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建新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项支撑“实现经济升级、促进充分就业”的，面向人人、融入社会的，把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教育培训相融合的战略性工程。政府及其他相关主体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把职业教育办好、办大、办强，并在国民教育体系和终身教育体系的宏观背景下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融通，既能够与社会、世界互通有无，又能够满足不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

（一）建设符合国情的大职业教育体系

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不适应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产业结构调整依然面临艰巨的任务，产业结构提升急需从人力资源开发中获取强力支撑，这对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与更高的战略目标。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一项重大教育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思路、功能定位、体系结构、基本制度、保障机制等关键问题所作的全面梳理、全新设计、全盘安排[1]，其最终目的不只是促进就业和服务社会，也是培养高素质、全面发展有敬业精神、职业精神的人才，因此它应当具有三大特征：一是顺应发展，满足需求；二是多元参与，遵循规律，三是开放多维，灵活多样。

1.顺应发展，满足需求

满足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需求。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依托低成本与市场的不断拓展，即以较高的单位能源消耗、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以换取市场的方式赢得GDP高速增长。但是中国让渡了市场却并未能够掌握国外的先进技术，如此一来，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是低端锁定，其次就是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加大，最后是过度依赖于资源进口和成熟技术输入，从而不断扩大出口，最终造成中国内需不足，即“为别人的幸福而忙碌”，国内人民群众却不敢也没有机会消费这些产能，这样如果世界经济出现危机，中国就必然受到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波动不是中国能控制得了的，外部资本能控制中国的经济波动。破解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中国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于两大关键，即自主创新和刺激内需，也就是说以高能耗、低成本的方式换取的经济增长不可取的时候，只有通过技术进步突破现有的困境。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中国经济要向中高端跃升，靠什么？靠创新。这是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

目前中国承接了世界工厂的产业转移，但由于自己的技术限制，因此生产限于低端，同时巨大的产能又依赖着海外市场进行消耗，造成内需不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因此，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与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是大势所趋。当前国际上一个普遍共识是：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的金融经济——虚拟经济的发展，必然受制于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而着眼于以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为代表以及低碳经济的工业革命，呼唤着更多推动技术发展的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为尽快走出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更快走向复苏，国务院颁布的11个产业振兴计划，将使我国经济进一步通过转型、实现赶超、走向创新。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作为教育发展突破口且支撑实体经济最有效的职业教育，必将“大有可为，大有作为”[2]。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的中高速增长时期，要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就必须推动中国经济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升级。这种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让我们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从“合格制造”变成“优质制造”　“精品制造”，而且还要向服务业衍生。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批的技能人才。

满足每个人终身学习需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全球化、知识经济、终身教育思潮背景下与国民教育体系有重叠又有其独立性的职业教育体系。这要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根据当前经济发展特点和产业发展趋势，合理进行专业设置及专业布局规划；根据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培养绿色技能型人才，满足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积累的需要；满足所有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对自身技能积累的需要，关注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全过程，实现学历职业教育与非学历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这就需要将职业教育融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包括从职业准备教育到就业或岗位培训，再到升迁、转岗、再就业培训等的全过程。

2.遵循规律，多元参与

符合市场需求。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面向就业，体现服务宗旨，因此其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必然要尊重市场对人才的要求。一项针对就业岗位需求的调查显示，企业的岗位设置对职业教育的人才需求有着巨大的影响，以上海某石化炼油装置岗位变化为例，产能调整前和产能调整后的人才需求结构变化是很大的。

体现职业教育规律。职业教育有其不同于普通教育的自身特点和规律，但目前职业教育在招生考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存在按照普通教育模式办学的现象，而职业教育体系本身是探索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全面发展的规律，因此探索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必然和必要。

满足人才成长规律。市场需求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规律决定了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有其自身独特性，与强调知识储存和传授的普通教育不同，职业教育突出应用和实践，需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办学，采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强调行业、企业、社会和政府多元参与办学。

3.开放多维，灵活多样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全球化、经济化、知识化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决定了它是一个开放多维、灵活多样的系统。

多种路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在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系统下的一个开放多维、灵活多样的立体结构，这决定了有接受职业教育需求的人们进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路径也必然是多元的。

四通八达。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看：各级职业教育在纵向上是贯通和有机衔接的，打造初级、中级、高级职业教育甚至是更高层次的人才成长立交桥，同时，它又必须同外部的其他教育类型及整个社会环境相互沟通，这就要求现代职教体系各类办学主体向社会开放，向普通教育（包括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继续教育开放，面向人人、对人的终身发展开放，从而建立有利于全体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的灵活学习制度，让人人共享教育资源，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职业教育需求等。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具体要求和核心内容

1.融合普通教育

职业教育不应是单纯培养人的一技之长，而应是为人的未来生活发展奠定基础，必须体现普通教育的理念和内容；要与其他各级各类教育沟通、融合，单独任何一个教育类型都无法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全纳性人才；普通教育以学科体系为培养人才途径，但也需要贯通职业教育内容；职业教育虽然侧重技能培养，以就业为导向，但是也必须具备基本的知识与人文素养；职业学校相比普通学校更加突出实践教学与就业导向，但也要传授学生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素养，培养相应的职业道德、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如《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第三条就明确规定了本市职业教育应当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职业道德、就业能力、工作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而普通学校也应当在一些专业设置与培养过程中渗透和吸收职业教育突出实践和就业能力的培养优势，而不是单纯强调普通与通识。时下，社会上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职业学校的学生身在职业学校却一心向往普通学校的价值体现与尊严实现，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即使找到工作也要回炉职业学校进行上岗培训以适应就业需要。为了改变上述弊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横向上要与普通教育融合沟通，在不同教育阶段针对不同学生和教育特点进行不同内容和方面的创新。

基础教育阶段，通过课程和教学渗透等方式融入职业教育内容。义务教育阶段，在小学和初中课程教学中融入职实践教育的内容，锻炼学生的实践和动手操作能力，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与素养，同时可以引进职业生涯课程与适性辅导，让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同时了解自己的兴趣与特长，为下一步的普职教育分流奠定理性选择基础。高中教育阶段，应针对不同区域采取相应的举措。我国东部地区应大力促进高中多样化，不局限于科技、艺术、体育方面，而是更广泛地体现职业教育的内容和特点。不仅在综合高中增加和渗透职业教育内容，普通高中也可以有更加多样的类型，比如可按不同学生选课重点分为学术型、技术型、技能型三种类型，几类对象都应当同时授予学术知识和技术技能内容，只是各自侧重点不同而已。

高等教育阶段，针对不同培养层次创新发展。支持高等学校教育层次采取协同创新的办法开展职业教育，加强社区教育和终身学习服务。建议高职教育层次扩大招收职后阶段的对象，这不仅符合职业教育人才成长规律，而且可以体现和满足为地区、社会和企业服务的导向和宗旨。

加快探索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专科层次职业教育不宜直接升格本科层次学校或并入本科高等学校。本科层次与专科层次之间的差距在于学科建设水平，而应用技术型大学应强调围绕行业、产业建设以学科群支撑的专业群。同时，不要把职业教育体系和整个教育体系分得太开，尤其是在本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以致把应用技术型高校纳入到职业教育体系，而应把高等职业教育放在高等教育的框架下去考虑。正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20年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原则上中等职业学校不升格为或并入高等职业院校，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不升格为或并入本科高等学校，形成定位清晰、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针对《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的“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要求，要准确把握应用技术型高校人才培养问题。“应用型”最重要的内涵是让学校培养的学生更加符合社会的需要，让学校更好地具备服务地方、服务行业和产业的能力，落脚点是办社会满意的教育。[3]应用型的重点，是举办面向职场的专业教育，人才培养要强调面向一线、面向现场。

多种路径探索向上发展。比如，可以借鉴日本职业教育体系的可取之处：一是学制灵活，设立多种学习路径。如日本高职学校的入学要求是初中毕业生，普通高中毕业生则可插班编入高职四年级；同样，高职三年级学生可参加四年制普通大学或两年制短期大学的入学考试，也可在毕业后经过考试转学升入大学本科三年级，如技术科学大学或国立大学工科学院。二是为学生打通升学通道，职业教育层次不断提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高职毕业生可获得“准学士”学位，升入同年在各校开设的相当于本科层次的“专科”继续学习，专科毕业后可获得与四年制大学相同的“学士”学位，拥有继续攻读研究生的教育资格。新加坡的情况也是如此[4]。

创新高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借助国家重大产业和攻关项目，通过知名行业企业实验室和基地招收和培养职业教育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也可以通过高校、企业、行业科研协同创新的方式联合培养高端职业教育人才，改变传统的学校培养模式。人才培养主要在实验室和基地进行，同时加以理论知识的提升，最终研究结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呈现，如论文、工程、产品设计以及技术攻关项目等。

我国台湾地区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阶段设计的职业教育体系可供借鉴。台湾学生初中毕业后分流，有的进入普通高中、有的进入职业学校（新名称为技术高中）、综合高中或者是五专。但是如果学生入学后发现不适应或不喜欢，可以申请转学，试图改变以往初中毕业分流便定终身的弊端。一般来说，由于职业教育生源不足，从普通高中转入职业学校比较容易，但是从职业学校转入普通高中就比较难。而当高中阶段结束后，所有高中学生需要在高三寒假参加大学学测（考五科：国文、英语、数学、社会、自然，每科15分），然后通过个人申请（占50%）或繁星推荐（占11%）两种渠道，先申请进入大学。未考入者则再参加七月初的指定科目考试，完全依分数排序。同时，高职或五专学生同样可以参加此大学学测。另外台湾地区有针对技职教育体系学生举办的升学考试，称为“技专校院统一入学测验”　（统测），除了考普通文化科目外，还要考术科或专业科目。高中生也可以考，难度比学测要低。进入大学后，可以转系（专业），也可以参加转学考试。

2.融入终身教育体系

构建职业教育体系要打破惯性思维，淡化壁垒，做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有机衔接，在整个招生、培养、评价中建立弹性制度和模式，为每一个人的成功成才提供渠道和机会。

改革招生、培养和评价制度，满足人人成功成才的需求。建立招生、评价入学的弹性制度和模式，为企业中有需求、有能力的人接受职后教育提供机会和渠道。健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单独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和技能拔尖人才免试等考试招生办法，为学生接受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提供多种机会。逐步扩大高等职业院校招收有实践经历人员的比例。建立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推进学习成果互认衔接。

建立职业教育服务社区机制，促进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可以与当地社区联合，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活动，传播和培训各种各样实用技术，共同推动当地社区学院的建设，促进当地文化交流和传播。

注重与当地社区采用共建共治的治理模式。社区代表可参与学校治理，学校的教师和技术人员可以在社区开课，也可以吸收当地有资历的人来学校开课，通过多种方式把职业教育机构与当地文化发展联系起来。东部发达地区要使职业教育学校成为普及基本知识和技术，促进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中西部地区要发展职业学校成为当地技术推广、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的主力军。

专栏3.1

上海市闸北区发展多样化的学习模式

闸北区芷江西路街道通过发掘、培育与推广，使每个社区都有若干类学习模式，如自主学习、培训学习、活动参与、团队学习、学习超市和部门联动学习等。

“学习超市模式”以“满足需求，方便参与”为目标，由街道社区学校及办学点为居民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商品”，辅之以边界周到的教学管理，使居民能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该模式的关键在于网络、商品和服务机制的建立。芷江西路街道通过改善学习超市的软硬件条件、建立学习超市的资源支持体系、增加学习超市的课程种类、建立分人群的课程配送机制等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团队型学习模式”主要是针对不同人群的一种学习模式。芷江西路街道重点组织了“聋哑人学习沙龙”和“外来媳妇学习沙龙”两个团队。目前，“聋哑人学习沙龙”的参与者达到100多人，已形成了周日文化茶座、聋人读书小组、聋人课程班等三种不同学习形式，使残障人士也与正常人一样享受到了终身学习的权利与快乐。“外来媳妇学习沙龙”的潜在学习对象有700多人，沙龙定期组织“婚姻家庭”“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讲座，同时为帮助外来媳妇开阔视野，提高生活适应能力，沙龙还涉及了“女性形象礼仪”“婆媳相处艺术”　“女性着装要领”　“化妆技巧”等培训活动，组织“读书让生活更美好”征文比赛、“姐妹风采展示”联谊会等活动，有效提升了外来媳妇的文化素养和整体素质，为外来媳妇提供了相互交流、相互帮助、寻求支持的平台。

资料来源：上海市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办公室编：《试验与示范——上海市社区教育试验工作总结（2001—2008）》，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3.探索中国特色的学历证书与资格证书新体系

基于学校的职业教育采用学历教育层级结构，在中职和高职两个层次的基础上，目前正开始探索建立本科层次、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基于工作场所的职业教育则采用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层级结构与标准，或者行业、企业职业技能标准和岗位规范要求；基于社会的职业教育则采用更为多样、灵活、开放的水平评价和证书体系。由此看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层级结构，既不是学历教育层次，也不是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分级，而应是能够涵盖这三种类型的提供人们多元选择机会的新职业教育层级和标准体系。

目前世界上有些国家开始建立国家资格框架，这一框架将职业教育的层级、其他类型教育、职业资格框架得以规整到同一个框架下，为人们终身学习和职业发展提供制度支撑，比较典型的国家是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建议从我国国情出发，在初中后教育分流之上建立5级结构为基础，纵向上可以发展职业教育5+X层级划分方案。这种职业教育体系纵向层级结构完整，但与普通教育体系不同，它们彼此相邻的职业教育层级不能直接相通。比如进入职业教育第6层级必须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因此完成5级学习之后并不能直接进入到6级。因为划分层级的依据是对应的职业体系的层次形态和不同层次职业能力要求并不相同。每个层级的教育目标不是为了接续前一层级的学习者继续学习，也不是为了学习者进入更高层级继续学习，而是使学习者契合实际职业要求。职业教育体系内层级要素构成及其运行机制必须符合职业人才的成长规律，引导和保障人们选择“学习—工作—学习”或“工作—学习—工作”的灵活开放的学习制度，警惕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变成另一条升学之道[6]。

4.加快探索职业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化进程

现代新型职业教育体系是全球化背景下的面向人人和社会的开放性系统，探索建立信息化和网络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势在必行。

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影响渗透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职业教育亦不例外，职业教育的招生、培养和评价无一不受到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影响。通过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多元路径，不仅可以便捷职业教育学历教育的各个环节，更为非学历的职业教育打开了新的路径和渠道。尤其是当下“慕课”新型学习浪潮的袭来掀开了各地、各校通过网络和信息改革教学的新路径。如此一来，通过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多元路径，不仅可以打破以职业学校为主体、学历教育为目标，终结性的职业教育模式，还可以进一步丰富和补充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

职业教育的网络化和信息化，可以借助大数据的思维与方法收集不同学生群体对于职业教育的需求和诉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处理，从而丰富原有的课程与教学方式与内容，提升课程质量，促进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完善和促进职业教育体系内涵式建设。

5.强化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

与普通高校相比，职业院校社会服务的职能更为突出、意义更为重要。高职院校开展社会服务，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学校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当前，高职院校在社会服务方面存在意识不强的问题，同时也缺乏很好的运行机制。

课题组在实地调研中，发现部分地方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政府首先在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方面展开了行动。比如，宁波市组织实施了“职教进企业、服务促发展”“牵手百家企业”“2211校企牵手”等主题活动，推动职业院校主动走进企业，了解企业需求，解决企业难题。政府通过营造有利的氛围，提供有效的活动载体，发挥职业院校的作用，促使其服务于区域企业发展。

然而仅依赖政府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与行业社会发展关系密不可分。职业院校要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深入行业企业、融入社会社区，了解、研究和分析行业和区域发展新动向、新需求，掌握最新、最关键的技术，用以指导专业建设和提升教师素质。

因此应当强化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为当地经济服务。职业院校发展要与当地经济产业结构相适应，立足当地，服务当地。加强舆论宣传，提高当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自觉性、责任感，形成重视技能、尊重技工的良好氛围。比如，政府和职业院校可以通过举办各种活动，邀请当地企业，借助媒体宣传校企合作的成果以及企业所付出的努力，一方面可以加强职业院校与当地经济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让社会公众更多地了解到企业在学校教育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改善社会公众对职业院校的“偏见”，提升企业参与合作办学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三）完善体现区域特点和需求的职教体系

1.体现各地区不同特点

由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决定了不同地区间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内容和重点也应当是不同的。新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当体现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水平的职业教育发展内容。东部地区职业教育重在优化发展，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和现代服务业进行优化升级；东部及中西部发达地区大力发展高职教育和各类培训，中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办好一大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机构。西部地区以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第一产业比重大，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和不足。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储量高、种类多、分布广，水资源蕴藏丰富，还有大片的森林、峡谷、草原形成的旅游资源，大量自然资源亟待开发与保护。因此，西部地区职业技术院校的设立和专业的设置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如可在矿产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的不同地区，分别设置与之相适应的石油、化工和园艺、商贸、旅游、服务业等职业院校和专业；在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大力发展种植业、养殖业、特色农业、畜牧业等[7]。

同时，积极鼓励东部与中、西部多种形式合作举办职业教育。通过倾斜性政策鼓励行业、企业、地方和社会力量，继续参与办好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尤其要大力支持和鼓励部分省、市打破行业和所有制界限，探索社会各界共同合作举办混合所有制的职业教育，在面向市场、面向就业、自主办学、自我发展方面积累新鲜经验。

不同地区间职业教育体系的主导力量要区别对待。东部地区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沿阵地，更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进而优化职业教育体系布局结构，学校、企业和行业可以通过优势互补的方式共同促进职业教育优化提升；而西部地区则主要加大政府的推动作用，在基础办学条件、教育公平方面加强干预。

2.关注城镇化发展对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教育部新闻办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中职毕业生大多数在城镇就业，加工制造类专业毕业生人数多就业好，就业率为98.08%，本地就业人数最多，占毕业生总数的69.74%，职业教育年培训进城农民工2000多万人，累计4000多万农村新生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后进入城镇工作。另有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学校1297所，其中50%分布在地级市及以下地区，成为高等学校布局重心下移、为地县级城市提供具有专科学历劳动者的重要平台；有25%的高职院校位于西部地区，19%位于民族地区，提高了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青年的入学机会，毕业生就近就业的比例逐年提高。据麦可思调查显示，2011高职院校有68%的毕业生在其所在地就近就业，有51.8%在地级城市及以下地区就业，19.6%在西部地区就业，13.9%在民族地区就业，4.9%在贫困地区就业[8]。上述数据反映了职业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

教育部新闻办最新数据显示，职业教育为现代农业输送了近500万毕业生，另有报告显示，职业教育今后需要培养现代农业技术和产业化经营的一线实用人才；全面开展农村就业人员的职业技术培训，重点满足每年800万～1000万农村转移劳动力转岗、转业的需求，满足农业就业人员学习现代农业技术和经营知识的需求。然而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新农民、新农业、新农村建设方面。

当前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还存在不少问题：投入严重不足，技能培训生源难找，培训和管理制度不健全。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老龄化现象严重，　“谁来种地”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因此必须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农业发展才能后继有人。

现代新型农民不能只会劳动，也要享受生活、懂得营销、有经济头脑，要使得职业教育成为农民通过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改变身份和地位的支撑。为此，一是要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育体制。支持建立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公益性教育培训机构为主体、各种社会化资源参与的“一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加大农民田间学校等模式推广力度。支持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校站合作、校社合作”。探索依托农业大学、农业职业院校试点培养中、高级职业农民。二是探索建立新型职业农民认定管理制度。在完善现有绿色证书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认定制度，根据农民教育培训经历、生产经营规模、掌握技能水平等，科学设定认定条件和标准；明确获证与政策扶持相衔接，使新型职业农民享受贷款、保险、用地、社保等专项扶持政策。三是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扶持。在农民培训方面，扩大阳光工程等项目规模，逐步建立农民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在专项扶持方面，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土地流转、金融信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自主创业等政策扶持[9]，以此提升县域经济发展的活力[10]。

构建新农村职业教育体系，还要求通过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强化各级政府的统筹责任，健全县域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强化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协调和综合利用，从根本上带动新农村、新农业的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4.促进有民族特色的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实用技能型人才，繁荣和发展了民族地区的经济。但由于受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和经济基础的制约，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仍然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民族地区落后的职业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11]。主要表现在：民族地区技能型人才缺失，更严重的是不少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大都流向发达地区；根据市场的需求一哄而上，往往容易导致专业设置不合理，没有根据本地区的文化特色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办学。毕业生的大量外流更直接造成了民族地区有限的教育资源流向发达地区，形成了贫富倒置的补偿效应。办学模式、专业设置等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容易使这些地区的职业教育变成简单地向发达地区输出廉价的劳动力[12]。针对上述问题应当建立符合民族特色的新型职业教育体系，以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构建有特色的民族职业教育体系。民族特色职业教育是指民族地区的职业院校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利用本地区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设置专业培养人才，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云南省保山学院为传承和弘扬云南翡翠文化，根据地理位置优势和丰厚的民间玉雕基础，利用周边充足的毛料资源交易市场和加工市场等得天独厚的条件，秉承传统翡翠文化，抓住历史的机遇，创办了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13]。

发展民族特色职业教育可以有效解决人与自然共生的关系，特色职业教育不是为依靠过度开发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培养人才，而是为发展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培养人才，这种模式主要不是利用自然资源，而是利用人自身。其次，特色职业教育是在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是在尊重和保存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教育；不是盲目追随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而是与传统文化共生的民族教育，其独特优势是既发展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又保护和传承了民族传统文化。这应当是民族共生教育体系应有之意。

从教育融合的角度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后半段，在课程和教学活动中渗透和体现职业教育内容，各级政府要在制度供给和提供相应的师资、教育资源方面支持，不仅可以为升学无望的群体提供相应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也会同时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从而为当地培养大批优秀技能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