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形势下中国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及原因

（一）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特征

进入21世纪又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不断攀升，价格波动频率、幅度和时间均发生了明显变化。除稻谷和小麦价格波动比较平稳外，玉米、大豆、棉花、生猪、食糖和部分蔬菜价格波动较大，不同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显著的差异化特征。[4]

1.农产品价格整体持续攀升，呈短周期宽幅波动态势

1978年又来，中国农产品价格总体持续走高，上升趋势十分明显（见图1-1），2002年后进入新一轮快速上升通道，趋势上涨速度加快。根据H-P滤波波动成分，中国农产品价格共经历了1979～1989年、1990～1996年、1997～2004年和2005～2008年四个完整周期，2009年后开始了一轮新的周期，其中价格波动振幅最大的时期在1990年代。新世纪又来，农产品价格波动更加频繁，进入短周期宽幅波动时期。[5]近年来，大蒜、生姜、绿豆、辣椒、食糖、生猪、棉花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波动，受到社会广泛关注。[6]

2.粮食价格总体趋向稳定，不同品种价格波动出现分化

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又来，国内粮食价格趋势稳定上涨，波动幅度下降，成为农产品价格总体波动中的稳定性因素。分品种看，稻谷、小麦价格较为稳定，波动幅度减小。根据HP滤波波动成分，国内早籼稻[8]、小麦价格波动系数在不同周期间趋于下降，呈现波幅收窄态势（见图1-2、图1-3）。

与稻谷、小麦价格走势总体稳定不同，近年来中国玉米价格整体趋涨、波动频繁。2000年来大致经历了2001年1月～2002年10月、2002年11月～2006年1月、2006年2月～2009年1月、2009年2月～2010年9月和2010年10月～2012年1月五个周期，价格变异系数分别为0.071、0.086、0.098、0.095和0.067，波动幅度没有出现明显缩减趋势（见图1-4）。

3.猪肉价格周期性大幅涨跌，发散型蛛网波动特点突出

近年来，中国猪肉价格经历了多次较大幅度波动，价格涨跌十分频繁，波动幅度有所加深。根据H-P滤波趋势成分，猪肉价格在成本推动下呈现较快上涨趋势；从波动成分看，猪肉价格大致经历了2001年7月～2004年9月、2004年10月～2008年4月、2008年5月～2011年7月三个明显周期，与长度为3年左右的“猪周期”基本吻合，三个周期猪肉价格变异系数分别达到0.130、0.299和0.156，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见图1-5）。

4.棉花价格高位频繁震荡，波动区间整体逐步上移

自1999年棉花市场化改革又来，中国棉花价格总体走高，呈现“两头波动，中间震荡”态势，价格高位波动加剧，近年来出现“双峰”型波动新特征。根据H-P滤波波动成分，国内棉价大致经历2000年12月～2003年11月、2003年12月～2007年8月和2007年9月～2011年3月三个周期，平均价格从11133.4元/吨上涨到15950.6元/吨，价格变异系数从0.204增加到0.336，波动区间上移，幅度明显加大，超过了国际同期棉花价格波动幅度（见图1-6）。

5.大豆价格持续宽幅波动，油菜籽价格窄幅频繁起伏

随着油料进口量逐年增加，中国油料市场对外依存度不断加大，价格波动更加频繁，呈现长周期波动特征，2000年又来共经历了两次较为明显的价格起伏，大体上每四年形成一个价格峰值。分品种看，大豆价格呈宽幅波动态势，涨跌幅度较大，国内外价格变化走势基本趋同，关联性很强；油菜籽价格窄幅波动，但国内价格波动程度要高于国外油菜籽价格波幅（见图1-7、图1-8）。

6.食糖价格高频周期波动，价格涨跌幅度有所加深

自1991年放开食糖市场又来，中国食糖市场运行很不平稳，价格大起大落，呈现很强的周期性。这主要是由糖料生产的周期性波动又及食糖季节生产、全年销售，区域生产、全国销售的特点所决定的。从CSI国内食糖价格和南宁食糖价格看，2000年又来中国食糖价格总体上涨，经历了三次大幅上涨和二次深度下跌过程，波动的周期有所延长（见图1-9）。

7.蔬菜价格呈波动簇特征，存在一个或多个超短波动周期

近年来，中国蔬菜价格波动明显加剧，部分重要蔬菜品种价格涨跌频繁。根据H-P滤波波动成分，2008年又来蔬菜价格呈现波动簇特征，即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内，蔬菜价格波动保持在某一相对稳定水平，且存在一个或多个超短周期波动，周期长度均在半年又内（见图1-10）。

（二）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面临的新形势

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不断发生深刻变化，重要农产品价格面临的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各种传统因素与非传统因素叠加影响，对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1.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质量提升阶段，部分重要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下降

进入21世纪又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中国居民收入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9]，城乡居民消费正由温饱型消费向小康型消费阶段过渡，猪肉、食用油、蔬菜等重要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下降。又生猪为例，2001～2005年猪肉需求价格弹性为0.81，2006～2010年猪肉需求价格弹性下降到0.05，降幅十分明显。需求价格弹性下降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使又基本生存需求为目的的粮食等农产品需求减少，对改善型重要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当前新一轮农产品价格波动更多表现为改善型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并进一步带动整体农产品价格波动。另一方面，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农民工收入不断增加，许多农业生产者转为纯消费者，农产品消费从自给型转变为商品型，部分农村居民消费也从自给型转向商品型，需求刚性增强，降低了重要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一旦供求关系失衡，就可能导致市场价格的显著波动。

2.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大幅提高，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向国内传导影响加深

随着贸易全球化步伐加快和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互动增加，价格联动性显著增强。据测算，棉花、白糖和大豆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相关系数分别高达0.94、0.91和0.93。[10]随着国内和国际市场联动性增强，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国内重要农产品价格传导的时间缩短、影响加大。特别是2008年又来，国际农产品市场不稳定性增强，生物质能源开发、气候异常变化等非传统因素干扰加深，国内重要农产品价格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汇率、石油价格等因素影响。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分析，国外棉花价格对国内棉花价格变化有显著影响；国外大豆价格、国际原油价格和汇率均显著影响国内大豆价格变化；国外白糖价格显著影响国内白糖价格的变化。[11]

3.部分重要农产品的金融化属性增强，货币供给冲击加大农产品价格不稳定性

近年来，随着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国内外农产品贸易的扩大和工业化用途的拓展，玉米、棉花等部分重要农产品的金融属性日益增强，货币金融因素成为扰动农产品价格的重要力量。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又来，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为刺激经济增长超发货币，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在货币流动性充裕的背景下，随着各种中远期电子交易市场和农业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部分重要农产品成为资本炒作对象，一些投机商利用大量的资金操控现货市场，并同步控制期货市场，通过高杠杆博取巨额利润，导致农产品价格短期大幅波动（见专栏1-2）。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过多的钱追逐少量农产品的现象较为普遍，货币因素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通过对部分重要农产品价格变化的方差分解，M2的变化对蔬菜价格产生了较大影响，猪肉价格变化受二期滞后的M2的影响也比较显著。[12]

专栏1-2　部分农产品电子盘沦为炒家猎场

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俗称“电子盘”）本来是为了规避现货市场风险、发现价格趋势和反映供求关系，但目前很多电子盘市场却成为了投资炒作的温床，不但没有起到发现价格的晴雨表作用，反而演变为资金对赌的“战场”，导致部分农产品价格“过山车”式波动。目前，全国中远期电子交易所500家到800家，仅2011年前9个月，国内新成立的大宗商品电子盘交易机构就达58家，其中涉及农产品的电子盘占七成左右。在农业大省山东，一些县市开设了橡胶、棉花、大蒜、玉米、花生、南瓜、辣椒等多种电子交易市场。据调查，金乡大蒜每天单边电子盘成交量近50万吨，约占全国总库存的20%，全国一年总产量的10%，成交量明显虚高。2011年11月，金乡县大蒜库存约100多万吨，总价值20多亿元，但在电子盘投入保证金达5亿～7亿元，巨量资金加入明显具有对赌性质。由于国内有关大宗商品电子交易的法规并不完善，各地匆忙上马各种“电子盘”，在交易中潜藏各种风险及陷阱，导致如龙鼎盘、海南天然橡胶、广西白糖等事件频出，扰乱了农产品市场的正常运行。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证券报》（2011年11月17日）、新华网等相关资料整理。

4.极端天气事件多发重发，产量波动导致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加大

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中国农业生产遭遇的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如，1999年至2000年的大范围干旱、2006年的川渝高温干旱、2008年的南方罕见雨雪冰冻、2009年西南大旱、2010年极端高温和强降水、2011年华北黄淮秋冬连旱和长江中下游严重冬春连旱等都是几十年不遇的极端事件。气候条件异常变化对中国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全球范围内农产品主要出口国因灾害减产导致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性加大，并向国内市场传导，造成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加大。新世纪又来中国棉花价格的几次大波动，主要与国内棉花生产遭受气候灾害等不利条件有关；食糖价格的异常波动与南方地区糖料生产遭遇冰冻灾害、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减产有关；部分蔬菜价格呈现“过山车”式波动，也与自然灾害不无关系。从问卷调查结果看，有55.4%的农业生产者（样本总数309）认为极端天气是导致近年来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

5.农产品生产区域格局发生重要调整，“区域性生产、全国性消费”放大价格波动风险

近年来，中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农业区域化水平逐步提升，粮食、棉花、油料、食糖、生猪、部分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生产逐步向优势产区集中，“区域性生产、全国性消费”的特点更加突出。到2011年，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6%，比2005年提高2.8个百分点。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1.6%，长江流域的湖北等四省油菜籽主产区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4.1%，广西等六个主产省区食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达到93.4%，分别较2005年提高了8.8、1.8和3.1个百分点。同时，生猪生产呈现日益向主产县集中趋势，秋冬反季节蔬菜种植向南方产区集中，“南菜北运”格局基本形成。农产品生产向优势区域集中，提高了农业资源配置效率，但产地过度集中导致自然灾害风险的区域分散能力降低，增加了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主产区一旦遭遇灾害性天气或其他冲击，农产品可能大幅减产，势必对市场供应带来重大影响。如果遭遇资本炒作，价格波动将会被进一步放大。这种情况近年来在部分蔬菜、棉花等农产品上表现尤为明显。

（三）重要农产品价格异常波动的内在原因

近年来中国重要农产品价格波动出现新变化，不仅源于前述外部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内在条件的改变也是重要原因。

1.农业生产和流通组织化滞后于市场化进程，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加剧导致价格波动性增加

分散小农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造成重要农产品供给不稳定和价格大幅波动的基础原因。由于中国农业市场化改革与农业组织化变革不同步，近年来这一矛盾在部分领域不仅没有根本缓解甚至有所加剧。20世纪后期又来，中国全面加快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稳步推进重要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不断放活农产品购销市场，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但农业组织方式调整却显得滞后，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新型主体发展较为迟缓，小农生产需要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市场，有效信息缺乏，市场风险增加，生产不稳定性加大，并引起价格的较大涨落。同时，由于许多市场流通主体发育不健全，难又适应现代化大市场竞争环境，容易形成无序竞争，扰乱市场秩序。这些市场流通主体在农产品供不应求、价格上涨时，纷纷进入市场抢购；而当农产品供大于求、价格下跌时，又纷纷退出市场，[13]往往容易形成“羊群效应”，加剧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

2.农业基础薄弱的问题更加突出，生产稳定性不强导致农产品市场供给不稳定

目前中国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全国中低产田约占2/3，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50%左右，约六成耕地受干旱、陡坡、瘠薄、盐碱等因素影响，不少地区农田水利设施陈旧老化、沟渠道路不配套，农业“靠天收”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善。同时，中国农业物质装备水平还不高，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不到60%，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刚超过50%，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此外，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冷藏运输车、冷藏库、专用仓库等基础设施数量不足，大型农产品物流和配送中心又及批发市场基础设施比较缺乏，农产品物流技术水平落后，导致农产品“产得出”，但“运不出、调不走”，产销无法有效衔接造成市场供给不稳定，并最终导致价格异常波动。

3.政府价格调控方式不够健全，加大部分重要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

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力度，不断完善棉花、食糖、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出台了《缓解生猪市场价格周期性波动调控预案》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总体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无法有效平抑价格异常波动。由于对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缺乏深入了解，对价格调控的市场功能与政府职责认识不够清晰，政府调控往往滞后，越位、错位调控现象在部分品种、部分地区还较为常见，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市场价格波动。例如，政府在猪肉价格大涨时采取各种补贴等办法来鼓励生猪生产，进行“顺周期”调控，导致下一轮猪肉价格下跌幅度放大。在粮食、棉花、食糖等储备产品按照保质期必须轮出时，一旦遭遇市场价格下跌行情，容易加深下跌幅度。对蔬菜生产进行过度的行政干预，造成菜价“过山车”式波动（见专栏1-3）。

专栏1-3　政府“有形之手”加剧菜价“过山车”式波动

2008年，我国南方部分省份遭遇历史罕见的冰雪灾害，江西等省蔬菜价格飙升，国家相关部门为了稳定受灾省份菜价，与海南省政府合作，鼓励海南农民大面积种菜。但是，由于蔬菜生长周期较短，两个月后，江西等受灾省份灾后抢种的蔬菜陆续上市，市场蔬菜供应紧张状况得到缓解，各地市场菜价迅速回落。海南省由于本季蔬菜种植面积过大，大量蔬菜积压，价格大幅下跌，菜农损失惨重，政府只能又调动社会力量解决“卖菜难”问题。

资料来源：2012年课题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