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后现代哲学的产生不仅有其信息社会的现实依据,而且也有其科学依据,在弄塌传统世界观的过程中,科学这个土拨鼠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86年,詹姆士·莱特希尔先生(后来担任国际纯力学和应用力学联合会主席)谈道,他愿代表同仁们自责,因为“三个世纪以来,一直用牛顿思想体系所主张的决定论,把受过教育的公众引入歧途,然而从1960年起,这种决定论经证明是不正确的”[33]。这一声明令大众感到无比震惊,然而一经考察20世纪的科学,便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这场挑战牛顿式的决定论的革命,早在1960年之前就开始了。
以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发表为标志,科学开始向人们提供一套新的思维观念。根据爱因斯坦,既没有绝对的运动,也没有绝对的时间和空间;1927年,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Principle of Indeterminacy)的提出,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这种思维观念的认识。海森堡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实际上是混乱的自然,同时也显示出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的有限性。海森堡指出:“我们所观察的不是自然本身。而是暴露到我们追问方法面前的自然。通过这种方式,量子力学使我们想起了古老的智慧,在存在的戏剧中,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34]海森堡的这一“不确定性原理”使构成经典力学基础的概念“被深刻地改变了”。其中客观性概念和因果概念率先受到冲击。因为在经典观点中,唯一的“客观”描述是照系统原样对系统进行完整描述,而和怎样观察它的选择无关。[35]正像W.巴瑞德指出的那样,“这项发现使物理学家的旧梦告一段落,他们原先受到纯粹性偏见的影响,认为事实必然可以完完全全地加以预测”。物理学家的这种自信人类能完全确切地把握世界的传统信念,在拉普拉斯的下面一段话中暴露无遗:设想有一个生物,他知道宇宙中每一个分子的位置与运动量,以及控制这些分子的运动规则,这种生物必能预测宇宙以后的一切状况。[36]
作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一种推广的玻尔的互补性原理,进一步冲击了这种传统的决定论的世界观,动摇了人的自信。根据玻尔的互补性原理,我们能测量坐标或变量,但不能同时测量这两者。没有一种理论语言(它把可以赋予确定值的变量清晰地表达出来)能把一个系统的物理内容表达无遗。各种可能的语言和对系统的各种可能的观点可以是互补的。它们都处理同一实在,但不能把它们还原为一种单一的描述。对同一实在的观点的不可还原的多样性意味着那种可以看到整个实在的神眼观的彻底破产。玻尔常说,量子力学的意义总使他感到眼花缭乱,而且当我们离开常识的舒适成规时,我们的确感到无所适从。在普利高津等人看来,“要从互补性原理学到的真正教训,一种也许能够转移到其他知识领域的教训,在于强调现实的丰富性,它超过了任何单一的语言,任何单一的逻辑结构。每一种语言能表达的只是实在的一部分。例如,音乐的任何一种实现,任何一种作曲风格,从巴赫到勋伯格,都没有穷尽音乐”[37]。
数学家哥德尔于1931年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则进一步推进了这一认识。按照哥德尔的定理,人类建立的每一数学体系都注定是不完全的。由于数学内部有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它将永远无法尽善尽美。在巴瑞德看来,哥德尔的发现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告诉我们数学知识永无止境,而在于它使人们意识到,就连毕达哥拉斯以降被视为知识楷模的数学都无法达到它的基石(完整无缺的体系),那么人类就更不可能在其他方面达到这一点了。而没有基石这一事实又意味着数学家永远无法证明数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回过头再来看黑格尔把现实统摄在一个全然理性的体系中的企图,我们便很容易体会到他的失败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