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道路的历史坐标 社会根基与世界价值

任平

（江苏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才能真正深刻阐明中国道路的本质性维度、出场必然性及其在人类史图景中关联性的历史地位。考察中国道路的创新，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新现代性的各种模式，必须深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写现代性的必然性，在复杂现代性语境中根据“中国新现代性”的独特坐标加以阐释；探讨中国道路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平移”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而要深度反思我国已经进入的差异性社会本身。中国道路是历史道路的继续，始终在与“半现代”陷阱作殊死博弈；中国道路绝不是世界道路的“另类”歧途，而是人类史道路的创新继续，它丰富和创新了人类现代化历史图景。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伴随着“中国奇迹”同时也伴随着“中国问题”，备受全球关注。关于中国道路的真正内涵和社会根基，中国道路的重要价值和未来走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全社会各个阶层和广大民众的激烈争论。争论的聚焦点：人们对中国未来走向、国家未来形态和民族未来梦想的所有争论，最终都归结为中国道路之争；国内外评价每一个“中国奇迹”，都源于中国道路；对于“中国问题”原因分析和治理选择的每一个深度考察，最终都与中国道路这一“总开关”密切相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1。尽管人们对中国道路的理解有很大差异甚至相互对立，但是，一个不争的共识是：道路就是旗帜，道路就是方向，选择中国道路就是选择中国的未来前途和命运。

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老“左”派等，几乎所有思潮都在聚焦中国道路，都在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期望值来诉说、理解和阐释中国道路。意识形态话语多元化迷雾笼罩下的中国道路，全球关注和对话中的中国道路，历史激变中的中国道路，人类历史图景中的中国道路，究竟何以谓之，又何以可能谓之，需要我们追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国道路的现代性进路。究竟中国道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应当在何种现代性坐标中加以理解？第二，关于中国道路的社会根基。为何关于中国道路有如此多元的意识形态想象？中国道路反映和表达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第三，关于中国道路的现代化判定。为何中国以往现代化事业统统在“半现代”陷阱中夭折？如何跨越这一陷阱？第四，关于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究竟中国道路是世界道路的“另类”还是创新？这些问题涉及到观察中国道路出场的历史坐标、结构坐标和空间坐标。

一、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进路

中国道路有自己的历史坐标。今天的中国道路是历史的继续，因而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又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所以有新的阶段性质变。就前者而言，所谓中国道路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百余年来，落后的中国通过各种现代性进路试验而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近代、现代、当代的轴心统属于一个现代化历史；就后者而言，所谓阶段性质变，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是通过改革开放创新发展重写现代性之路。就历史坐标而言，关于中国道路与现代性的关系，有两个问题必须阐述清楚：第一，近代、现代、当代的轴心以现代化进路一以贯之，中国的现代性进路（现代化道路）为何最终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何要通过改革开放创新发展重写新现代性。

第一个问题。虽然用近代、现代、当代来区分历史阶段有重要意义，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各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轴心，说近代追求近代化、现代追求现代化、当代追求当代化等，是一个误判。“近代”一词最早由日本传入，与西欧传入的“modern”一样，都是指现代，“近代化”就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命运的主题从来没有变过，就是通过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差别只在于通过何种方式（进路）来实现、谁来领导实现、选择何种路径来实现。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道路就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做的新解答和新探索，就是中国现代化历史道路的新阶段、新形态。总问题具有贯通性、统一性，解答具有特殊性。正因为前者，我们才能有统一尺度科学比较各个现代化解答进路的高下优劣；正因为后者，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理解中国道路的创新特色和独特魅力。无论西方后现代思潮如何虚无历史、否定现代性，中国却依然走在现代化道路上，人民依然在追求现代化，现代化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未竟事业，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道路绝不是脱离百余年中国现代化进路的抽象存在，中国现代化的任何历史经验教训都深深地融入了中国道路，并使之成为“效果史”。割裂历史，就变成历史虚无主义，就看不清当代中国道路与百余年中国现代化进路的关系，我们就缺少一个可以纵比历史、衡量进步的统一尺度，其结果要么狂妄自大、故步自封，要么自我放逐、随波逐流，最终都会严重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自觉前行的脚步。

中国的现代性进路即现代化之所以最终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式，进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因为其他进路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选择。这是由中国进入现代性的历史境遇和民族现代化起点条件决定的。历史不同，则每一个民族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起点结构、历史基础都不相同，它将内在地支配着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历史形成的大一统中央专制集权，占绝对统治地位、无孔不入、统一缜密的儒学精神传统，千年不变的家族本位文化和正在迅速破产的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庞大无比的地主势力，工业、市场和市民社会的严重缺失，构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独特的起点结构。特别是由于民族资本和市民社会的严重缺失，中国很难产生西方所谓“内缘型”“市民革命”的现代化道路。其实，这一基因缺失并不是先天的。按照经典现代性标准，如果说现代性是超越传统封建社会之上、以“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公共理性为支撑，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和世俗化为形态的社会存在，那么中国南宋以降，历经元末明初、明中叶（万历年间）、清中叶，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就已经在工场手工业、发达的商业经济和市井（市民）文化的支持下，多次发起向资本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元末年间，昆山周庄的沈万山借助于“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大规模工场制造和大规模海外贸易，开辟了农工商一体化的产业形态和大工商地主经济，集聚了巨额财富。明万历年间，苏州城区有从事工场手工纺织的工人逾万人，完全可以媲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然而，发达地区“盆景”式现代化进程在大一统皇权统治下显得格外脆弱，像广袤沙漠中的小块绿洲，屡屡被广大落后地区沙暴所吞灭。五千年中国社会成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笔下的“活化石”，或者马克斯·韦伯原理中的“文化反例”，出现了“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曾经是世界中心的科技发达、精神文明的东方古国，近代却衰败不堪？这一起点结构决定了三个相关结果：一是资本现代性内生力量不足，只能被外力所推动。资本主义现代化自西方迅速崛起，“市民革命+工业资本+扩张主义”转换为全球结构的核心造型力，用商品、资本和大炮轰开古老的东方大门，使世界形成以西方对东方、中心对边缘、工业资本民族对封建古老民族为差序特征的旧全球化时代。1840年是世界新格局的交汇点，它标志着东方急剧衰落和西方统治的世界版图的初步完成。从此，中国现代化只能从长达百余年的“被动输入（外源）型现代化”起步。二是民族资本和市民阶级的软弱缺场，农民革命成为历史的出场主体。虽然农民与地主围绕土地和人身依附展开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受害最深，革命性颇强，在“挑战—应战”中农民革命成为第一个反封建统治的叛逆模式。但是，如果没有新的阶级和新的现代性启蒙思想，革命即便成功，依然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三是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占据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造成了对外依附、对内专制的格局，使现代化走入买办—官僚—资本“三座大山”高度控制的歧途。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民族资本和市民社会“寸草”难生。“三座大山”必然是中国实现民族独立、社会民主革命的主要敌人。推翻“三座大山”任务之所以不是由旧民主革命完成而是由新民主革命完成，不仅因为本土民族资产阶级的晚生（外国资本企业中先催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力量的弱小，还因为革命对象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针对封建势力，而且针对外国强权和西方现代性，针对本国的官僚资本。“三座大山”构成的“半现代”的存在是本土民族资本所难以面对的，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只能由更加革命和组织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外争独立，内争土权，农民革命依然是革命的主体形式。历史决定也需要转化为人民的自觉选择，中国人民选择这一道路，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革命胜利宣告了“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的结束和“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的开始，因而直接与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多方面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前途。摧毁地主经济，实现土地革命，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颠覆了独裁专制的蒋家王朝，实现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构成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制国家，为新中国完成现代化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因此，我们决不能人为贬低革命实践而抽象崇尚思想启蒙，因为革命本身就是现代化运动的最重要成果，也为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廓清了道路。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解决了现代化问题，没有强大的大工业生产和超越封建的市场经济，摧毁地主经济的民主革命成果是不牢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采用共产党领导、多党参政的“协商民主”形式建立民主政治，还很不完善，需要大力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解决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必然要留给社会主义来解决。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彻底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改革开放创新发展重写现代性之路？一个没有经历市民社会的现代性进路是否可能完成？前者可以从社会主义史、后者可以从中国现代化史去思考。从社会主义史来看，由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重写现代性，这是几代人得出的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应是现代性的，但是社会主义并不能靠照搬资本主义现代性来实现现代化。马克思在探索“东方社会道路”时曾经设想可以借助于西欧发达国家引领的“世界革命”并与之相互支持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由前资本社会直接跨进后资本社会。列宁在发动“十月革命”期间与考茨基有一场著名的争论：究竟俄国这一相对于西欧各国而言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先夺取政权而后开展现代化建设？考茨基搬出恩格斯一系列的晚年话语作为论据，批判列宁主张的暴力革命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因而冒险发动革命是“布朗基主义”，只会夭折。列宁回答说：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历史革命逻辑。当革命高潮到来时，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夺取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然后再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吸纳当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先进成果而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呢？于是，就诞生了列宁著名的社会主义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社会主义。”这一公式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肯定了落后国家在革命成功后需要吸纳资本现代化优秀成果来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而第一次提出了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苏联用十年完成了工业化，成为工业强国，因此在二战中才能打败希特勒，并在战后与美国对峙多年。中国革命是在更加落后的环境下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现代化必须要交给社会主义来彻底实现。因而，毛泽东同志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要真正站起来，必须尽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超英赶美，实现现代化。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也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目标。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尽快完成现代化，不仅不能绕过这一主题，而且社会主义首先就是为了现代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当体现在搞现代化更快、更好、更高。这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需要，更是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使然。

从中国现代化历史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完成现代化事业的清道夫，没有前者就没有中国现代化完成的可能；而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现代化必须交给社会主义完成。中国道路，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为全面完成中国现代化事业而走出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中国现代化探索的艰辛历史与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探索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新的使命中高度交织合一了。当然，中国道路选择的现代性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模式，也不是百年来经典现代性模式的简单延续，而是对现代性类型和进路的重写，即“中国新现代性”。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论。

二、差异性社会：中国道路的社会根基

从社会结构坐标上看，中国道路是最广大的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集中体现，但是这一体现又是在复杂的差异性利益结构的博弈和对话中实现的。关于中国道路理解的思想之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矛盾的集中表现，根源于中国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渐进改革路径逐步进入了一个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是当代中国道路所依托的独特的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社会类型特别重要，因为思想的上层建筑都源于社会经济基础，所有对道路诉求的思想差异都源于我们的社会类型。究竟我们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类型呢？马克思和黑格尔所说的西欧17、18世纪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关联的资产阶级社会，或者说一般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现代化起点结构中，市民社会当然是缺失的。从洋务运动起，中国现代化一直沿着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因此，市民社会发展一直被打压。以往的农民革命模式、皇权新贵模式、孙中山模式和蒋介石模式等四种现代性进路之所以都没有能力实现中国现代化，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农民革命模式虽然有资本主义现代化思想萌芽（如太平天国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但主要是农民式平均主义，与未来资本主义现代化治国理政纲领相去甚远；皇权新贵模式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晚清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了官僚资本主义（红顶商人）道路，先天地遏制了民族资本和市民社会发展，又无力解决传统皇权下遗老与新法之间的根本冲突，使立宪化为虚幻。“权钱合一”的高度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一直穿越孙中山模式到蒋介石模式，终于成为“三座大山”的核心。官僚资本主义“官”“商”一体，权倾朝野，与地主经济、买办经济相互勾结，压迫农民和民族资本，形成专制独裁，阻碍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现代化历史中，一个问题始终被反复追问：农民革命胜利后，没有强大的市场经济、民族资本和市民社会能否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倒了“三座大山”，清除了中国现代化的五大障碍：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打倒封建地主阶级以实现农民解放，推翻“三座大山”以资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市民社会，推翻蒋家王朝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扫荡封建和帝国主义文化以发展新文化。但是，革命胜利后，新中国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和官僚资本主义产业，掌握了国民经济的80%；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仅仅用短短七年时间，就使仅占10%的民族资本（550万民族资本和个体工商户资本）和市民社会未经充分扩展就草草收场。这说明，对“农民革命”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必需重建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新中国起初的思考是否定的。究其原因，一是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选择了国家权力统制下的计划经济；二是要早日消灭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但是，历史证明，企图用完全的国家计划来完成现代化，提前消灭市场经济，必定流于空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一再强调：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经济改革构建市场经济体制，重新催生民间资本繁荣，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随着民间资本的日益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民社会应运而生。但是，中国的市民社会远不是西方模式，也不再是旧中国模式。中国改革所针对的，不仅是建国后28年的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模式，而且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就走错了的中国百余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政府，重新走以市场为中心、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化道路，这才回到正确的现代化轨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催生下，收入分配差异在拉大，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利益结构明显发生了分解分化。那么，这是否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正在构建的中国社会等同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指认的西欧17—18世纪的“市民社会”？显然，我们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类型简单与西方的“市民社会”画等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支撑中国道路的社会类型是独特的。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可以将人类历史上的社会按照利益关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社会成员利益相同的同质性社会，如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没有利益差别，更没有利益冲突，可以称之为“大同社会”；第二种是阶级对抗社会，利益对抗的阶级成为社会主轴，历史上大多数社会类型都属此类；第三种是介乎于上述两种之间并与之接壤的社会类型，即差异性社会。这一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由于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在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上趋向于一致；由于其他经济成分的长期共存，必然出现人们在产权持有、收入分配、劳动就业、社会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多元、多样、多变，在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以及相应的阶级、阶层利益上存在着明显的分化和差异。由于前者，因而与阶级对抗社会相区别；由于后者，也与同质性社会相区别，因此，差异性社会具有自己独特鲜明的社会特征。

差异性社会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市民社会”。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在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是随着人们的产权、就业、生活、组织、社会等因素多元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差异性社会中，由于人民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阶级、阶层利益的多元性、差异性，必然会相适应地形成多元差异的经济表达、政治表达、社会表达、文化表达和生态表达，从而形成对影响和决定人们各自命运的中国道路的差异性、多元性的理解、诉求和期望，出现所谓民粹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等思潮，并不断引发道路之争。民粹主义在现阶段就主张绝对平等，他们的代表总是哗众取宠地提出超越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与社会承受能力的要求，以博取下层民众的掌声。经济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完全按照市场规则来实现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反对任何超越市场的国家干预和分配正义。这一主张根基于市场取向背后的资本，表现为资本的意识形态。尽管市场起决定性资源配置作用，但是并不因此就可以否认政府再分配、社会第三次分配的意义。政治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基础上无条件地不断扩大民主，通过国家实现罗尔斯式的差异的分配正义原则，进而实现所谓基础的权利政治和自由民主。但是，没有生产正义就没有分配正义，没有统一秩序就没有权利的实现，没有党和国家代表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景，就没有中国现代化的基础条件。新保守主义则是既得利益的代表。中国道路的改革和现代化是渐进式的，在其过程中，由于权力渗透市场，扭曲市场，形成了各种部门利益、垄断利益。每一个时期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都要求绝对稳定，政治上的“稳定压倒一切”变成他们维护现成利益格局、反对深化改革、反对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挡箭牌。新保守主义视野中的中国道路，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反对深化改革和继续推进现代化变革事业的僵化道路。

可见，差异性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理性或感性地表达自己关于中国道路的见解，并使争论本身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矛盾。这一文化矛盾的存在是必然的、长期的和普遍的。我们不能幻想用同质性社会的政治原则来抹杀这一差异和矛盾，用完全同质性的话语、同质性的政策和策略来对待存在着多元诉求、差异性思想的人们，更不能完全用阶级对抗社会的专政方式对待合法地表达自己利益见解的人们，因为这些思想差异和矛盾，完全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也不能听之任之，用后现代碎片化、差异化的态度来对待，因为人民的利益和思想价值尽管有差异，多元和多样，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必须要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重要问题在于构筑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人民如果一盘散沙就无法建设现代化，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构筑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坚持共同的中国道路的思想前提。差异性社会中构筑共同思想基础的条件依然深厚。其一，与阶级对抗社会不同，人民在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上趋向于一致，在国家宪法制度层面上规定了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够成为超越人民利益之间的差异、多元，追求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根本代表，在合理支持人民争取眼前利益的同时代表未来，在尊重局部利益的同时代表整体和全局利益，在帮助各阶级、阶层、民族、地区和利益群体实现自己合理表达利益的同时引导和团结人民为根本利益而奋斗。其二，差异、多元的利益表达相互争论，又各有局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国道路就是科学提取各种差异多元表达中的合理成分，将之综合为一个根本目标的统一的道路。其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开协商民主，可以将思想差异、多元矛盾协调一致，达成共识。其四，坚持用正确的善治原则来规治差异性社会。这一善治原则是根据中国道路的经验，将“差异”与“公平”相结合的“差异的正义”原则。这一原则应当包括以下含义：差异的必然性，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全社会都将存在着一定的生产、分配差异；收入差异来源的正当性，要坚决反腐败，杜绝和纠正因腐败而富、因违法而富、因权力垄断而富的现象；收入分配差异的限高，将基尼系数限定在合理范围；结构性公平，即广覆盖的基本公平（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均等化、底线社会保障）+比例公平（根据市场交易来获得的补充产品）；差异的历史性和可变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扩大基本公平，限制比例公平，逐步消灭差异，最终走向“大同”。其五，坚持在社会主义法治条件下，将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关系转化为非对抗性的，在合法化范围内加以解决。市民社会虽然由若干阶级和阶层组成，但是资本存在肯定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资本本性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本质上依然是对抗性的，它在建设中依然有各种消极作用。所以，我们需要用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的历史二重性分析的辩证法来重新审视资本、审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既要积极发挥好、利用好资本，又要用法治限制其消极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曾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性矛盾可以不激化，可以用非对抗性方式来处理。

三、跨越“半现代”陷阱：中国道路面临的历史挑战

中国道路是百余年中国现代化艰难道路的历史继续，也必然要面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教训和时代挑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国现代化历史中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如何跨越“半现代”陷阱。所谓“半现代”，广义地说，从空间结构上看，指仅仅实现片层的现代性而未实现全面的现代性；从时间上看，是仅仅希望停留在现代化的某一个阶段，而未想彻底实现现代化。然而，现代性制度趋向稳定，现代化过程则导致不稳定。“半现代”是一种过程中的僵化停顿状态，必将成为全面、彻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障碍。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是，清朝和中华民国的相继崩溃，不是作为前现代或正统封建王朝，而是作为正在走向现代化半途中的结构体而崩溃的。换言之，他们都是在“半现代”陷阱中垮台的。

众所周知，1840年后的清朝，尽管面对外强压迫，一些仁人志士也曾经梦想实现现代化以拯救中华。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推动洋务运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他们对现代性的理解是片面的，以为西方列强先进的现代化仅仅表现在坚船利炮等器物技术层面，而中华传统道统则是至上的，所以提出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企图用先进的现代化技术来加强维护一个腐朽没落的清朝。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英格尔斯曾经在《传统人与现代人》一书中指出：再先进的物的现代化，如果在一批传统人手中，也将变成废铜烂铁。甲午之败惊醒国人：不改变制度，仅仅靠物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奏效的。于是，有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触动了皇权根本，结果惨遭失败。于是，又有了在皇权封建制度框架内最后的改良努力：以立宪为中心的“晚清改革”或“清末新政”，由于依然触动了皇家贵族的根本利益，结果半途而废。其后，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清朝轰然倒塌。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出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主张“民主宪政”，“保护公民自由”，提出以“三民主义”为思想指导的“建国大纲”，但是却没有能力完成。究其根本原因，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没有根本去除封建地主经济，没有发展市场经济制度，反而沿着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和政治集权道路前进，最终，成果相继被袁世凯和蒋介石窃取。在蒋介石时期，中华民国在国家重建过程中没有走民主建国的现代化道路，虽然有《六法全书》，但在经济上用官僚资本压迫民族资本和农民，勾结封建地主经济和外国资本，形成了“三座大山”，在政治上鼓吹独裁统治，军事上企图用反革命的武力消灭共产党。于是，中华民国终于退场，成为在清朝之后又一个倒在“半现代”陷阱中的国家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制度为全面现代化奠定了最为重要的基础。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共同纲领》的产生，标志着人民（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构成新中国的市民社会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构成共和国的国体。第一届政协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拉开了中国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结合的先河，1954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标志着社会主义宪法和法治国家建设历史的开端，建国初期就确定的“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的现代化目标使新中国重新步入全面现代化轨道。按照延安时期“三三制”民主政治经验，一大批优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了国家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及地方政府各部委正职，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参政的新型民主政体初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对于如何搞“中国式现代化”做了新设计、新探索，逐步走出了一条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他深刻总结中国现代化历史经验，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百年奋斗目标和党的工作重心，提出了著名的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方针。他以政治家的胆魄发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著名讲话，重新思考国家治理结构，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先河，宪法和法律权威重新恢复，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重新出场。其后，“村民自治”和基层直接民主的试验又拉开了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序幕。他的“南方谈话”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奠基石。引进外资、发展民资、壮大国资，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基本经济制度，这就为当代中国的市民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如何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新现代化）的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世界瞩目，理论和道路日渐成熟。全面现代化集中反映和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构想上。以“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为内容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已经标出一个新现代性的全面目标。这一目标关涉的人群是全面的，包含着所有阶层、地区和职业等十几亿人的小康；领域也是全面的，指涉的领域包括了生产、生活、政治、教育、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既在于“深化”，在于坚决打破渐进改革所积累起来的一系列“半现代”利益格局；又在于“全面”，要全面地深度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破除权钱结合的行政性、权力型垄断带来的弊端和障碍。如前所说，后发现代化国家，特别是东亚模式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国家权力主导现代化，国家利用权力支配、主导、推动和管办制经济、社会事务，形成所谓权资合一的“A（政府）+B（商资）”模式。中国现代化的原初起点是官办（官僚）资本主义，因而是东亚模式中的最典型的存在。这一模式起初有积极作用，然而弊端是明显的：在到达一定阶段后，必然限制市场的进一步自由发展，产生垄断，排斥市场，造成低效率，产生大量腐败。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遗留的问题，推进全面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建立法治国家，摒弃人治传统，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实现权力相互制衡。“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在法治国家的框架内，推进党建现代化，用党规党法来管党治党，保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四个全面”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中国道路的科学表述，是推进全面现代化、跨越“半现代”陷阱的战略纲领。

四、中国新现代性：中国道路现代性进路的世界价值

阐释中国道路的现代性进路，目前存在着三种明显的偏向：第一，否认中国道路的存在，认为中国奇迹仅仅是对“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实施“拿来主义”的结果甚至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成功”2。第二，认为中国道路，中国特色，是一个特殊的个案，甚至是“另类”，不具有世界的普遍价值3。第三，否认中国道路对现代性进路的创新和重写，认为它是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某种再版4。

究竟如何来评价中国道路对现代性的重写价值？我们不同意把中国道路看成是对外国，特别是西方现代性进路“洋教条”的跨界平移或照搬照抄，中国道路是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语境中发生的创新之路，是对现代性的自己民族的重写。我们也不赞同把“中国特色”解释成为脱离人类文明大道的“另类”，否定中国创造有世界价值，因为在生物学世界中，任何“另类”都意味着在基因上无可复制、遗传，最终将走向灭亡。我们更不赞同把今天的中国道路与传统的中国道路不加区别地等同。虽然中国道路是历史的继续，但是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出场，对现代性选择和创新具有质的变化，是对现代性问题的重新解答。概括地说，当代中国道路的新现代性至少有三大特征：第一，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行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重构。这是自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设想、经过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之后的新实践、新道路。中国新现代性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前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路。这一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理想和根本利益的体现，因而是作为人民和民族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事业，是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式开拓创新的结果。

第二，与西方内源自生现代化道路不同，中国现代化呈现为“三个百年”史：“被动输入型现代化”“自主输入型现代化”“自主辐射型现代化”。“被动输入型现代化”是“第一个百年”，1840—1949年，时长109年，中国为半殖民地社会，没有完整主权，现代化是被动输入、外源贯入而不是自主发生的。“自主输入型现代化”是“第二个百年”，1949—2050年，即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民族独立，自力更生，这是这一时期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但是，要改变“一穷二白”的现实，不仅需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需要不断改革创新，更要通过开放，自主输入境外的一切优秀现代化成果——从技术、体制、思想到管理。但这一输入绝不是被动、被迫的，而是立足于人民当家作主、独立自主的前提。我们自主招商引资而不是列强侵入；我们用本国法律自主建设各种开发区、高新区、关税保护区和自贸区而不是开设有“治外法权”的租界。自主输入的目的是为了在学习借鉴基础上培育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进而向创新型国家、“自主辐射型现代化”模式转变。当然，作为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的大国，完成向“自主辐射型现代化”转变需要有“第三个百年”：2050—2150年。中国三百年现代化史，将为后发国家和地区（非洲、东南亚、拉美）如何走向现代化提供新经验。

第三，中国是在全球复杂现代性语境中实现自己的新现代性的。西方依次经历启蒙现代、经典现代、后现代和新现代性，这在中国却是一种“共时出场”甚至“倒错出场”。中国五四运动时期主张的第一次现代性（所谓科学民主）还没有彻底完成，第二次现代性（所谓信息化、生态化、社会治理）就深入开展了。所以，中国道路面临的任务是用第二次现代性带动、促进第一次现代性的完成，并提升改造第一次现代性。中国道路绝不能根据西方的坐标跨界平移西方某个时期、某个模式的现代性，而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建立自己新现代性的历史坐标。所谓中国新现代性，就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协调优势，综合两次现代性，用第二次带动、改造和实现第一次。例如，在产业发展上，既不是完全机械遵循先实现传统工业化、后发展信息化道路，也不是像西方某些国家注重发展信息化而放弃工业化，以至形成“产业空洞”，而是要坚持“新型工业化”，用发展信息化带动、改造工业化。在资源配置方式上，既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又要强调政府底线调控权威。在城镇化道路上，既不走传统经典现代化片面发展中心城市、消亡乡村的老路，也不照搬西方后现代“逆城市化”和新现代“再城市化”之路，而是走中国自己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把发展中心城市与城镇化结合，走城乡一体化、生态化道路，实现“以人为本”“产城结合”，为人民打造幸福家园。在国家治理与政治民主方面，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参政来取代西方的多党制或两党制；用法治国家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来推动法制（科层制）的完善；用协商民主建设推动选举民主；用网络民主、社会民主推动反腐败和国家民主建设，将国家、市场、市民社会治理都纳入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之中；等等。中国新现代融第一次现代性于第二次现代性之中，用一系列中国特色现代化方式创新地走出自己的道路，从而创造和选择了自己的现代化类型，在新时代的高起点上解答了中国现代化百余年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