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

韩庆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务委员会原委员、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

坚定道路自信，既是政治上的要求，也需要从学理上加以阐释，要对坚定道路自信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这一熟知的命题变成真知，才能由知其然走向知其所以然。自信，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番五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他之所以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是为了坚守政治防线以及思想防线、精神防线、心理防线，巩固我们的精神长城；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共识和力量；是对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需要具备的一种政治素养和心理素质的强调；是对客观存在、客观事实的一种认知和认同；是为了确立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上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底气，从根本上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就在于它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创造中国奇迹。由于中国道路能创造中国奇迹，这就从深层次、根本上找到了彻底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真实答案。这就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最大底气，也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根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值得从学理上加以整理总结的，是中国道路问题。基于中国道路总结新中国70年的历史经验、发展规律，才能抓住根本，才能做到彻底。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的内在逻辑及其深层底色，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逻辑及其历史经验、发展规律，归根到底，都要聚焦于中国道路。通过整理总结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逻辑、历史成就、历史经验、历史规律，我们一定会更加坚定道路自信。坚定道路自信，既是政治上的要求，也需要从学理上加以阐释。就是说，要对坚定道路自信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把这一熟知的命题变成真知，才能由知其然走向知其所以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未看到对坚定道路自信，真正从学理上加以全面准确、系统深入论证的学术成果。

一、关于自信的学理阐释

自信，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概念，既有应然意义上的自信，也有实然意义上的自信；既有客观意义上的自信，也有主观意义上的自信；既有感性上的自信，也有理性上的自信；既有心理上的自信，也有政治上的自信；既有“趋势”意义上要求的自信，也有“差距”意义上要求的自信。

所谓应然意义上的自信，是指作为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按照一定社会身份的要求，必须坚定自信。这是一种社会身份要求，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需要。比如，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就应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自信，如果缺乏这种自信，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实然意义上的自信，是说由于客观存在、客观事实上具有值得我们自信的理由，主观反映客观存在，就需要我们具有自信，且坚定自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创造中国奇迹，这会“使得”我们对此坚定自信。

所谓客观意义上的自信，与实然意义上的自信类似，但也有一定区别。实然意义上的自信，是相对于应然意义上的自信而言的，而客观意义上的自信，是相对于主观意义上的自信而言的。实然意义上的自信，是说我们已经具有自信的理由和底气，而客观意义上的自信，则是说由于在客观事实上解决了问题、取得了成功，创造了奇迹，它“值得”我们坚定自信。“使得”和“值得”具有微小差别。主观意义上的自信，是指由于在客观事实上解决了问题、取得了成功、创造了奇迹，人们应当从主观上具有自信。这里，主观与客观还是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比如，从客观存在、客观事实上来讲，确确实实具有值得我们自信的根据和理由，但由于一些人的立场、认知、思维方式、偏见等原因，使得他们对客观存在、客观事实还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认知；或者他们理解和认知了，但就是不愿意承认，于是在主观上不愿坚定自信。比如，一些人受“西方标准”“西方范式”的影响，用“西方标准”和“西方范式”裁定中国，认为中国不符合“西方标准”“西方范式”，所以对中国道路就不会自信；另一些人对中国道路及其成就缺乏充分认知，往往也缺乏自信。所以，这里有一个从客观意义上的自信如何转化为主观意义上的自信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办法，就是从客观上使中国道路的优势和成就进一步得以彰显，从主观上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构建中国理论、传播中国话语。

感性上的自信，是讲我们处在特定的感性的环境、氛围和场景中，且都在讲自信，我在其中也要讲自信，不然，我就与这种感性的环境、氛围、场景不契合、不适合、不协调，就无法融入这一感性的环境、氛围、场景，就会被别人视为另类，于是，在感性上、感知上要坚定自信。但这种自信并非发自内心或心灵的，也不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于是，就有一个与感性上的自信相对应的理性上的自信。所谓理性上的自信，是指人们对自己所自信的对象具有全面充分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具有理性上的认知和认同，于是便自觉地产生了发自内心上的敬仰。真正的自信，应是这种意义上的自信，这种自信能持久且能产生动力。

心理上的自信，是一种心理活动。一是指给具有主体活动的人鼓劲、打气，使其具有勇气。就是说，本来从事活动的主体具有某种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缺乏良好的心理素质，结果使自己缺乏自信，或者这种自信不够坚定，从而影响你的活动效果，于是，你或他人要为你坚定自信注入心理动力。二是你的能力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本来不匹配、有距离，但你却具有较好的心理素质，反而自己给自己鼓劲和打气，具有自信的底气。这种自信难能可贵，反而能推动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政治上的自信，主要是指具有政治身份的人为了达到预期的宏大目标和坚守稳定的政治立场所要求具有的集体意识，这种意识能使人们画出最大同心圆，能坚定不移地去追求和实现共同的宏大目标。今天，我们强调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政治上的自信。当然，并非仅仅如此，它还有其他的含义。

“趋势”意义上要求的自信，是说历史、时代、实践发展的大趋势是向好的，即蒸蒸日上、朝气蓬勃的，我们所追求的宏大理想目标离我们越来越近，而且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一宏大目标，于是，我们要更加坚定自信，也会更加坚定自信。如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坚定自信，就属于这种意义上的自信。而“差距”意义上要求的自信，是指人们所在的现实处境与所达到的理想目标还有一定差距，我们与他人相比，差距也不小，在这种情境下，一些人就容易产生自卑的心理和认知，进而产生消极悲观情绪。针对这种心理、认知和情绪，强调坚定自信，就意味着为了达到预期目标，从事主体活动的人不要为这种差距而“妄自菲薄”，而要正确认识这种差距，鼓舞自己的信心，迎头赶上。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年代，是具有这种自信的。这种自信，能使人们取得积极效果，值得大大提倡。

二、习近平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的深层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番五次强调，党员干部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如今，坚定“四个自信”已经成为对党员干部的一种重要政治要求，也是需要党员干部具备的一种政治素质，还成为衡量党员干部政治是否过硬的一个根本标准。为什么他特别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包括坚定道路自信？

第一，为了坚守政治防线以及思想防线、精神防线、心理防线，巩固我们的精神长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追赶现代化。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学习西方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技术、管理方式，也利用一定的外资。这其中，确实呈现出“西强我弱”的“势差”，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对我国也确实“居高临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我国一些人出现“崇洋媚外”的心理，总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了“洋教条”（凡事言必“西方”），出现“耕了西方地荒了中国田”的现象。在此种情境下，西方也借势而为，对我国实行“文化攻心”“意识形态渗透”，用邓小平的话来讲，就是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长久下去，就会攻破我们的思想长城、精神长城、心理长城，出现思想解体的危险。习近平指出，苏联解体，首先是从思想解体开始的。1思想解体，就会动摇我们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精神基础和群众基础。为巩固我们的思想长城、精神长城、心理长城，坚守我们党的政治防线，他特别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

第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共识、凝聚力量。道路自信，是对中国发展方向、发展道路及其未来命运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中国道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三番五次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3。这实际上表达的是，要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一种紧迫感、责任感与使命意识、担当意识。由此，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凝聚力量，而凝聚共识、凝聚力量之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和路径，使我们的党员干部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以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高度认同。只有这样，才能画出最大同心圆，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再次，这是对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需要具备的一种政治素养和心理素质的强调。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步入新的历史方位，这是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即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或新的历史方位。基于我国发展起来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大趋势，本应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然而，一些党员干部却在主观上以及心理上对其依然缺乏自信，一些党员干部在政治上对“四个自信”不坚定，有摇摆，一些党员干部在感性层面具有自信，但还达不到理性自觉的高度。这些，都与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所需要的政治素养、社会心理不相适应。这种不适应，有可能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实现强起来的障碍。由此，伴随着我国发展起来以后使大国成为强国的大趋势，需要党员干部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

第四，这是对客观存在、客观事实的一种认知、认同。应当承认，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解决了中国问题，促进中国走向成功，也创造出了“中国奇迹”。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强调并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基于这一基本事实，习近平强调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就是要使党员干部从理性自觉上达到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知和认同，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定不移”。

第五，这是掌握话语权的需要。中国道路是中国话语的基础，话语权是建立在中国道路不断走向成功基础上的，中国道路越成功，中国就越拥有国际话语权。道路不正确，没有取得巨大成就，是难以持久自信的。同时，我们还要用中国话语表达好中国道路，不能把对中国道路的解释权及其话语权交给西方。习近平强调坚定道路自信，其实质之一，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越来越具有话语权。

最后，为了确立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上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往往受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影响，即注重从书本中找答案。由此，毛泽东撰写《实践论》《矛盾论》，来批判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前后一段时期，我们党曾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如何建设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时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仍然束缚我们一些人的手脚，以致于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合理利用外资时，一些人说这是“姓资”，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是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而且这种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具有独特优势，既能解决中国问题，又有助于实现民族复兴，也能促进中国走向成功，还能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近代以来被历史反复证明的客观真理。这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内生性、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了自己精神上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我们强调要坚定“四个自信”，包括道路自信，就是进一步坚定不移地确立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精神上的主动性和主体性。

三、坚定道路自信的理由和底气

坚定道路自信的理由、底气到底从何而来？这需要理论论证。

这里讲的“道路”，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本质上是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现代化建设普遍规律在中国国情条件下的一种具体实现方式，是世界现代化发展趋势和潮流在中国的具体实现形式，它既体现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具有历史必然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国情的一种具有自主性或主体性的选择。它是在总结概括提炼“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坚定道路自信，具有诸多理由。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独特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解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系列难题；中国道路较为成功地融合了不同时段的各种发展要素；中国道路为世界作出了生存性贡献、发展性贡献、制度性贡献、文化性贡献、和平性贡献；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促进中国走向成功；坚定“四个自信”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等等。然而，其中最为根本的理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独特优势，这种优势就在于它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创造中国奇迹，它既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道义性。这是我们坚定道路自信的最大底气。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根本上就是对道路问题探寻的历史。从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到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从列宁晚年对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的探究，到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从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道路的寻求，到1956年对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究；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到习近平多次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最根本的问题1。这些，都表明对道路的探寻，是贯穿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根本主线。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诸多的问题，然而其中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中国走何种道路的问题。因为旧的制度被推翻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为第一位的问题。不仅如此，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都存在着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里，也是把探寻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作为第一位的根本性问题。近代以来中国的根本问题，首要就是道路问题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每一次结合的核心问题，都是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结合，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此次结合的核心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段，毛泽东讲，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他称之为“第二次结合”，此次结合的核心问题，毛泽东明确讲就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实际相结合，这次结合的核心问题，是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从学术上讲，这在实质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相结合，其结合的核心问题，是实现强起来的道路问题。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逻辑，其背后的底色、实质、核心、主题，就是对中国道路的持续探寻。

纵观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逻辑，纵观新中国70年历史变革的内在逻辑，纵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发展的逻辑，其背后贯彻始终的一条根本主线，就是对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道路坚持不懈的探寻。对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道路坚持不懈的探寻，是中国道路的“三部曲”，或者说是中国道路的上中下三篇。中国革命道路，就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道路，它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富起来进而强起来的道路，它使中国民族、中国人民“富起来”进而“强起来”。实现“强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的根本逻辑，是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根本主线。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才逐步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使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成功，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曾经在哲学上把它凝练地概括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历史方位，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自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这种概括，蕴含着要处理好中国道路之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客观和主观、民族性和世界性、守正和创新、权力和资本、成就和问题、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中国研究和世界研究等一系列辩证关系，要把这一系列矛盾双方结合得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即具有浓浓的辩证性。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创造“中国奇迹”，因为其指导思想具有引领力，奋斗目标具有感召力，组织资源具有动员力，实现蓝图具有恒定力，化解风险具有应变力，自我革命具有净化力。立足历史方位也能创造“中国奇迹”，因为它能与时俱进地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确定治国理政的重点，能做到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这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科学的战略谋划和战略安排，而中国共产党注重“一份部署、九份行动”“钉钉子”“踏石有印、抓铁有痕”“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刚性执行力，注重一张蓝图绘到底，从而努力使这种战略谋划和战略安排落细落小落实，这必然促进中国走向成功并创造“中国奇迹”。自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注重的是全方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框架、路线图和“牛鼻子”，按照这种总框架、路线图和“牛鼻子”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会创造“中国奇迹”。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创不强。这里的“创”，就是“创造”“创新”，五大新发展理念的首要理念，就是创新发展。中国道路，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创新。“北京共识”的提出者布雷默曾经认为，中国模式的关键在于创新。实际上，解决一系列中国问题，必须注重创新。创新发展，既是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路径。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也必然为创造“中国奇迹”注入强大的动力，因为党政主导力量，在决策正确的前提下，能合理运用“举国体制”解难题、办大事、快发展，市场配置力量能解决效率问题和物质财富积累问题，人民主体力量也是促进中国成功、创造中国奇迹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根本因素。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从总体性上来讲就可以发现，中国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蕴含着它坚持实事求是和人民中心相统一，坚持注重“举国体制”和勇于自我革命相统一；立足历史方位，蕴含着它坚持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相统一，坚持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和解决根本问题相统一；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根本支柱，蕴含着坚持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坚持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相统一；自觉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两大布局”，蕴含着它坚持战略谋划和刚性执行相统一，坚持发挥比较优势和补齐发展短板相统一；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和人民主体力量并形成合力，蕴含着它坚持注重市场力量和人民力量相统一，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这十个“统一”，蕴含着强大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治理机制，也蕴含着强大的动能和力源，因而有助于解决难题、办成大事、加快发展，并共同构成创造“中国奇迹”的总体性原因。

中国道路由于上述具有规律性的内在逻辑，所以，它既证明照搬“西方道路”和苏联模式都不能解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完成不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总任务；又表明中国道路能破解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难题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两难”问题，能够有效克服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后发劣势”，创造了“中国奇迹”，因而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必由之路；还说明中国道路终结了“西方模式”是世界发展唯一道路的“普世模式”神话以及对“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开启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之多样化的“范式”，这就从深层次、根本上找到了彻底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真实答案。就是说，要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三个根本问题，答案种种，但最根本、最彻底、最真实的答案，应到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当中来寻找。到中国道路创造“中国奇迹”之中来寻求答案，最彻底、最根本，也最能说服人。换句话说，归根结底，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解决了中国问题，促进中国走向成功，创造了“中国奇迹”，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走向成功、创造“中国奇迹”上既行，又好，也能！这就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最大底气，就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充分理由，就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根本原因。有些相关成果未基于中国道路及其成功来解释与说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学理和实践层面来看，应当说还不够彻底。

坚定“四个自信”，道路自信是基础和前提，也最为根本。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作为实践范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确且成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正确且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正确且有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正确且有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上的，只有坚定道路自信，才能进一步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如果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建立不起来的。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根本上是由于我们开创并不断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制度优势。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确实实具有优越于西方某些制度，比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科学决策的前提下运用“举国体制”，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等等。然而，这种所谓的制度优势是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制度的维度，比如上述所讲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科学决策的前提下运用“举国体制”，整合党政主导力量、市场配置力量、人民主体力量。虽然有些制度不完全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中，但都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础之上的。所以，当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就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反复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我们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是贯穿我国整个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根本”问题，道路是党的“生命”，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反复强调这些浓墨重彩的表述，觉得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更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并进行深入思考研究的。

本文写作于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