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郑正秋的《姊妹花》

郑正秋导演、编剧，董克毅摄影。胡蝶饰大宝、二宝，宣景琳饰赵大妈，郑小秋饰桃哥，谭志远饰赵大。明星影片公司1933年出品。

郑正秋和张石川同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与奠基者，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的代表。《姊妹花》是郑正秋后期摄制的优秀作品，也可体现第一代导演跨越时代的艺术转向。

郑正秋（1888—1935），原名郑芳泽，号伯常，笔名药风，广东潮州人。从小随家人迁居上海。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全靠自己不断苦学而成才。“在清朝末叶，他因看到清廷的腐败，民生的困苦，就和当时的许多进步人物与革命分子结识，并先后用‘丽丽所剧评’，在《民呼》《民吁》《民立》《民言》等刊物发表评论戏剧的文章”^[1]，成为一个奋起反抗社会黑暗、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艺术家。

正因为如此，1913年张石川邀请郑正秋组建新民公司与美商合作拍片，郑正秋编剧并参与导演的《难夫难妻》就体现出严肃的创作态度；而当1922年张石川再次邀请他共同创办明星影片公司时，他更是明确提出：影片摄制应“以正剧为宜，盖破题儿第一遭事，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2]。有“正当之主义”，就成为郑正秋电影在早期影坛的突出标志。他的主要作品，如《孤儿救祖记》（1923）、《玉梨魂》《好哥哥》《苦儿弱女》（1924）、《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盲孤女》（1925）等编剧和《小情人》（1926）、《二八佳人》（1927）、《战地小同胞》（1929）、《姊妹花》（1933）等编导，都可见其创作的鲜明特点。

郑正秋强调“正当之主义”，如《孤儿救祖记》张扬的教孝、劝学、扬善、惩恶，《玉梨魂》抨击寡妇守节的封建礼教，《最后之良心》批判童养媳、招女婿、抱牌位成亲等旧婚姻习俗的罪恶，《上海一妇人》揭示娼妓问题的社会根源，《盲孤女》描写女工的非人生活，《小情人》谴责歧视“拖油瓶”的不良风气，等等，都是针对现实弊端有感而发的。当然郑正秋的“正当之主义”有其局限性，最突出的，是改良主义使其教化社会的主张未能贯彻到底，影响了作品现实描写的深度。

进入1930年代，在左翼电影潮推动下，郑正秋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对于电影，从早先“教化社会”的模糊看法，提高到“电影负着时代前驱的责任”的认识，认为电影承担着“反帝”“反资”“反封建”的历史使命。^[3]根据自己的话剧剧本《贵人与犯人》改编的《姊妹花》，就是郑正秋在经过1920年代末编写《火烧红莲寺》（第一集）、《大侠复仇记》等武侠神怪片曲折之后，受到时代大潮影响，体现其电影艺术努力前进的代表性作品。

《姊妹花》中的大宝、二宝是孪生姊妹，只因二宝从小跟随私贩洋枪的父亲去外地而分离。后来二宝被父亲嫁给军阀钱督办做七姨太，跟着母亲的大宝在家乡和老实忠厚的农民桃哥结婚。战乱使农村破产，大宝一家逃到上海谋生。大宝为减轻桃哥负担而去钱公馆做奶妈。此时大宝和二宝，本是亲姊妹却成主和仆，本是同胞生却互不相识。大宝为救做工受伤的丈夫，求二宝预付工钱，二宝不给还打她耳光。走投无路的大宝偷拿小少爷身上的金锁片，惊惶中碰倒花瓶砸死了正巧撞见的钱府小姐，而以杀人罪被捕。母亲来探监，发现审讯大宝的军法处长竟是多年杳无音信的丈夫，一家骨肉才又相聚。

影片以大宝、二宝姊妹俩的不同遭遇，揭示了中国妇女千百年来都难以摆脱的要么做牛做马艰难生存、要么嫁给阔人充当玩物的悲惨命运，也展现了骄奢淫逸的社会上层和饥寒交迫的底层民众的对立生活图景，从一个家庭的视角反映了时代人生。很明显，这种较为宽广的社会视野和朦胧的阶级意识是郑正秋以前影片中所没有的。郑正秋以前影片中那些遭蹂躏、受压迫的女性形象大都懦弱温顺，《姊妹花》中的大宝和赵大妈却不同。她们依然遭受欺压，尽管拼命劳作，饥寒、贫病仍时时威胁着她们的生命，还经常受到有钱人的侮辱，但她们已不再是那种可怜见的懦弱女性。赵大想用钱打发妻子回家乡去，可赵大妈看透他的心思，一心要救大宝，否则就和他没个完；大宝并没有为找到有钱有势的父亲和妹妹而高兴，她“倒要跟这位爸爸算算丢掉我们娘俩的这笔账”，美酒佳肴也不能消除她对“主人”二宝的愤恨不满。这些，都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善良、勤劳、刚强等特征，表现出郑正秋在时代浪潮冲击下，其创作思想从“为弱者鸣不平”到“替穷人叫屈”的发展变化。^[4]不过，影片最后二宝在亲情感化下天良发现，带着大宝和母亲去找钱督办理论。这个家庭伦理“大团圆”，仍然可见郑正秋改良主义的思想局限，使影片结尾难免平庸无力。

1934年2月14日《申报》登载《姊妹花》放映广告：“故事，有柳暗花明之妙！情感，有翻江决澜之势！对白，有隽永醇浓之味！表演，有出神入化之感！”除去难以避免的广告宣传味，这段话大致点出这部当年创造中国电影上座率新高的影片其感染力所在。

所谓“情感，有翻江决澜之势”，是指郑正秋擅长以家庭伦理片的悲欢离合，描写主人公的悲惨遭遇而引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故事，有柳暗花明之妙”，则是褒扬郑正秋编撰剧情的高超本领。这是与他熟悉和重视观众心理分不开的。“缘观众心理，欢迎火爆，不喜冷隽，于是作剧者，亦偏重剧烈之事实。……善者极善，恶者极恶，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又为千篇一律之剧规。盖不如是，即不能使观众大快人心，不如是即不合观众眼光也。”^[5]郑正秋的影片因而有很多惯用手法，如离奇曲折的情节，善恶对比的铺叙，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戏剧性强烈。《姊妹花》如同《孤儿救祖记》，都是用两条剧情线索和两种人生命运的交叉叙述进行善恶对比，重要场面更是浓墨重彩地予以渲染。于是，一家父母姊妹夫妻，化为两个不同阶层的社会人生。姐姐和母亲善良勤劳却惨遭欺辱苦不堪言，妹妹和父亲走向堕落却骄奢淫逸飞扬跋扈。姐姐给妹妹帮佣并遭妹妹耳光毒打，妻子哀求丈夫救救女儿而被丈夫无情拒绝。这些题材内容是当时以家庭妇女为主的观众所喜欢的，而以离奇曲折的情节、善恶对比的铺叙去渲染人物命运具有强烈戏剧性的悲欢离合的煽情叙事，又确实能抓住观众的同情心，在他们心中掀起阵阵情感波澜。

《姊妹花》的导演处理平铺直叙，通俗易懂。郑正秋的影片重“主义”亦重“戏”，强调要“把每一本戏的主义，插在大部分情节里面，使得观众在娱乐当中，得到很深刻的暗示”^[6]。这就是他常说的“在营业主义上加一点良心”^[7]。在“戏”这一方面，郑正秋和张石川相似，有头有尾地讲述故事，环环相扣地展示剧情，是典型的注重戏的“影戏”电影。这里有郑正秋长期从事舞台演出和该片改编自舞台剧等因素，也与他对观众的熟悉有关。在前引《我所希望于观众者》一文中，郑正秋指出：“今之大多数观众，因中外习惯之不同，故于剧中雅有含蓄之深刻处，即不耐寻思，而欢迎一见即知、不厌求详之作。即事事须交代明白，一切作为，宁过而不可不及也。”这使他注重故事的讲述而对电影手法不大讲究，画面大都以中近景镜头为主，影像叙事是依照剧情线索讲故事，镜头选择突出情节人物，表演、台词、布景及用光等舞台感明显。当然，影片中也有闪回镜头、特写镜头等手法的较好运用。片中多次使用特写镜头，尤其是大宝偷小少爷身上的金锁时，表现其内心恐惧、矛盾、痛苦、挣扎情感的长时间面部大特写镜头，探索用电影语言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富有表现力。

此片大获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明星效应。影片“有许多地方是以悲剧的方法深深地感动了观众，然而与其说是蒙太奇的成功，毋宁说是胡蝶表演的动人”^[8]。胡蝶（1908—1989），原名胡瑞华，祖籍广东鹤山，生于上海。在中华电影学校学习后，1925年进入电影界，先后在“大中华”公司的《战功》、“友联”公司的《秋扇怨》、“天一”公司的《孟姜女》和《白蛇传》等片中饰演角色。1928年参加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火烧红莲寺》（1928—1931）、《歌女红牡丹》（1931）、《啼笑因缘》（1932）、《姊妹花》（1933）、《女儿经》（1934）、《劫后桃花》（1935）等影片，成为早期影坛最出色的女明星之一。抗战爆发后去香港，在《某夫人》（1947）、《明月几时圆》（1966）等影片中饰演主要角色。《姊妹花》是其代表作，胡蝶一人兼饰不同社会阶层、性格特点和人生命运的孪生姊妹两个角色，性格把握准确，表演真实感人。此外，董克毅运用“分身术”即遮片特技摄影而使胡蝶饰演的大宝、二宝在同一画面中出现，以及有声技术成熟而使银幕表演声情并茂等，也为影片增色不少。

作为中国电影的拓荒者和奠基者，郑正秋也曾把他的电影艺术生涯比作是“从暗弄堂里暗中摸索”^[9]。既然是摸索，就会有成功也有失败，有突破也有妥协，有优长也有不足。但正如夏衍所指出的：“引进一种崭新的外国艺术，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先驱者们走过来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从引进、模仿、尝试到创新，正秋先生对新生的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铭记的。”^[10]虽然郑正秋影片的思想意识和艺术表现都带有过渡性质，但他以“有正当之主义”的电影观念、家庭伦理剧的影片类型和戏剧式呈现的影像形态为中国电影奠基，并对蔡楚生、谢晋等后来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周剑云语，转引自程步高：《影坛忆旧》，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

[2] 郑正秋：《明星未来之长片正剧》, 《晨星》1922年创刊号。

[3] 郑正秋：《如何走上前进之路》, 《明星月报》第1卷第1期，1933年5月。

[4] 郑正秋：《〈姊妹花〉的自我批判》, 《社会月报》创刊号，1934年6月。

[5] 郑正秋：《我所希望于观众者》, 《明星特刊》第3期（《上海一妇人》号）,1925年7月。

[6] 郑正秋：《解释〈最后之良心〉的三件事》, 《明星特刊》第2期（《小朋友》号）,1925年6月。

[7] 郑正秋：《中国影戏的取材问题》, 《明星特刊》第2期（《小朋友》号）,1925年6月。

[8] 亚夫：《姊妹花（评一）》,1934年2月24日《晨报》。

[9] 郑正秋：《自我导演以来》, 《明星》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1期。

[10] 夏衍：《纪念郑正秋先生》,1989年2月4日《文汇电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