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门军官越职权
在永乐九年（1411），曾经发生一起守门军官利用职权贪赃枉法的案件，永乐帝并没有按照贪赃枉法来处置，竟然是网开一面，从轻发落。永乐帝是一个以藩王的身份夺位登基，多行杀戮，被视为篡逆者和暴君的人，为什么能够容忍这种压榨商户的人呢？还要从案情说起。
明代南京城正南有座聚宝门，为我国现存最大的古城堡，现在称为中华门。聚宝门瓮城建筑布局严整，构造精巧，匠心独具，是古代瓮城中的杰作。当时聚宝门常驻有守军，其统领为千户。按照明代军事编制，一个千户所有兵一千一百二十名，其长官为千户，是正五品官。凡是千户所驻外者，等于是地方官，既管军，又管民，也筑有城池，其城池与州县城建筑格式不一样。一般州县城都建有城隍庙，而城池北侧正中建有玉皇阁，这是重要的区分标志。京军的千户所则主要领兵，负责京城守卫，听候五军都督府的调遣。在聚宝门守卫的千户负责把守城门，检查往来人口的证件，稽查奸细及为非作歹之人。除此之外，一些犯罪的人，被判处枷号，也要到城门前示众，由兵丁负责看守。
聚宝门人来人往，特别是居住在南城的手工业、商业经营者们，所需要的大量的原材料、商品都要从此处进进出出，也少不得要给这些守军一些“孝敬”。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这些守军除了粮饷之外，再加上这些额外收入，在南京城驻军中，算是收入不错的了。
时任聚宝门守卫千户的李湘南，以功臣后代的身份荫袭了父亲的职务。依靠父亲的余荫，家里虽然说不上是钱财万贯，却也是小康之家，只是他没有学得父亲的武功，却染上赌博之习，所以父亲留下的家财，都被他输得差不多了。赌博在当时是禁止的，《大明律》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财物入官。其开张赌坊之人同罪。止据见发为坐，职官加一等。”按照规定，职官参与赌博，文职官要革职为民，武职官革职在军营为兵丁。当然，这是就案发而言，如果没有被告发或抓获，也就不会受到惩处。不过，十赌九输，只要沾染上赌博恶习，就极易倾家荡产，四处筹钱，也难免干些不正当的营生。李千户除了赌之外，件件事都想生财，各个环节都要占些便宜。只要他看上的东西，不论大小，千方百计，定要弄到手才快活。除此之外，他还能阳施谄佞，阴布牢笼，对上司吹牛拍马，竭尽谄媚之能事，对下属处处刻薄，特别能损人利己。当时的笔记称他：为狼虎尚不足，如蛇蝎则有余。
此时的李千户凭借把守聚宝门这个肥缺，不但贪赃千金，而且经营地下赌场的人也不敢让他过分地输钱，以免他在出入门的时候刁难自己。南京城里的各色人等，见他都畏惧三分，使他更加鸱张了。人们喊他李千户、李管门，他便心里不舒服，必须要称他李老爷、李将军，他才能快活。起先南京城里人家恼的是李千户，后来见他越发横行霸道，竟把对李千户的恼恨，转移到皇帝身上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们认为皇帝宠信军官，他才敢如此放肆，犹如小孩子犯错误，人们会认为小孩子不懂事，都是家长教育不得法，这是人之常情，也不怪当时人们认识不清。
在南京城里除了大小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之外，还有庞大的军队以及一般手工业者等城市居民，他们都需要消费品，因此集市贸易及铺户贸易发达，商贾往来也很多。朱元璋曾经先后下令，在江东门、三山门、聚宝门及三山街等主要通道上，由官府出资建立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乐民、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翠柳、南市、北市十六座酒楼，都是六层高楼，宽敞高大，在当时已是宏伟建筑，不但迎四方往来宾客，还有官营妓院，是高消费的场所，“诏出金钱送酒垆，绮楼胜会集文儒”。不但达官贵人、富商经常光临，就连一些文人也到酒楼来聚会。其中南市楼离聚宝门最近，其消费水平也在中下，主要顾客是普通商贾及一般中下级官员，李千户当然也是常客之一。
这一天，李千户被人约至南市楼饮酒，请客的人是浙江台州府来南京经营木行的孙大理，因为南京城大兴土木，所以生意很好，他请李千户喝酒，就是想请李千户在木材出入聚宝门时予以关照。对于这样的宴请，李千户是来者不拒。酒席上还有两位陪客，一个是经营珠宝的符彦成，一个是经营绸缎的张明光。四个人分宾主而坐，席间的客套话是不免的，不知不觉也就谈到生意上来。因为南京城里达官贵人很多，又有许多富户迁入，奢侈品的需求量很大，但商家们都不愿意用大明宝钞交易。因为自洪武八年发行大明宝钞以来，便禁止民间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朱元璋并没有按照货币发行的经济规律办事，没有金银物货为钞本，不控制发行量，滥发纸币，自然会导致纸币贬值，再加上宝钞印刷不精，容易造假，其信用降低，此时的一贯钞仅值七十一文了，但朝廷仍然严厉禁止民间私下使用金银交易，凡是使用金银交易者，正犯处死。所卖之物，尽数断没入官，全家迁徙化外。即便如此，民间为了自己的财产保值，还是不顾一切地收买金银制品收藏，在百姓看来，通货膨胀之下，只有这些硬通货值得信赖。
珠宝商符彦成谈到该店的金银首饰与器皿供不应求，如今不能说每日一价，至少也会一月一涨，所以他劝在座诸位不如改行，共同凑一些资本，到外府州县去收购金银制品，运到南京，不能说是倍利，至少也会赚上一半。当谈到赚钱的事情，绸缎商张明光便从桌子底下踢了符彦成一脚。张明光深知这类军官听到商人赚钱，就会眼热，如今李千户把守聚宝门，地处交通孔道，千方百计地寻找商人的漏洞，敲诈些钱财，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是豺狼，喂饱了固然不会咬人，但也不会为你办事，更何况填满豺狼之口也不容易；如果不喂，豺狼还会不顾一切地伤人，不但事情办不成，弄不好连性命也会丢失；只有将这些豺狼喂得半饥半饱，总是让他有希望，才会为你办事而听你的话。眼前这个李千户，经常出入赌场，开赌场的人，总是不会让他输太多，也不会让他赢太多，所以赌场能够得到他的庇护，官府没有追究赌场及赌徒们的罪责。如果赌场让李千户输得倾家荡产，他一定会率领兵丁查封赌场，将赌徒们交官府问罪，毕竟《大明律》严惩赌场及赌徒，如果是那样，不但要问罪，财产还要被罚没。如今符彦成有这样丰厚的利润，李千户如果眼热，要来分利，你给他多少才能满足他呢？不如不告诉他。于是绸缎商张明光说：“要知道朝廷禁止金银交易，做这种买卖风险太大，我们还是当老实的商人，得些蝇头小利，能够养活一家老小，也就是老天眷顾了。就这点蝇头小利，还不是靠李将军的庇护，我们还能有什么奢望呢？李将军别听符老板胡说八道，我们今天就是喝酒，不谈生意。”桌上四个人，却是四条心，各自有各自的算盘，只有喝酒谈风月，才不会被对方探到自己的虚实，因此一时间觥筹交错，众人都有了醉意。宴罢几位商人送李千户出门，还要备上两瓶老酒，外加一些菜肴，让李千户给家人享用。李千户也心知这几个人要商量什么事情，刻意要瞒着自己，所以知趣地告辞，临行前向孙大理使了个眼色，心照不宣地打了个招呼，然后飘然离去。
送走了李千户，张明光埋怨符彦成，认为这种赚钱的事情，我们私下商议即可，何必要跟李千户说呢。如今孙老板求李千户放行他家的木材，当木材运到以后，肯定不会受到刁难，我们不如趁运木材之机，到外府州县收购一些金银器皿，夹在木材内运进南京城，到时候获利，至少可以省去贿赂李千户的那份，大家岂不是都能多得一些吗？众人都认为有理，因此商议购买金银器皿之事，按照投入多少来分利润。符彦成本来就是经营珠宝的，所以投资五成。张明光虽然经营绸缎，也还算是有资金，因此投资四成。孙大理因为已经进了木材的货，拿不出来许多资本，只能出资一成。出得少，获利便少，孙大理有些不愿意，毕竟运进南京城还是要靠自己疏通的关系，因此便讨价还价起来。最终三个人协议，将利润分为十一成，符彦成得五成，张明光得四成，孙大理得二成，等于是符、张各让半分利给孙。
按理说孙大理从符、张那里得到一成利，应该心满意足，但贪心没有止境。李千户临走之前曾经向孙大理使过眼色，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如今这笔买卖获利很大，虽然自己多争取了一成，毕竟还是小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此时的孙大理生出毒谋，试图侵占大部分利润，于是他找到李千户，将他们准备贩卖金银制品的事情告知，要李千户出头查收这些金银制品，到时候获利五五开。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李千户焉能不从，只可怜符彦成、张明光二人还蒙在鼓里，筹集到资本，派人到外府州县去收购金银制品。
这次的买卖很大，符、张二人共收购金银制品一大车，在聚宝门外等候孙大理运送木材的车辆，然后一起进城。原以为一切顺利，却不想节外生枝，李千户在城门拦住车辆，要仔细搜查货物。孙大理上前搭讪，说这是木材，有税课司完税的执照，请李千户不要翻检，免得弄乱了难以收拾，更怕弄坏了木制成品，并且塞过去几张宝钞。谁想到李千户根本就不理睬，将宝钞掷在地上，命令兵丁进行搜查，结果搜出金银制品，并全部予以没收。
孙大理与李千户一唱一和，自以为天衣无缝，但他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偌大的南京城，高官显贵云集，哪个商人不抱一条大腿，让他们充当保护伞呢？孙大理有李千户庇护，符彦成、张明光也不是朝中无人，他们看到李千户毫不留情，当然不会坐以待毙。符彦成去找了通政使司的刘左参议，准备告御状。通政使司掌管四方章奏，负责出纳帝命，通达下情，还能奏报四方臣民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属于能够通天的部门。左参议虽然在副职中排行第三位，也是主要长官，当然能说上话，但毕竟是副职，还不能做主，再加上符彦成所许诺的报酬与其期望的相差太远，也犯不上为一个商人而得罪一个武官，留下把柄，便悄悄地派人通知了李千户。张明光找到本家张御史，怂恿他写奏章弹劾，而张御史耳目灵通，得知刘左参议已经告知了李千户，便暂时拖延，静观其变，再作打算。
俗话说，恶人先告状。李千户得知符、张二人准备告御状，并且要弹劾自己，便率先向永乐帝奏报，有数名商人进城，检查他们的行李货物的时候，发现了许多金镯子以及一些银锭、银器等物，因为朝廷禁止以金银交易，他们显然是犯法，恳请皇帝将他们治罪。永乐帝得知之后，当即召见李千户，并传刑部尚书刘观前来。听完李千户的陈述，永乐帝问刘观：“这种行为应该以何法治之？”刘观回答：“洪武三十年的榜文规定，不许民间用金银交易，《大明集礼》规定，百姓不得用金首饰。故此这些商人犯法。”永乐帝说：“禁民交易服用，何尝禁其藏蓄？”也就是说，法律禁止民间交易服用金银，并没有禁止民间收藏金银物品，应该全部还给商人们，因为李千户并没有查到商人们交易的证据。然后又对李千户说：“尔职在察诘奸细，民违法，何预尔事？今姑宥尔，如再越职厉民，必罪不宥。”也就是说，你的职责乃是察诘奸细，臣民违法犯罪，与你有什么关系，这不是越权办事吗？现在朕先饶恕你，如果你再敢越职欺压百姓，一定将你严惩不贷。
刑部尚书刘观原以为抬出洪武帝，作为儿子的朱棣会依祖制将人犯处置，却没有想到朱棣另有考虑。因为朱元璋违反货币发行规律，让人民承担货币贬值的损失，已经是人心惶惶，如果再那样实行严厉打击，是很难保障社会安定的。朱棣如今即位已经九年，在严厉打击建文群臣的高压政策下，官吏已经完全臣服，而民心亟待稳定。民心贵在疏导，不在高压，适度地放开经济，使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维持生计，人民也就不会过度地关心朝廷的政策，也就没有了抵触心理，社会也就安定了。永乐帝这样的指示，也为金银公开交易奠定了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使明王朝向“永宣盛世”过渡。
永乐帝没有处置李千户，也有其考虑。永乐帝率领燕军四万一路攻打到南京，若不是守城官军临阵倒戈，也难以攻下。这些官军虽然归附了，但还是大明军的班底，只有安抚他们，稳定南京守卫，自己才能有精力投身北边的征伐战争，实施迁都北平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永乐帝不能对原来的大明军进行严厉整顿，只能以安抚为主。
李千户虽然没有受到处置，但也没有得到钱财还因此有了污点，后来被调防到西北，在苦寒的地方当差。缺少了钱财，也难以得到上司的宠爱；刻薄下属，也不可能有自己的亲信；没有子嗣，更无人给他打幡下葬。所以最后死于西北时，只有军士们碍于他曾经是上司，用一张草席将他包裹，埋在荒山，也算是他贪赃枉法的报应吧。
金银制品还给符、张二人，孙大理照样分得二分红利。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孙大理勾结李千户的事情最终还是泄露了。那个时候信誉与名誉高于一切，这样的人，人们是不愿意与他来往的，因此他的生意也就萧条了。孙大理无奈，只好将南京的产业变卖，回到老家浙江台州隐姓埋名度日。刘左参议、张御史最终也没有得到好下场，被勒令致仕，享受不了退休待遇，而世事冷暖，符、张二人见他们失了势，也是白眼相待，各自又去物色对自己有利的保护伞，哪里会管无权无势之人的死活。这正是：
争名夺利无休止，世间冷暖又谁知。
一贪利，便只顾自己手底肥，囊中饱，便不顾体面，不顾亲知，不顾羞耻，因而不顾王法，不顾天理，不顾人情，但不能否认利的效用。作为官府，不能与民争利，更不能夺利于民，应该将利与民，让民在天理、国法、人情的和谐环境下，去争取自己应该得到的利，改善自己的生活。大家都知道，钱也被称为“泉”，应该是涓涓细流，宜疏不宜堵，更不能使之枯竭。所以发展经济，不仅仅是汇聚资金、财富，更根本的是建立一套富有活力的制度，以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