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今天，距离1918年11月那场“以战止战”的战争已有近二十五年之久。距离威尔逊总统向世界各国领袖展示更美好的国际秩序蓝图也已过去了二十多年，当时许多人相信这份蓝图将会带来和平与安全。然而，世界再次陷入战火之中。先进科技已为人类的大规模屠杀创造了更大、更好的机器，崩塌与毁灭再次成为各国能量所指向的最终目的，人类的生命再次为实现国家目的而被大规模牺牲。另一场世界大战已蓄势待发，而美国也准备再次积极投身其中。
由于日本攻击美国位于太平洋的岛屿领地，以及德国、意大利向美国宣战，美国全身投入战争之中。日本人的攻击形式一夜之间催生了无与伦比的国家团结，并在一定时期内终止了关于美国的最佳大战略是“孤立”还是“干预”的讨论。这两种政策不仅代表了为保护美国安全与利益而推行的两种不同计划，而且代表了意识形态观念与政治同情方面的深刻差异。孤立主义者立场对大多数人一直具有强烈的心理与情感上的吸引力。美国本就由那些背弃欧洲之人创立，而大多数19世纪的美国移民都想忘记旧世界。但是，让美国移民备感困扰的旧大陆上持续不断的战争与争吵在新世界中继续困扰着他们。欧洲政治仍在打击他们对于自由与释放的渴望。一种信条告知美国人不必为欧洲感到心烦，这其实为其深深的渴望提供了某种答案。干预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一直是那些深受理想主义想法鼓舞的人。他们之中有些人要求参与是因为支持英国，有些人是因为相信在意识形态战争时期，美国有道德义务支持那些社会、政治结构与我们最为相近的人。许多人坚持认为美国应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积极，因为只有以这种方式美国才能充分利用1920年欧陆失败并向战后世界展现一个共同安全与持久和平的体系。
人们选择孤立或是干预作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无论其背后动机如何，这两种政策的权力含义都有所不同，而本书正是关于这些含义及其对美国立场影响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这两种观点在评估欧洲权力平衡与亚洲权力平衡对美国安全的相对重要性方面有天壤之别。与此相对应，人们对于美国地理位置的含义以及此位置对美国军事、政治战略的指导原则的影响持有不同观点。因此，孤立主义者与干预主义者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地缘政治思想。
那些从权力考量出发要求进行干预的人们认为，美国的第一道防线是维持欧洲与亚洲的权力平衡。他们不否认美国的地理位置在涉及领土安全问题时颇具优势，但也认为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够忽略权力平衡的考量。历史上，其他国家为了生存已经被迫实施各种政策，美国也未摆脱考虑这些的需要。除了维系欧洲与亚洲的各自权力平衡，干预主义者还在西半球发现了第二条防线。与此不同，孤立主义者认识到其政策给权力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正是处于两洋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美国可以对大洋之外的权力斗争置身事外，只需平静观察破坏欧亚权力平衡的可能性。美国的固有优势与海洋提供的保护使得这么做既可行又明智：借助大洋实行防御，让欧亚各自顺其自然发展。
干预还是孤立是从美国地理位置衍生出来的关于更高层次战略原则的讨论，它并不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开始，它是美国外交政策最古老的问题。每当出现与某个跨洋力量开展合作的问题，或者出现在欧亚采取行动的必要，这种讨论就会重回公众舆论。19世纪早期，法国思忖着依靠“神圣同盟”(1)（Holly Alliance）的帮助重新征服西班牙殖民地，而大英帝国建议美国与它一起共同反对这个计划。美国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漫长而痛苦的辩论，最终主张采取独立、单边行动的一方占了上风。“门罗主义”(2)（The Monroe Doctrine）宣告了美国意图在没有欧洲盟国的情况下独立对西半球进行防卫。
19世纪后期，这个问题再次被拿出来讨论，主要是因为美国参与了包括第一次摩洛哥会议（1905年）、第二次摩洛哥会议（1911年）与柏林会议在内的各种欧洲会议，这些会议都在处理欧洲势力在非洲的斗争所带来的各种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在美西战争（1898年）初期并未表现出来，然而战胜了西班牙后，美国是否应该占领菲律宾的问题就产生了。反对者认为这种做法比较反常，并且与美国不应占领西半球之外任何领土的地理位置逻辑相冲突。议题上支持妥协的一方在公共政策上输掉了辩论，而菲律宾也就此成为美国领土已达四十多年之久，但此事实并未让有关争论停止。整个过程中一直有人反对美国参与远东政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再次让这个问题变得棘手。随着美国于1917年4月全面介入战争，争论得以暂停，但是我们注意到与上次一样，这个既成事实完全无法让争论停止。整个战争期间反对美国参战的声音持续不断。停战协定签订后辩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这次孤立主义者们赢了：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3)，也拒绝在欧洲作出政治上的承诺。但像上次一样，这个问题并未就此彻底解决。战后时期争议仍在继续，具体表现为争论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维持欧亚秩序的努力。孤立主义思想仍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主导性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参议院中的战略性地位，这决定了美国人的对欧态度依旧是冷淡与不参与。干预主义者尝试与国际联盟系统进行合作的努力都被投票否决，而众议院通过的所有中立性法案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都在表达孤立主义的理念。
对孤立主义者来说，建立完备的防御体系所必需的新世界地理区域面积已逐渐扩大。最初只局限于国家领土，建造巴拿马运河后得以扩充并将加勒比沿海地区乃至整个半球囊括进来。干预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都把保护新世界作为其计划的一部分，但两者在其相对重要性的认识上有所不同。对于前者来说，如果美国对欧亚干预政策失败，新世界就是美国的第二条防线；对于后者来说，新世界代表了第一条防线，它是所有能量所导向的最大的计划，美国不用对计划外之物付诸任何努力。通过孤立半球实现半球防御已成为老派孤立主义立场的最新简化版。
美国已再次成为参战一方，因此这个老问题又呈现出新的意义，它现在是问题，无关和平策略，而是关乎战争策略、战争目标。我们应该试图在战争中致力于保护西半球尤其是新世界的海域，还是主动出击、跨过大西洋进行进攻？一旦德日同盟有能力击垮旧世界的所有抵抗，我们是否可能在西半球范围内过上独立的国家生活，或者美国是否有可能在自由与安全要求下摧毁时下正在欧亚形成的军事帝国以及重建权力平衡？胜利后的美国是否可以撤出大洋彼岸的世界，就像1918年的那次，或者说一个命运无可避免地与美国相互交织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呈现出的新阶段干预还是孤立之问题，其实是一个一以贯之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利益，是通过防御周边海域，还是通过积极介入大洋彼岸的战争？
人们为了证明孤立政策或干预政策的有效性已做过许多尝试，包括引用先例和开国元勋的权威呼吁。双方都曾充分利用过这些内容，而美国历史也足够丰富多彩，能为双方辩论提供极佳素材。但是，即使过往历史对一方更有利也不意味着它就是更有效的政策。历史经验与开国之父的观点可以被视为某个信条获取支持的支撑，但这并不能证明观点本身合适。不墨守成规、与时俱进是判断好政策的标准。不应特意从美国历史中选取案例，而是要将美国的总体经历视作行动指南。
国际关系中关乎权力的一面并未在美国受到很多关注，这一部分是因为保护性的大洋屏障让我们潜意识中自我孤立，一部分是因为美国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某些宗教成分。笔者非常清楚，对权力的渴望并非人们做事的动机，而权力也不是国际关系的唯一追求。国际与国家事务受爱、恨、慈善事业的影响，受道德愤慨与对功利目标希冀的影响，受统治者情绪与心理的影响，也受各族人民情感痛苦的影响。然而，国际社会并未成立一个中央权威维持法律与秩序，也未建立官方机构保护其成员的合法权利。其结果是，各国必须把维持、提升权力地位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有效的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接受国际社会的这个基本现实，并且基于其世界地理位置的影响形成一个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皆适用的大战略。
因此，我们有必要采用新的视角来看待孤立主义对干预主义的问题。这本书即是新方法的一次尝试。笔者将美国的特殊问题放到各国的总体经验与国际关系的本质这个大背景下，并从地缘与权力政治的角度分析美国所处地位。本书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了美国外交政策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合众国的历史一样悠久，而只要美国仍是一个自由与独立的国家，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受到关注。
(1) “神圣同盟”是拿破仑帝国瓦解后，欧洲大多数国家参加的松散的保守政治同盟，成立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在1848年欧洲革命冲击之下瓦解。——此类注释为译者注，后同，不另标出。
(2) 19世纪20年代，由于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美独立运动，美国推出“门罗主义”，旨在维护拉美权益，对欧洲事务保持中立。
(3) 国际联盟：简称国联，是《凡尔赛条约》签订后组成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减少武器数量、平息国际纠纷、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然而，国联缺乏执行决议的强制力，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最终不能阻止国际纠纷、法西斯的侵略行为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结束后，国际联盟被联合国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