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国史学的顺利时期

看到上面所讲民国初期的史学界情形，对于扩大史料的领域，和以科学方法整理史料诸点，可以说都已在着手进行。当然，那是在草创之初，所以发掘等工作还是由外国学者来做的比较多些。后来傅斯年先生于民国十六年秋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及十七年十月成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他在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和他所写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报告书，以及他在《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所登载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等文中，看他所提出的一切，正是当时别人也已经在提倡，甚至已经在工作的事。

至于他在报告书中，说得较高较大的几点，在史语所成立二十八年后的今日，依然没有实现。譬如他说：“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之企业”“发达历史、语言两科之目录学及文籍检字学”，都连影子也没有。但是却有人说：“原来预定的计划都一一付诸实现了！”

从民国十七年（1928年）到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这是民国以来，社会比较安宁的一个时期，学术界也能安心工作，天文、地理、地质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方面都有显著的进展，不仅史学为然。这时期最初几年，在各地发掘调查时，也曾遇有几次阻挠或被盗的事，不过为时很短。后来又遇到九一八和一二八诸役，但比较起来，还是安定的。

这时期一开始，中央研究院即在殷墟发掘，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六月十九日，即卢沟桥事变前十八天，共发掘十五次；河南博物馆亦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和民国十九年（1930年）发掘二次。报告文见《安阳发掘报告》第一册至第三册及《田野考古报告》第一集中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大龟四版考释》、《获白鳞解》、《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等篇，郭沫若有《卜辞通纂》和《卜辞通纂别录一》，关伯益编有《殷墟文字存真》，孙海波有《甲骨文录》。

在世界人类史和中国民族史中辟一新纪元的“秦人属北京种”（Sinanthropus pekinensis）的发现，也是民国十八年（1929年）十二月二日下午四点钟的事。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止，共发现牙齿一百四十七枚、头骨十四件、大腿骨七件、上膀骨两件、腕骨一件、破锁骨一件，同时即由外国学者步日耶神甫（P．Breuil）、德日进神甫、魏敦瑞教授（Prof.Weidenrich）、步达生博士（Dr.Black）在中国专家协助下完成研究。

民国十九年（1930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梁思永等，在山东历城县城子崖发掘二次，后来被定名为龙山期的黑陶文化，即在那里发现。见李济、吴金鼎所编《城子崖》。

民国十九年（1930年），梁思永在昂昂溪发掘史前遗址，并在热河林西、赤峰等处调查新石器遗址。卫聚贤等发掘南京近郊六朝陵墓。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郭宝钧、马元材等在浚县辛村发掘二次，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亦发掘二次。民国二十年（1931年），吴金鼎赴胶东潍县的庙埠、驿埠等处，查得周秦遗址。民国二十年（1931年）石璋如等在河南辉县、获嘉调查墓地，并得彩陶遗址，以及汲县的汉代遗存；又在浚县辛村之东至大赉店的淇水沿岸，查获彩陶遗址等。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潘慤在滕县下黄沟村调查宋墓。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梁思永、马元材、石璋如等调查洹水上游史前遗址。李景聃等调查安徽寿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十二处。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杭州附近古荡及良渚镇由施昕更发掘，获得黑陶等遗址。

自民国十二年（1923年）河南新郑有铜器出土后，至民国十八年（1929年）冬关伯益即编成《新郑古器图录》，后又编《郑冢古器图考》；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孙海波更编成《新郑彝器》，较关书为精。

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秋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冬，洛阳金村有古墓六处被盗，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又有二墓被盗，五六百件周威烈王时代的韩器因而出土。怀履光主教（Bishop W.White）著有《古洛阳冢墓考》（Tombs of old Loyang）。我国向达、徐中舒、郭沫若、唐兰、刘节、吴其昌、温廷敬均有文发表，见《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六期、六卷一期、七卷一期、中山大学研究所《史学专刊》一卷一期及各专著。日人梅原末治著有《洛阳金村古墓聚英》。

安徽寿县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又有第二批铜器群发现，其地似为楚幽王熊悍墓，但亦葬有楚考烈王熊元的铜器。孙壮、商承祚、刘节、胡光炜、唐兰、徐中舒、郭沫若、李景聃等均有研究论文发表。见《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四卷一期、《国风》半月刊四卷三期、六期等及专书。

研究河南安阳铜器的有罗振玉、容庚、于省吾、刘体智、商承祚等。

河南浚县出土的铜器，曾由孙海波编为《浚县铜器》一册；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中央研究院又续得若干，《田野考古报告》第一册有郭宝钧报告文。

西北科学考察团于民国十七年底中辍后，徐炳昶著《西游日记》三册；黄文弼将考古报告，分六辑刊印。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秋，黄氏又至蒙古、新疆考察，一年后回南京。其经过见所著《罗布淖尔考古专刊》。

内阁大库军机处的档案，民国十七年（1928年），又由中研院从李盛铎手中购得，成立“明清史料”编刊会，由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傅斯年、徐中舒诸先生总其事，刊行《明清史料》，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出甲编十册，同时又刊行《清代官书记台湾郑氏亡事》丛书一种。当日寇攻入长城，进逼平、津时，档案曾一度南运，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冬又迁回北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续出乙、丙二编各十册，及《内阁大库书档旧目》。罗振玉自己留存的一部分档案，后迁往旅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成立大库旧档整理处；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移送奉天图书馆，后并入沈阳博物院，旋改称东北图书馆。罗氏印行《大库史料目录》、《明季史料零拾》、《清史料零拾》、《史料丛编》、《清太祖实录稿》等。

在此时期中，萧一山、王重民从英伦不列颠博物院及剑桥摄归许多太平天国文献，刘复、程演生、俞大维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及其他海外图书馆亦抄归不少有关太平天国的材料。

故宫博物院虽从民国十四年（1925年）起，接收多处档案，但内阁大库因在东华门内，属古物陈列所管辖，不在故宫博物院范围之内，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年）才正式点查，民国二十年（1931年）开始整理其档案，刊印为《掌故丛编》十册，后易名《文献丛编》及《史料旬刊》；并编印《三藩史料》、《文字狱档》等专刊。又刊行《嘉庆及道光两朝外交史料》、《光绪及宣统两朝中日外交史料》、《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等。

著作中之可称者，如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引征甚博，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及收入其《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中之论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郑振铎《中国文学史》、钱宝琮《中国算学史》上册、萧一山《清代通史》、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于省吾《尚书新证》、《诗经新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第一册、张星烺编有《中西交通史料汇篇》、译《马哥孛罗游记》、《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西突厥史料》、《郑和下西洋考》、《交广印度两道考》等。

民国十九年（1936年）以后，顾颉刚续编《古史辨》第二册以下各册。第二册分上、中、下三编，第三、四、六册则皆分上、下编，大多为胡适、顾颉刚、钱穆、李镜池、钱玄同、容肇祖、郭沫若、俞平伯、刘大白、陈槃、罗根泽、童书业、张西堂、冯沅君、孙海波、杨向奎、刘复、魏建功、冯友兰等研讨古代“人”和“书”的问题，以及古史传说和古代史实的文字。

我国各著名学府和学术机关的定期学术刊物，亦多在这一时期创刊，只有《学衡》创刊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北大的《国学季刊》创刊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清华学报》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燕京学报》在民国十六年（1927年），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筹备期中出版，接着而起的有民国十七年（1928年）创刊的《辅仁学志》、《北平图书馆馆刊》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民国十八年（1929年）创刊的《岭南学报》和《史学年报》（燕大史学会发行）、民国十九年（1930年）创刊的武大《文哲季刊》、民国二十年（1931年）创刊的《金陵学报》、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创刊的中山大学《文史研究所月刊》、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创刊的《图书季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创刊的《文澜学报》、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创刊的《史学集刊》（北平研究院）等。全国史学界人士所精心撰著的论文，多在上列各专门刊物发表，不能悉举。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在战前所积文献资料颇多，以北平内外城全部庙宇的记录等、实地调查南北响堂寺的记录等及历次发掘斗鸡台的田野记录为多。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商务印书馆纂辑《中国文化史丛书》，惜因抗战及太平洋战争发生，未能全部出齐。

陶希圣发起食货学会，出版《食货》半月刊；顾颉刚、谭其骧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和沿革地理的两大专门刊物。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政府筹设国史馆，聘朱希祖为总干事。

在此一时期中，以唯物史观作中国社会经济史探讨，有意或无意的做了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准备的，先有李守常在《新潮杂志》和胡汉民在《建设杂志》发表的文字可为代表，胡文有《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其次则有周谷城、熊得山、吴贯因的论著，而梅思平、梁园东、朱伯康、公孙愈之文章则散见于《新生命》、《双十》、《前进》、《读者》、《先导》、《革命评论》等刊物，多作概论式介绍；又进而有郭沫若、任曙等发表稍深的研究性文字，青年中毒甚深，尤以郭沫若的影响为最大。到了这时候，社会上才有少数人起而驳斥，于是进入论战阶段，文字多散见于《现代史学》、《文化杂志》、《社会科学》、《二十世纪》、《历史科学》、《文化批判》等刊物，而《读书杂志》连出《中国社会史论战》四个特辑，尤尽推波逐流之能事。之后，郭沫若发表了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其立场始终为唯物史观。而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都披着当时最盛行的考证的外衣，利用旧籍和地下材料，为他们所信奉的主义，广事宣传，而学术界鲜能有所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