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研究的范式：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与媒介文化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当我们谈论媒介的时候并不仅仅谈论的是现代传播媒介，而是包括传统语言和文字媒介在内的广泛中介，相应地在理解文化这一概念时我们也需要包含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媒介文化的范围事实上非常广泛，传统学术中的语言、文学、戏剧、美术、雕塑之类的研究也都可以被视为媒介文化研究。不过，为了论述主题和范围上的集中便利，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重点是以当代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媒介文化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当代媒介文化的研究路径与范式主要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通俗文化研究和多伦多—纽约学派的媒介环境学。受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影响，我国的媒介文化研究也存在着相应的三条主要途径和研究范式，即大众文化研究范式（Mass Culture）、通俗文化研究范式（Popular Culture）和媒介环境（Media Ecology）范式。
在这三种研究取向中，大众文化范式和通俗文化范式都可以被放置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谱系系统之中来加以把握，因此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差别反映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发生的演化。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的中国媒介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性意义，但由于我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环境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因此我们一方面应该重视这些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但另一方面又不能过于局限于这些范式的视角看待中国自身的文化现实。而源自北美的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文化范式对于我们看待中国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这一学派的观点也应当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此外，在这三种范式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研究范式，如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以及至今尚未进入媒介研究视野的大量传统媒介文化研究。由于这些研究路径与范式在当前的媒介文化研究领域中所产生的影响较为有限，因此我们并没有将其作为关注的重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多样化的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媒介文化现象完全没有启发，相反在本书的写作中，传统的媒介文化现象是作为理解当代媒介文化的参照系而存在的，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如何在接受、消化西方学术资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学术传统和现实问题，探索出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媒介文化研究路径与范式则是一个需要不断尝试和努力的工作。
（一）从大众文化到通俗文化：寻求文化政治的希望
在我国的学术著作翻译和研究中，尽管“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并不是新鲜的理论问题，很多著作也都对此加以特别说明，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沿用“大众文化”的提法似乎成了惯性，研究者不仅在著述中将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相等同，而且将英美著作中的Popular Culture一律译为“大众文化”。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在国内学者的论述中存在着一身兼两职的角色，即不论是“Mass Culture”还是“Popular Culture”都视为“大众文化”，却无视此“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与彼“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在词义内涵上的极大的不同。如果使用“大众文化”同时指称Mass Culture与Popular Culture，则不仅模糊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之间的内涵差别，也模糊了文化研究在最近几十年时间中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事实上，从“大众文化”到“通俗文化”的转变可以说浓缩了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到当代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发展的基本学术历程，这两个不同的词语所表征的是文化研究史上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
（1）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与文化工业研究
“大众文化”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众社会”理论密切相关，这种理论将在工业社会中从事流水线作业的人群视为没有个性特点、容易受到暗示和操纵、缺乏理性思考能力的乌合之众。在“大众社会”理论中，个人的力量和要求都是微不足道的，文化的生产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大众需要而不是个人的个性化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大众文化”成了文化工业的必然诉求。
大众社会理论的兴起与当时新兴的媒介文化现象有密切的关系。19世纪上半叶，英美等国廉价报纸的兴起对于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美国，当大众化的报纸兴起之后，它先后经历了政治和商业的腐蚀，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报刊业先后经历了“政党报纸”时代和“黄色新闻”时代，报纸成为政客们进行政治投机或者商人们搜刮钱财的工具。政治和商业腐蚀的结果是：报纸这一新兴的大众传媒成为一个让人恐惧的怪兽，在提供有限的信息和娱乐之外，它的主要的影响似乎是腐蚀、破坏我们传统的有机社会共同体。于是，对于那个时代的有远见卓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来说，批判大众媒介及其文化，保卫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成为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是美国的杜威、帕克还是英国的马修·阿诺德、利维斯夫妇，都对大众社会中的大众传媒及其文化表示了深切的忧虑。不过，相比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杜威等人的批评和忧虑多少有点“妇人之仁”的味道，美国人对大众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但是他们大多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总是希望通过教育和社会进步改良的方式使大众文化趋利避害。
理解大众社会与大众文化概念的基础是“大众”，麦奎尔在《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中对于“大众”概念作了辩证的分析。他指出：“早期的大众一词带有负面意涵，指平常人或普通群众，他们通常被认为未受教育、无知并且有可能是不理智、不驯服甚至是凶暴的（如当大众变成一群暴民时）”。尽管稍后“大众”的概念也会因为政治视角不同而具有正面的意义（如在社会主义传统中，大众代表一般劳工为了集体的目标或是反抗压迫而组织起来所产生的力量与凝聚力。），但“大众”一词在西方语境（欧洲）中的“主导倾向一直是对大众现象的否定，即使他们对现有社会秩序不构成任何威胁。主流西方社会与文化价值取向是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对集体的行动存在偏见。撇开它政治上的意义不谈，当指涉特定人群时，‘大众’一词也具有贬义。它代表了一种无组织性、缺乏个人色彩的个体集合。一个标准的字典释义将它界定为‘个人在其中丧失了个性的集合体’（简明牛津英语字典）。这接近于早期社会学家赋予媒介受众的意义。正是大量的表面上没有区别的大众媒介的受众为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最清楚的例证。”[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大众”一词并不因为它具有明显的负面内涵而招致弃用。这可能与美国的商业主义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关。美国历史上并没有出现精英、贵族阶层统治普通民众的历史，“大众”一词在美国仅表示数量上的含义，而没有明显的阶级内涵，这一点与欧洲的情况较为不同。尽管杜威、帕克等美国思想家曾经对于大众社会及其文化现象深表忧虑，不过，它们并没有将这些问题引向马克思式的思考，而是主张以乐观的改良主义加以解决，并且在他们看来，大众社会及其文化其实也就是普通人的文化，是适应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美国并没有需要被革命的对象，他们总是致力于不断完善而非彻底颠覆现存的社会模式，因此，美国人的思路总是改良性的而非革命性的。）。
与美国知识分子不同，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最犀利的批判精神，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知识精英对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及其文化——大众文化进行了近乎彻底而全面的否定，揭示了其政治上、经济上的欺骗性。从总体上讲，法兰克福学派主张资本主义“大众文化”是文化工业的产物，这种文化是一种抹杀艺术个性的、由上而下强加给民众的、用虚假的快乐麻痹人民的文化，是统治阶级借以复制现存的社会利益结构和权力体系的工具。
确实，联系前述20世纪前后一段时间，现代传媒业的格局及其对于传统社会与文化所产生的冲击，我们不难理解“大众媒体”兴起的时代，批评家对这种取消个性的大众文化所作的近乎偏执的批评。想想看，在电视、广播、报纸这样一些典型的大众传媒机构的单向信息输出模式下，普通民众的媒介参与权几乎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奢望。我们对媒介机构的信息传播最现实的反馈就是喜欢或不喜欢。普通民众没有媒介的使用权，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地接受媒介机构强加给我们的信息（除非不接触媒介），而不是参与到媒介文化的生产中。对于处于市场竞争下的媒介机构来说，受众就是市场，就是利润所在。争取受众的最好办法就是提供受众喜欢的产品，然而，单向信息流动的传播模式使得媒介机构不可能为每一位受众量身定做他所喜欢的节目，因此只能将大量的受众的丰富个性抹杀掉，而将工作重点转向他们的共同兴趣。这种对受众兴趣的猜想最终会落实到诸如反常、暴力、色情、浪漫等几种人类天性中的脆弱关节点上。由此，技术上的限制使得媒介信息只能以单向流动的方式进行，“大众”无法在媒介活动中发挥其主动性，更谈不上对这些媒介信息进行抵抗；另一方面，统治阶层意识到了媒介技术的这种特点非常有利于通过文化工业对“大众”意识进行操纵，也就是说，在“大众”没有反馈渠道进行有效抵制的前提下，通过满足“大众”的普遍的趣味，一点点地将他们的反抗意识消磨掉。而隐含在大众文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则自然而然地通过那些声色犬马的文化商品消费行为占领“大众”的精神世界。这样“大众文化”实际上也就成了统治阶级复制其意识形态的工具，成为统治阶级生产现存的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历史地看，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显然是切中时弊的。
（2）通俗文化与微观政治
后世的许多理论家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性批判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没有看到“大众文化”中所蕴藏的丰富内涵，也没有看到“大众”内部的复杂性，大众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着丰富的差异性；他们也并不总是让人牵着鼻子走，或者任由掌权者和媒体摆弄的“羔羊”。事实上，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理解和利用媒介信息，他们可以是积极主动的。不仅如此，他们也会使用一系列的方法或者措施巧妙地对掌权者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传达的意识形态进行有效的抵制和反抗。由此，文化研究学者们发现，过去理论界对于“大众”的理解和解释存在着缺陷，早期理论家并没有考虑到受众理解文化时在意义生产机制上存在着复杂的情况，由此，“大众社会”理论在此时也逐渐被抛弃了。
在文化和传播研究的领域，“观众”（阅听人）逐渐取代了“大众”（受众），“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逐渐取代了“大众文化”（mass culture）而成为新的研究视角。麦奎尔观察到这些新的变化，他指出，“大众文化一般带有贬义，主要是因为它和假定中‘无涵化的’、没有个性的或者下层的受众的文化偏好有所关联的缘故。现在大众文化这个术语已经过时了，部分原因是因为阶级的差异已不再那么明显，而且也不能划分所谓的少数受过教育的专业阶层和大多数贫穷/缺乏教育的劳工阶层了。这是因为‘文化品位’的层次不再得到广泛地公认或者接受的缘故。即使在这个观念流行时，大众文化纯粹是属于‘下层’的观念也不容易获得证实，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几乎每一个人的正常的文化经验。现在人们一般比较偏爱用‘通俗文化’这个词汇，因为它仅仅代表了许多甚至是多数人的爱好。”[2]
那么，什么是“通俗文化”呢？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相比，又隐含或预示着什么样的知识范型和特殊内涵呢？
顾名思义，通俗文化就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普通人的文化。通俗文化的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精英与大众、高雅与庸俗等带有明显二元对立价值判断的争论。通俗作为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汇，它强调的是文化的“亲和力”，强调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民间色彩。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用语的话，它和“大众文化”的评价功能正好相反。后者所代表的是一种否定的态度，也即对于这种文化形式的完全否定或者批判；而前者代表的是一种肯定的态度，这种肯定的态度并不是赞扬、拥护或者维护的意思，而是说没有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上的贬低和排斥。这种理论认为，通俗文化就是人们当下日常生活所经验的文化，其内部存在着复杂性，需要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才能对其政治意义进行判断。
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中认为通俗文化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许多人都喜欢的文化”；二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化”；三是“有意迎合民众口味的文化”；四是“民众自己创造的文化”。[3]从这些有关通俗文化的含义看，通俗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从普通民众那里生产出来，供普通人使用、娱乐和消费的文化形式，是广受大多数人喜爱的和接受的文化。在做出这种理解之后，我们还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通俗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它既直接产生于文化生产者的日常生活实践和文化环境，又广泛摄取其他文化领域中能够为我所用的文化元素。通常情况下，通俗文化是最为适用和最实用的文化，它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相伴随。有的学者认为，通俗文化的产生受到了商业的影响，或者说是在受到外部文化影响的情况下产生的，并因此否定它产生于普通民众之中，这些观点是值得重视的。通俗文化研究者之间的意见往往会有很大的差别，有的主张继承源于马克思主义并由法兰克福加以发展的文化批判精神，有的主张乐观地看待通俗文化，认为通俗文化中蕴藏了很多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东西，通俗文化也是民众的福祉所在。但是，不管是执批判的还是非批判的意见，学者们都主张通俗文化不具有“大众文化”那样的整体性，不能用整体的视角处理文化，而应该借鉴、发展一些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技巧，深入到通俗文化的文本内部或者深入到通俗文化的社会历史结构中去研究通俗文化，解释其现实的意义。
其次，通俗文化虽说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但它与民间文化又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民间文化具有较强烈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带有朴素的原生态的乡土气息，在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关系的密切性和实用性方面，它比通俗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它在被认同和受欢迎的范围方面不及通俗文化广泛。此外，民间文化一般与文化市场没有直接的联系。通俗文化则不然，通俗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它力图摆脱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力争成为受到尽可能多的人群的喜爱的文化形式。通俗文化的来源一般不会局限于一个民间文化体系，它往往会融汇多个民间文化体系甚至精英文化系统的文化元素，将所有这些文化形式加以利用，最终形成受到尽可能多的人喜好的文化形式。在这种“融汇”“挪借”“拼贴”过程中，民间文化、精英文化中的排他性因素受到改造，而这些文化中的普适性、流行性因素得到了增强，并最终形成受到多数人喜欢的、广泛流行的文化形式。正是因为通俗文化具有这种普适性的倾向，它成为文化市场和商业经济的组成部分。如果一种文化能够具有广大的接受人群，那就意味着这一文化形式中潜藏着巨大的商业利润，因此，市场因素常常会介入到文化的领域中来，通过经济手段改造文化，最大限度地迎合一般民众的口味，以获取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通俗文化有时会滑向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泥沼之中。
（3）大众文化范式与通俗文化范式的关系
上面的论述表明：大众文化研究范式与通俗文化研究范式是不同的两种研究范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种范式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上，文化研究的通俗文化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并吸收了大众文化研究范式的某些遗产。文化研究中的很多学者主张在研究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这与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有一定的关系。虽然大众文化范式和通俗文化范式之间具有极大的差异性，但是我们似乎也能够看到，在批判性精神上，两者都体现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有很多学者指出，大众文化或曰文化工业的研究范式已经过时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应该有所甄别。大众文化范式隐含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今天依然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对大众文化究竟应该执批判态度还是欢呼的态度？英国学者麦克盖根指出：在通俗文化的研究范式中，一些学者看到了其存在的抵抗空间和自主空间，并因此而为通俗文化大唱赞歌。这种研究逐渐褪去了批判的色彩，滑向了民粹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通俗文化研究中存在着这样的倾向性，因此，对于一些左派人士来说，保持批判理论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思维也是相当有必要的，尽管他们的文化批判不会再将文化视为单一整体，同时在分析与批判的技术层面上具有更有效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国研究者来说，大众文化研究范式仍然具有其相当的继承者，这主要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法兰克福学派对于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较早地进入了中国并为中国学者所接受，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几乎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范式主导的，当时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尚未有系统地进入中国学术界并引起中国学者重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实际运用上会有一些便利性，因为这种批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大众文化视为一个单一整体，并从整体的视角对它进行批判研究，而批判的主要工具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还原理论。其基本的结论大同小异（也有一些例外，如本雅明和洛文塔尔等人的观点），就媒介文化来说，不管批判的过程如何，最终的结论几乎都是将大众文化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收编，还原为统治阶级用以复制现存秩序的工具；或者就是以艺术审美的标准指出这种文化的粗俗性、反文明性、反艺术性。这种处理文化的方式要比通俗文化研究简单得多，通俗文化研究的研究重点并不是给文化贴上意识形态标签，而是深入文化内部，探讨文化领域中的各种意义和意识形态的矛盾纠葛，即它们的收编、抵抗、商谈、斗争等关系。而这种文化分析所使用的理论资源相当地复杂，几乎涉及当代社会理论和批评理论中的各种理论资源，举凡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理论、批判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巴赫金（弗罗希洛夫）、阿尔都塞、葛兰西和墨菲等人的意识形态理论……都是（通俗）文化研究的主要的理论资源。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掌握这些理论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一些不愿下苦功夫深入研究这些理论的学者来说，遵循便利性原则，使用简单化了的理论来支撑自己的文化批评不失为一种既省事又出彩的事情。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范式虽然已经过了它的鼎盛期，但在中国学术界还是具有一定的普及性。第二，不可否认，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保持着精英的文化价值观，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审视通俗文化，容易在精英的“我”和通俗的“它”之间划定一个界限。对于精英文化的捍卫者来说，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也没有加以区别的必要性。它们都是那种声色犬马、时尚粗浅的文化，并不体现人类文明智慧发展的成果，也不是文化发展历史过程中经过层层选择之后遗留下来的精华。这些文化并不体现人类永恒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原则，相反，它们往往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们所体现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审美趣味都与精英文化这一优越的文化形式相左。更重要的是，它们以迎合世俗的形式占据着人心，精英文化在与其争夺领地的时候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通常情况下，精英文化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了通俗文化的排挤，通俗文化的兴盛往往表明精英文化的衰落，伴随这种衰落，社会及其文化价值准则会走向堕落，社会也会由有序走向无序和混乱。保卫精英文化是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有别）的一种天然职责，因此，传统知识分子一般都会有保卫精英文化、维护人类普世价值的倾向。因此，保持对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警惕和批判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只是因为不喜欢通俗文化就全面否定和取消对这些文化进行严肃讨论和分析，否定从政治、社会而非道德、美学的视角对其加以研究的必要性就不可取了。西方学者的观点也许是对的：我们既然希望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社会变得更加人性，那么就有必要通过知识的介入影响人类政治、经济、美学等方面的实践，为此，我们除了发展超越于功利与现实的艺术与美学研究之外，还应该关注人们的日常的生活。因为任何的社会改革实践都离不开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了解人们活生生的文化也是进行社会改造的重要一环。并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潜藏着人类解放的动力和种子，从日常文化开始，也许我们知识介入和干预实践的行动会变得更加有效。
（二）媒介文化：一种新的综合视角
前面已经谈到研究媒介文化的两种途径和范式，但是媒介文化研究并非只有这两条研究途径，它还有相当多样的研究途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文化研究只是与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有共同的交集，但也并不能完全取代。媒介文化将重点放在了“媒介”和“文化”的关系上面，比较突出媒介这一载体形式对于文化的影响。这与文化研究将文化本身视为研究核心还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研究并不突出媒介的地位，尽管它也承认媒体文化确实越来越成为我们当代社会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文化形式。对于文化研究来说，它将自己的经纬线设定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争夺问题上，以此来搭建自己的框架结构。批判理论和文化研究都具有这样的特点，比如它们都可以被视为借助于文化中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而进行的政治实践，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诉求。但是媒介文化却并不一定就必然是以权力和意识形态分析为经纬的，也并不一定关注政治实践，比如，媒介的技术形态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或者媒介技术形式与人的文化感觉变化问题，这些并不是批判理论或者文化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但他们却是这个媒体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另外，英国文化研究的研究思路与媒介（传播）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是矛盾。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不属于英国文化研究的范畴，但是，媒介政治经济学也阐发了很多媒介理论，也是媒介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我们也许应该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媒介文化研究所要研究的是与媒介（包括传播）相关的文化现象，这个概念本身并不含有特定的政治哲学意味或者方法论意义，这是个更加中性的概念，甚至具有一定的技术（媒介和传播技术）的倾向。由于这个原因，那些林林总总的具有特殊理论价值倾向或者社会、技术倾向的研究范式都可以被包括进来。比如社会学、社会理论中的媒介文化研究、媒介生态学范式的媒介文化研究、实用主义的传播（媒介）文化研究，甚至我们都可以将中国式的媒介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加以考察。
这样，“媒介文化研究”这个中性概念就仿佛成了真正开放性的学术领域，它的宽口径为容纳多元的研究途径提供了可能，这也保证了该学术领域能够紧跟时代、与时俱进。不过这样包罗万象的框架也有它的缺点，这个缺点就是它只能是一个泛泛而谈的名词（通名），没有特殊的价值或者理论的内涵（专名），不像“批判理论”或“英国文化研究”这样的词语，具有较为特殊、确定的内涵。然而，我倒觉得这种遗憾虽然不可避免，但也不应该过于求全责备，因为不同性质的学术语汇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指称功能，比如，“批判理论”或者“英国文化研究”具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内涵（它们可以指称一种研究范型及其理论），但是它们却不能用来指称多种研究范式或理论范型。“批判理论”是一个专有名词，显然它的指称范围不包括“传媒政治经济学”（专有名词），也不涵盖“媒介环境论”（专有名词）等。因此，如果要指称多种研究范型及理论范式共同构成的学术领域的话，那么使用包容性的、理论内涵较为模糊的、执行通名功能的名词是必要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一个概念的使用时间的增加，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会出现分化和特殊化，其结果往往是通名会变成专名。因此，媒介文化这一通名很可能在使用过程中被赋予特殊的内涵，如用它来指称“批判的”或是“技术的”媒介文化研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意味着将包容了多种异质理论范式的零散的学术领域进行新的基础（如某种哲学或方法）上的再整合化和统一化。一个学术领域经常包含着统一与离散这两种方向相反的运动和力量，因此，“媒体文化”也会在统一或离散两个不同的层面得到理解和使用，这都是很合理、很自然的事情。正如前面所说，作为一个相对较为新颖的词汇，“媒介文化”这一术语的使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现存的词语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使用要求，无论“大众文化”还是“通俗文化”还是其他什么别的范式。一方面，它们都会将传播和媒介作为社会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另一方面，它们都从自己的理论立场来研究传播媒介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它们的视角是特殊的，也是有限的。而要理解人类媒介文化，我们需要更加多元的途径，或许我们会喜欢、赞同一种理论观点，或者形成自己的特定理论观点。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应该将我们喜欢或者赞同的，或者是我们自己洞察出的理论观点视为包治百病的万能理论。我们必须清楚这些我们喜欢或自己创造的理论，也只不过是对我们的历史的，或思想的局限性（它是由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结构和历史结构所造成的），以及我们个体经验的特殊性的另一种形式的反映。人不是上帝，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终极的答案或者标准，我们不能指望自己成为黑格尔那样的偏执狂，尽管他的那些真知灼见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天才创造，也是历史岁月中遗留下来的无价珍宝，但是我们决不能像他那样偏执地认为人类只需要一种珍宝，或者说世界上只有一种唯一的珍宝。我们不能像他那样将世界的多元性质抹杀掉，把一个丰富多彩的、充满了大量未知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世界解释成单调、乏味的、前途一览无余的、理性的一元世界。“媒介文化”这一术语最大的好处可能就在于它没有特别的意识形态上的内涵或者价值上的倾向性，“说明媒体已经拓殖了文化，表明媒体是文化的发行和散播的基本载体……证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由媒体主宰了休闲和文化的世界里。因而，媒体文化是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的主导形式与场所”。[4]
[1]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2] 〔英〕丹尼斯·麦奎尔：《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3] 〔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4]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