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美国与权力平衡
第一章
权力政治与战争
我们清楚只有当势必承担的压力均等时，正义问题才会在人类事务的讨论中有所涉及；我们也同样清楚有权势之人要求得到他们所能得到的一切，而无权无势之人则要付出他们必须付出的一切。
——修昔底德
如若没有机械动力——推动大型物体的力量——就不会有技术。如若没有政治权力——鼓动人民群众的力量——技术就难以用于社会目的。所有的文明生活最终都仰仗于权力，然而权力却臭名昭著，动用权力常常会受到谴责。在美国，“权力”这个词暗含了邪恶之意。令人遗憾的是，在追求有价值的目标时，人们往往会普遍认同使用权力的必要性。但是，如果认为权力只是一种个人、社会或者国家行为所追求的目标，却并不被赞同，人们对于这种想法有时甚至唯恐避之不及，这真是一种不幸，因为这样会妨碍美国充分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方面。
无论是否相信基督教教义中的良心观念，人们都不信任权力具有良好的道德品性，但这也并不能阻止他们对权力的追求。《十二课教你如何成为有权之人》之类的书常年位列畅销书榜，而予人权势的职位就像那些会带来丰厚报酬的职位一样受人追捧。为了争夺这些颇具影响力的要职，人们的竞争愈演愈烈，手段也越来越庸俗。为了选举一个缝纫妇女会或是基督奋进会主席而举行了无数场竞选，美其名曰是采用了马基雅维利的策略。
权力的本质
人类发明了许多技巧来赢得朋友、影响他人。这些形形色色的方法大致分为以下四类：说服劝导、金钱购买、以物换物以及强迫压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每次让别人听从其控制时，运用的手段都可以在这四种类型中对号入座。相反，它发现最成功的策略是审慎地将这四者结合在一起，综合使用。每种成分所占的相对比例要视具体情况、个人和社会群体而定，而正是社会群体明确定义了何为公众接受、何为公众谴责的行为。在重视自由和个人尊严的地方，与胁迫相比，人们更容易接受说服，而且前者常常仅限于个人之间使用。只有国家可以合法地使用警棍、催泪弹以及冲锋枪胁迫他人，而公民这样做则属于违法行为。
从道德角度来看，权力只是达成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想要使用权力，就应当接受道德判断的评判，但是认为世界无需强迫压制就能运转，并且公然谴责人们对权力的渴求，无异于逃离现实、陷入虚幻的梦想。人们在合作、适应以及冲突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而这三者也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类为了共同目标与他人分工协作并制定政府工具；为了融入他人不断调节自身，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普遍价值观、习俗的规范压力以及法律制定的规则。但是他同样接受冲突，无论是为了个人私利还是客观理想都是如此。冲突是生活的基本方面之一，就其本身而论，它也是个人、群体以及国家之间所有关系的组成要素。如若一个世界没有斗争，那么人类生活早已不复存在。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而是通过政治渠道、法律渠道解决冲突，从而避免兵戎相见，以及将冲突从战场上转移到会议室和法庭进行磋商调解。
集体组织如同个人一样，有两种方法能使行为体在对立冲突中达到期望目标，那就是“直接行动”和“政治行动”。第一种方法是指在达到期望目标的过程中，集体对某些不可或缺的个人直接采取行动。第二种则是集体通过行使国家强制权来达到期望目标。在许多现代经济生活中，会发生直接行动形式的集体斗争：佃农反抗地主、农民反抗牛奶经销商、产业工会反抗职工会、工会反抗雇主以及产业公司，彼此之间明争暗斗。在西方，许多铁路和地下管道的优先通行权并非来自法院的判决，而是竞争公司之间在战略要点上进行较量的成果，谁在这场血雨腥风的斗争中胜出，谁就能获得通行权。
劳资纠纷可能就源于雇主和工会的谈判。如果谈判失败，双方也许会试图通过调解或者接受仲裁来解决纠纷。但是，他们也可能不会采取和平解决的手段，而是通过罢工或封闭工厂的方式来向对方宣战。在这种情况下，对立双方将会尝试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影响彼此的行为，包括说服劝导、金钱购买、以物换物以及强迫压制。集体的力量大小会直接影响其选择哪种方式，不过认为只有在压制中才能体现出权力的重要性，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相反，工会如若大权在握，也许根本不需要双方进行实力较量，谈判成功也就容易得多了。
因此，工会以及所有其他组织除了被迫致力于自己的目标之外，还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力量。任何一个组织，无论它想要达到的目标多么简单，只要是为了实现自身目标而有赖于他人或其他集体，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权力纷争，它们不仅要自我保护，还要将提升自身的权力地位作为其制定内外政策的主要目的。
如同在国家内运行的所有组织一样，工会也有不止一种方法达到目的。如果以直接行动的方式难以实现，他们可以尝试另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那就是借助立法机关及试图获准行使国家立法权。有时，想要取得劳动报酬，通过直接反抗雇主可能并不能实现，但却可以借助最低工资标准的法律规定。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WCTU）(1)可以直接通过说服劝导、在酒吧外示威抗议或者间接地借助《第十八修正案》（Eighteenth Amendment）(2)来达到其目的，这是“政治活动”的应用，是在国家范围内以服务个人或集体利益为目的而开展的政府控制权斗争。
私人团体如果想要借助政府机构，他们就必须将增强政治力量这一具体任务加入其广泛的权力目标中。对政党这一特定组织来说，政治权力是其活动的主要目的，同时也是其生存的土壤。政党存在的目标就是左右国家政策，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与其他政党的竞选中胜出。权力斗争在政党之间显而易见，因此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党必须不断努力提升其相对权势地位。一旦一个政党内出现了竞选资金入不敷出、成员忠诚度下降、组织管理腐败、纪律松散的情况，这个政党就会被淘汰出局，最终被竞争对手取代。
有许多例子表明，通过立法机关间接施加压力的政治行为并不可行，一方面，由于性别和财产资格的限制，组织团体对其成员的政治权力有限，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政府在某些议题上无法采取行动，原因包括宪法制约、预算限制或者缺乏行政机关。此时，组织需要在“直接行动”和“政治行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这里的政治行动指的是带有特殊目的的政治行动，包括修正宪法、扩大政府权力、改变目前的权力分配以及设立新的政府机构。此时的政治活动不再是对现有的政策工具加以利用，而是旨在“推陈出新”，即对其加以改造并创造新的工具。
各组织的运作必须依附于“国家”这一权力机构，即组织、制定对外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被允许的方法的限制。理论上，只有国家具有使用武力的合法垄断权，其余组织只有使用不含身体暴力的强迫压制手段。显然，不同国家在对于执行这一原则的能力大小以及愿意程度高低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在从“全国秩序井然”步入“完全无政府状态”的过程中，即使是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态度也会大相径庭。总体来说，美国政府与人民是非常宽容仁慈的。人们长期容忍着城市内的帮派冲突，它是伴随城市生活繁荣而出现的副产品。对其采取高压手段的说辞可以鼓舞人心，在市长选举中是必不可少的助推力。制造催泪弹及其他军事装备的军火工业蓬勃发展、任何负担得起佣金的工会或雇主都可以雇用安保人员，这些都证明了身体暴力在劳资冲突以及子虚乌有的阶级斗争中的重要性。关于暴力垄断的法律和事实与其他垄断权的法律和事实一样，各有不同。
秩序和政府控制是组织所在运行环境的组成要素，会对它们的对外政策产生直接影响。如果政府足够强大，能够执行其做出的决定，那么就能有效限制群体之间冲突的斗争。借助立法机关的“间接方式”与“直接行动”这两种管理形式的重要性不分伯仲，此时的权力斗争目标不仅仅是针对凌驾于其他组织的直接控制权，更重要的是对政府控制权的争夺。如果政府手中并没有多大权力，也无法执行其做出的决定，那么群体之间冲突的斗争就难以受到制约。这时，尽力对政府施加影响徒劳无益，直接行动必然会成为人们更倾向的方式，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政府有所改变为止。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斗争主要是争夺对其他组织的直接控制权，并辅以对政府控制权的争夺。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
就像在其他社会群体中一样，国际社会中也可以观察到三种基本关系：合作、包容和对立。不仅个人和组织需要保持这三种社会关系，国家更是如此。他们为了共同目的而合作，在通信与交通运输领域里设立国际监督管理机构，从而为现代化国际交往提供了可能性。通过在价值观上达成共识，国家之间找到了互惠共存的相处模式，即创立出一套基于传统惯例的法规，美国人称之为“国际法”。国家往往会自发遵守这些规则，同时也愿意采取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但是，为了达到它们的国家目标，它们同样会接受冲突的发生，并使用包括战争在内的强迫手段来应对。
如同一个国家处于危机之中并面临中央权力溃散时的群际关系，国际社会中的国际关系时刻经历着如此复杂的情形。正是由于所谓的国家主权独立、缺乏更高权威、不受外界制约才导致国际关系具有混乱无序的特性。
历史上，这类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国家体系在组建过程中常经过两个阶段——征服与联盟，而且这两种方式如果成功的话，也许会改变国家体系的基本特征。但是在这两者中没有哪种方式可以完全主导。虽然强盛的国家能够征服其周边邻国并奴役弱小的群体，但即便如此，古代庞大的帝国也未能将超过其区域控制能力的国家占为己有并轻松纳入其霸权体系。同样，从下至上的授权也无法成功。在所有历史时期都出现过联盟，但是这种联盟一直是局部的、受限的。从局部的意义上说，联盟只包括了少数国家；从受限的意义上说，国际组织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立的，而且往往是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虽然有许多国际合作与受限联盟的实例，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将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威从单独的国家真正转移到国际社会里的组织机构。
因此，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作为群体行为发生的两个特殊环境，其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没有一个能够维持秩序并执行法律的中央政府性机构。事实上，无论国际惯例中曾出现过何种成文条款，国际社会从未保证过其成员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每一个独立国家仍旧主要依靠自身或其保护者的力量生存，保障其享有的权利和利益。
当与国家联系在一起时，自我保护就具有了特殊含义。领土作为一个国家固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我保护就是指捍卫自己对国土的控制权；而且，由于主权独立是一个国家的要素，自我保护也包括为国家的独立地位而战。这就阐明了为什么所有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以捍卫领土完整以及保护政治独立为基本目标。
国家的外交政策除了以维持生存为主要目标外，还有许多其他具体目标，可以按照不同方式分类。比如地理、人口、种族、民族、经济、社会以及意识形态，涉及的具体内容包括建设海军基地、限制移民、同化少数民族和寻求原材料市场以及投资机会，还包括维护社会秩序抵抗外来势力破坏、鼓励文化交流和限制危险药品交易等。
在国内领域用以促进集体利益的两种方式同样可以在国际领域内为国家利益服务。国家可能会采取“直接行动”的方式，直接作用于其他国家；也可能会借助目前现有的国际组织；或者也可能运用其外交政策来创造出新的工具。然而，这每一种方式在国际领域和国内领域中的相对重要性截然不同。纵观当今国际社会，控制其他国家的直接权力比发挥对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要远远有用得多。
在创立国际联盟之初以及其早期历史中，人们对这个新组织发展成一个国际政府的重要行政机构仍抱有希望，当时就已经出现了大小势力为争夺控制权而相互较量，争夺理事会与重要委员会的席位。战场上的斗争似乎确实一度被转移到了室内。但是当事态进一步明朗之后，人们就会发现这间会议室只是供人商议的地方，国际联盟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辩论场所而已，人们对它的兴趣也就随之减弱了。费力去控制一个没有实际权力的国际组织毫无益处。那些受外交部部长派遣前往国联的外交官们都无所事事。而那个用来召开国际议会的大厦耗资不菲，却渐渐变成了希望渺茫的标志。
对于各国来说，直接行动仍然是最常用的，它是外交政策的最典型表现方式。世界中央权威的缺失不仅使得直接行动变得更为重要，同时也使得直接行动在方法上不受国际社会的限制。在国际社会中，任何形式的强制行为都是被允许的，包括极具破坏性的战争。这意味着权力斗争就等同于争夺生存机会，故提升自己的相对权力地位也就成为了各国内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其余一切都屈居其后，因为只有权力才能最终实现外交政策的目的。拥有权力就意味着生存，意味着能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他者并对那些软弱无权者发号施令，甚至可能迫使权势在你之下的人做出退让。一旦冲突最终形成战争，权力斗争就演变成了战争主导权之争，冲突双方必须时刻为战争作准备。
实施外交政策的政治家可以关心公正与公平，可以采取容忍的态度，但前提是这些行为都有助于或不妨碍实现国家的权力目标。这些行为可以为追求权力提供道德辩护，但是如果因此减弱了国家权力，那么必定会被弃之不用。追逐权力并非为了实现道德价值观，而是想要借助道德价值观更为容易地获取权力。
在无政府世界中，不断追求强权政治是国家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权力最终会转化为发动战争的力量，因此国家才一直会投入大量精力建设军事设施。但是国家的相对权势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还受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领土规模、人口规模、能源矿产、经济技术发展、财力、民族同质性、社会有效整合性、政治稳定以及民族精神。在权力斗争中，这些因素虽然是次要的，但它们本身具有价值，同样意味着权力。
然而，一个国家的权力地位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军事力量，还受潜在敌人力量的影响。这就意味着除了提升自己的作战装备外还有第二种获得权力的方式，其目的在于通过直接影响来削弱一些国家的权力地位并加强另一些国家的权力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国家除了保卫自己的国土外，还利用军事力量为他国的领土提供庇护。当然这不是出于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因为第三国的存亡关系到它自身的安全。
强国帮助小国在国境抵御外族入侵的惯例由来已久。这种保护“缓冲国”(3)的政策是对旧式领土防御政策的发展和完善，主要做法是设立特殊边界地带从而达到防御目的。如果邻国是一个实力不弱的强国，有着潜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常常愿意与实力在其之上的强国结成联盟，以争取强国对自己领土的保护。但是一国支援他国并不仅是为了保护具有特殊战略重要性的边界或地带，同时也是想要遏制某些大国以防止其通过后续发展对自己构成威胁，即阻止霸权出现，它可以使一个国家在所能够触及的领域内称霸。
权力的平衡
形成如此政策的原因需要追溯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于一个生机勃勃的强大国家来说，因自我满足而停止扩张或对自己的权力目标加以适当限制等情况实在少之又少。人们将旨在抑制日益发展壮大的国家而制定的政策称为均势外交政策，它是所有成功国家外交手段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验表明，与一国单方面宣布善意相比，处于权力平衡状态下的国家才更安全。为了维持这种平衡，一国不仅要对变得太过强大的邻国采取行动，还要制衡距离较远的国家。事实上，施行这项政策的最佳时期是在持续扩张的国家成为自己的邻国之前。拥有入海口的霸权会对遥远的海岸造成威胁，而现代飞机日益扩大的轰炸范围也使得空军力量几乎能与海军力量并驾齐驱，对非相邻国家形成有效威胁。
显然，权力平衡首先是为强国量身打造的。对诸多小国来说，除非它们能成功结盟，否则只能被强国当作砝码用于维持天平的平衡。然而，尽管小国在这场游戏中只是强国的赌注而非玩家，它们在最后所获得的利益仍然不容小觑。一个小国可以在政治高压区域中充当真空地带，但它并不是依靠自身力量存活，而是因为任何一方都未想侵占它的领土，或者是因为如果将其作为缓冲国或权力平衡中的砝码保留下来对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有利。而当这个平衡一旦消失，这些小国往往会随之灭亡。
自文艺复兴(4)和宗教改革(5)以来，欧洲的政治哲学就热衷于思考权力平衡这个问题。继封建君主与教皇失去了在欧洲政治秩序中的基石地位后，人们就开始探索新的融合原则，最终人们在“权力平衡”这个学术演讲的对象中找到了这个原则。哲学家们指出权力平衡与自然法则以及和谐的关系。他们还指出平衡不仅具有内在美，还充满了实际与伦理的意蕴。如果所有国家都受到约束，那么就没有国家会赢得战争；如果没有国家能赢得战争，那么就没有国家会发动战争或者威胁开战。平衡是力量均衡，而力量均衡是一种中立的力量。在一个政治平衡的社会中，力量毫无用处，人们也因此会在法律的统治下快乐和谐地生活，投身艺术与优雅的事业。
对于研究这一政策的人们而言，很明显，国家应该奉行均势外交政策，自然法则与基督教精神也要求这一政策。国家不仅将外交政策用来应对对自身有害的具体威胁，而且还要为整个国际社会建立一种平衡体系。均势外交政策的目的除了维持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之外，还包括维护和平。
政治家们总是急于从神学家和哲学家那里汲取道德戒律来指引外交政策。自17世纪起，所有的强权政治不再意味着在艰苦的世界里求得生存的原始企图，而是旨在为建立政治平衡与维持国际秩序而努力的一种高尚行为。
以这种方式取得的成功并非是压倒性的，究其原因，这也许是因为行为过程不受保障，也许并非所有的政治家都具有良好的谈判技术。但如果以他们并不是真的对达到权力平衡感兴趣来解释可能更保险。历史上，强国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或创立组织机构来限制自身力量的例子并不多见。国家之间的相处模式一直是在彼此遏制他国力量。事实是，国家只关注那些对自身有利的平衡。他们的目的不是真正的平衡，而是给自己留有巨大的行动空间。仅仅拥有与潜在敌人相同的实力并没有真正的安全可言，只有比其更强大才行。如果一个人的力量完全受到抑制就无法采取行动；只有拥有可以自由使用力量的空间才可能会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无论理论与合理化如何阐述，国家的实际目标就是不断提升其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而其想要的平衡状态其实是压制其他国家，使自己不受约束地成为具有决定力量和决定发言权的国家。
实现权力平衡不需要精确到如同寻找完美平衡，但是即便如此，这个任务仍充满艰难。人们使机械力达到平衡易如反掌，因为机械力可以借助工具来测量，然而政治力量的衡量却缺乏相应的标尺。两个国家的权力是否达到平衡？它们的力量是否对等？两个联盟之间是否势均力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存在巨大的争议。相对权力的评估仍然是靠纯粹的主观判断。任何国家总是会觉得另一个国家需要受到制衡。迄今为止，就权力而言，人们可能认为军人知道答案，事实是即使他们的回答比较专业，但同样仅仅是他们的主观想法。就连最博学的将军也和政治家一样常常争执不下。客观测试相对力量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战争来看看哪一方会取得胜利，但对于还在斟酌是否要开战的国家来说，这种方式并不具有指导意义。
衡量国家权力大小的第二个困难，在于影响国家力量的因素是动态的，并非是静止不动的。新兴的经济发展、新型的原材料、新式武器、新的战争精神会使原本旗鼓相当的两国在短短数年后拉开巨大的差距。除此之外，如果世界上各国都实力相当，那么有什么可以阻止其两两结盟来打击第三方国家？
有时还会出现第三个问题，即一国发现在反对日益壮大的敌国势力的过程中，想要与之结盟的国家已经和敌国达成了协议，它错失了达到平衡的机会。同样不幸的结果来自政治家偶尔会相信同类的无辜，这使得其中有些国家通过不断累积少量领土而获得了巨大扩张。卢西塔尼亚王国（Lusitania）宣称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目的，那就是吞并毛里塔尼亚王国（Mauritania）的小部分领土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权力平衡，而且它将永远不会再多要一丁点土地。这个要求如此微不足道、如此诚恳谦恭，显然不足以使双方为此开战。当然，人们后来会发现满足这个要求后依然没有达到完美的平衡，毛里塔尼亚还需要额外划分一小片领土给卢西塔尼亚。这片更小的领土同样不值得双方交战。也许对于必须决定如何应对的那个国家来说，这一小片土地位于其直接利益之外的区域，因此卢西塔尼亚提出的吞并要求没有遭到驳回。大多数的霸权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逐步建立的。
实际上，均势政策是按照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的：划分国界、战争赔偿、建立联盟、调整干预战争的程度、逐渐从略微偏离中立走向全面参与。战争结束后划分边界尤为重要，而且纵观历史，强国总是要求获准参与战后和平协议的签订，即使它们并没有参与冲突。根据战争赔偿理论，战胜国允许其他国家发展的前提是它们自身可以增加同等的力量与威望。在这一赔偿原则之下，以权力平衡的名义，奥地利、巴伐利亚、勃兰登堡以及瑞典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瓜分了德意志的小诸侯国，波兰被瓜分了四次，非洲成了大国的殖民地，殖民者还计划着瓜分中国。
除了划分国界和要求战争赔偿外，国家还利用联盟体系来抑制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发展壮大。对一个国家来说，最经济实惠也因此最受青睐的办法就是鼓动第三方中足够强大的盟友来抵挡危险。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国必须做好准备，作为联盟的一部分为联盟做出积极的贡献。联盟明确要求的贡献也许很有限，可能是一笔固定金额、一定数量的船只，或者是明确数目的士兵，但是对贡献的限制却并不严苛。如果盟友的生死存亡与保持独立对一国的安全来说极其重要，那么它对盟友的帮助就需要远远超出原本的承诺。事实上，一国会为了保全最后的胜利与安全而对联盟竭尽全力。
与所有强权政治的目的一样，建立联盟的目的是在活动领域内获得必要的安全边际。但是一国的安全系数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就是危险系数，故在永无休止的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联盟必会遭遇反联盟，武器必会遭遇反武器。在历史上无论何时，皆是如此。一国成功占领邻近的土地，将每一次新的征服作为进一步扩张的垫脚石，将每一次权力的积累作为变得更强大的手段。随着其权力日益增长并触及更广的领域，周围的邻国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联合起来集体防御，要么最终被吞并，走向灭亡。
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河谷地区的弱小国家通过结盟抵抗强大的敌人，得以捍卫自身独立长达数世纪之久，直到汉谟拉比（Hammurabi）最终在这里建立了巴比伦帝国。但是，新一轮的权力斗争又在更广阔的区域范围内上演。这场斗争卷入了埃及人、亚述人、赫梯人，经及波斯人以及这个区域中充当缓冲国和砝码的更小的国家。借助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6)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7)，希腊城邦之间得以勉强维持岌岌可危的平衡，但是在面临马其顿王国的威胁时，它们却未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敌人。没有联盟可以阻挡罗马肆意扩张的步伐，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将敌人逐一击败。迦太基、埃及和马其顿倘若事先知晓该如何联合起来，那么它们作为独立国家存在的时间可能会更长，还有可能会将罗马围困在欧洲的版图中。
现代欧洲史始于意大利诸城邦之间的权力斗争，后来这场斗争的牵涉范围日益扩大，演变为众多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最终席卷了全世界。在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下，哈布斯堡王朝获得了大片疆土，于是那些担心会受到其威胁的国家就联合起来共同抑制它的扩张。历史上那些抱有称霸野心的国家也拥有与哈布斯堡王朝相似的命运，比如腓力二世(8)统治下的西班牙、路易十四(9)和拿破仑在位时期的法兰西、德皇威廉二世(10)统治下的德意志。而这次德国能否力求争取到欧洲的控制权，取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在这永无休止的国家斗争中，在几段短暂时期内国家之间趋于权力平衡。这不是因为哪一方想要或者尽力去达到这种平衡，而是因为两个国家或两方阵营恰好正从相反方向尽力去打破平衡。因为所有党派都一直在企图破坏它，所以这种平衡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稳定性，但当这种平衡存在时就会为人类带来哲学家所承诺的重大好处。国家专心致志于捍卫本国的自主权，不仅要抵抗他国征服世界的野心，还要摆脱联邦形式的世界政府。在这样一个国际社会中，只有达到权力平衡，世界秩序才能维持。如若国家相信自身力量不足以达成它们的征服意愿，它们就会向往和平，变得通情达理，认识到和解与仲裁的益处，并借助法律与正义来为自己辩护，而非通过诉诸武力来提出要求。
但是政治均衡既不是众神赐予的礼物，也不是天生稳定的状态，它缘于人类的积极干预与政治力量的运用。当世界奇迹般地实现权力平衡，为人民带来和平与安全时，国家不能被动地等待幸福降临。如果它们想要生存下去，它们必须有意愿为维护平衡进行战争，对抗当时正在扩张的霸权力量。权力平衡也许最终会减少战争的普遍性，但是武力仍然是抑制国家扩张的最有效手段。因此，权力政治在一系列国际交往冲突形式中又增加了另一条为何要发动战争的原因。国家必须做好战斗的准备，这不仅是为了捍卫与征服领土，保护与接纳海外侨民，保持与获得经济效益，保护与传播国家意识形态，更是为了维持与提高国家的相对权力地位。
所以，国际关系一直以战争鼓声做伴，这并不足为奇。人们倾向于将和平看作常态，而战争则是非常态。这归因于人们对战争的情绪反应导致的理智混乱。战争为人们所厌恶，但是美国却不能否认它是各主权独立国家组成的国家体系中的固有部分。如果因为战争不受欢迎就忘记了这个事实是会招致灾难的。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战争都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只有仅仅数年时间里世界各处没有兵戎相见。欧洲诸国在17世纪中有七十五年处于战争状态，18世纪为五十年，19世纪为二十五年。战争发生的频率看上去似乎正在降低，但是其带来的影响却越来越具有毁灭性。它吞噬更多宝贵的生命，让人们在物质层面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尽管和平的持续时间越来越久，但是战争对参战国的国民造成的整体影响却不减反增。
战争的本质
权力政治要求国家做好战争准备。先进文明使武器与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战争的根本目的却没有改变，依然是为了强迫压制敌人、摧毁其抵抗的意志并使其投降。尽管打败军事力量是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的手段，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现代条件下，军事斗争不仅受到政治博弈的影响，也受到经济与意识形态的影响。
军事战争
战争反映了参战各方在社会、经济和技术方面的特征。18世纪时，国家之间的战争依然是为了有限目的、依靠雇佣兵和相对较少的军备物资进行。而18世纪后，战争则转向了范围更广、参与国家更多的歼灭战。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以及普鲁士反抗拿破仑战争创造了“国民军”，代替了原先的“国王军队”。征兵制也使得一国的人力成为影响战争效率的重要因素。工业革命发展出了一种能够为大规模军队提供后勤和武器装备的生产技术；蒸汽机、汽油发动机、轨道和公路使军队可以快速移动；现代医药则从传染病的手中拯救了士兵们的生命。这些种种外在的条件造就了现代庞大的军队。
征兵制使得那些为薪酬而战、四海为家的职业军人不再受到青睐，取而代之的是在危急时刻为自己国家挺身而出的持有武器的市民。这个变化带来了很多益处，但同样也带来了不少弊端。人力变得富余和廉价，但是也需要大量的心理训练来克服自我防卫的自然偏好，并且做好思想准备将这种偏好转化为有效战斗力。一支征召的军队不是为了薪酬而是为了国家目标而战，除非公众舆论倾向进攻行为的战略优势，或者受到救世主观念的鼓舞，否则国家只会为了国防而将自己的子民送上战场。对一般人来说，国防意味着防御，而进攻等同于侵略。对公众来说，抵御入侵的合理位置是在边境，边境防御是公众直观倾向的一种战争形式，这种态度能够满足公民的两种自相矛盾的心理需要，那就是既需要抵挡侵略，也需要展示保卫祖国时的男子气概。
爱国公民宁可死在自己的国土上也不愿客死他乡，这是民主国家一大弊病。历史上大多数成功的战争都是在别国的领土上进行的。根据普鲁士军事哲学的要求，战争应该被引至敌军的领地，这样国内就可以安然度日。丹麦战争(11)发生在石勒苏益格(12)与波罗的海(13)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4)大部分战役发生在波希米亚(15)；普法战争(16)则在法国的领土上肆虐破坏。对于德国人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全都发生于敌人的领土内，除了1914年俄国攻入东普鲁士这一较小的战役。德国最终战败，但是它在受到入侵后就投降了，因此避免了领土遭到破坏，也就没有明显的战败痕迹。现代战争同样也是在边境之外进行，除了空战；但是即使在空战这一军事行动阶段中，遭到英国大部分炮弹轰炸的地区也不是德国，而是德国在北海与大西洋沿岸占领的边界区。在德意志空间范围内，在普鲁士领土上的战争仅限其战力衰落时期，例如在1806年拿破仑击败普鲁士取得胜利之前的战役。
法国历史同样具有教育意义。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强盛时期，法国从不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战争。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战争都发生在国外，拿破仑战争也同样如此，其足迹遍布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德意志，最后在俄国进行的战役，由于通讯线路的过度延伸以及冬季严寒天气而失败。法国参与的最后三次大型战争都是在法国领土上进行的。法国从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得以复原；在1914年的战争中，虽然借助盟友的帮助免于战败，但是它再也无法恢复如初。自此，法国就专注于研究边防战略，在“马其诺防线”(17)后寻求安全感。第三次战争再次在法国领土上进行，它终结了法国的共和政体。
19世纪时，英国和过去一样依靠一支职业军队进行战斗。英国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并没有遵循欧洲大陆的征兵惯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史无前例地派遣了一支庞大的征召军队前往国外作战，随后这支军队遭受重创。这影响了战后关于防御战价值与有限目标战争新理论的普及程度。提及领土防御，英国人的历史甚至比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更具有启示意义。英国人的战争足迹遍布所有大陆，历经各种各样的地区与气候，并且与所有种族、所有民族都交过手。但是自1066年起，它再也没有在本国境内与陆上军队战斗。其强大的海上力量使它能够将军队运往海外，同时也能阻止敌人的入侵。对于欧洲战争，它明智地将战场选在了英吉利海峡对岸，而且在目前的战斗中，它再次倾向于在境外迎敌而不是在境内。英国人想按照旧有模式在欧洲大陆进行战斗的企图进展得并不顺利，它的军队被逐出挪威、比利时、法国以及希腊。尽管如此，在别国领地上被击败，对英国而言仍有收益。因为站在英国的角度来看，毁坏外国的城镇比毁坏英国自己的乡村要好得多。而且与一支守卫边境的军队相比，一支远征军的失败所带来的结果并不会那样致命，对国内民众的士气造成的威胁也相对较小。空军力量的发展使得战争在英国历史上首次进入其境内，它甚至会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压制住英国的海上力量以便敌军冒险尝试侵入英国。如果英吉利海峡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那么英国的村庄和城市里的民众将在近千年的时间里第一次看见来自大陆的军队。英国的防御将转为边境防御，到那时它将必须在自己的沙滩和多岩石的海岸而非欧洲大陆战斗，这即便不是它战败的序幕，也会是其开始衰弱的标志。
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人严重怀疑爱国公民对于如何作战的本能反应是否明智。战略告诉美国人没有进攻就没有胜利，纯粹的防御只会导致僵局而没有结果。只有国土面积广阔、边境区域人口稀少、交界地带在经济和工业上不具重要地位的国家才能够承受得起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一般来说，国家只有在国力衰落下降时期才会在国内打仗；在国力强盛上升时期，国家会在别国领土上进行战争。政治家和军事统帅深谙此道。而这同时也阐明了在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中，依靠征兵制进行战争的国家为何必须要使国民始终保持尚武精神、培养民族主义意识。
装备和后勤保障变得越发重要，这也使得现代军队无法只依靠一地进行补给，一地提供其所有军火弹药，但是在其他方面，陆地战争的基本特征却几乎未变，直到我们身处的时代飞机使战争变成三维立体的格局。持续战争包括了经济活动与军事活动在三个不同区域中的有效整合，这三个区域分别为军事作战区域、补给线区域、基地区域。后者曾是一线的补给站和供应基地，现如今已与国家的经济中心与工业中心协同发展。交通线路显然取决于作战区，即前线的位置，沿着这些线路运往前方的军备物资维持着军队的作战力量，所以军队的存亡仰仗着这条源源不断的输送带，这也就造成军队后方和补给线成为了最重要的、生死攸关的区域。进攻方可以通过突击力量，前线进攻，侧翼进攻或从后方迂回包抄的方式到达这一区域。直接攻击根据惯例通常是由步兵负责；而侧翼攻击要求机动性与速度兼备，所以是骑兵的任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有先兆。步枪射击的改进以及机枪的使用使得火力集中，给防守方以巨大的优势。骑兵失去了侧翼攻击的大部分作用，步兵在攻击固守的阵地时也无法发挥力量。大炮完全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攻击形式，而且要想在陆地上取得进展，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密集火力攻击才能实现。这就意味着进攻往往由于射程范围的限制而暂停，直到大炮往前推进后再进行下一轮攻击。这种做法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才能突破防线，而且士兵的伤亡人数往往与取得的进展不相称。这导致的结果是前线防守越来越稳固，战争演变为一场消耗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被投入使用，但是其战略价值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只有少数几个精明的军事思想家对坦克的惊人力量印象深刻，他们预测到未来机械化战争的重要性及其应用。
从采用的战术上说，显而易见的僵局引起了战后人们对是否有可能以行动自如的小型精兵团替代庞大的军队的广泛讨论。德国用俯冲轰炸机、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组成了一个同时兼具机动性与强大力量的军团，但它并没有替代一个大规模的征召军队。这个军团的职责在于充当一个突击部队，用以渗透、潜入、攻击敌军侧面、为大部队抢占阵地。对进攻作战来说，机械化的机动军团成为了强大的战术单位(18)，然而战争中仍然需要大量征召士兵以组建步兵师来控制已占领的敌方领土。
当前的冲突导致国家间恢复了战争演习。坦克将防御、机动性以及强大火力结合于一体，连同俯冲轰炸机一起为作战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进攻武器，它远胜于先前步兵与炮火封锁的组合。基于这个武器速度的优势，侧翼作战的规模有可能达到先前战争中闻所未闻的程度。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的战争让人意识到军队只有同样完善地配备飞机和坦克，才能遏制住现代机械化兵团的猛攻，也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纵深的防御体系。这里所指的深度并非简单地等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来掩护步兵的几个平行壕沟，而是指防守区的纵深程度可以把先遣坦克部队和后续支援步兵分离开来。
但是比起充分发挥坦克的价值和用俯冲轰炸机替代炮火封锁，更加重要的是在战线背后进行大规模空中作战。用坦克与短程俯冲轰炸机攻击敌方固守的阵地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战争的二维性这一特征。真正使战争立体化的是远离实际战线的空中力量。在这一立体战中，“前线”这一术语在技术层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二维化的战争中，前线就是将补给线纳入相对安全范围内的一条保护线。指挥官始终需要为这些线路的保护与安全问题着想，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在那时是相对容易解决的。也就是说，只要防止敌人突破前线，并且避免侧翼兵力溃散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新型战争形式下，仅靠陆军再也无法保证处于基地和作战区之间的补给线的安全。唯有制空权方可守卫这些线路，保障进攻方或防守方必要物资的持续补给。
工业革命以及航空业发展不仅改变了地面战争，还给海上作战带来了新问题。海上作战的目的是争夺制海权，包括海上交通运输的控制权、使用海上航线的自主权和剥夺敌方在这两方面的权利。为了达到对海上线路的控制，一方可以通过攻击敌军的舰队，也可以通过封锁或拦截禁止敌军进入关键区域。国家之间往往在主力战舰的制造上竞相追逐，力求超越对方以夺取制海权。
海上力量在击败敌人并使其最终投降方面只能起到间接作用，它既不能侵入别国，也不能强攻要塞或侵占领土。虽然能炮击沿海地区，但是其攻击的效力却极少具有决定性。舰队为地面战争提供辅助，如转移军队以及维持军队的补给，同时阻止敌舰起到相同作用。海军也可以通过切断敌方军事工业的原料供给和其人口的粮食来源来达到对敌国经济制裁的目的。
过去百年的技术发展为船舶制造、海军战术和海洋地理学带来了重大的变化。蒸汽轮船航行带来了燃料供给问题，也使得舰队较之从前更依赖海军基地；这也因此引起了人们对海军集合点和补给站点的关注。而燃料给军舰海上作战带来了更大的机动性，也使得战舰在供给点之间能够行动自如。航行中不再仰仗于顺风使战舰能够沿着地球上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航行。之前有着重要战略价值的港口逐渐失去了重要性，被其他要素取代。
潜艇的发明带来了新的战术和策略问题。潜艇与雷区的结合，使得海军近距离封锁变得更为困难。潜艇是海战的三维要素之一，即使是水面舰队实力较差的国家也能借助潜艇建立反封锁力量。由于战线本身无法解除潜艇的威胁，仅凭战舰优势再也无法保证有效的制海权，维护海上优势还需要大量小型舰船的协助。
空军的发展为海上战争增添了另一个三维要素，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与防卫问题。如果海军基地处于敌军地面战机的轰炸半径之内，那么它就失去了大部分效力。空中力量较弱的舰队在战场上没有多少胜算。对战舰来说，航空鱼雷是极其危险的武器，轰炸机能够对巡洋舰和驱逐舰主甲板以上的部分造成重创。歼击机能够击落敌方侦察机，帮助舰队获得空中观测的垄断优势。空中力量同样也对如何利用战舰来对敌方进行经济制裁产生了影响。通过协助潜艇进行空中侦查，通过摧毁或轰炸港口，空军可以快速破坏狭海上的贸易活动。通常空军难以减轻长距离封锁所产生的影响，但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却是可能的。
海上力量对最终击败敌人只起到间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因此其相对重要性会在不同时期、不同战争中随着对敌人封锁的易损程度、海外作战的重要程度以及入侵意义的重要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对封锁的重要性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一方面，人口密度的提高使得许多国家依靠从海外进口的粮食，工业化进程则加深了国家对国外原材料的依赖。另一方面，国家规划与为战争准备的专制政策结合后，一国比过去更可能实现暂时的自给自足。如果说封锁的发展趋势尚不明确，那么入侵的发展趋势就十分明显了。现代远征军需要大型运输和泊船设施，在水雷、潜艇和战机的重重威胁下，一方想要占领另一方沿海地区变得越来越困难。制海权无法再保证军队能够顺利靠岸登陆；而空军优势成为海军是否可以顺利登陆的决定力量。
在某些其他方面，例如在相对机动性上，海军力量相对陆军力量的优势已有所下降。从帆船到蒸汽轮船，海军在速度上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步行走路的陆军相比，运输船的移动速度要快得多。然而随着铁路、公路和汽车运输等先进的交通运输体系的迅速发展，陆军力量重新占据上风。两者的差距也因飞机制造业与军用运输机的发展变得更为明显。这些变化，加上在轰炸机覆盖范围的近海地区通过舰载航空器建立空中优势的困难，以及空军基地比海军基地更易建造的特征，使得海军与陆军之间的战略优势，特别是在内陆与近海地区的战略优势发生了转变。
这种变化对普通人们的影响要远大于空战对陆军与海军的影响。平民不再生活在受军事力量所筑造的前线保护的相对安全之下。战争不再遥远，战火可能会在民众身边燃起，他的花园，他的后院与他的家园，随时可能因战火而毁掉。民众和士兵都会因战火而死亡。轰炸为袭击敌方的军事工业开辟了攻击的道路，同时也为打击民众士气找到了方法。之前，民众无法直接接触到战争，只能被封锁直至自己国家的武装力量战败，而在现代战争中，军事行动会对民众进行直接攻击，通过空袭摧毁其继续战斗的意志。
政治战争
军事战争在所有的历史时期都与政治行动相随。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此，未来战争也会如此。它只不过是由不断延续和强化的对权力的追求所组成，并加速了战争的爆发。这些行动旨在获得胜利，维护己方同盟并摧毁对方同盟。政治行动的目的在于避免敌人进行集体行动，孤立敌人，令敌方处于独自战斗的局面。战争时期所用的武器与和平时期所用的并无两样：说服力、购买力、实物交易、武力威胁以及实际的战斗力。另一种能加以利用的技巧是类似于破坏国家或同盟的内部团结，这类行动会使同盟国成员对共同利益产生怀疑，会导致伙伴间对各自在战争中所作的努力产生怀疑，会使彼此间存在的不同和分歧表现得更为突出。
经济战争
现代战争只有在充足的原料供给和大量工业输出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现代军队的建立不可能由薄弱的政府军械库所支撑。它需要民族经济的全面参与，需要大量高生产效率的工业设备。大量的钢铁产量，大量的机械和机床工业，大量的铝产量，以及大量且多样的化学工业等都只是现代军队建设最基本的要求。由于武器变得越来越复杂，需求量越来越庞大，武器的大量生产涉及的技术难题越来越多，新武器研发需要的前期准备越来越久，现代战争对工业产品的大量需求使其所需的资金在国民收入中占据的百分比越来越高。在现如今这场冲突中，战争所需要的费用将超过国民收入的50%。
由于战争中经济作用所占的比例较大，所以战争的准备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政府加大对经济的控制，政府会将对支出和收入的考虑转移到军事必需品供应上，国家规划以及生产力的再分配也将瞄准军事需求而不是民众需要。今日的战争需要的不仅是纪律严明的军队，还有一个强大有序且高度协调的经济体。
正是因为工业生产对持续的军事行动十分重要，经济战争已经开始逐渐在现代战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否运用经济武器很明显取决于该国是否拥有自给自足的能力，一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倚赖，正是它自身易于受到经济攻击的脆弱性的粗略表现。从进攻的角度来看，经济战争的目的是摧毁地方用于维持军事行动的国家经济。从防御的角度来看，经济战略的目的在于维护国民经济的效率。
现代科技的发展已经使战争远远超越了简单的封锁和占领等类型。战争伴随交战国双方各自市场的关闭、出口禁运，如果可能，还会影响到汇率稳定。但是一国在经济博弈中不会仅限于将经济作为武器。为了抑制别国的产品，禁运会被强化。这个目标最初只有通过实际的海军力量的封锁才能实现，但现代经济战略的发展会让一国以经济压迫的方式使第三国也直接参与到经济博弈中。为了阻止敌方所有可能的进口额以及降低其出口能力、减少其外汇，中立国和半中立国都会被迫加入其中。可使用的方法包括受控制的公司、黑名单、对个人和贸易公司的恐吓，以及最后的军事行动。针对这些行为的防卫措施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国在国家边界内或者军事控制地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给自足，并设计出反压迫手段以应对中立国的围困。
意识形态战争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民经济部分卷入战争之中，战争在封锁和轰炸平民的作用下已经由一种特定人群参与的活动变成了一种全民活动。现代战争需要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如果没有士兵和市民全心全意的共同努力，战争就不会取得胜利，市民必须要和士兵一样，能够接受危险和牺牲，必须将国家大事视为己任。新的要求与发展使战争越来越复杂，也加大了国防有效整合的难度。国家在新武器面前越来越脆弱。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已经被列为经济钳制、政治操控和军事进攻的手段。宣传和反宣传也已成为破坏或者强化战斗意愿的手段。
战争中的力量来自团结，来自有效的社会整合，因此破坏国家团结是敌人的首要选择。这包括破坏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纪律和集体士气等基本目标。它从对家庭的呼吁开始，这些家庭有着对宗教的热忱，对较小的团体保持着忠诚。它们紧跟着任何潜在的分裂趋势，实现破坏的方法是提高和强化所有社会矛盾和冲突，如种族的、人种的、地区的、经济的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挑拨劳工和资本家，暗示对方正进行不正当交易，暗示偏远农村和社区利益被牺牲，人们会被告知在战争条约和新产业方面存在着特殊地区的偏好，针对特殊民族或阶级的战争指控，以及关于政党为了战争目的而发动战争的流言。如果这种形式的攻击取得真正的胜利，被攻击的国家就会由一支强大而团结的力量，变为大量互相怀疑和抗争的团体，因此无法有效地抗击敌人。
心理战不仅攻击国家的团结，还会摧毁个人的战斗意志。这一战术沿着几个方向进行：使士兵产生抵抗是徒劳无功的，战败是必然的错觉；任由恐惧和忧虑的想法发展；刺激焦虑和畏惧之情。宣传会强调军队的弱点，缺乏准备，并强调对手拥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其他策略包括“对战争的担忧”和“心理的恐惧”，这些策略基于士兵只有在能预知危险并有信心去应对的情况下才能保留士气这一事实。为了打击士气，宣传会放出敌方拥有秘密武器的流言，并刻意模糊战争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未来的进攻形式。他们也会直接发动恐怖行动，比如向住宅区投弹，向民众展示敌方不可抵抗的电影，并不断威胁那些敢于抵抗的人。
意识形态战同样着眼于摧毁民族信念以及民众对国家和对政府的信心。为了维持士气，一个国家必须对自己正义的目标保持毫不动摇的信念。在人类的理想主义信念中，同样存在着强弱之分。它可以为个人或者社会生存而战，但是它更容易为抽象的价值而战。就人们划分的利益而言，只有对道德秩序的捍卫才能使人类团结起来。因为人们热爱和平，侵略者往往被视为敌人，并且因为人们更喜欢正派，那些运用残忍卑鄙的手段进行不公平战争的人都被视为敌人。国家间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成为正邪之争，罪恶讨伐。现代战争只有在一个不现实的、虚假的环境中才会取得胜利。
心理战利用人类对道德完美的追求，其实是强化国家弱点和过去犯下的错误以达到伦理行为标准的一种宣传。它指出，国家把所犯下的罪行归结于敌国，而这个国家现在的动机已经不再单纯。它征服别国土地，开发被征服土地，干涉别国事务，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错用权力。心理战的进攻通常以促使人们回想纯真的过去的形式开始，它使人们意识到没有哪个国家有权利对别国进行评判，只有那些完全没有罪恶的人才能最先批评。那些因为过去动用武力如今感到罪责的国家，比起那些不但接受武力的现实而且毫不羞愧地肯定其价值的国家，处于更大的劣势地位。
总体战
20世纪的战争是全面战争，它将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策略融于一身。与公众认知相反，总体战并不是德国人的发明，而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最成功的范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运用了现代文明所能使用的所有武器并产生了显著效果。它们组织了巨大的军事机器，以进行三大洲的军事战争。它们巧妙地分离了意大利与三国同盟的关系，赢得美国支持，强迫希腊合作，联合剩余的三十个盟国，最后成功地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融合其中。它们强迫世界接受针对同盟国的封锁，最终实现经济绞杀。
它们利用宣传来强调奥匈帝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种族与人种差异，德国的地区差异和随处可见的阶层差异。它们使民众对德意志政权的目的和手段产生怀疑。它们使民众相信德意志帝国的战斗是无用的，并承诺只要民众放弃现存政府，认同民主政府的社会制度，就会为他们带来和平与安逸。
德国战争运动虽然没有为其带来一战胜利，但却在所有的操作领域取得了成功。以有限的资源运用军事力量对抗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力和经济资源，受到了专家的承认。潜艇反对大英帝国封锁的行动几乎给这个海岛帝国带来灾难。德国赢得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信任，并很好地运用了社会和意识形态战争，它助推了英国爱尔兰的叛乱，还煽动美国少数族裔抵制美国参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人除了在这些方面有所提高和精炼外，其他并无多大建树，但德国元首却带来了重要的改变。前纳粹时期德国战争准备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准备，但是在潜在敌国领土范围内所采取的行动不会超越军事间谍和派遣代表的外交活动。附带的经济战和意识形态战只会在第一声枪响之后才开始，它们跟随着军事进攻，但不会超前。现代德国倒转了这一顺序，军事变成了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而不是最先手段。心理战领先于战争，正如炮兵弹幕领先于步兵进攻一样。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对希特勒来说，和平是战争的另一种开场。结果就是原来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权力斗争形式的区别现在被完全抹去了。没有一个国家再把国防的准备仅仅看作是对未来矛盾的准备。斗争在持续进行中。总体战是永久战。
(1) 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1874年成立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该会通过口头教育、社会宣传及政治约束等手段来促成立法，在全国性的禁酒和最终颁布禁酒令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促进作用。
(2) 《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获批于1919年1月16日，主要内容是禁止致醉酒类的酿造和销售。后来被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取消。
(3) 缓冲国：某些大国为避免彼此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擅自将介于它们彼此之间的弱小国家划作缓冲地区，这些弱国被称为“缓冲国”（一般由有关大国用条约“保证”不兼并缓冲国的领土）。
(4) 文艺复兴：盛行于14—17世纪的一场欧洲思想文化运动，最先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达到顶峰，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
(5) 宗教改革：开始于欧洲16世纪基督教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新教基础，同时也瓦解了从罗马帝国颁布基督教为国家宗教以后由天主教会所主导的政教体系，为后来西方国家从基督教统治下的封建社会过渡到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因而西方史学界直接称之为“改革运动”。
(6) 提洛同盟：公元前478年，雅典组织中希腊、爱琴诸岛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城邦形成新的同盟，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故名“提洛同盟”。目的原是为继续对付波斯联合作战，后成为雅典称霸的工具。
(7) 伯罗奔尼撒同盟：古代希腊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城邦组成的军事同盟。
(8) 腓力二世（1527—1598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国王和葡萄牙国王。他的执政时期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
(9) 路易十四（1638—1715年）：法国波旁王朝国王，号称“太阳王”（Roi Soleil），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
(10) 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年）：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以及霍亨索伦家族首领。
(11) 丹麦战争：1864年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对丹麦发动的战争。结果丹麦战败，被迫放弃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等地。
(12) 石勒苏益格：包含现今丹麦南部和德国北部的地区，地处北海与波罗的海交界处。
(13) 波罗的海：欧洲北部的内海、北冰洋的边缘海、大西洋的属海。世界最大的半咸水水域。
(14)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因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无男嗣，欧洲两大阵营为争夺奥地利王位，并在奥地利获取利益而发动的战争。
(15) 波希米亚：波希米亚是中欧的地名，原是拉丁语、日耳曼语对捷克的称呼，占古捷克地区西部三分之二的区域。
(16) 普法战争（1870—1871年）：普鲁士王国同法兰西第二帝国之间的战争。
(17) 马其诺防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位于法国东方所设的防御工事，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十分坚固。由于造价昂贵，所以仅设防于法德边境。
(18) 战术单位：在机动兵器等武器载具中，指的是只需要少量乘员、易于调度、容易大量生产的作战单位，例如坦克、战机等，少量人数就能操作单一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