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身家只为民

洪武二十四年（1391）十月，朱元璋阅读江西建昌府南丰县典史冯坚“言九事”的上书，即：一曰颐养圣躬，二曰择老成之臣，三曰攘要荒，四曰精选有司，五曰褒封祀典，六曰减省宦官，七曰调易边将，八曰采访廉能，九曰增置关防。这九件事涉及王朝的内外事务，所以朱元璋阅读以后，发出冯坚“知时务，达事变”的感慨。按照明代制度规定，文武官员必须达到三品以上，才有资格上书言事，为什么一个未入流的典史也能够上书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还要从五个月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谈起。

洪武二十四年五月初一，忽然有一个人来到京城通政使司衙门，不顾守卫的拦阻，冲到登闻鼓前，在狂击一通鼓后，自缢于登闻鼓下。守卫登闻鼓的官员报告通政使，知照刑部派仵作来检验尸体，在其发髻之中发现三封奏疏，翻开一看，就确定死者的身份了，死者乃是湖广常德府龙阳县（今湖南汉寿县）典史青文胜，时年三十二岁。

典史虽然是未入流，但也是官员，如今在通政使司衙门自杀，通政使不敢隐瞒，急忙奏闻皇帝。朱元璋阅读奏疏，见其中写道“地本弹丸，赋同大邑”，说龙阳县的赋税太重，又遇上水灾，而地方官不上报灾情，却拼命去征税，以至于“民难堪命”。自己身为典史，官职卑微，没有上书言事的资格，所以恳请上司代为转奏，不料却被上司指斥多事，上司非但没有替他转奏，还罚了他一年的俸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青文胜只好擅离职守来到京城，因为无由面见皇帝，只好以死明志，为民请命，如果能够得到“天鉴唯聪”，死也值得。

朱元璋看罢奏疏，不由得心情沉重。因为朱元璋非常关注民生，所以在平日阅读奏章时，得知某地受到水旱蝗灾，总是减免赋税，发仓粮以赈济灾民，并且多次派遣使者前往赈济，还特别允许官员在灾荒的时候，可以“先斩后奏”，直接以官仓粮食赈灾。如洪武四年（1371），陕西汉中府知府费震，因本府遭了旱灾，又遇上平定四川的大军经过，是天灾加人祸，百姓难以生活，所以“乡民多聚为盗”。费震得知本府仓储粮有十余万石，便开仓借粮给灾民。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监临主守，将系官钱粮等物，私自借用，或转借与人者，虽有文字，并计赃，以监守自盗论。”监守自盗价值四十两银子就是斩刑，这十余万石粮食，足可以将汉中府所有知情的官员全部问斩。布政使不敢承担责任，将此事奏报给皇帝。朱元璋得知其挪用了府仓的粮食，派锦衣卫将费震逮捕到京城审讯，而当年秋天，汉中府大丰收，借粮的人们都把粮食还了回来。朱元璋得知费震是因为救济灾民才挪用府仓粮食的，就说：“震，良吏也，释之，以为牧民者劝。”费震非但没有被定罪，后来还得到重用，官至户部尚书。再如，洪武九年（1376），直隶苏州、湖州、嘉兴、松江、常州、太平、宁国、浙江杭州诸地遭了水灾，朱元璋立刻派遣户部主事赵乾等前往赈济灾民，而赵乾等人不念民艰，肆意迁延，拖了半年才开始赈济，以至于饿死许多人。朱元璋非常生气，发下敕命说：“夫民饥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所以朱元璋在颁布《御制大诰》时声称：“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虐害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如今龙阳县、常德府、湖广布政使司，都没有报知该地有灾荒，显然有“虐害吾民”之嫌疑。为此，朱元璋派出锦衣卫前往微服私访。

锦衣卫，全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是洪武十五年（1382）将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裁撤后改置的。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在皇帝的授权下，有掌管刑狱及巡察缉捕之权，下设南、北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明代实行卫所制度，一般的卫统辖5个所，定额5600人，锦衣卫则辖有17个所，在籍人数一度超过6万。一般卫的指挥使是正三品官，锦衣卫指挥使往往指派勋臣贵戚或都督兼任，官职最高可以是正一品。锦衣卫的经历司掌管收发公文；南镇抚司掌管本卫的刑法事务并兼理军匠；北镇抚司专掌诏狱，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朱元璋时期，锦衣卫的刑讯范围只针对官员士大夫，所以一般不会审讯以及捉拿普通百姓。普通的百姓刑事、民事案件只通过正常的司法进行处理。因为锦衣卫地位特殊，常常非法凌虐罪囚，于是朱元璋发布谕旨云：

“讯鞫者，法司事也。凡负重罪来者，或令锦衣卫审之，欲先付其情耳，岂令其锻炼耶？而乃非法如是。”

因此，命取锦衣卫刑具悉焚之，以所系囚送刑部审理，但锦衣卫依然还有侦察、逮捕、审问等权，所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六月，还是“申明锦衣卫鞫刑之禁，凡所逮者俱属法司理之”。没有量刑定罪的权力，并不意味着没有刑讯的权力。

锦衣卫的缇骑出动，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如洪武十九年（1386），浙江处州丽水县有一个算命先生，来到京城控告本县大姓陈公望等五十七人聚众谋反。聚众谋反，这是关系王朝安危的大事，所以朱元璋当即命锦衣卫千户周原率领旗校前往缉捕，若不是丽水知县倪孟贤事先得知算命先生的诬告，前往该地微服私访，见当地男女耕织如故，急忙具疏上闻，并派出耆老四十人诣阙陈诉算命先生是因敲诈未遂而妄行诬告的，险些造成重大冤案。不过，这次朱元璋并没有让锦衣卫去龙阳县去捕人，而是让他们微服私访，调查典史青文胜的奏疏所言是否属实，因此没有钦差的威风。

龙阳县位于湖南省北部的洞庭湖西滨，为常德府的属县，北濒洞庭湖，境内沅水、澧水通江达海。虽然水资源丰富，但县城西南高峻而易遭干旱，东北低洼又有连年洪患，再加上刚刚经过改朝换代的战乱，许多田地都荒芜了。如今汉寿县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甲鱼之乡”“中国黑杨之乡”“中华诗词之乡”“中国珍珠之乡”“中国苎麻之乡”，还有林业为支柱产业，也号称洞庭鱼米之乡，但在元末明初，这里是很萧条的。根据《大明一统志》记载，洪武九年（1376）的编户29里，也就是3190户，就算当时多是大家庭，可以按每户10人来计算，也不过是3万余人，而元代所规定的赋税额是37000石，平均每人要交一石（60公斤）多。元代的赋税额被明代所因循，因为朱元璋重绳贪吏，置之严典，所以“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所谓的“以当上指”，就是要严格遵守朱元璋所制定的法度，而王朝的赋税，又是考核的重点，如果完不成，轻则免官，重则身家性命难保，所以地方官都以催科为首务，对不交税的百姓进行威逼，打的打，关的关，百姓不堪其苦，胆大的逃走他乡，胆小的卖儿卖女以交赋税，而老弱病残者及活活饿死者也不在少数。

即便是地方官加紧勒索，可是穷人能够榨出几两油水？所以他们依然不能完成朝廷规定征收的赋税额。到了洪武二十四年，仅龙阳县就已经累计拖欠了十万石田赋。眼见就要到地方官朝觐考课之年了，赋税征收还没有完成，地方官如何不着急呢？

什么是朝觐考课呢？这是朱元璋勒定的制度，最初是每年全国地方官的正官，也就是长官，在年末都要到京城，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核，洪武十八年（1385）则改为三年一朝觐，洪武二十九年（1396）则确定为辰、戌、丑、未年赴京朝觐。朝觐是吏部会同都察院对全国地方正官进行考察，分为三等，即称职、平常、不称。在洪武十一年（1378），制定了朝觐宴赏制度，凡是称职者赐坐而宴，平常者站立而宴，不称者则在宴会厅门外站立，看着别人吃宴席，等参加赐宴者全部离去，他们才能离开。看着别人吃宴席，仅仅是耻辱，而不称者是要受到处分的，轻则勒令致仕，也就是退休，被勒令退休不给予正常退休的待遇；中则黜免其官职，即黜者降职，免者罢官；重则以身家性命相抵，不仅个人要被处死，还要全家充军，财产抄没。赋税如果不能完成，就有丢去身家性命的可能，地方官们如何不心急火燎呢？

目睹府县官派出差役四处催逼赋税，身为龙阳县典史的青文胜，实在有些不忍，便请求知县、知府，要他们为百姓着想，向朝廷申请减免赋税，拯救属民于水火之中。典史是微末之官，人微言轻，府县官根本听不进他的劝谏，依然我行我素。青文胜无奈，便草写了一封奏疏，要府县官替自己呈递到朝廷，却没有想到遭到了上司的白眼。青文胜不甘心，又写了一封奏疏，借出公差之便，到布政使处去呈递。一个未入流的典史，要想见到从二品的布政使，谈何容易？没有地方长官的文书，连布政使衙门都进不去，更别提布政使也为赋税不能足额缴纳而心焦了，如何肯替一个典史呈递奏疏呢！青文胜实在是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就写了第三封奏疏，私自来到京城。连布政使衙门都进不去，又如何又能够进入九重深宫呢？青文胜思前想后，认为登闻鼓可以利用。什么是登闻鼓呢？

登闻鼓源于《周礼》的“建路鼓于大寝之门外，而掌其政，以待达穷者与遽令。闻鼓声，则速逆御仆与御庶子”。这是建在宫殿门外便于人们投诉的鼓，还有专人看管。晋武帝年间，始悬鼓于朝堂和都城内，百姓可以击鼓鸣冤，有司闻而上奏，名为登闻鼓。自此以后，登闻鼓遂成为历代直诉的一种重要方式。挝登闻鼓是有严格限制的，《大明律》规定：“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朱元璋时期，鼓励民众到京城陈诉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也曾经有捉拿贪官污吏的热潮，不过，因为在这个热潮时，虽然有许多民众捆绑贪官污吏送到京城，但也有许多民众为地方官所利用，甚至出现许多以歌功颂德或故意报复为手段，以乘机诬陷他人的情形，可谓是鱼龙混杂。当时，不但贪官污吏犹如野草，刈而复生，而且使政务机关几乎瘫痪。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朱元璋又开始严格限制，凡是到京城申诉的人，不问缘由，都发往云南充军，因此挝登闻鼓也是相当危险的事情。青文胜知道自己是擅离职守，属于有罪之人，一旦挝登闻鼓，被看管的官员查出身份，非但不能将奏疏送到皇帝手中，而且要先被治罪。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官吏无故擅离职役者，笞四十。若避难，因而在逃者，杖一百，罢职役不叙。所避事重者，各从重论。”说起来罪责并不太严重，但有罪治罪，奏疏还是不能呈递到皇帝手中。思量几日，青文胜决定以死明志，这才有了在登闻鼓前自杀的一幕。

锦衣卫将调查结果报告上来，朱元璋非常生气，先后将布政使、常德知府、龙阳知县都撤职查办，然后让户部查明赋役清册，下诏减免龙阳赋税，从三万七千石减为一万三千石，并且永为定额，之后将青文胜以礼安葬，并且在该县建立贤良祠，使青文胜接受县民的祭祀。

青文胜为民献身的精神，实在值得予以赞扬。明代嘉靖年间任工部尚书的甘为霖，曾经到过龙阳县青文胜的祠堂拜谒，写下《题惠烈祠》诗云：“水乡伤重赋，三疏未回天。公以死而谏，君方悟且怜。岁蠲二万石，今历百余年。过此犹无算，还期扩祭田。”在甘为霖看来，青文胜这种为民请命的精神应该永远值得后人纪念，所以要扩大祭祀的规模。然而，纪念逝去者，不应该仅仅停留在颂扬逝去者，而是应该以激励后来者为主要目的。这位工部尚书要扩大祭祀规模，却从来没有想到激励他人而教育自己，所以他依附严嵩，虽然没有什么恶迹，却也没有什么政绩，这可能是《明史》没有为其立传的缘由。

一个身份低微的典史，居然能够不惜一死而为民请命，所写奏疏也言词恳切，使朱元璋意识到在微末之员中也有人才，所以通令全国，允许典史这样的微员上书言事，才会出现江西建昌府南丰县典史冯坚“言九事”而得到朱元璋赞赏的事情。既然得到皇帝的赞赏，当然也会受到重用，朱元璋特命吏部破格升迁冯坚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一个未入流的典史，一下就升为正四品的左佥都御史，等于是连升十三级，这在明代是绝无仅有的。这正是：

不为身家只为民，誓将一死感吾君。寸诚真切弥天地，散作龙阳百里春。

这是明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时任辰沅兵备道的南昌府进贤县人朱廷声所作的《青尉祠》诗。一句“不为身家只为民”，足以道出人民所期待的是什么官员，这句诗既有激励他人之感受，也有教育自己之含义，所以《国朝献徵录》称朱廷声“忠勤廉介”，在辰沅兵备道任内“明刑弼教而黉校安业”，也就是能够力行教化，使学校的学生安心读书。朱元璋一直强调官员必须爱民，对于酷虐吾民者严惩不贷，却没有为民众提供良好的申诉渠道。一个未入流的典史，还属于官员系列，也只有以自杀的方式将意见表达上去，亦可见朱元璋政治法律制度设计有缺失，但在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又有多少不为身家只为民的官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