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章太炎与明治日本“国体论”的对话
一 《答学究》的缘起、依据及相关拥康佚文
戊戌政变后，章太炎在日本友人山根虎臣（1861—1911，名虎之助，号立庵）、安藤阳洲的帮助下，[21]由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1857—1929）邀请并推荐给《台湾日日新报》总编辑守屋善兵卫（1866—1930），而任职于该报。1898年12月4日章太炎抵台北，11日就开始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文章，一面有“以清酌庶羞，致祭于维新六贤之灵”的《祭维新六贤文》；一面以《佞贼盗名》，痛斥“翦除新党勿留余地”的张之洞（1837—1909）等人“毛羽不若”。[22]“满地江湖吾尚在，棋枰声里俟河清”[23]，其感伤里蕴含着激情。章太炎此时期的文章着力弘扬正义，批判邪恶，痛悼死难者，憎恶叛徒与伪士。12月15日，章太炎写信慰问在东京的康有为，劝他躲避追杀，“西渡欧美”，对孙文的革命党“抚而畜之”。[24]此信很快获得回复，章太炎兴奋地将复书加上自己的按语，刊发于1899年1月13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上。章太炎修复了《时务报》时期与康、梁的紧张关系，并获梁启超邀请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台湾日日新报》上章太炎与日本学人发生摩擦，就肇端于评价戊戌政变后的康有为时，双方立场有激烈的冲突。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政变前后，康有为在《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形象从“忠臣”向“罪臣”“乱臣”急剧滑落的过程。
早在1898年3月，《康工部的上疏文》在《台湾新报》（《台湾日日新报》前身）连载[25]。康有为“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谱”，倡议变法，受到关注。[26]报纸表彰康氏“一腔热血”，更留意到康、梁联日、合邦的思想，以及接触日本公使、倡大东协助会的行动。[27]他们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及“国体论”的立场，打量着接踵而至的戊戌政变。政变后一度谣传光绪驾崩，[28]到9月底，消息日益确实，政局轮廓才逐步清晰。满洲大臣联合上奏，要求中止过激的改革，清帝被幽禁，西太后摄政，张荫桓（1837—1900）之徒被罢免，康有为出逃。该报发表《支那帝国的政变》《帝国对于清国政变的态度》等文，显示了日人看待政变的复杂心态。
一方面，凭着对中华文明千年来的深入研究，日本学者认为，易姓革命、改朝换代，乃是“支那帝国的常态”，“革命犹如沛然之豪雨，一到即驱散漫天的沼气”，“革命之于支那，并非国家衰弊之因，却更多乃元气复活之基”，政变对中国未必是坏事。[29]不过，由于明治日本的普通知识人信奉绝对的皇权观念，在他们看来，“革命”并非一定要具备群众运动、自下而上等条件，只要最高权力转移，简单地说，皇权更革，就是革命。另一方面，报纸舆论呼吁政府拒绝承认清国的政变成果，要求确保皇帝安全，谴责“依靠政变、幽闭皇帝等非义无道的暴举”，主张维护“全世界君主政体国的前途”，担忧政变殃及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他们提出，从世界范围看，“君主政体渐次消灭，共和政体愈益增加，时有狂妄之徒出现，如有弑杀君临一国者；有人嫌忌君主政体还尚可，甚至有人还倡导无政府主义，则不可不大大警惕”；[30]其时西班牙、俄国、澳国（奥地利）、韩国，弑君浪潮涌起，令帝国日本风声鹤唳，产生唇亡齿寒之忧。[31]
日本学者进而将清国政变的原因追溯到戊戌过激维新的失败，视维新失败，非由于皇帝昏庸，而是臣下无能所致，故谓“清廷谋变法者特新进纷更之见，非老成持重之思，固难免祸及其君”。[32]由此，《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康有为便从拥君革新之“忠臣”，变成了轻浮无德之“罪臣”。报纸刊文，批评康等“图治太急，变法过多，卒使萧墙祸起”，致“君若臣共蒙不白之冤”。[33]鉴于维新诸贤政变后的作为，日人只表彰谭嗣同视死如归，以“峻节大义”“鼓励一世人心”，说他“志趣超群”，“有古名臣之风标”；[34]暗讽康有为“独无事”，在听闻皇帝驾崩的传闻后，不但不“出而自首”，“殉帝于九泉之下”，反倒“侥幸一生，于积冤之际，以为自得”。[35]这意味着，变法失败，康有为不殉死就是道德上的污点。通过评述戊戌政变，近代日本“国体论”背景下的君臣伦理观念已经显露无遗：皇帝的绝对权威与正确地位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即使万方有罪，亦“罪在臣躬”，不杀生成仁、报答君恩，就是道德上的亏欠。[36]
政变后康有为逃到香港，又辗转抵达日本。随着康氏自己讲述政变的始末，他在《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形象在由“忠臣”蜕变为“罪臣”后，更朝“逆臣”“乱臣”方向迅速滑落。1898年10月25日，该报汉文、日文版同时刊登了光绪皇帝赐予康有为的两道密诏，即康氏后来屡屡提及的“衣带诏”。一道由杨锐（1857—1898）带出，密诏中皇帝深感变法受“守旧衰谬”大臣及太后阻挠，“朕位几不保”，希望康有为与谭嗣同、林旭（1875—1898）、杨锐、刘光第（1859—1898）等“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一道由林旭带出，密诏谓让康有为督办官报“有不得已之苦衷”，令康氏“迅速出外，不可延迟”，“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骋，共建大业”。[37]10月29日，该报评论感叹：“噫嘻！密谕暴露，必得自西太后之手，尤安知非‘莫须有’三字，固以为废帝藉口乎？哀哉，国家不造，变起萧墙，殆比唐武氏而过焉。”[38]评论认为，密谕暴露了帝后不和的宫廷秘密，康有为公布密诏使原本可以掩饰的矛盾顿时尖锐，令慈禧骑虎难下，甚至会逼她断腕废帝，终将危及光绪性命及清国国体。11月3日，该报又刊发了康有为在香港答西方记者问全文，其间康氏一则自炫对维新的主导作用，陈述皇上赐密诏后自己的逃难经历，一则指责西太后阻挠变法，“固执己见，不欲将权交与皇上”。该报愈发蔑视康有为，称“如以上所说，听其言可以知其为人矣”。[39]
11月13日，《台湾日日新报》进一步披露了康氏随密诏投寄给上海新闻社的书简，内中康有为骂慈禧如“吕、武临朝”，“贪淫昏乱”，幽废并欲加害皇帝，感叹自己“受衣带之诏，不能尽徐敬业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40]该报认为，康有为公布光绪密诏本属不智，如若公布该诏出自皇帝意愿，做臣子的履行君意，尚说得过去。[41]然而，康有为此时跳将出来责骂慈禧，除了证明自己受权于皇帝的政治合法性“以自洁”外，对改善时局毫无益处，“于变法乎何有？于自强乎何有？”其举“既于皇帝无所济，又足自速其殃祸而贻口实于外邦”。如书简“果出于康氏之手”，则康氏“适可谓乱臣”。[42]后来该报更登载梁鼎芬（1859—1919）驳斥康有为的文章，借梁之口，斥责康有为违背“孔子教”，“不知忠孝，不顾廉耻，既莠言乱政，又畏罪潜逃”，“无父无君无人理”。[43]出逃在日的康有为此时也深深感受到日本舆论的压力，称“又有引天王明圣、臣罪当诛之说，以仆訾西后为反叛者”。[44]
在《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侧重就道德伦理抨击康有为“不忠不孝”时，日文版则考虑着更有深度的帝国利益问题。这正体现了该报汉、日两种版本所预设的台湾读者群，存在尚不懂日文与已接受日本教育的差别。11月26日到12月9日，日文版连载《东洋的危机》，一方面，给康有为的政治前途下诊断书，鉴于他在政变后公布密诏、谴责西太后等行为，断言他不具备成熟政治家的风范、智慧及手段。以日本明治维新来类比，康有为如同佐久间象山（1811—1864）或吉田松荫（1830—1859），仅是幕末“振作国家元气”的“鼓吹者”，不能以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以及伊藤博文（1840—1909）的能力期待康氏，“建设的事业、国运的伸张”非其所长。另一方面，列国虎视眈眈预谋瓜分中国，日人痛感“在支那无有立脚之地”，他们希望日本作为黄色人种中最“卓出”者，“提携”清、韩两国使之“文明”化，以东洋对抗白色人种。[45]该计划实施的前提，是维护支那的“国体”，尤其是清朝帝制统治，由此必然要在伦理上，持续谴责康有为实际上的破坏行为。
总而言之，《台湾日日新报》视政变后的康有为为“乱臣”，符合日本用“臣民克忠克孝”的“国体论”来统治台湾的现实利益，也符合日本以台湾为“帝国南进”[46]之跳板觊觎中国大陆的雄心。当然，本质上还体现了他们对日本“一君万民”的“国体论”，有神圣不可动摇的忠诚信仰。章太炎在经历恐怖的政变、见证同志的鲜血以后，初临台湾，就必须直面日人评价康有为这一历史背景。《答学究》一文即缘起于为康氏辩白，以澄清“邪正枉直”[47]。
1899年1月22日，章太炎发表《答学究》，[48]正面回应“台湾之学究”对康氏“非忠非恕”、不能殉死的道德谴责（“非忠”指斥康有为“泄秘谋”，“非恕”指斥康有为批慈禧）。章太炎实际上针对的是《台湾日日新报》“污蔑”康有为的评论。[49]从行文看，他将矛头指向了“台湾之学究”，且似乎有意区隔“台湾”和“邻国”，但这恐怕是避免与日人直接冲突的论辩策略（所谓“台湾”兼有“在台湾”和“台湾本地”两意，亦正可含混其事）；他针对的部分言论即便由台湾本地学者提出，也由日本殖民当局主导。该文篇首称：
章夫子读《傅燮传》，曰：呜呼！生民之瘼，身世之哀，别成知之矣。自古志节才行之士，内不容于谗构，奉身而出，语稍卓诡，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皆是也。
据《后汉书·傅燮传》，汉末朝廷腐败，社会动荡，汉阳为乱兵包围，太守傅燮决心以死守城，战殁前尝引《左传·成公十五年》所记“圣达节，次守节”，以守节者自居，以达节者勉励其子傅幹（小名别成）。[50]在章太炎眼中，为变法牺牲的“六贤”类似傅燮，奉身而出者则有如傅幹，不是惧死，而是追求“达节”。康有为就是“志节才行之士”，因“不容于谗构，奉身而出”，公布光绪密诏，撰“奉诏求救”檄文昭告天下，用语稍有“卓诡”，而遭俗儒乡愿诋毁（乡愿指梁鼎芬等人，俗儒字面上指“台湾之学究”）。他们批评康有为“博一身之高名，而不恤王事”；“泄秘谋以速主祸，非忠也；讦宫闱以崇婞直，非恕也”。
实事求是地讲，章太炎能为康党开脱“泄秘谋”之责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清廷对康有为的罪名已有定论：“初则曰鸩弑皇上，继则曰结党营私，终则曰谋围颐和园。”命谭嗣同策反袁世凯，企图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太后，是清廷给康党的最终定谳。梁启超曾在《清议报》上极力否认“谋围颐和园”的指控，认为清廷“十日之间，罪名三变，信口捏造，任意指诬”。[51]然而，梁氏《谭嗣同传》[52]却大力宣扬谭如何游说袁世凯，如何拿出光绪密诏令其救圣上等等，不啻默认围园的图谋。其《戊戌政变记》又称，政变前一日（八月初五日），光绪帝对袁世凯“尚有密诏赐之”，“诏中何语，则非外人所能知也，然自是越一日，而垂帘之伪诏已下矣”；[53]还是暗示光绪有捉拿慈禧的旨意。[54]这当然给康党奉诏勤王提供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但无疑加重了光绪的罪名，对正被幽禁的皇帝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是日本学人批评的，“移宫一案，尤莫能代君任过，且必欲证君密谋”。[55]日人恐无力也无暇分辨清廷、康党孰是孰非；但在他们看来，既然太后已经认定康党“谋围颐和园”，康有为等人再四处传播皇帝密诏，无异于坐实光绪本人策划甚至参与了“移宫”的密谋。
章太炎反驳以上事实十分无力，他坚持康氏公布密诏不会加速光绪之祸，理由是慈禧太后不是“庸女”，“彼其阴贼黠深，方什伯于吕雉，必有秘谋，自康氏之出而知之矣”。“必有秘谋”，慈禧不待康氏出走后的所作所为便可知晓，“康氏虽不言，何损于祸？”[56]
如果说在摆事实层面上，章太炎略逊一筹，难以提供康氏并非“泄秘谋以速主祸”的证据，那么他讲道理则是胸有成竹，气势磅礴。在他心目中，对“忠”“恕”的判断和践行必须超越“成俗”，从而取得政教伦理上更高的基点。其《答学究》曰：
且夫华士之选懦亦甚矣，彼拘于成俗，而不足以陟皇之赫戏者，横九服而皆是也。是故山崩陵阤，而宴卧者如故，非有驰檄，则气何自作？愤何自发？四邻何自动？武蠭精兵何自附？蒯生有言，“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聋之指撝也”。夫为康氏者，其当杜门宛舌，以责成亏于上天乎？其抑当哗扣而与天下陈其义也。若夫以讦发宫闱为婞直者，则可谓儓隶之见耳矣。古者绝交必曰无恶声，居其国必曰不非其大夫，此经常之论，执雌免祸之道，非所语于行权之事也。今祸患之端，始于宫邻，卒于金虎掖庭之上，而罪人在焉。讨之尤可，况数其罪乎？
康有为为文向来“利以排偶”“诡诞敢大言”[57]。其《奉诏求救文》从用语、文气到逻辑，都明显模仿唐代名文骆宾王的《讨武氏檄》，可谓攻伐政敌之利剑、动员舆论的武器。章太炎批评那些不敢对抗统治者暴行、责骂康有为的人太过柔弱怯懦，又谓皇帝方有性命之忧，康有为不驰檄天下、诘责慈禧，不足以作气、发愤、动四邻、附武蠭精兵，而这正是实践对皇帝的忠。[58]康氏“陟皇之赫戏”，“哗扣而与天下陈其义”，是他对成俗的超越。“陟皇之赫戏”一语，本于屈原《离骚》“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章太炎多次使用，如《訄书·制币》篇又曰：“陟皇之赫戏，诹素王之眇论。”[59]登上光明灿烂的天空，挣脱俗儒乡愿之见以及切身利害的考量，奉行天下真正的公义和大道，这才是政教伦理更高的基点，是儒者立身制法的根本。
在章太炎的话语中，“上天”不是人格神，而是代表天道、公意的自然法；“素王”孔子，以及历代仁人志士屈子、傅燮等均是凭借着上天所赋予的人心同然之良知，以确立对体制有某种超越性的道德立足点。儒者之所以能做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本于这一共同的精神源泉。[60]“把天看作万物的依据，承认天的生成万物的条理性，想使人的道德与天的条理性相贯通等等这些天本思想基础上的东西”，正是“中国儒教区别于日本或朝鲜儒教的特征”。[61]《周易·乾·象》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正义》曰：“‘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故云‘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62]儒者承担着上天赋予的公道，是行为的主体，就不能“以责成亏于上天”，将成损归于上天而无所作为。所以康有为“哗扣而与天下陈其义”，完全正当。而进一步讲，现在祸患、罪人在宫廷，“讨之尤可，况数其罪乎”？不管对方身份如何，基于终极关怀的道义同样适用。[63]
章太炎很自然地引进了“权”这一儒家政教伦理的重要维度，它被视为“吾国古伦理学中一要义”。[64]“权”与“经”或“常道”相对而言，但非离经叛道。王弼（226—249）注《周易·系辞下》“巽以行权”：“权，反经而合道。”[65]宋儒对此说颇有修正，如程颐（1033—1107）强调：“……权只是经所不及者，权量轻重，使之合义，才合义，便是经也。”[66]不仅如此，行权还体现了更高的政教伦理要求。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67]章太炎《答学究》开篇即引傅燮勉励傅幹一事，证明康有为在变革失败后，不殉死而奉身出逃，有其合理性。而傅燮引《左传》“圣达节，次守节”之说，以“圣达节”期望傅幹。《春秋左传正义》释此语，云：“节，犹分也。人生天地之间，性命各有其分。圣人达于天命，识己知分，若以历数在己，则当奉承灵命，不复拘君臣之交、上下之礼，舜、禹受终，汤、武革命，是言达节者也。”[68]简言之，“达节”即不拘常规而合于节义，亦含“行权”之意。章太炎认为康有为出走不是道德上的污点，他诘发宫闱也是“行权”。
总之，章太炎《答学究》认为，康有为等人如与光绪有密谋，不待康氏公布密诏，慈禧必早已知之，故其公布密诏并无“泄秘谋以速主祸”的问题；康氏不殉死而出走，合乎“达节”之义；康氏攻讦慈禧，亦不违“行权”之旨。
章太炎一面驳斥“台湾之学究”，视之为“乡愿之驸骖”，[69]一面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张之洞和梁鼎芬。他认为，跟直接出卖维新党、手上有血的武人荣禄（1836—1903）和袁世凯相比，这些以道德高尚自命的文人背叛了大义，混淆了是非，损毁天下公道，危害更大，所谓“诗礼发（家）[冢]之害，有甚于躬行（綦）[篡]逆者”。[70]1899年1月29日，章太炎发表《党碑误凿》，继续揭露张之洞“倒戈新党”“不欲与满人立异”[71]。在章氏看来，张之洞等人对儒学之“忠”有迂腐的理解，只强调臣子无条件效忠君主。1898年春，他在武昌谒见张之洞，后来曾回忆说：“张之洞始为《劝学篇》以激忠爱，摧横议，就余咨度。退则语人，……古之谟训，上思利民，忠也；朋友善道，忠也；憔悴事君，忠也。今二者不举，徒以效忠征求氓庶。”[72]“上思利民，忠也”，出自《左传·桓公六年》。“朋友善道，忠也”，化用孔子之语。（《论语·颜渊》篇载：“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辱也。’”）章太炎认为“忠”作为社会成员相互的义务，是人出于本心善意和真诚，去做分内的事情；它包括甚至首先意味着在上者想着利于百姓，对朋友善加诱导，绝非仅仅要求在下之氓庶对在上者单向度、无条件忠诚。“忠”乃是人类社会基于天地间正义与良知的契约关系。在中国儒教传统中，君臣关系的本质便在此。章太炎强调，康有为对慈禧“数其忮恶，斥其淫昏”，正是“人臣之分”；康有为在儒家道义上有高度的合理性。他对这个“全身则废道，持正则见訾”[73]的伪善世界深感悲哀。
《答学究》刊发后，章太炎在《台湾日日新报》上还有一系列推介康有为《奉诏求救文》以及劝责张之洞的举动。他为此撰写了一些“按语”，发表时未曾署名，故不为世人所知。
1月26、27、29日以及2月1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上，连载了康氏《奉诏求救文》。编者所加按语全文如下：
康工部奉诏求救文，自岭南传至，其文驱迈伉爽，读之令人按剑。或言工部手笔素尚雅澹，此或为同志代作。要之，檄移之体，欲使妇孺咸知，非此固不足感动也。今将其文登录如左。[74]
在《康氏复书》的识语中，章太炎曾赞誉康有为“自述怀抱，卓诡切至，语不缴绕，而入人肝脾，志士诵之，靡不按剑”。[75]《奉诏求救文》之按语同样表彰康文“读之令人按剑”。两文所叙感受及用语雷同。而《答学究》为康氏辩白，谓：“非有驰檄，则气何自作？愤何自发？”《奉诏求救文》的按语则说：“檄移之体，欲使妇孺咸知，非此固不足感动也。”两者又是互相映照和贯通的。《奉诏求救文》之按语为章太炎手笔，断无可疑。
1899年2月17、18、19日，《台湾日日新报》又登载了推衍康有为檄文的《镜湖传檄》，文前编者按：
镜湖传檄，词义近俚，盖推衍工部移文而为之者，然上说下教，号召忠义，不得不为此格，里闾市井之间，岂无乃心王室者，读此当不胜漆室之愤矣。[76]
而此前一天（2月16日），章太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称：“对山移檄数四……近复有镜湖同人移檄自日本来，想孙实甫为之耶？”[77]事实显然是，章氏得《镜湖传檄》一稿，很快将其编发，按语也是章氏所加。其中“上说下教，号召忠义，……读此当不胜漆室之愤矣”，与《答学究》“非有驰檄，则……愤何自发？四邻何自动”亦相通。
1899年2月25、26日，《台湾日日新报》连载了远游斋主人《拟致湖广总督张公书》，信前按语为：
顷得访友传来远游斋主人一稿，其文洋洋洒洒二千余言，皆责张公以瞻徇利害，不偕烈士以殉名，亦可谓竭尽忠告矣。究诸人事是非，没世后决有定论，兹姑将原稿照录，以公众览。[78]
1899年2月1日《清议报》第五册曾载远游斋主人《拟致湖广总督张公书》，《台湾日日新报》属于转载。笔者判断，“远游斋主人”就是梁启超。[79]梁氏听闻荣禄派心腹赴武昌游说张之洞，便撰写了此文，劝说曾襄助维新活动的张之洞谨守大义，保护皇上。章太炎自与康有为通信后，又与梁启超有诗文往来。章太炎《寄梁启超》诗及《答梁卓如书》先后刊于《台湾日日新报》。梁氏请章太炎“惠示”“新作”[80]，章太炎《祭维新六贤文》、《春风一首寄卓如》（即《寄梁启超》）又随即转发在《清议报》第七、八册上。如今《台湾日日新报》转载了梁启超《清议报》上的文章，既体现了章太炎自政变以来特别关注张之洞的一贯倾向，也是和梁氏“礼尚往来”的互相唱和。因此，该信的按语亦当是出自章太炎之手。
章太炎编发这些文章，又以按语提示或推扬文章的主旨，其核心关注在于支持康有为出逃后的行动，为康氏正名，回击学究和乡愿，与《答学究》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