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斯基泰王国在哪里？

斯基泰是荒漠之地（erēmía），是边塞地区（eschatiá）：那是世界的尽头。权力和力量把普罗米修斯带到这里，在宙斯的命令之下，把他捆绑起来。权力说：“我们现在到了偏远之地，正走在斯基泰的地域上，走在无人烟的荒漠上。”阿里斯托芬把“斯基泰的荒漠”这种说法用在了一个人身上：的确，他的喜剧有一个人物，名字就叫“斯基泰的荒漠”（Skuthon eremia），意思是说，他是一个粗蛮的野人，而且没有朋友。很久之后，昆图斯·库尔克（Quinte Curce）又把这个词接过来，让它从斯基泰人自己的口中说出来：在大流士、亚历山大征战斯基泰之后，他也成功地出征讨伐，就在要穿过塔纳伊斯河（Tanaïs）的时候，他接待了斯基泰的一些使节。使节为了不让昆图斯·库尔克去攻打斯基泰，提醒他说，斯基泰王国的空间不同寻常，斯基泰人是不会被抓住的。他们又补充说：“好像连希腊的谚语也嘲笑斯基泰王国的荒僻。而我们却甘愿待在沙漠里，待在没有文明的地方，而不愿生活在城市和富足的农村。”事实上，有好几个这样的谚语：“像斯基泰一样荒僻”，是指“荒僻和极其野蛮”的地方，指“不会种地，不断更换居住地点的人”，“被遗弃的人……”。希波克拉底的论文《论空气、水和土壤》（Des airs, des eaux et des lieux）不可避免地也提到斯基泰，但是他给出了准确的地理定义：“人们所说的斯基泰荒漠，是一个平原，有草地，没有树，略微有些灌溉之水。”因此，这种说法或者用以指一个地方，或者以喻意的方式用来指一个人，但希腊人肯定知道这种说法。作为谚语，它表达的是荒僻、野蛮和偏远的意思。

塔雅达：《阿里斯托芬的形象》，里昂，1962年，第428段（J. Taillardat, Les Images d’Aristophane, Lyon, 1962, paragr. 428）。参照赫西基奥斯的说法，认为Euathlos（也许原籍是斯基泰人）只不过是个“没有朋友的粗人”。

斯基泰的确是远在天边的王国，在北方，在有人居住的世界的边缘，甚至在边缘之外。《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强调了斯基泰王国这种远在天边的特点：宙斯派人押送囚徒来到“遥远的地方”，而且“斯基泰的游牧部落”（hómilos）被描写成围着“死水坑”而居，是“远在天边”的偏僻地方的人（gās éschaton tópon）。对于希腊城邦来说，eschatiá（边塞）是文明之外的区域；“那是远在‘天边’的地区，那里土地贫瘠，环境艰难，人居稀疏，靠近边境的大山，或者就在大山里；那里与边塞毗邻，消隐在城邦领地交接处的大山和森林里，那里只能见到牧人、樵夫和挖煤人。”把斯基泰说成是“荒僻之地”，是相对于“可以居住的地方”（oikouménē）而言，也就相当于把它说成是位于城邦领土边缘的地方。

对这些从埃斯库罗斯一直到昆图斯·库尔克（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世纪），一代代人所传承的潜在的知识，希罗多德在《历史》的第四卷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的确，我们不能只满足于重复说，斯基泰王国是“荒漠地域”（eremia），是“边塞地区”（eschatia），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他指出，这片“荒漠”里面还有荒漠。斯基泰人不仅不是唯一生活在这里的群体，因为他们也分成好几个民族，而且在这片土地上还居住着不属于斯基泰“种族”的其他一些部落。希罗多德列数了这些部落，清点了各个部落的情况，划出了各个部落占据的领地。用历史学家自己的话说，一个北部民族的系列就这样组织了起来，在这些部落当中，“真正”的荒漠是无可争议的，因为这些荒漠是空间的极限，而且那里是人的语言无法描述的地方；荒漠是在斯基泰王国北部很远的地方，而且越是向北和东北走，景色也就越是荒芜。这后一种说法只能从总体上来看才是对的，但是从地势来看，那里是一片人烟越来越稀少的地方，一直到人们只是听说过的人生活的地域，据说阿里马斯普人（Arimaspes）和格里风人（Griffons）的脚长得像羊蹄子。然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们对“斯基泰人是野蛮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其他的人野蛮，而斯基泰人并不野蛮。

斯基泰人大概是北方最重要的民族，但是希罗多德认为，他们只是北方的民族之一。的确，他想避免简单化的形象，不愿意只把斯基泰王国说成是荒蛮之地，是远离人间烟火的地方。另外，斯基泰王国不仅仅远在天边，它还在希罗多德对土地的总体表现中占有一席之地。迈尔斯指出，希罗多德在写《历史》的时候，使用了好几张地图，特别是一张爱奥尼亚的地图。然而，这些地图在制作时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对称：世界是以对称的方式，在穿越地中海的“赤道”两侧组织起来的，从赫拉克勒斯的石柱，一直到托罗斯山脉（Taurus），中间还经过西西里岛和德尔斐。北方是寒冷之所，南方是暑热之地；北方的冷和南方的热说明了当地的事物之状况。比如，和斯基泰王国对称的，南部是利比亚，更准确地说是埃及。的确，当冬天来了，鹤便离开寒冷的斯基泰，飞到南方的地区去。不过，对称还表现在尼罗河和伊斯特罗斯河（Istros）这两条令人吃惊的河上：伊斯特罗斯河在北边，尼罗河在南边。希罗多德提出的对称，通过他在作品中的一个假设得到了证明：让我们想象季节发生了颠倒，也就是说，一边是北风之神和冬天，另一边是南风之神和夏天，双方互相交换位置，这样一来，太阳“在穿过整个欧洲的时候，会影响伊斯特罗斯河，就像今天太阳对尼罗河的影响一样”。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伊斯特罗斯河和尼罗河离“赤道”的确是等距离的，而且通过从西向东流经的河道，具体体现了太阳光所能到达的极限点，换句话说，那两条河就是爱奥尼亚地图上的两条“回归线”。还不仅止于此。对称的原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具有肯定无疑的阐释作用。的确，只要我知道伊斯特罗斯河的水道，我就可以通过相似性的原理，推断出尼罗河的水道；采用这个原理，我也可以处理一个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尼罗河的源头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正如伊斯特罗斯河发源于凯尔特，“从欧洲的中间流过，将欧洲一分为二，尼罗河也流经整个利比亚，而且与伊斯特罗斯河是一样的”。最后，尼罗河和伊斯特罗斯河不仅在相同的纬度上（这是可以注意得到的），也在相同的子午线上：伊斯特罗斯河流入伊斯特里亚（Istria），而伊斯特里亚面对（antion）锡诺普（Sinope）。尼罗河则流入埃及，而埃及实际上面对山地奇里乞亚（Cilicie），而且从奇里乞亚一直到锡诺普，直线距离要走5天，因此尼罗河三角洲是面对伊斯特罗斯河的入海口的。

一旦提出了这种对称的原则，叙述者便可以根据相同的，或者颠倒的位置模式，来想象埃及和斯基泰王国的相对关系。比如暑热和寒冷各自影响着这些地区，并产生相反的效果。埃及人自认为是最古老的民族，普萨美提克法老（pharaon Psamétique）的实验也认为是这样，而斯基泰人则说自己是“所有的民族当中最后才出现的（nḗotaton）”。一般来说，北部地区是属于无知愚民的地方，而埃及人是掌握十分古老的科学的人。本都的希腊人的确也指出，萨尔莫克西斯（Salmoxis）的历史中确实存在着这一距离：盖塔人（Gètes）是萨尔莫克西斯的同胞，他们认为萨尔莫克西斯是神，而希腊人认为，他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的一个老奴隶，然而，毕达哥拉斯和希腊大部分“圣人”一样，也曾经到埃及旅行，以接受教育。因此，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在萨尔莫克西斯和埃及祭司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相反，埃及人和斯基泰人对外国“文化”（nómoi）的态度是一样的，他们都拒绝接受外国文化，特别是他们都一概拒绝接受希腊的“文化”。况且，在叙述中，战争使他们之间产生了联系：在伟大的征服战争中，辛努塞尔特（Sésostris）到过斯基泰王国，并且“征服了”斯基泰人。他是唯一征服过斯基泰人的人，因为大流士对斯基泰王国的征战失败了。而当斯基泰人驰骋亚洲，使亚洲成为一片焦土的时候，法老却没有让他们进入埃及（通过给他们送礼，通过乞求他们而阻止了他们的到来）。

在埃及和斯基泰王国的对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相似的地方。的确，如果我们像爱奥尼亚人一样认为，亚洲和利比亚之间，是由尼罗河划界的，那我们就应当认为，埃及是一个处在亚洲和利比亚之间的国家。然而，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认为斯基泰王国是处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一片国土。因此，这两个国家都可以被看成“位于两者之间”的国家。

据埃及的祭司说，辛努塞尔特不仅是征服者，也是埃及空间的真正的创造者。的确，在他之前，埃及“到处都是马和马车”，因此，那时的埃及是游牧者的地盘，是完全可以与斯基泰王国比拟的，因为斯基泰就是马车可以到处驰骋、到处都有马在吃草的地方。但是在辛努塞尔特出现之后，马匹和马车都消失了，因为他让人在整个领土上挖了很多运河：“从那以后，埃及虽然是平原地区，却变成了没有办法走马放牧，不能用马车的地方；原因就是那些数也数不清、四通八达的运河。”开始时挖运河是为了给远离河道的城市供水。另外，辛努塞尔特将土地平分给人们，给每个人都分了大小均等的一块地（kleros），并规定了该交的税赋。如果河流冲毁了“均田”（kleros）的一块地，国王会派人来测量地块减少的面积，并确定减少相应的税赋。希罗多德把这种办法看成几何学的起源。换句话说，埃及的空间创造了权力，而权力又把一个走马放牧的地方变成了划分、丈量、分配和纳税的地方。

为了实行这些巨大的工程，辛努塞尔特使用了在征战中抓到的战俘：因此，他是在强行剥削战俘的劳动力。斯基泰人也抓了战俘，但他们对待战俘的方式很不一样：他们会弄瞎战俘的眼睛。的确，希罗多德在非常奇怪的一个章节里解释说，他们弄瞎战俘的眼睛，让他们为母马挤奶；“正是为了给母马挤奶，斯基泰人才把所有战俘的眼睛都弄瞎了；因为，斯基泰人不是耕地的农夫，而是游牧人。”令人感到十分好奇的是，斯基泰人的行为最终都从游牧人的特点中得到了解释，虽然叙述者并没有明确说明“弄瞎人的眼睛”和“游牧人的特点”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不管怎么说，处理战俘的不同方法，的确说明了法老治下的埃及和游牧人统治的斯基泰王国之间的不同。

在辛努塞尔特之前，埃及是个走马放牧的地方，斯基泰人平坦的国土也是可以纵马驰骋的地方，但是在辛努塞尔特之后，埃及以令人吃惊的方式，用人工的办法达到了与斯基泰王国天然的状态相似的程度：“因为，这片领土是平原，有很多茂盛的牧草地和水源，到处都有河流经过，其数量与埃及的运河一样多。”但是，在一种情况之下，河流是某种生活方式（游牧生活）的“同盟”（summáchoi），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之下，运河使得马车不能再自由行驶，马也不能再随便驰骋：本来河流允许人做的事，运河不让人再做，而且运河强迫人们接受了在法老的权力控制之下的生活。

因此，一方面，权力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新的空间；另一方面，权力的“缺席”顺应了自然的空间。但是，这只是简单化的解释。的确，希罗多德两次指出，斯基泰的领土被划分成郡（nome），每个郡由一个郡主领导，也就是说，斯基泰的空间是经过土地的测量和登记的，是受行政管理的。然而，希罗多德用的这个“郡”字和他在谈到埃及的行政管理单元和波斯的省时，使用的词是一样的。因此，有郡的三个国家是：波斯、埃及和斯基泰王国。把这三个国家放在一起，岂不是很奇怪：统治波斯和埃及的，是很强大的王权，对于希腊人来说，波斯大王甚至就是王权的象征，因此也就是专制权力的象征，而专制权力又象征着野蛮的权力，但是，斯基泰王国好像是统治权力“缺席”的地方，那为什么要与埃及和波斯混为一谈呢？这是某个难点的标志：斯基泰人有国王，可他们是游牧人。一个希腊人，对王权有自己的想象，对游牧生活也有自己的想象，那他如何想象游牧人的权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