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从秦公大墓到秦始皇帝陵
陵随都设,春秋时期,秦公陵主要在雍城附近。秦孝公迁都咸阳以后,秦公大墓皆在咸阳附近。春秋秦公陵围周沟(兆沟)建陵园,至战国时期,周沟和夯土围墙并用。陵园内封土呈覆斗形,墓室皆有四出墓道,园内有陵寝建筑遗迹。秦公陵园以南北向为主,形制布局与东方六国大墓有所不同,成为秦始皇帝陵园体系的前奏。秦始皇帝陵进一步完善了战国时期的陵寝制度,为汉及以后陵寝制度的发展定下了基调。
一、秦公大墓
(一)凤翔雍城秦公陵
陕西凤翔南郊三畤原上探明的秦公陵区,南、北、西三侧均有宽2~7米、深2~6米的壕沟,东西12公里,南北近3公里,面积达21平方公里。陵区内探出车马坑49座,归属13座秦公陵,其中9座陵有长方形或梯形的围墓兆沟,可分为单兆和双兆两种,形成各自单独的陵园。每座陵园内有主墓和祔葬墓,主墓一般位于陵园南侧(71)。1995年在该陵区之西、距已经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约7公里,新发现十四号陵(三岔秦公陵区),内有大墓5座,主墓为“丰”字形,有内外两重围壕(图2-29)(72)。
(二)咸阳秦公陵
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北的两座大型封土前有清代毕沅抚陕时所立的“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两块石碑,经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调查确认,是战国秦公陵。两座大墓在一个陵园之内,陵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由陵园内的南、北二陵,内外双重夯土围墙,和分别位于两重围墙之外的两重围沟组成。外围墙南北长833米,东西宽528米,墙体残存部分在现地表下20~50厘米,宽3~4米。四面各辟一门,分别位于南陵封土东西轴线的正东、正西和南、北二陵封土南北轴线的正南、正北。除南门遗址压在现代建筑之下无法钻探,其余三门址均为顺墙方向的长方形,门道宽3.3~3.7米。外壕沟在外围墙之外34.5~50米,亦为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950米,东西宽639米,壕沟在对应的外围墙门址处断开。壕沟上宽下窄,上口宽14~17米,深3.5~5.5米,开口距地表1.8~2米。
外围墙内的中部稍偏南有内围墙和内壕沟,形成“回”字形布局。内围墙南北长422米,东西宽236.5米。四周发现门址6处,为与外围墙对应的四门和北陵封土东西轴线的正东、正西两门。门址处均发现夯土遗迹,其中东侧南门门址还发现三处卵石铺设的散水遗迹。围墙内东北角和东南角发现夯土台基,可能是角楼之类的建筑基址。内壕沟围绕在内围墙之外,二者相距1~3.9米,南北长432米,东西宽246.5米,沟宽2.1~2.8米、深1.5~2米,与外围墙之间相距139~246.5米。
内围墙以内,中部南北排列两座大墓,皆覆斗形封土,两墓封土间距146米。南边大墓封土底边南北长103.3~103.7米,东西长90~99.7米,高14米。顶部平整开阔,南北长46.6~48.1米,东西长41.4~43米。四条墓道伸出封土外,靠近封土的一端较宽。
北陵略小,封土与墓葬形制与南陵同,封土底边东西长65.4~66.2米,南北长55.5~57米,高17.5米。顶部东西长9.8~10米,南北长9.5米。亦有四条伸出封土外的墓道。
陵园内共发现27座长方形或曲尺形外藏坑,内陵园9座,多分布于墓道两侧,外陵园18座,主要分布于内围墙以北的北区、外陵园内东北和西北以及东侧外围墙、外围沟之间的偏北位置。陵园内共发现小型陪墓葬168座,其中外陵园内西北角73座,东西向排列,南北共4行;外陵园内东北角34座,东西排列,南北3行(此处遭破坏,墓葬应与外陵园西北角墓区对称);东侧外围墙、外壕沟之间中部偏北61座,南北排列,东西5行(图2-30)。墓葬有竖穴土坑和洞室墓两种,其中洞室墓占80%以上(73)。
陵园内采集到大量陶片和板瓦、筒瓦及素面或葵纹瓦当的残片,说明园内还有相应的建筑。研究者认为,该陵可能是秦惠文王公陵、秦悼武王永陵之一(74),也可能是秦孝文王和华阳太后合葬的寿陵(75),但最终都不能形成定论。
2002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咸阳原汉成帝延陵东北500米左右的“西汉成帝后妃陵墓”进行钻探调查,确认两座大墓位于长方形陵园之中,时代为战国,可能是秦公陵之一。陵园以宽8~13米的围沟围成,南北向长方形,东西650米,南北残长992米(南部被破坏)。围沟底距地表5~7.5米。
该陵园内中部偏南有两座带四出墓道的大墓,一南一北,南边大墓的封土仅余低小的平台,东、西墓道各长55米,南墓道长75米,北墓道长95米。北边大墓封土为覆斗形,底边长75~88米、高14.8米,东墓道长94米,西墓道长52米,南墓道长66米,北墓道长60米。北边大墓封土东北260米处有一座“中”字形墓,墓室为长方形,南北长29米,东西宽19~20米,南墓道长38米,北墓道长18米,北墓道西边同墓室西边齐平。调查者据文献记载和陵园方位,推测有可能是秦惠文王(公元前337~公元前310年)的公陵(76),但尚无法确定。
(三)芷阳陵区
秦始皇帝父、祖之墓所在的芷阳陵区史称秦东陵,在临潼县(今西安市临潼区)西部韩峪乡骊山西麓,属秦芷阳县。陵区内发现四座陵园,均以人工壕沟和自然沟谷围成,每座园内有主墓和数量不等的陪葬墓、车马坑以及地面建筑。主墓“亚”字形或“中”字形、“甲”字形,地面有高大的封土(77)。有学者据2010年一号陵园中被盗的“亚”字形大墓出土漆器上的文字分析,该陵园为昭襄王与唐太后(秦孝文王之母)的合葬陵园(78)。
二、秦始皇帝陵
秦始皇帝陵继承秦公陵长方形陵园的传统,完善了陵寝制度,在中国陵寝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直接影响了西汉帝陵的建制,并对后世帝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秦始皇帝陵园
秦始皇姓嬴名政,于公元前246年13岁时即王位,21岁时加冕亲政,清除了吕不韦、嫪毐敌对集团,公元前230~公元前221年进行了十年统一战争。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先后有五次巡游全国的活动,公元前210年7月,于第五次巡游途中暴死于沙丘平台(今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内),两个月后运回咸阳下葬骊山陵墓。骊山陵自始皇即位不久就开始设计,开创了我国古代预造寿陵的先例,但由于秦始皇死得太突然,陵墓的附属设施最终未能全部完工,入葬后修陵工程仍在进行,直到公元前208年还有几十万刑徒在陵园内外劳作。《汉书·楚元王传》载:“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农民起义军攻入临潼,二世胡亥下令赦免刑徒参战,至此,持续数十年的修陵工程才停了下来。
始皇陵位于陕西临潼城东5公里,南靠骊山,北临渭水,处于骊山北麓的黄土台塬和山前洪积扇的交汇地带,陵区内地势南高北低,东高西低。西周时骊戎国居于此,并造有骊戎城。《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始皇“穿治骊山”,“葬骊山”,陵园内出土器物上有“丽山园”“丽山飤官”等字样,可见秦始皇帝陵原称“丽(骊)山”。
1.陵园的城垣
秦始皇帝陵园是由两重夯土垣墙围成,城墙墙体大部仅存墙基,局部地段高出地面0.6~1.5米,基宽8米。陵园呈南北向长方形,内垣墙南北1330米,东西590米,周长约3800米;外垣南北2187米,东西970米,周长6300米,面积达2.13平方公里。封土在内城南半部。
除内城北墙两座城门,内城其余三边和外城四边各有一门,内、外城东、西城门在一条直线上,穿过封土中间。内城南门和北墙东门、外城南门和北门也各在其垣墙的中部,四门连线穿过封土中间。
内、外城的东、西四座城门规模巨大,大于内、外城的南、北门。东、西内、外城门之间,司马道中部两侧各发现一组三出阙遗址,南北对称,东阙稍大于西阙。经探测,正对东阙的内城东门门址由三条各宽约20米的门道组成(图2-31)。
2.陵园的整体布局和考古发现
始皇陵的整体布局可分为四个层次:核心区的封土和地下宫城(地宫);内城;内外城之间;外城以外。由近及远四个部分,主次分明。在秦陵园区范围内共发现195座内涵、形状各异的陪葬坑,分布于陵园内外。出土包括兵马俑在内的各类文物5万多件,各类墓葬7处400余座。
(1)封土和地宫
封土(陵冢)居内城中部偏南,人工夯筑,呈覆斗形。文献记载“其高五十余丈”,合今116米左右,现在实际高度只有62.3米(或51.7米)。底边南北长350米,东西长345米,周长1390米。顶部为长方形土台,东西长24米,南北长10.4米。
地宫因未发掘,其内情况只能凭记载了解。《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近穿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1981~1982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矿产部物探研究所在秦俑考古队的配合下,用美国进口的测汞仪做了认真的测量,结果表明:“秦陵地宫上部正中大约12000平方米的封土层里,存在有高出普通土壤280倍的汞异常,而且汞异常的分布密度,呈现出有规律的几何形状。”(79)2003年,通过验收的科技部“863计划”项目“考古遥感与地球物理综合探测技术”发现,由地宫开挖后回填土引起的明显磁异常,由墓室引起的高电阻率异常,开挖范围内汞异常、重力异常和绕射点异常,这些异常结合过去钻探的结果,可以大致勾画出巨大的地下建筑群轮廓(80)。封土之下、墓圹周围有一组环绕墓圹周边的夯土宫墙,墙的长度为东西168米、南北141米,墙体外侧呈阶梯状向上收,共九级台阶,台阶上发现大量瓦片。墙顶内侧东西长124米、南北宽107米。东、西宫墙中段分别发现57米、52米宽的缺口,东缺口对应勘探发现的东墓道,夯土墙以东的墓道部分长66.5米、宽13~19米,斜坡状。西缺口止于西夯土墙的中间位置。据初步估计,地宫口东西长170米、南北宽145米,地宫面积达1.8万平方米。底部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地宫距现地表约30米,墓室高15米,以石材构筑,尚未完全坍塌,也未进水,有大量金属器和水银。
(2)内城
封土西北侧发现“甲”字形外藏坑(以前误认为是墓)1座;西侧、西南角共有4座陪葬坑,西侧中部陪葬坑进行局部发掘,发现彩绘铜车2乘,皆一车四马,上有铜御官俑,车、人、马约为实物的1/2大小(图2-32)。封土西南角陪葬坑(K0006)坑体面积144平方米,为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发现木车1辆、袖手陶俑8个、御手俑4个,出土大量马骨架(图2-33)。该坑可能象征中央机构三公九卿中的廷尉。
封土北侧发现陪葬坑7座。2003年,封土北侧至封土下发现长方形组合式陪葬坑1座,坑的周围有一圈砖坯垒砌的围墙,向南伸入封土之下,可能到达地宫开口的北边,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米。坑内又有独立的陪葬坑4座(K0101、K0201、K0202、K0205),是一个特大型陪葬坑组群。
封土东、西和南侧有地下阻、排水系统。阻水系统全长778米,东段起于封土西侧正中偏北的位置,向南238米,至封土南侧与东西向长354米的阻水系统相接。西侧阻水渠压于封土之下,南北长186米。阻水系统为上口宽24~52米、深23.5~39.4米的壕沟,内以细密的青膏泥夯填,上层以填土夯实,形成厚厚的地下阻水墙。西侧阻水系统北端向西与排水系统相通,排水系统东端在封土之下,封土西侧向西延续108米,穿过内城西门,沿内城垣向北220米,折向西197米,这525米内探明井8段、暗渠7段。明井暗渠的结构与西汉时期的井渠相同。排水渠越外城垣后继续向北延伸(81)。该系统将西北流的地下水阻排到陵园外城以西,保证了地宫顺利施工。地宫至今未进水,也说明阻排水系统切实发挥了作用。
内城东北部利用内城北墙和东墙筑一南北向长方形小城,小城南北长670米、东西宽330米。西墙为宽约8米的“夹墙”,中间为通道。通道北通内城北墙东门,南通小城南墙门址,两座门址与内城南门和外城南、北门址在南北直线上。1980~2011年,小城内发现99座中小型陪葬墓,均无封土,呈南北向8列分布,其中有5座为中型,其余为小型。2013年发掘10座小型带斜坡墓道的洞室墓,墓道填土中均发现散乱的人骨。推断小城是集中埋葬后宫人员的从葬墓园。
封土北侧钻探发现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台基,台基南北62米、东西57米,四周有回廊,有残留的墙壁及大量砖、瓦、草拌泥块、灰烬等。小城以西、大型夯土台基以北有密集的建筑群遗迹,它们都是寝殿区的组成部分。寝殿建筑区以最南侧的大型夯土台基为主体建筑,由九条东西向通道分割为东西对称的十进,有侧殿及廊道等,构成一组大型的建筑组群。建筑区东、西、北三面有宽3米的夯土墙基,在内城西北部形成一个独立的空间,南起封土北侧3米,南北长692米,东西宽228米,面积17万平方米,建筑布局结构严谨,建筑结构复杂,规模宏大。主体建筑以北为10排院落式建筑,每排南北宽55~60米,南北间以散水或墙分开,以中间的通道为中轴分布于东西两侧,两侧建筑群结构基本一致,可能是朝寝建筑在陵园内的再现(图2-31)(82)。
内城城墙内外发现环绕一周的连绵不断的廊房建筑遗址。
(3)内外城之间
内外城西墙之间北部有管理陵园的园寺吏舍遗址,中部西门址以北探出面积12万平方米的庞大建筑群,有制作祭品的“丽山飤官”遗址等,遗址曾出土“丽山飤官左”“丽山飤官右”“丽山二斗半”等文字的陶器,可能为掌管供奉陵寝膳食的左、右食官的居处或礼制建筑的遗址。
内、外东、西城门之间,司马道两侧,各发现一组三出阙遗址,南北对称,东门阙稍大于西门阙。
内城西门之外北侧有一东西长170米、南北宽90米的墓地外藏坑,四周有夯土墙围绕,探明小型陪葬墓74座。另外,内外城之间还发现50多座陪葬坑。
内城西门外向南发现两座马厩坑,北边一座为双门道马厩坑,南边一座为曲尺形。坑内殉马数百,并有饲养和守护马厩的若干陶俑。马厩坑以东发现陪葬坑2座(K0004、K0005)。另发现珍禽异兽坑、跽坐俑坑、葬仪坑和双门道陪葬坑。
陵东南的内外城之间有大型陪葬坑2座,小型1座。K9801东西120米、南北110米,面积1.3万平方米,在试掘的4个探方中出土石铠甲90多领,石兜鍪约36顶,3组石质马缰索残件及青铜车马器构件。甲、鍪均为石灰岩石片以扁铜条连缀而成,石铠甲每领重30公斤左右,由700多片石片组成,石兜鍪重3公斤,由74片石片组成(83)。
石铠甲坑南40米的另一陪葬坑(K9901)有东西向三个过洞,东西通长80.8米、宽12.8~16.7米,深4.6米,面积900平方米,发现大量陶俑残片和铜器等,发现一巨型青铜鼎,鼎口径为64厘米,通高59.5厘米,重212公斤,是目前所知最大的秦鼎(84)。
北内外城间发现6.8万平方米的建筑遗址,性质待定。
(4)陵园外围(外城以外)
陵园外围发现5处共100多座陪葬坑和陪葬墓,著名的有兵马俑坑、动物坑、马厩坑、水禽坑等(图2-34)。
位于陵东1225米的兵马俑坑是目前秦始皇帝陵区最重要的发现。陵园以东400米、兵马俑坑西南800米有上焦村马厩坑,其中的93座坑比较清楚,南北向三排,已清理51座,出土大量俑、马、陶器等文物。
马厩坑以西有陪葬坑17座,成南北“一”字排列。这些墓排列整齐,墓向一致,当为同时下葬。从已发掘的8座墓的情况看,均有棺椁和一定数量的葬品,有的出“少府”铭文的器物,反映了墓主生前较高的地位和与宫廷的联系。墓主多被肢解,身首分离,年龄在二三十岁上下,可能是被杀殉的群公子、公主或王室宗族成员。
2001~2003年发掘的陵园外东北900米处的K0007陪葬坑为地下坑道建筑,发现包括双层棚木、箱板、立柱、垫土以及木构之间的榫卯结构痕迹,是迄今秦始皇帝陵园唯一保存较为完整的木结构遗址。该坑出土青铜水禽46件,有天鹅20件、鸿雁20件、仙鹤6件,皆整齐排列于坑底由青膏泥涂抹做成的象征性河道的两岸,朝向中间河道(图2-35)。另有跽姿陶俑7件,箕踞姿陶俑8件以及其他小件文物(85)。K0007的性质可能与少府属官的“左弋外池”相关(86)。《汉书·元帝纪》如淳注引《汉仪注》:“佽飞具矰缴以射凫雁,给祭祀,是故有池也。”
(二)造陵和护陵设施
陵园外西南侧约1600米的赵背户村发现修陵人墓地两处,一处墓地已被破坏殆尽,另一处保存尚好,在南北100米、东西45米范围内探出居赀役人墓104座,已清理32座,竖穴土坑,一坑埋2~3人,多者14人,屈肢,死者多为青年男性,个别为妇人、小孩。出土18件带有文字的绳纹板瓦片,记有地名、服役性质、爵位、姓名等,显示修墓人来自山东六国地区,都是劳累致死的筑陵劳役者。
西北角郑庄村南发现75万平方米的石料加工场,出土大量石料、半成品、残水道、铁刑具和5处房基。
陵东北1.5公里的鱼池村有建陵遗址,在东西2000米、南北600米的范围内发现大片夯土遗迹,出土砖、瓦等大量建材,与陵园内建筑遗址中发现的一致。该建筑早于秦陵,是为建陵而设。陵园外围还发现窑址多处。
陵东南骊山北麓洪积原上发现人工夯筑的防洪堤遗址,当地人称为五岭。五岭遗址为西南—东北走向,长3000多米,保存较好的一段尚有1500多米,宽25~80米,高3~18米。陵园正对骊山北麓谷口,防洪堤阻挡山谷之水及由洪水携带的泥沙、石块冲击,为保护秦陵发挥了作用。
(三)陵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年)“置丽邑”,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徙三万家丽邑”,“皆复不事十岁”。陵园飤官遗址等出土“丽邑”“丽邑二升半、八厨”“丽邑五升”“丽邑九升”等刻文的陶器或残片。丽邑遗址在陵园北侧3公里的临潼区新丰街道刘寨村一带,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00米。遗址西部约6万平方米范围内发现房基多处,有厚达30厘米的瓦砾堆积,出土有板瓦、筒瓦、瓦当、条砖等。瓦上有“寺婴”“宫瓦”等印文,与陵园内出土的相同。丽邑是造陵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是因造陵而设的小市镇,也是帝陵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陵邑制度自此始,西汉诸陵多有陵邑。
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距秦始皇帝陵约5公里的临潼马额街道冢王村西南发现一处墓群,面积36万平方米,探出墓葬上千座,已发掘50座,其中秦墓45座,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部分陶器上发现“丽”“戏”字,应与丽邑或戏有关(87)。
三、兵马俑坑
兵马俑坑在秦始皇帝陵外城墙以东1225米处,它本是秦始皇帝陵区外藏坑(陪葬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地位重要、内容丰富、影响巨大,单列在此进行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兵马俑坑位于临潼区上焦村、西杨村一带。1974年春,当地村民打井时发现“瓦人”碎片,经临潼县文化馆收集,修复成武士俑,引起重视。1974年7月,陕西省文物考古部门正式开始发掘,探出平面呈长方形、总面积达12600平方米的俑坑,编为一号坑。一号坑试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武士俑500个,车马4乘。1979年建成秦俑博物馆加以保护,并对外开放。2013年对一号坑进行第三次发掘。
1976年4月,在一号坑展厅施工过程中,于一号坑北边20米探出二号坑,5月又在二号坑西探出三号坑,并在二、三号坑之间发现四号坑。三号坑约500平方米,出土战车1乘、甲俑68个,于1989年9月对外开放。四号坑是一个尚未建成的空坑(图2-36)。
1994年3月开始发掘二号坑,发掘面积6000多平方米。该坑由车兵、骑兵、步兵和弩兵四个兵种单独或混编组成,清理出陶俑1400多个,出土大量铜矛、铜弩机、青铜剑、铜镞等。一号坑全部遭到焚毁,二号坑只局部遭到火焚,大部分棚木系自然腐朽,共清理出棚木1500多根。2002年5月,二号坑对外展出。
(二)坑内布局
一号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60米、东西210米,深4.5~6.5米,面积12600平方米,东、西两边各有5个斜坡门道,门道内发现车辙。
1号坑是步兵、车兵混合编组的军阵。坑四周是回廊,东西两端是列队守卫的步兵,东端长廊横排三列弩兵俑,共204个,皆执弓负箙,着战袍,不着铠甲,面朝东。第一列横队中间及左右两端各有一铠甲武士俑,右端铠甲俑腰挂铜剑,可能三人是东廊前锋卫队的指挥者。
南北侧廊侧翼卫队各两队,外侧一列分别面南、面北,即朝向外,内侧一列面向东(朝前),皆为执弓着战袍俑。西端回廊一列后卫面向西,也是朝外。整个军阵呈拱卫待命状,而不在行进中。
坑中间有9个过洞,以隔墙间隔,每过洞4路纵队,皆为披甲执戈、矛等的长兵俑,连同南北两边廊内侧各1路武俑,共38路纵队,皆面向东。过洞军列中有战车相间(图2-37)。
据俑的排列密度,估计全坑有执兵武士俑6000个左右,四马战车40乘。俑的高度为1.75~1.85米,皆身着铠甲或战袍,执弩机、弓,负矢箙,或执矛、刀、戟,佩剑。
二号坑在一号坑东端北20米,平面呈曲尺形,东西两边分别有4个和5个斜坡门道,北边2个。不含门道,东西最长96米,南北最宽84米,总面积6000平方米。此坑为步兵(含弩兵)、车兵、骑兵、车骑兵结合的四个军阵混合编组,发现116件鞍马骑兵俑。目前该坑大部尚为棚木覆盖,估计整坑可出武士俑900多个、马俑470多个、木质战车80余辆,以及大量青铜兵器。
三号坑在一号坑北25米、二号坑之西125米,平面呈“凹”字形,东西17.6米、南北21.4米、深5.2~5.4米。此坑未经焚烧,系自然塌陷。坑内发现战车1乘,车后有武士俑4个,南面铠甲武士俑42个,北面铠甲俑22个,共68个。南、北两面武俑沿四周相向排列。
四号坑在二号、三号之间,总面积4608平方米,深4.8米,是尚未建成的空坑,未见任何文物。
(三)俑坑结构
兵马俑坑为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三个坑的营造方法基本相同。以一号坑为例,其营造程序为:先掘大坑,再夯筑四周边墙和坑内东西向10道宽2.5米的隔墙作为承重墙,形成南、北边廊和9个过洞。过洞底以青砖墁铺,中间略高。过洞两侧贴隔墙有立柱,立柱间距1.1~1.5米。立柱上东西向(纵向)放置枋木,与承重墙顶持平。枋木及承重墙上密排南北向(横向)棚木,棚木上铺席,席上覆青灰泥层20~30厘米,泥层之上填土至地面(图2-38)(88)。
四、秦始皇帝陵和兵马俑坑考古的意义
秦始皇帝陵进一步完善了战国时期的陵寝制度,其布局形式是中国陵寝制度成熟的标志,在中国陵寝发展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
陵园内面积2.13平方公里,整个陵区占地面积为56.25平方公里,陵区文物分布密集区近20平方公里。当时陵园的营造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现在秦始皇帝陵考古也是一个系统工程,秦始皇帝陵考古为高科技进入考古勘探、多学科合作提供了经验,为我国大遗址保护提供了范例。
兵马俑坑不但出土俑的数量巨大,而且涉及的兵种齐全,陈列整齐,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阵列和装备情况,是研究秦代军队的可靠资料。
二号坑出土的陶鞍马,马背上所饰的马鞍,其前后两端微微隆起,中部低凹,属低桥鞍。过去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古代中原地区马鞍开始出现在西汉时期,二号坑鞍马的发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陶俑的制作体现出非常高的制陶技术,并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这些俑大小同真人真马,制作工艺复杂。兵俑的身份不同,装束不同,是研究秦代服饰的重要资料。秦俑的制作以塑为主,塑、模结合,分件制作,入窑烧成后绘彩,工艺复杂。俑的烧结温度为1000℃左右,高温烧结而不变形,至今坚硬如石。陶俑形态各异,面目、表情各不相同,是重要的地下雕塑艺术的宝库。秦俑的发现和研究,促成了我国20世纪末又一显学——秦俑学的兴起。
俑坑出土的青铜兵器皆制作精密,表面大多进行过铬盐氧化处理,表层有一层致密的铬盐氧化层,防锈蚀能力强。出土青铜剑长度多在80厘米以上,二号坑出土一批青铜剑,长86厘米,光滑锋利,有的剑身共有8个棱面,棱面间距一致。一号坑出土的一把剑当时被俑压弯成45度角,取出后一瞬间恢复常态,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形态记忆合金”。一号坑出土的16件铍,两面布满不规则云头状花纹,与器表的金相组织融为一体,同越王勾践剑的菱形花纹工艺相似。这些在世界上都是非常先进的技术,在冶金工艺中至今仍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
兵马俑坑的朝向对于秦始皇帝陵朝向的确定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秦始皇帝陵的东向布局又对西汉帝陵产生了影响。
秦始皇帝陵和兵马俑坑是我国的一笔厚重的文化财富。1987年,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墓地齐家文化墓葬2009年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6期。
(2) 据丁兰:《湖北地区楚墓分区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4~27页。
(3) 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傅熹年:《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及其陵园规制的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4)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晋国赵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6) 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信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信阳长台关七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
(8)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9)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等:《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11期。
(1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1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第十六号墓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12) 杨鸿勋:《战国中山王陵及兆域图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
(1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1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南阳路家世界购物广场战国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第2期。
(15) 沈小芳、樊温泉:《郑韩故城东周时期空心砖墓研究》,《中原文物》2017年第6期。
(16)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市西工区C1M3943战国墓》,《文物》1999年第8期。
(1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市南阳路家世界购物广场战国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第2期。
(18) 金学山:《西安半坡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19)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秦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20)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儿坡秦墓》,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
(21)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家咀秦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
(22) 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第1期。
(23) 王金平、杨及耘:《侯马市祁战国至西汉墓地》,《中国考古学年鉴·2013》,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
(2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川县文物管理所:《四川青川县郝家坪战国墓群M50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
(2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
(26)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长沙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27) 襄阳市博物馆、老河口市博物馆:《湖北老河口安岗一号楚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7期。
(28) 浙江省安吉县博物馆:《浙江安吉垅坝D12土墩墓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29)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当涂县陶庄战国土墩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
(30) 镇江市博物馆:《江苏武进孟河战国墓》,《考古》1984年第2期。
(31) 宣州市博物馆:《宣州市战国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第12辑,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
(32) 黄宣佩:《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第12期。
(33)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
(34)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天津东郊张贵庄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5年第2期。
(35) 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龙湾屯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8期。
(36) 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8期。
(37)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葬》,《考古》1962年第5期。
(38) 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天津东郊张贵庄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5年第2期。
(39) 邹宝库等:《辽宁辽阳市徐往子战国墓》,《考古》2017年第8期。
(4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2001年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12期;程长新:《北京市通县中赵甫出土一组战国青铜器》,《考古》1985年第8期。
(4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2002年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第12期。
(4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M40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12期。
(4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宁省建昌县东大杖子墓地M47的发掘》,《考古》2014年第12期。
(44) 山东省博物馆、长清县文化馆:《山东长清岗辛战国墓》,《考古》1980第4期。
(45) 李曰训:《章丘绣惠女郎山一号战国大墓发掘报告》,《济青高速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李曰训:《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大墓出土乐舞陶俑及有关问题》,《文物》1993年第3期。
(46) 临淄区文物管理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尧王战国墓的发掘》,《考古》2017年第4期。
(47) 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山东临淄范家村墓地2012年发掘简报》,《文物》2015年第4期。
(4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9期。
(49)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曲阜鲁国故城》,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
(5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
(51) 宋治民:《成都市商业街墓葬的问题》,《四川文物》2003年第1期。
(52) 罗开玉:《晚期巴蜀文化墓葬初步研究》,《成都文物》1991年第3、4期。
(53)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54) 成都市文物工作队、青白江区文物管理所:《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8期。
(55) 四川省文管会、大邑县文化馆:《四川大邑五龙战国巴蜀墓葬》,《文物》1985年第5期;《四川省大邑县五龙乡土坑墓清理简报》,《考古》1987年第7期。
(56) 成都市考古队:《成都西郊金鱼村发现的战国土坑墓》,《文物》1997年第3期。
(57)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文物》1976年第3期。
(58) 王林、周志清:《金沙遗址星河路西延线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2008),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
(59) 范桂杰、胡昌钰:《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1981年第6期。
(60)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60年。
(61)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等:《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62) 梁太鹤:《赫章可乐夜郞考古发现形式不同的“套头葬”》,《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2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63) 吴小华:《贵州赫章可乐套头葬墓主人身份试析》,《四川文物》2014年第3期。
(64) 肖明华:《论滇文化的青铜贮贝器》,《考古》2004年第1期。
(65) 杨新鹏、蒋志龙等:《云南昆明晋宁上西河遗址》,《大众考古》2017年第9期。
(66)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楚雄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第3期。
(67)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
(68) 大理州文管所等:《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文物》1986年第7期。
(69)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洋墓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70) 潘玲、林沄:《平洋墓葬的年代与文化性质》,《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71)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年第5期;焦南峰、段清波:《陕西秦汉考古四十年纪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雍城一、二号秦公陵第三次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
(7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县博物馆:《雍城十四号秦公陵园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4期。
(7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74) 焦南峰、杨武站等:《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证》,《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1期。
(75) 耿庄刚、曹龙、赵汗青:《咸阳原三座秦公陵墓主考》,《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4期。
(76) 刘卫鹏、岳起:《咸阳塬上“秦陵”的发现和确认》,《文物》2008年第4期。
(7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骊山学会:《秦东陵探查初议》,《考古与文物》1987年第4期。
(78) 王辉等:《八年相邦薛君、丞相殳漆豆考》,《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79) 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第7期。
(80) 田静:《863计划介入考古学——遥感物探与考古结合探索秦始皇陵》,《中国文物报》2004年1月30日。
(8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2000年度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2期。
(82)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始皇帝陵园2010年度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83) 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K9801陪葬坑第一次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
(84) 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K9901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期。
(8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6期。
(86) 焦南峰:《左弋外池——秦始皇陵园K0007陪葬坑性质蠡测》,《文物》2005年第12期。
(87)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3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发掘调查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2期。
(8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一号坑发掘报告(1974~198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