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同源必有报
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亲自批示处理了一件官员之间相互诬告的案件，并且律外用刑，将诬告人凌迟处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就在这年，广东南雄府同知吉原，被逮捕到南京锦衣卫诏狱，这个诏狱是专门审问文武百官的部门，无论是什么样的官员，一旦进入诏狱，基本上是九死一生。因为在审讯过程中经常使用酷刑，将人犯打得皮开肉绽乃是常事，而且犯人常被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受到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打击，最后完全崩溃，乱咬他人，甚至会酿成牵连多人的大案，株连无辜。
朱元璋最恨官吏贪污。贪污腐败的官吏很少能够逃脱惩处，重者被以极刑处死，往往被枭首示众，罪犯的头颅还会被送往全国各地展示；轻者也往往附带肉刑，刺字、断趾、断足，令其受辱终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贪污的罪名控告，一般官员都会被重罚。吉原被逮捕到锦衣卫诏狱，当然也少不了贪污的罪名。
吉原，淮安山阳（今淮安市淮安区）人，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出身，文化水平也不高，其最初不过是山阳县的一个富户，就是因为他做人厚道，办事公道，才被当地百姓选举为里老人，也就是受理一里诉讼的人。里老人一般都由地方上年高德劭的人充当，官府通过他们的威望以及行政管理能力，理断民间诉讼，引导社会风气，稳定地方社会。当然，明太祖朱元璋这种设计，意图是依靠地方已有的社会权力结构，以确保王朝的权力延伸到基层社会中。里老人算不上是官，充其量也就是本地有声望的人。
朱元璋用人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无论官员级别有多低，只要他认为其才德出众，便可以超授其职。比如说原安庆府怀宁县丞陈希文，面对军卫的指挥使企图强占民地，知府袒护说情的情况，依然执法不阿，得到朱元璋的赞许，特将其破格升为青州知府，从正八品的县丞升到正四品的知府，等于是连升八级。原宜兴县主簿王复春，因控告上级常州知府差人下县及乡，扰害官民，扣留孤老月粮，索取木材细米等事，得到朱元璋的嘉奖，除了赏赐酒食等物品外，还破格将他升为常州府同知，从正九品的主簿升为正五品的府同知，也是连升八级。作为民选的里老人吉原，因为办事公道，不但能平息本里的各种纠纷，而且还能力行教化，所以在数年之间，本里没有一起到官府诉讼的案件。里民讲究礼让，民安其生，乃是“五教畅行”。所谓的五教就是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正因为吉原事迹突出，才被朱元璋破格任命为南雄府同知。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里老人，初次受命就为正五品府同知，则可见朱元璋用人的不拘一格。
府同知负责分掌地方盐、粮、捕盗、江防、海疆、河工、水利以及清理军籍、抚绥民夷等事务。府同知也有独立的办事衙署，称之为“厅”。吉原上任之后，所面临的重要事务，就是清理军籍，在明代被称为“清军”或“清戎”。
根据朱元璋所建立的卫所兵制，凡是军人，都要纳入军籍，而且军人是世袭的。为了防范、解决军伍空虚和军籍管理淆乱，时常对军伍实行清理，勾补军人，这就是“清军”之制。顾炎武认为“清军”之制乃是明代弊政之一，因为按照明代的规定，如果军士逃亡，就要在其原籍勾补军人，而军户子孙必须要官至兵部尚书，才可以除去军籍。军户的法律地位低下，其子弟出任官吏，报考生员都有严格的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军户往往与罪犯之家是同义语，因为充军之罪乃是死罪减等，与死囚基本上等同。军户的人身自由也有许多限制，如军户的弟侄子孙不许过继他人，不许随便入赘，不许学唱，不许下棋打双陆，不许做买卖等。
明初卫所的兵士，来源于元朝的军户和从征、归附、谪发、垛集五种途径。元朝的军户是世袭的，也就是世代为军。从征是追随太祖朱元璋南征北战，建立了赫赫战功的军人；归附是各处投降的军人；谪发是因罪发配从军之人；垛集是召集民户为军。这五种军籍，虽然从征可能是自愿的，但要他们世代为军籍，则不是自愿的，所以说都具有强迫性。既然不自愿，当然会有军士逃亡的隐患。特别是承平日久，谁都不愿意为军人，再加上军户地位低下，民户都不愿意将女儿嫁给军人，所以军户逃离成风。因此在洪武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曾经展开三次大规模的“清军”行动。“清军”乃是文武官员的生财之道，不少官员会对军户任意敲诈。吉原身为府同知，“清军”是其主要职责，这次受委任，与军卫镇抚陈艺一起办理“清军”事务。
却说南雄府小梅关乡民曾双山，夫妻两口，勤俭持家，拥有一片山林，栽种杉树，种植竹林。竹木收入可观，家境还算殷实。曾双山一切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吝啬。他是个出名的吝啬鬼，即使你是他的至亲骨肉，平日对他十分恭顺，一到该出钱银的时候，无论是周贫济无，还是礼上该用的，他都是一毛不拔，实在躲不过去，他也会临时推托事故，假装事忙，躲入自家的山林里不出来。被人撞个正着，不得不出钱，也一定要缺斤短两，非要省下几文钱，才称心如意。这样吝啬的财主，能够不招人嫉恨吗？也难免有人要寻他麻烦。
曾双山原本是军户出身，因为腿上受了伤，便向军官行贿，脱离了军籍。不明不白地脱离了军籍，在“清军”运动的时候，自然是个短处。他的邻居陈潘，是个大财主，诨名叫作陈一百，就是因为他与人交往，一旦不顺心，便说：“我拼上一百两银子，与你打官司，让官府打得你屁股开花。”因此得到陈一百的诨号。陈一百看上了曾双山那座山林，便提出购买，而曾双山爱财如命，如何舍得，因此不同意，惹得陈一百发怒，声称定让曾双山家破人亡。
陈一百认字不多，生性粗鲁，虽然有钱，但与官府并没有什么关系，全靠他家请来的教书先生焦顺出谋划策。焦顺是本府生员，家道一般，只是靠教书养家，看到陈一百有钱，便时常挑唆他告状，凭借自己的才能和秀才身份，总能够让官府将被告治罪，因此陈一百奉他为上宾。陈一百在曾双山那里受了一肚子气，回到家中，自然要对焦顺讲。
焦顺本来就好生事端，专门教唆辞讼，从中赚些钱财，如今见买卖来了，岂能放过？朝廷“清军”，大张旗鼓，山林百姓并不知道，而他身为秀才，却能够知道。“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他是靠看告示而得知的。曾双山以前是军户，焦顺好打探别人的隐私，早就记在心里，时刻准备敲诈其钱财。如今陈一百肯出钱，官府又鼓励人们揭发检举，这一百两银子，加上五两的佣金，也是不小的数目，于是焦顺洋洋洒洒地写了诉状，让陈一百出头控告。其实，当时的军户甚多，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为例，当时全国总户是一千零六十五万，军户就有二百余万，可以说有五分之一的人都是军户，当然，很多人可能并没有当过兵。南雄一直没有战争，许多人都是从外地迁徙而来的，这些人是否是军户，曾经在何处为军人，调查起来很困难，所以官府鼓励相互揭发检举。
诉状是由府同知吉原与卫镇抚陈艺共同受理的。卫镇抚虽然仅仅是从五品的官，但专门办理本卫的司法事务，还管军容军纪，类似现代的宪兵及军事法庭。这次“清军”是地方官与卫所共同负责，所以也必须是共同审理，如今有人揭发，当然不能不管，当下发出牌票，拘捕曾双山。事情都到了生死关头了，曾双山还是不肯出钱，结果被捕役将他上身捆成个粽子，一路敲打，送到“清军”衙门时，已经是受了内伤。为什么一路敲打却只是受了内伤呢？因为捕役一旦将嫌疑人打出伤痕，官府要治捕役动用私刑之罪，所以捕役下手，不能让官府看出痕迹。
吉原与陈艺审讯曾双山，得知其从前跟随大将军徐达出征过蒙古，后来被派往陕西驻守，按理说应该发文陕西都指挥使司和北平行都指挥使司查核。吉原认为应先发文书到陕西及北平，等核实以后再行论处。看到吉原不肯马上处置曾双山，陈一百有些不高兴，毕竟他花了一百多两银子。陈一百一边埋怨焦顺状纸写得不好，一边声称官府拿钱不办事，要把此事让全南雄府的人都知道。
焦顺本来想将一百两银子据为己有，如今见陈一百非要声张，唯恐自己私吞银两的事情暴露，所以安慰陈一百以后，便来到官府行贿。吉原是有名的清官，要想贿赂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陈艺是个军官，爱财如命，便于下手，因此焦顺找到陈艺。无事不登门，陈艺见有人来找，知道必有所求，所以在寒暄几句之后，直奔主题，得知焦顺想让他严惩曾双山，虽然是他职权范围之事，但也不能轻易答应，所以一再讲事情难办，焦顺再三恳求，并且送上礼金，一直加到五十两，陈艺才答应帮忙。得到陈艺的允诺，焦顺告知陈一百，让他等待好消息，一旦曾双山被定为军籍，那座山林不也就是陈家的了吗。
陈艺收了钱，就将曾双山定为军籍，责令他如期赶赴陕西军卫报到。按照规定，府同知与卫镇抚共同办理“清军”事务，判决要双方一致同意，并且共同签署，才能有效。吉原被朱元璋破格提拔为府同知，就是因为他办事认真，看到陈艺没有进行调查就作出判决，就提出给陕西、北平的行文刚刚发出，还没有得到回复，不能无凭无据地就判定曾双山是军籍，所以不签署，判决也就无法生效。拿人钱财为人消灾，陈艺拿了钱，不能不给人办事，便与吉原争吵起来，但吉原不为所动，坚持己见。
府同知与镇抚分属文武两个系统，各自有上司。陈艺见吉原执意不签字，便告知自己的上司都指挥使，说吉原袒护曾双山，而且收受了贿赂，不让其恢复军籍。都指挥使是从一品大员，有权直接上奏皇帝，便将此事上奏。朱元璋最恨官员贪污受贿，当即派锦衣卫前往，将吉原及一干人证都带到南京审讯。
锦衣卫诏狱拷问人的技巧高超，发明了许多酷刑，诸如挺棍、夹棍、脑箍、烙铁、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灌鼻、钉指、鞭脊背、夹两踝等，很难有人能够熬过这些刑讯。在重刑之下，陈一百招出焦顺教唆词讼之事，焦顺则招出向陈艺行贿之事，陈艺也招出诬告之事。锦衣卫上奏，朱元璋再派刑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官员共同会审，最终确定陈艺诬告及受贿的罪名，然后由刑部尚书杨靖领衔奏报给皇帝。针对此案，朱元璋不无感慨，所以对刑部尚书杨靖讲：
“善与恶异趋，廉者必不同贪，公者必不济私，然恶或诬善，事虽可白，不免受辱，宜严禁之，使有所劝惩。继今犯法者，不许诬引良善。违者，所诬虽轻，亦坐以重罪。”
也就是说，善与恶的趋向不同，凡是廉洁者必然不会与贪贿者同流合污，致力于公事者也不会假公济私。不过，邪恶诬陷良善，虽然最终也会真相大白，但被诬陷者也未免要受到牵连而身受刑讯之苦，所以应该严禁这样的事，才能使良善者得到激励，邪恶者受到严惩。这乃是朱元璋常常强调的奖善惩恶之道，所以他要求从今以后，凡是犯法者，不许诬陷牵引良善，如果违反，即便诬告的是轻罪，也要从重拟罪。
根据朱元璋的指示，刑部张榜通告全国，发出榜文如下：
为钦依禁约诬指正人事。钦奉圣旨：如今内外大小官员，贪赃坏法的固多，中间亦有守法度做好勾当的。因是平日不肯同他为非，事发之后，所以被他诬指。比及辨明出来，正人君子已被其辱。今后若是诬指正人的，本身虽犯笞罪，也废他；但诬指人笞罪，也一般废他。本身已得人死罪，又诬指人，凌迟，都家迁化外。
这个榜文讲得很明白，只要是诬告正人，即便是所犯是笞罪，也就是笞五十以下的罪，就要废了他。这里的废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将之弄成残废，或者是废了其官职，而是死刑的意思。一般也就是一样的意思，都家就是全家。
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诬告人笞罪者，加所诬罪二等。”朱元璋却要将之废了，也就是杀了。该条还规定：诬告至死罪，“未决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役三年”。陈艺诬告吉原受贿，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俱不叙。”官是有禄人，如果受贿是枉法赃，只要达八十两以上，就是绞刑。很显然陈艺诬告吉原贪赃枉法，就是死罪，因为吉原没有被处决，按照法律规定，陈艺不可能被判处死刑，而如今却要将其凌迟，还要将其全家发往云南充军。焦顺的处置比较容易，先打手心十板，算是惩罚不听话的学生，再革去其生员功名，使他失去前程。陈一百出了钱，虽然没有亲自行贿，但其出钱目的是行贿，而且出头诬告，因此按照“不应为”罪，予以杖八十，杖刑本来可以赎免，因为其有钱，属于有力，所以不准赎免，折杖发落。曾双山最后经过核实，是因为受伤，自己又无子，不能为军，故此被免除军籍，所以无罪释放，但经历这一场官司，也是倾家荡产了，最终一无所有。
朱元璋是善恶分明的人，所以任命吉原为南雄知府，并赐钞百锭，还让礼部设宴欢送其上任。古人认为衣锦还乡是最大的荣耀，吉原从南雄府同知任上被诬告，是锦衣卫将其捆缚京城的，如今荣升知府，是锦衣卫护送入府城的，可以让本府人民目睹其荣归南雄。这正是：
明刑弼教伸王政，化俗惩贪明主威。
此案涉及官员之间诬告，官员受贿，当事人行贿等问题，这些行为在律例里都有明白的处罚规定。朱元璋不按照法律规定处置，对不法官员采取律外用刑，是有他的理由的。朱元璋认为官员贪赃枉法的行为必须严惩，而这种严惩也会得到百姓的拥护，但诬告正人君子，使他们受到牵连，最终使正人君子也不得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在众人皆醉的时候，连一个清醒的人都没有，官场岂不是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吏治如何整治？如果不能使良善得到激励，邪恶受到惩罚，政治腐败也就得不到遏制。朱元璋对诬告正人君子的人采取极刑，也是从政治统治的角度出发，这种举措既是功利主义的体现，又有匡扶正义而打击邪恶的寓意。整治吏治，严刑峻法是一种手段，但在惩恶的时候注意扬善，往往比单纯的惩恶更能够收到效果。一个社会的正气得不到弘扬，实际上也是在助长歪风邪气。长此以往，不但政治会腐败，官府威信会下降，更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最终会威胁政治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