第3版；引文出自31日日文版第3版。经对勘，此文其实就是由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1898年1月29日，即通常所称《上清帝第六书》的原本）简缩而来的。（《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11—16页）
[27] 《大东协会》，《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7月3日，汉文第5版。《台湾日日新报》对戊戌变法的主要兴奋点是它的日本元素。日本国内政府系的媒体，如《东京日日新闻》《报知新闻》及《时事新报》等，虽对变法派比较冷淡，对康有为的改革方式有所怀疑，却都兴奋地看待他对日本经验的重视。（参山根幸夫：《戊戌変法と日本——康有為の〈明治維新〉把握を中心にして——》，《論集近代中国と日本》，東京：山川出版社，1976年，第25页）
[28] 《清國皇帝崩御の風說》，《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9月25日，日文第2版。
[29] 《支那帝國の政變》（上、下），《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9月27、28日，日文第2版。
[30] 《清國政變に對する帝國の態度》，《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9月29日，日文第2版。
[31] 《清帝无恙》，《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9月27日，汉文第3版。
[32] 《清政激变》，《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9月28日，汉文第3版。
[33] 《千古奇冤》，《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0月6日，汉文第3版。
[34] 《志趣超群》，《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0月26日，汉文第3版。
[35] 《据昨来所传电信》，《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0月6日，汉文第3版。
[36] 丸山真男在《“国体”中臣民的无限责任》中，以“国体论”的视野，分析大正十二年（1923年）12月27日发生“虎之门”事件后的责任承担情况，与《台湾日日新报》对戊戌政变之责任的思考极为相似，可资参照（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区建英、刘岳兵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2—33页）。
[37] 《清帝密谕二道》《密谕两道》，《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0月25日，日文第2版，汉文第3版。
[38] 《祸及兄弟》，《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0月29日，汉文第3版。
[39] 《康氏答问》，《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1月3日，汉文第5版。
[40] 《康氏鲤牍》，《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1月13日，汉文第6版。按：该信内容与康有为10月25日抵达东京后公布的《致日本驻华公使照会》并无二致，《康有为全集》失收。
[41] 这两道密旨的真实性受到普遍的怀疑。参见黄彰健：《康有为衣带诏辨伪》，《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429—457页；汤志钧：《关于光绪“密诏”诸问题》，《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9—70页。
[42] 《康氏鲤牍》，《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1月13日，汉文第6版。
[43] 《辩驳谤书》，《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4日，汉文第6版。
[44] 康有为：《复依田百川君书》（1899年3月前，录《日本东京报》），《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108页。
[45] 《東洋の危機》，《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1月26、27、29、30日，12月1、2、3、4、7、8、9日，日文第2版。引文部分主要是12月3、4、8日。
[46] “台湾开发的先导者与帝国南进的指路人”，乃《台湾日日新报》自身的定位，参见《社告》，《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6月1日，日文第1版。有趣的是，同年6月4日汉文第5版的《本社例言》删掉了这句话。
[47] 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48] 章太炎（署“支那章炳麟”）：《答学究》，《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22日，汉文第6版。此文后署“台湾旅客来稿”，转载于《清议报》第十四册，1899年5月10日。
[49] 1899年5月10日《清议报》第十四册转发了该文。高田淳《戊戌·庚子前後の章炳麟の思想》（《章炳麟·章士釗·魯迅：辛亥の死と生と》，東京：龍溪書舎，1974年，第29—30页）据此认为，《答学究》的“学究”是沿用章太炎《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号）中“学究”的负面意味，但他没有意识到《答学究》针对日本人论述的本旨。
[50] 《后汉书》卷五十八，《虞傅盖臧列传》第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78页。
[51] 梁启超（署“任公”）：《戊戌政变记》，《清议报》第三册，1899年1月12日，第143页。
[52]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清议报》第四册，1899年1月22日，第208页。
[53] 梁启超（署“任公”）：《政变之分原因》，《戊戌政变记·政变前记》，《清议报》第一册，1898年12月23日，第23页。
[54] 康有为在《我史》中称“闻五日袁召见，上另有密诏与袁，则不知其云何矣”，显然含有类似的暗示。茅海建对比手稿，断定此段乃后加。（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62页）
[55] 粘伯山（署“梯云楼主稿”）：《谋臣论》，《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7日，汉文第3版。
[56] 章太炎（署“支那章炳麟”）：《答学究》，《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22日，汉文第6版。
[57]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43页。
[58] 康有为《奉诏求救文》列数慈禧毒杀咸丰的显皇后、挪用海军费用三千万建造颐和园等十宗罪。说慈禧废光绪以立私生子晋明，则最耸人听闻。章太炎谓此文用语“稍卓诡”，对它有一定的保留。
[59] 章太炎：《制币》，《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第95页。
[60] 引语分别出自屈原《离骚》（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页）及《孟子·公孙丑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30页）。郭沫若认为：“其实屈原的思想，简单的说，可以分而为：一、唯美的艺术，二、儒家的精神。”（郭沫若：《屈原的艺术与思想》，《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79页）
[61] 溝口雄三：《〈儒教ルネサンス〉に際して》，《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192页。
[62] 《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页上、第12页下。
[63] 章太炎又引唐中宗时太子李重俊讨伐擅权之皇后韦氏，春秋时穆姜议废立，其子鲁成公幽之于东宫，以证明皇帝及康氏饬法于慈禧的合理性。
[64]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6—207页。
[65] 《周易正义》，第370页下。
[66] 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4页。
[67] 《论语·子罕》，《四书章句集注》，第116页。
[68] 《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82页上。
[69] 章太炎（署“支那章炳麟”）：《答学究》，《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22日，汉文第6版。
[70] 章太炎（署“菿汉阁主稿”）：《佞贼盗名》，《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11日，汉文第6版。按：“冢”字原作“家”，殆形近而误。《庄子·外物》篇谓：“儒以诗礼发冢。”（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927页）“篡”字原作“綦”，殆亦为形近而误。
[71] 章太炎（署“菿汉阁主”）：《党碑误凿》，《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29日，汉文第5版。
[72] 章太炎：《艾如张、董逃歌序》，《章太炎全集》（四），第240页。
[73] 章太炎（署“支那章炳麟”）：《答学究》，《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22日，汉文第6版。
[74] 《〈康工部奉诏求救文〉按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26日，汉文第3版。
[75] 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76] 《〈镜湖传檄〉按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7日，汉文第3版。
[77] 章太炎：《致汪康年》（1899年2月16日），《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51页。按：孙淦，字实甫，晚清上海商人，长期在日本经商，与汪康年熟识，曾出任浙江留日学生监督。章氏笔下的“对山”指康有为。
[78] 《〈拟致湖广总督张公书〉按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25日，汉文第3版。
[79] 此信初载于《清议报》，迄今并无研究揭破其为梁启超所作，故须略加考证和澄清。该信作者在信中以“某”自称，谓“去岁某与李编修盛铎，谋共创《公论报》于上海，既而某应公之召游鄂，与公述及此事”。《公论报》乃梁启超、陈炽、李盛铎商议创办的报纸，后并未实行（事件始末参见马忠文：《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证——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该信又说“某以不才屡蒙奖誉，与杨君（按：指杨锐）同被公荐举经济特科，其谁不知之”。1898年张之洞举荐经济特科，共18人，即黄绍箕、杨锐、徐建寅、蒯光典、易顺鼎、钱恂、胡惟德、华衡芳、郑孝胥、汤寿潜、陈骧、邹代钧、梁启超、汪鸾翔、王季锴、陶保廉、汤金铸、罗照沧（参阅《湖广总督部堂张咨送特科人才稿》，《湘报》114号，1898年7月18日，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82页）。两条材料对照，更可断“某”为梁启超无疑。该信中的其他论述也与梁启超的特点一致。如“某自去岁由鄂渡湘，宿节署，作三日夜谈”，“某虽不才，顾数年以来，承公以国士相待，致之于幕府，登之于荐牍，所以奖借而引进之者甚厚”，凡此俱合梁启超与张之洞关系的实情。梁氏1898年1月17日抵武昌，曾晤张之洞，张氏屡次邀梁入幕府，为梁拒绝。该信发表于《清议报》第五册，与同期所发《戊戌政变记·政变近报》内容吻合，文句都有很多一致。比如《政变近报》结尾：“荣禄等篡废之谋，蓄之已久。然所以迟迟不发者，有所惮也。前者因刘岘庄制军不肯画诺，故尔中止。已讽杨崇伊等劾刘矣。然犹欲得封疆之大援，故近来屡派心腹大臣，往湖北说张制军，劝其助成此举云。昔马融以经学大师，而为梁冀草诏收李固。扬雄以一代词宗，而颂王莽功德。王祥以笃行君子，而媚司马氏，立朝为三公。想张公素明大义，必不贪一时之宠荣，而贻万世之唾骂也。”（《清议报》第五册，1899年2月1日，第266—267页）而该信提到荣禄等“欲为董卓，而以公为张奂，欲自为王莽，而以公为扬雄”；又谓“昔马融以经师称，而不能掩其附梁冀之罪，王祥以纯孝称，而不能宽其媚司马之恶，所谓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后之君子，知人论世，未尝因其平日之学问行谊而稍恕之也”。两者之引证乃至话语颇同，可进一步证明该信作者的身份及相关时势背景。康、梁在《清议报》上早期的言论以诋毁西太后和荣禄为重点，后来，特别是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才痛骂张之洞（参见伊原泽周：《张之洞与〈清议报〉之存废问题》，《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该信显示了政变后开始一个时期康、梁对张之洞的态度。
[80] 章太炎（署“支那章炳麟”）：《答梁卓如书》，《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5日，汉文第5版。
[81] 粘伯山（署“梯云楼主稿”）：《辟谣》，《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4月22日，汉文第3版。
[82] 据籾山衣洲回忆，1898年冬，《台湾日日新报》“汉文部颇振。邦人有市村、日下两氏，华人有章枚叔，台人有粘伯山、翁林煌、黄植亭、李逸涛，及他三四辈”（《感旧录》，《台湾日日新报》，15周年纪念号，1912年5月1日，汉文第57版）。承台湾中兴大学廖振富教授提示，梯云楼主即台人粘伯山。粘伯山（1854—1904），本名粘冠文，字舜音，号伯山。据廖振富教授考证，籾山衣洲在《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2月23日第1版上发表诗歌《喜梯云楼主见过五叠韵》，同诗后又发表于日本的《花香月影》第55号（1900年9月25日），诗题改为《喜粘伯山见过》。
[83] 章太炎：《致汪康年》（1899年1月4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953、1955页。
[84] 章太炎在台湾时，对重野安绎颇为留意，尝给汪康年的信中称：“馆森者，冈鹿门之弟子，又事重野安绎。安绎官宫内侍读，与黎纯斋最善。故文亦专学桐城，有《成斋文集》，盖与吴南屏相似，而风韵尚不逮。馆森亦以此衡量人材。弟私语之曰：此实物徂徕……”（《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955页）。章太炎1899年秋赴日后，曾随馆森鸿拜会重野安绎，1900年初在上海又尝致信重野，谈及双方的学术交谊。参见陈力卫：《在日本新发现的章炳麟致重野成斋的书简》，陈少峰主编《原学》第5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第353—367页。
[85] 籾山逸批语，见章太炎（署“章炳麟”）《寄梁启超》，《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2月27日，日文第1版“文苑”栏。
[86] 粘伯山（署“梯云楼主稿”）：《论清党祸》，《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4日，汉文第3版，“论议”栏。
[87] 章太炎（署“支那章炳麟”）：《书〈原君〉篇后》，《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0日，汉文第3版。
[88] 黄宗羲：《原臣》，《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5页。
[89] 康有为：《礼运注》，《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555页。
[90] 黄宗羲：《原君》，《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2、3页。
[91] 武内义雄：《日本之儒教》，《儒教之精神》，上海：太平书局，1942年，第166页。
[92] 周作人：《和魂汉才》（1926），《周作人文类编》7，第177页。
[93] 武内义雄：《日本之儒教》，《儒教之精神》，第114页。
[94] 加藤熊一郎：《民間信仰史》，東京：秀英舍，1925年，第304—305页。
[95]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1902），《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30页。
[96] 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1913），《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92页。按：“莒弑其君庶其”出自《春秋·文公十八年》，《公羊》的解释参见《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8页上。孟子曰“闻诛一夫纣”云云，参见《孟子·梁惠王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21页）。“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出自《周易·彖传》（《周易正义》，第238页上）。
[97] 章太炎：《〈康氏复书〉识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13日，汉文第3版。
[98] 章太炎：《艾如张、董逃歌序》，《章太炎全集》（四），第240页。
[99] 武内义雄：《日本之儒教》，《儒教之精神》，第125、130页。
[100] 源了圓：《徳川思想小史》，第177—209页。关于本居宣长的研究，日文参见子安宣邦：《本居宣長》，東京：岩波書店，2001年；中文有蒋春红：《日本近世国学思想：以本居宣长研究为中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以上著作均分析了本居宣长排除儒家的“天”，宣扬日本之“神”的理论过程。
[101] 《国体说》，《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22日，汉文第3版，“论议”栏。
[102] 重野安繹：《大日本维新史》，第21页。
[103] 例如，从1899年1月15日开始，《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第6版开始连载籾山衣洲（署“秋莲庵主”）的《国史一斑》，宣传天皇万世一系的历史。
[104] 《礼法示民》，《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6月19日，汉文第5版。
[105] 重野安繹：《〈大日本史略〉序》，《大日本史略》，臺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臺北：臺灣日々新報社，明治三十三年（1900）印刷，第1页。
[106]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国语教育史再考》，東京：三元社，2001年，第53页。
[107] 章太炎：《冥契》，《訄书》初刻本、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第30、241页。
[108] 章太炎（署“支那章炳麟”）：《书〈原君〉篇后》，《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0日，汉文第3版。
[109] 重野安繹：《大日本维新史》，第72—73页。
[110] 章太炎：《冥契》，《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第241页。
[111] 章太炎（署“支那章炳麟”）：《书〈原君〉篇后》，《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0日，汉文第3版。
[112] 《社论》，《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1日，日文第2版。
[113] 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称：“日本魂者何，武士道是也。”（《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第三十三册，1899年12月23日，第2128页）《〈中国之武士道〉凡例》又说：“武士道者，日本名词，日人所自称大和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第1页）大和魂与武士道，异名而同实。武士道的精神价值，“实不仅为武士独守之道，凡日本之人，盖无不宗斯道者”。（杨度：《〈中国之武士道〉叙》，《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第5页）
[114] 粘伯山（署“梯云楼主稿”）：《谋臣论》，《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7日，汉文第3版，“论议”栏。
[115] 丸山真男：《关于思想史的思考方法——类型、范围、对象》，《日本的思想》，第97—98页。
[116] 粘伯山（署“梯云楼主稿”）：《谋臣论》，《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7日，汉文第3版，“论议”栏。
[117] 《康工部求救文》（续），《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1月27日，汉文第3版。
[118] 黄彰健《康有为衣带诏辨伪》详细分析了康有为刊布密诏的心态，认为他判断光绪帝必被废，“奉诏求救”是他的姿态，“我们不要为他的表演逼真所迷惑”，“他所写的公开信及《奉诏求救文》，对慈禧备极丑诋，还可以是借刀杀人”（《戊戌变法史研究》，第451页）。
[119] 《王照与木堂翁笔谈》，《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四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年，第333页。
[120] 参见李云光：《康南海先生的报恩思想》，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121] 粘伯山（署“梯云楼主稿”）：《谋臣论》，《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17日，汉文第3版，“论议”栏。
[122]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20页。
[123] 梁启超（署“任公”）：《祈战死》，《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第三十三册，1899年12月23日，第2127页。
[124] 杨度：《〈中国之武士道〉叙》，《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第5页。
[125] 梁启超（署“任公”）：《中国魂安在乎？》，《饮冰室自由书》，《清议报》第三十三册，1899年12月23日，第2128页。
[126]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自叙》，《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第20页。
[127] 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第3页。
[128]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张俊彦译，第19页。
[129] 《国体说》，《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2月22日，汉文第3版，“论议”栏。
[130] 章太炎：《〈客帝〉匡谬》，上海图书馆藏作者自校初刻本，“匡谬”初稿，《章太炎全集》（三），第120页。
[131] 章太炎（署“支那章炳麟”）：《客帝论》，《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3月12日，汉文第6版。
[132] 馆森鸿：《送章枚叔序》，《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5月28日，汉文第6版。
[133] 籾山衣洲：《感旧录》，《台湾日日新报》，1912年5月1日（15周年纪念号），汉文第57版。
[134] 章太炎（署“支那章炳麟”）：《客帝论》，《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3月12日，汉文第6版。
[135] 在《论清德启争之大势》中，“客”听闻清国沂州为德人占领后，造访梯云楼主的宅邸。他感慨清国衰败，“兵则滥充失练，少同泽之雄心，民则苟且偷安，乏成城之固志”，国家不能御外辱，“前者德假胶湾为戕教士起见，此次沂州召祸，得毋因覆辙重寻乎？”梯云楼主为之分析时局，一方面嗟叹列强相继侵占中国领土的严峻局面，云：“清自胶湾许借，寻而旅顺、大连、威海、九龙、广州等处相继授人，其他铁路矿务诸利权亦多落于人手。近者意国方求三门，而德国复入沂州，果其久假不归，将来各国相踵，不但未分甘者必有效尤之念，即曾染指者亦必有请益之思。清之沿海土地，直如列邦公业，其冰判瓦解之机已可概见。”另一方面，梯云楼主又指出，列强为保持在中国的利益，共议保存清国政府：“列邦视清土地既同公业，愈当共议保之，不可速其危亡。盖清而克存立也，其国所有之利，列邦尚得分沾。清而遽摧残也，其国之盗贼必生，烽烟必起，地方扰攘，流害靡穷，列邦所分之利，恐难尽获保全”；与此同时，“列邦分配不均，势必互相争夺，寻仇构怨”。“客”对梯云楼主分析的列强侵略中国之心态非常感兴趣，倡议其“就此事试论之以质夫识时务者”。梯云楼主“承客言”，才有了《论清德启争之大势》这篇文章（梯云楼主稿：《论清德启争之大势》，《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4月9日，汉文第5版）。1899年3月19日，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三门割属意国论》，主张割三门给意大利，激化俄国和英、意之间的矛盾，与梯云楼主文中强调的列强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矛盾的思路颇似。故谓《论清德启争之大势》中忧虑清国时势的“客”有章太炎的影子。
[136] 安丸良夫：《近代天皇像の形成》，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第295页。
[137]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1898），《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357页。
[138] 章太炎（署“太炎”）：《代议然否论》附《虏宪废疾》，《民报》第二十四号，1908年10月10日，第19页。
[139] 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11页。
[140] 章太炎：《客帝》，《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第68、69页。
[141] 一空道人稿：《六才士论》，《台湾日日新报》，1898年10月23日，汉文第5版。
[142] 《文庙将复》，《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3月21日，汉文第3版，“杂事”栏。
[143] 粘伯山（署“梯云楼主稿”）：《全台以时祭圣议》，《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4月1日，汉文第5版，“论议”栏。
[144] 章太炎：《致陶柳二子书》（1903），《章太炎书信集》，第69页。
[145] 章太炎（署“支那章炳麟”）：《客帝论》，《台湾日日新报》，1899年3月12日，汉文第6版。此段入《訄书》时，文字略有变动。
[146] 章太炎：《客帝》，《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第68—69页；相比于《客帝论》，此段为《訄书·客帝》篇新增内容。
[147] 《汉书》卷六十七，《杨胡朱梅云传》第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924页。
[148] 章太炎：《董逃歌》《艾如张、董逃歌序》，《章太炎全集》（四），第241、240页。
[149] 具体改动情况为：1．《台湾日日新报》版“若夫摄斧扆、掌图籍者，新乎？汉乎？则犹鹳雀蚊虻之相过乎前”，《清议报》版改为“若夫摄斧扆、掌图籍者，蒙乎？汉乎？则犹鹳雀蚊虻之相过乎前”。2．《台湾日日新报》版“支那有主，则为霸府于丰、镐、北平者，汉乎？满乎？亦犹鹳雀蚊虻之相过乎前而已矣”，《清议报》版改为“支那有主，则为霸府于丰、镐、汴、洛、北平者，汉乎？蒙乎？亦犹鹳雀蚊虻之相过乎前而已矣”。（台湾旅客来稿：《客帝论》，《清议报》第十五册，1899年5月20日，第918页）章太炎收入《訄书》的《客帝》篇，仍旧保留了《台湾日日新报》的“新”与“满”字，更可证《清议报》中的改动应是梁启超所为。
[150] 参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第987、578页。按《礼记·中庸》“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孔颖达疏曰：“案《援神契》云：‘丘为制法，主黑绿，不代苍黄。’言孔子黑龙之精，不合代周家木德之苍也。”（《礼记正义》，第1677页上）
[151]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101页。
[152] 比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八称：“孔子质统为素王，文统则为文王。……王愆期谓：文王即孔子。盖有传授也。”（《康有为全集》第三集，第105页）《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1913）云：“《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王愆期曰：文王者，孔子也。”（《康有为全集》第十集，第94页）
[153] 康有为：《与赵曰生书》（1901），《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400页。
[154] 参阅黄彰健：《论康有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政治活动》，《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54页。
[155] 康有为：《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1898），《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93—94页。
[156]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1902），《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4页。
[157] 康有为：《保皇会草略章程》（1899），《康有为全集》第五集，第130页。
[158]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13、315页。康有为《法兰西游记》（1905）同样论及中国不能行革命但不否定革命的正义性，曰：“若使吾中国而有十万淫暴之诸侯，占国地三分有一专横之僧寺，举中国平民不得任权要之职，而鄙人必先奋笔焦唇而倡自由，攘臂荷戈而诛民贼。革命吾国自有之义，岂待译书之入？先卢骚、福禄特尔而力为之矣。然试问中国有此否乎？”（《康有为全集》第八集，第199页）
[159] 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10—217页。康氏辛亥革命后在《救亡论》（1911）、《共和政体论》（1911）等文中，反复表达此类观点。
[160] 康有为：《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1911），《康有为全集》第九集，第215页。
[161] 康有为：《告国人书》（1925），《康有为全集》第十一集，第405页。
[162] 汪荣祖：《章太炎对现代性的迎拒与文化多元思想的表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第156页。
[163] 章太炎：《原人》，《訄书》初刻本，《章太炎全集》（三），第24页。
[164] 章太炎（署“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五号，1907年7月5日，第15页。
[165] 林義強：《章炳麟における排満思想の形成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変容》、《排満論再考》（《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百四十六册、第百四十九册，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04年12月、2006年3月）。
[166] 章太炎：《藩镇论》（1899），《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02页。
[167] 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訄书》初刻补佚本《客帝》篇，有章太炎手书眉批，写作于1901年2月之后，曰：“辛丑后二百四十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颎，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訄书》重订本《〈客帝〉匡谬》篇在此段文字基础上，作了更理性的分析。详细考证参见《章太炎全集》（三），朱维铮《前言》，第11页。
[168] 章太炎：《杂志》，《訄书》重订本；《杂说》，《訄书》初刻本。分别见于《章太炎全集》（三），第335、100页。
[169] 《汉书》卷六十四下，《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第2824页。
[170] 同上书，第2823页。
[171] 章太炎：《杂志》，《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第336页。
[172] 满汉不平等的现实，是章太炎重要的“逐满”理由。其《正仇满论》曰：“今满人之阘茸者，进不知政，退不知农桑，睢盱獉狉状若鹿豕，惟赖宗室米禄以为养”；“汉人无民权，而满人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若夫两种杂居，犷者处上，束钳缚制，使其一种欲为牛马臧获而不可得，我欲以大度容人，而如人之不以大度容我何”。（《国民报》第4期，1901年8月10日，《国民报汇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第200、202、204页）
[173]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95页。
[174] 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第170页。
[175] 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详细辨析了“汉”“华”“夏”三种名称的异同，在种族、地域、文化的交互指称中定义“中华民国”，曰：“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至，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是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又曰：“正言种族，宜就夏称。”又曰：“汉家建国，自受封汉中始，于夏水则为同地，于华阳则为同州，用为通称，适于本名符会。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五号，1907年7月5日，第1—2页）
[176] 章太炎：《序种姓》上，《訄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三），第172页。
[177] 章太炎（署“太炎”）：《〈社会通诠〉商兑》，《民报》第十二号，1907年3月6日，第18页。
[178] 章太炎（署“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十五号，1907年7月5日，第8、9页。
[179] 章太炎《序种姓》展现的历史民族观念，有明显的西学痕迹。梁启超在同时期作《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称引伯伦知理的民族界说，强调民族有八个最重要的特质，即“同地，同血统，同面貌，同语言，同文字，同宗教，同风俗，同生计（地与血统二者就初时言之）”，“而以语言文字风俗为最要焉”。有趣的地方在于，章、梁对“民族”的认知虽然高度相似，但梁启超却根据伯伦知理的民族界说，批评章太炎是“汉族对于国内他族”而言的“小民族主义”，而自己则是“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的“大民族主义”（《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号，标署出版日为1903年10月4日，第32页）。这一贴标签的做法，误导了后世对章太炎民族观念的理解。黄兴涛指出，“从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的形成视角去认知，就会惊奇地发现”，革命与改良两派“彼此间的‘互动’和‘同一’的效果也甚为明显”（《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39页）。章太炎用民族生成的历史性，来解释“中华民族”的过去，形构它的未来，是清末民初众多思想家的共同理路。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新民丛报》第六十五、六十六号，1905年3月20日、4月5日），吴贯因《五族同化论》（《庸言》第一卷第七、八、九号，1913年3、4月）等，均循此路径。最妙的是，1917年12月15日，《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十二号转录了《地学杂志》所发的《中国民族同化之研究》一文，该文声称依据的是吴贯因《五族同化论》及章绛（即章太炎）的《种姓篇》，开篇就逐句摘引了章太炎《序种姓》中对历史民族的论说（《东方杂志》，第157页）。这篇文章非常直观地证明，革命、改良两党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理论的基石。
[180] 蔡元培：《释“仇满”》（1903），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2页。
[181]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21页。
[182] 章太炎（署“太炎”）：《〈社会通诠〉商兑》，《民报》第十二号，1907年3月6日，第18页。
[183] 章太炎：《排满平议》，《民报》第二十一号，1908年6月10日，第11页。
[184] 章太炎：《致张继、于右任书》（1912），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96页。
[185] 章太炎：《致汪康年》（1899年7月17日），《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9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