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国中小型墓的分区

中小型墓是墓葬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墓，在反映一个时期的丧葬特征方面具有普遍意义。根据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的情况，一般以墓圹长2～4米、一棺一椁、随葬成套陶礼器和少数铜器的墓为中型墓，其墓主为下层贵族和部分富裕的平民。墓圹长度在3米以下、有棺无椁、随葬陶器的墓为小型墓，其墓主人为普通平民。这里不包括无葬具、无葬品或有极少葬品而时代特征不明显的一类小墓。

根据战国墓葬的形制、内涵所表现出的特点，我们着重介绍以下几大区域的墓葬：三晋两周地区、南方楚国（含与之相邻的曾、蔡）地区、关中秦国地区、长江下游吴越地区、齐鲁地区、燕国地区、巴蜀地区。梳理材料时以中小型墓为主，也涉及少数大型和介于大、中型之间的墓葬。

一、三晋两周地区的墓葬

以洛阳为中心的三晋两周地区战国中小型墓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无墓道，一棺一椁或单棺无椁。约在中期出现洞室墓。墓室多见壁龛，以放置随葬器物。洛阳地区周墓流行屈肢葬式，屈肢葬的比例高于其他地区，屈肢葬肢骨蜷曲的程度低于关中地区秦墓。随葬器物有成套的陶礼器鼎、豆、壶，并多见石圭。小型墓的随葬品少，而且也不成套。有的中型墓在墓主面部发现许多带孔玉片，玉片按五官位置排列，当时是缝缀在丝织物上的，称为玉覆面，较一般的幎目尊贵。

（一）战国早期

战国早期的中小型墓流行头端设壁龛，有生土或熟土二层台，一棺一椁或单棺无椁，屈肢葬占有一定比例，但郑州地区以直肢葬为主。随葬器物以陶器鼎、豆、壶为基本组合，有的有盘、匜或盂、鬲。如2003年发掘的郑州南阳路战国早期墓M15，长方形竖穴土坑，口大底小，棺外有生土二层台，头端墓壁有壁龛，内置陶鼎1、豆4（其中2件为浅盘高柄豆）、壶2（1件高足小陶壶）、盆1、匜1。单棺，仰身屈肢，腰侧有1铜带钩（图2-6）⁽¹⁴⁾。

（二）战国中期

郑州新郑自战国中期开始出现空心砖墓⁽¹⁵⁾，在竖穴中以空心大砖横铺墓底，用空心砖侧立两层形成四壁，再以空心砖横向平铺盖顶形成椁室，也有用木板盖顶的（图2-7）。同早期相比，战国中期的墓葬屈肢葬增多，葬品仍以陶器鼎、豆、壶为基本组合，陶豆柄较矮，鼎身扁短。洛阳地区中型墓多用石圭随葬。该期开始出现洞室墓和夫妻合葬墓。洞室墓又称土洞墓、偏堂墓，以竖井为墓道，在墓道底部或近底处横向掏洞为墓室。

（三）战国晚期

战国晚期，竖穴土坑墓与洞室墓并行，洞室墓相比于中期增多，于洛阳中州路发现的四座洞室墓均为晚期。葬品组合为鼎、盒、壶，盒取代了以前的豆，鼎呈现明显退化之势，有的只用罐与盒。幎目减少。1992年发掘的洛阳原东周王城遗址区内东北部一座战国晚期墓中出土幎目一组，玉片有三角形、S形、圆形等⁽¹⁶⁾。空心砖墓增多，郑州南阳路战国墓M19是一座竖穴墓圹空心砖墓，墓圹下部有生土二层台，用空心砖砌成椁室，空心砖向内的一面有米字纹，上面以木板盖顶（有木板痕）。北壁有龛，内置壶、盒（报告称“合碗”，上下扣合）各1件⁽¹⁷⁾。

战国时期三晋两周地区墓葬随葬的主要陶器组合常见器形早晚变化见图2-8。

二、关中和其他地区的秦墓

近年来发掘的关中地区秦墓逾千座。随着秦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东移，秦墓在不同的几个时期形成了几个集中分布的地区。战国秦墓比较集中的地区有宝鸡、西安、湖北云梦和四川青川等地。

（一）关中地区秦墓

宝鸡和西安两地是关中战国秦墓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宝鸡地区是春秋至战国中期秦人活动的中心，凤翔县城西南郊的秦都雍城附近分布着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晚期的秦墓，凤翔县南郊三畤原上秦公陵区的北面发现中小型秦墓近百座。西安地区位于渭水中游、关中盆地中部，包括西安市及其属县和咸阳市，是秦人活动的最后一个中心，春秋时期已有秦墓，战国至秦代的秦墓数量众多，重要的墓地有西安半坡秦墓⁽¹⁸⁾、西安南郊秦墓⁽¹⁹⁾、咸阳塔儿坡秦墓⁽²⁰⁾、任家咀秦墓⁽²¹⁾等。

战国秦人墓葬有竖穴土坑墓和洞室墓两种，早期以竖穴土坑墓为主，洞室墓较少，晚期多数为洞室墓，洞室墓逐渐成为秦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原地区受秦墓的影响，到战国中期开始使用洞室墓。这里着重介绍秦人的洞室墓。

1．洞室墓的形制结构

洞室墓以竖井为墓道，在墓道底一边开洞室为墓室。常见在墓道和洞室壁上开小龛置放随葬品，小龛有平顶和弧顶两种，多数墓只有一龛，个别墓有两龛。洞室与墓道相通的门多用木板、藤芭、土坯、圆木等封堵，战国晚期有用小砖封门的例子。

战国秦墓中土洞墓的洞室（墓室）皆为长方形，根据形制结构上的差异以及洞室长边和所在竖井墓道边的关系，可以把秦洞室墓分为三型：

A型：洞室设于墓道一侧（又称偏堂式或偏洞式），墓室长轴与所在墓道的边平行，下葬时可将棺木从竖穴墓道的底部横向推入洞室（图2-9，1）。这种形制的墓在关中地区出现最早，从春秋战国之交到秦代都有，发现较多。

B型：洞室长边与洞室所在竖穴墓道的边垂直，下葬时将棺木从竖穴墓道的底部纵向推入洞室。这是西安地区较为多见的一种形式。按墓道底与洞室底面积的大小对比又可分为二式。

Ⅰ式：洞室开于墓道一边的中间，墓道底面积大于洞室底的面积（图2-9，2）。此类墓葬数量最多、分布最广，关中地区主要的战国秦人墓地均包含有此类墓葬，自战国早期出现后，一直流行至汉代。

Ⅱ式：墓道底面积等于或小于洞室底面积（图2-9，4）。主要见于陕西临潼刘庄墓地、凤翔高庄墓地和咸阳机场导航台墓地，从战国晚期至汉代流行。

C型：竖穴墓道并列双洞室墓（图2-9，3）。此类型墓数量较少，仅见于西安地区战国晚期秦墓，葬式皆为仰身屈肢葬。

2．葬具

关中秦墓有一椁一棺、一棺、无棺几种形式，以一棺为主。由于秦墓盛行屈肢葬，棺木多较短。部分墓葬木棺下有枕木，应为推送木棺的滑道。少数墓用瓮棺，陶瓮与陶盆相扣成棺，作为装殓孩童的葬具。无棺墓多以席或草殓葬。

临潼战国晚期秦墓中发现砖椁木棺，用小砖砌壁、板材盖顶，再用小砖来封堵洞室口，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小砖造墓例。

3．葬式和头向

秦墓流行单人葬，以屈肢葬为主要葬式（大型墓仍为直肢葬），少数直肢葬。屈肢葬有仰身和侧身两种，下肢有一般蜷曲和较大蜷曲几种，总的说来，秦墓屈肢葬蜷屈的程度甚于三晋两周地区。陇县店子秦墓224座（包括无葬品的小型墓），屈肢葬墓194座，占93.7％以上，有仰身屈肢（142座）、侧身屈肢（50座）和上、下肢骨弯折叠合蜷屈特甚（2座）三种。仰身直肢葬12座，瓮棺葬仅1座，肢骨错乱地置于瓮中。咸阳塔儿坡墓地战国晚期墓屈肢葬占70.3％。直肢葬骨架一般两手置于骨盆的上部或两侧。

秦墓头向以西向为主。据对618座秦墓的统计，方向清楚的墓中有435座头向确认向西，占71.3％，南北向的101座。这种布置可能是受到甘青地区葬俗的影响⁽²²⁾。

4．随葬器物

秦墓以日用陶器为主要随葬器物，除少数大型墓，从早到晚都流行日用陶器。铜礼器少见，铜兵器也不多见，只有小件的带钩等铜器。陶器的区域特征不太明显，各地的组合不尽相同。这是西周以来的传统。西周到春秋早期秦墓随葬品多为鬲、盆、豆、罐组合；春秋中晚期，豆减少，代之以釜，形成基本固定的鬲、釜、盆、罐组合。战国早期有鬲、釜、盆、罐、甑等；中期有釜、盆、壶、罐、甑，鬲很少见。战国晚期鬲基本不见，渭河流域以盒、盂、壶为主，在西安、宝鸡地区出现以鼎、盒、壶为基本组合的仿铜陶礼器，比较固定，凤翔以鼎、豆、壶或鼎、盒、壶（钫）各两件为主，与中原墓葬的葬品组合相同，说明在战国晚期，随着文化交流的加强，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茧形壶、蒜头壶（瓶）、囷、釜和鍪是秦器中的典型器物。茧形壶出现于战国早期，西汉中期消失。战国晚期出现蒜头壶，常与鼎、盒、壶共出。春秋晚期秦墓中出现陶囷，是墓葬中最早出现的模型明器。釜在战国后期逐渐为陶灶取代。鍪在关中出现于战国晚期，流行于秦统一到西汉初期（图2-10）。

（二）其他地区的秦墓

1．中原地区秦墓

在秦人征服六国的过程中，也伴随着秦文化的输出，在被占领地区留下了许多秦人墓；文化传统和丧葬习俗对所经略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也出现了具有秦文化特点的墓。中原地区与秦相邻的河南三门峡、山西侯马等地都发现与关中地区文化特点相似的墓葬，虽然它们不一定都是秦人的墓，但明显是以秦文化因素为主的墓葬。

2011～2012年，山西侯马市祁战国至西汉墓地，发掘墓葬173座，有竖穴墓47座、洞室墓118座，头向多为北向，东向次之，以仰身屈肢葬为主，少数为俯身屈肢或仰身直肢⁽²³⁾。洞室墓从早期到晚期不断增多，反映了秦文化影响的过程。

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发掘出75座战国墓，有洞室墓60座。葬式以屈肢葬为主，少数直肢葬。随葬铜器有鼎、壶、鍪等，陶器有釜、盆、甑、罐、壶等。洞室墓和陶器鍪、蒜头壶等都是典型的秦文化因素。这批墓葬也有楚文化的影响，如椁外填塞木炭、青膏泥，设头箱、边箱，随葬木胎漆器等。

2．湖北云梦秦墓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秦在楚地设南郡，秦人墓葬随之在楚地遗留。云梦一带是秦人墓葬较为集中的地方，1975年，云梦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墓，时代为从战国晚期至秦代。楚地秦墓在墓葬形制上保留了楚国传统，一棺一椁，椁有箱，直肢葬，以青膏泥填塞墓室，随葬品则以秦文化为主，随葬陶器为小口瓮、罐、盂、甑、鍪等。

3．四川青川秦墓

战国晚期，秦国势力影响到四川。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不断向蜀地移民，如《华阳国志·蜀志》载：“戎伯方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嫪毐作乱被杀后，其舍人党羽“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四川目前发现的秦人墓主要集中在成都、广元、荥经等地，处于川、陕、甘交界地带的四川青川县郝家坪、荥经曾家沟、古城坪等地秦人墓就是秦移民遗留的。

1979～1980年，青川郝家坪战国墓群发掘土坑木椁墓72座，其中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以前的M50，一棺（悬底棺）一椁，椁底和墓室四周填白膏泥，椁顶盖板上铺2层桦树皮后再盖15厘米厚的白膏泥，其上铺10厘米厚的黄沙土，再加填土。出土陶罐、陶釜各1件，漆卮、双耳长盒、奁（圆盒）各1件，铜带钩1件。墓葬出土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更修为田律”木牍1件和秦国的早期半两钱7枚⁽²⁴⁾。

三、长江中游和江淮地区楚墓

在列国墓葬中，楚墓分布最广，发现最多，保存最好。目前已经发掘的战国楚墓数千座，比较集中和影响较大的有湖北江陵、湖南长沙、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等地的楚墓。

（一）楚墓集中分布的地区

南方楚墓主要发现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安徽都有大量发现，在重庆、山东、江苏、浙江、江西与以上省份相邻的地区也有楚墓分布。

1．江陵楚墓

江汉平原西部是楚国的政治中心，以楚都纪南城为中心分布有大批楚墓，自1960年以来，在纪南城四周已调查发现大大小小的楚墓不下3000座，地面可见有封土的冢墓多达七八百座，这些墓星罗棋布于城的西北，东部亦有少数。现在已经发掘的楚墓数千座，其中，1981～1989年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江陵九店发掘586座东周墓⁽²⁵⁾，从高级贵族到一般平民的墓都有。1975年，纪南城以东雨台山发现楚墓700余座（发掘558座）；1986年，雨台山下又发掘300余座。这些都只是基建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墓葬。

2．长沙楚墓

分布于长沙市东郊、南郊、北郊，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掘，是我国楚墓发掘工作进行较早的地区。大型报告《长沙楚墓》⁽²⁶⁾对1950年以后发掘的2048座楚墓及1.4万余件出土物进行了系统整理和著录。

3．河南楚墓

分布于河南南部，以南阳、信阳、淮阳地区最为集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掘了一批大中型楚墓。南阳淅川一带是春秋时期楚人活动较多的地区，发掘的楚国早期墓葬也较多，如淅川下寺一处春秋中晚期的贵族墓地，共发掘清理大中型墓9座，小型墓15座。淮阳原为陈的都城，公元前478年楚惠王灭陈，设陈县，这里成为楚北方的军事重镇，公元前278年，楚顷襄王自纪南郢都迁于此，楚以陈为都凡37年。位于淮阳县城东南4公里的平粮台发掘楚墓30多座，其中“甲”字形中型墓7座，是迁都陈以后的楚国贵族墓。

4．安徽楚墓

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西部的寿县、六安、舒城、潜山一带，目前已发掘楚墓三四百座，墓葬结构和随葬品的风格与江陵楚墓基本一致。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自陈迁都寿春。20世纪30年代，寿县楚幽王墓被盗掘。

下文以江汉平原西部地区楚墓为主，总结楚墓的特点。

（二）墓葬结构和葬具

同中原地区相比，楚地中小型墓为单纯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棺一椁或单棺无椁，以膏泥铺垫墓底并填塞墓室外围。由于保存条件良好，棺、椁和漆木器、简牍等发现时多较完整，这在同时期其他地区是少见的，为分析楚墓结构提供了便利条件。

保存完好的楚墓，椁顶上铺有竹席或芦席，席下有拼合严密的椁盖板。春秋楚墓的椁盖板下为椁室，战国楚墓在棺室和各椁箱之上还有单独铺设的顶板，顶板拼合严密。中小型木椁墓虽然没有大型墓那样发达的箱，但也都有边箱、头箱或足箱，有的箱还隔成上、下两层，以有效地利用空间置放随葬品。椁的空间布局因棺室（主室）的位置不同而有不同，棺室在椁室一角，可以用木板间隔出头箱、边箱或不用隔板间隔形成L形的椁箱，或者棺室居中，形成较窄的左、右边箱。小型墓只设一个箱（头箱、足箱或边箱）或不设箱。

楚墓棺的形制多变，常见的有：①悬底弧棺，盖板与两侧棺板都向外弧凸，悬底，即底不落地，流行于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早段（图2-11）⁽²⁷⁾。②悬底方棺，盖板与两侧板皆平直，底板悬而不落地，战国早期至晚期都有发现。③长方形盒状棺，即平底长方形棺，多见于战国晚期。悬底棺的演变规律大致是底板从薄到厚，位置逐渐下降，从位于棺身中部到中下部，底板下的垫木从无到有。但中小型墓棺的形制变化较少，以长方形盒状为主，另有少量悬底方棺。

棺的每面多为整块木板，极少拼接。有的棺底上发现有透雕和半透雕几何图案的漆笭床。

从保存较好的墓中可知，下葬时，尸体先用织物包裹，用丝带纵捆三周、横捆九周，放于棺内笭床上已铺好的竹（芦）席上，再将席子向内包裹。棺外用棺束（麻绳）捆扎，棺束经过的木棺棱角处相应凿有凹槽。棺束多为横三道或纵二道再横三道，每道棺束使用麻绳的周数各墓不一。平底方棺的棺束为麻布横三道，并用丝织荒帷把棺罩住。有的墓还在棺盖上铺放竹（苇）编棺帘。

（三）随葬器物

中型墓多没有完整的铜器组合，随葬仿铜陶礼器和日用陶器，小型墓以日用陶器为主。由于具有良好的保存条件，楚墓出土漆木器较多。器物基本组合为：

战国早期，鼎、簠、缶或鼎、敦、壶（缶），以鼎、簠、缶较为多见。春秋晚期，鼎、簠、缶组合已经出现，但敦的数量很少，也不成组合。楚式鼎为带盖圜底或近平底，深腹，瘦长腿外撇，蹄足。缶为壶属，其实与壶没有大的分别，只是在肩腹部有对称的二或四个环钮，陶缶的钮多为示意性的。早期壶（缶）颈部较粗矮，腹部最大径在中部偏下，圆底内凹或矮圈足，盖上或肩部的环钮穿透。敦是由半球形器盖和器身扣合而成的球形食器，常有三个支足，或以三个环钮为足，盖、身对称，早期多见口沿带环纽的。簠为盖、身对称扣合的长方形器，战国时期上、下两部扣合处的直口较春秋时期的稍高。

战国中期，组合形式多样，鼎、簠、缶继续流行，也有只用鼎、簠的。鼎、敦、缶较早期更多见，也发现鼎、簠、敦组合。楚式鼎（A型）三足稍有加高，弯撇程度逐渐变小，有的鼎足加以修削、变小，修削凸棱明显。该型鼎常与簠、缶组合。小口罐形鼎（B型）是楚墓中的特征性器物，短直口，腹部扁圆、外鼓呈罐形，肩部两耳外撇或有两个立环耳或钮，腹下有三个瘦而外撇的兽蹄足，该型鼎常与敦、缶形成组合。通过对九店东周墓的分析，可以看出A型鼎组合的墓主身份要高于用B型鼎组合的墓主。战国中期，缶的颈部变细加高，腹部最大径上移，出现铺首衔环，多为假圈足。长沙楚墓无鼎、簠、缶组合。河南楚墓没有鼎、缶组合，也没有小口罐形鼎。

战国晚期，仍为鼎、敦、缶或鼎、簠、缶组合，后者数量减少。新出现与中原地区相似的鼎、盒、壶组合。晚期陶缶颈部细长，腹部最大径移至肩部，盖和肩部的环钮变小，多不穿透，有的变为假圈足平底，有的变为高圈足。敦的中段环纽开始消失（图2-12）。

从战国早期到晚期，与各种组合共出的还有盘、匜等日用器。鬲、盂（盆）、罐、豆等一直是楚墓中常见的日用陶器类型，其中以柱状足的楚式鬲为主体。豆为浅盘高柄的楚式豆，与中原深盘盖豆不同（图2-13）。这一组合常为广大庶民使用，也出现在有仿铜陶礼器的中型墓中。

少数较大型的贵族墓有楚式升鼎出土。该型鼎以敞口、束腰、浅腹、大平底为特色，有三个直立短兽蹄足，立耳外撇，亦有立环耳。河南淅川下寺春秋中期楚墓（M2）和安徽寿县蔡侯墓所出自铭为“”。器形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变化不大，墓葬中多以偶数形式出现，也没有固定的组合关系。升鼎是楚器中的典型器。

其他楚墓特有的器物还有木质插鹿角的单首或双首的镇墓兽、虎座鸟架鼓、虎座飞鸟等，当然它们只见于中型以上的墓。楚式鼎（A型）、小口罐形鼎（B型）、升鼎、楚式鬲、楚式豆、镇墓兽、虎座鸟架鼓、虎座飞鸟等，构成了富有特色的典型楚式器物群。

四、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吴越墓葬

战国时期长江下游吴越地区除保留吴越旧俗，主要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公元前473年，勾践一举灭吴，尽有吴地。公元前472年，鲁正式聘越，从此越国横行江淮间，成为春秋末年最后的霸主。战国中晚期，楚威王灭越，长江下游地区为楚国所有。在墓葬制度上，江南地区有着吴越、楚和中原文化交互影响的特点。

（一）土墩墓

西周中期到春秋时期，江南地区是土墩墓的流行区域。土墩墓分布于浙江大部、苏南、上海、皖东、赣东和闽北地区，是江南地区的一种特殊墓葬形式，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土墩墓以平地起坟、熟土埋葬为特征，在地面上（有的也施浅坑）安置死者，随葬器物，然后堆积成体量巨大的馒头状土墩。每墩直径20米左右，一墩有一墓至十几墓，一墩一墓者甚少。随葬品有大量的印纹陶和原始青瓷器。

战国时期土墩墓的形式在越地已基本不见。浙江安吉垄坝D12中，M2开挖在熟土墩中，墓口距墩顶0.85米，深0.40米（地表以下），墓坑为一端宽一端窄的长条形。出土器物有陶豆、三足盘、甑、盆、罐和印纹硬陶坛、盖罐、贯耳罐、小罐以及原始青瓷杯、碗、盅等。墩中在墓葬开口层面还摆放7件印纹硬陶罐、坛、壶和泥质灰陶壶、夹砂红陶罐等，从摆放位置看，似围绕M2分布。墓葬时代推定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²⁸⁾，但基本上还是春秋土墩墓的特点和性质。上海金山戚家墩发掘了5座土墩墓，时代在战国早、中期，也是春秋埋葬习俗的遗留。

2011年发掘的安徽马鞍山当涂县陶庄战国早期土墩墓表现出土墩墓向土坑墓过渡的特点。土墩底部近椭圆形，长径约23米、短径约18米，现高约1米。墩底有深55厘米的浅坑，长6.7米、宽3.5米。从墓坑残存板灰看，椁室长5.1米、宽2.5米，从中间分为东、西两室，两室都有零星的人骨。东椁室外连接一个不规则形状的浅坑，坑内有股骨两根，可能为殉葬坑。墓葬出土越式陶鼎、三足盘、匜、角形器等仿铜陶器和陶釜、甑、钵、纺轮、印纹陶罐、瓮和原始瓷瓿、杯、盅等实用器，另外还发现铜镞1件和玻璃珠等（图2-14）⁽²⁹⁾。

目前尚未见有关战国中晚期土墩墓的报道，这可能与战国中期楚灭越的历史背景有关。另外，在浙江宁绍一带发现的个别战国石室土墩墓也体现出当地越文化遗留的一种墓制。

（二）土坑墓

战国时期吴越地区的墓葬以竖穴土坑为主，但报道的数量不多。墓坑多呈长条形，长宽比达3∶1，一般较浅，有相当一部分土坑墓营造时是先堆土后挖墓坑，埋葬后再堆土加高，明显是过去土墩墓传统的继续。葬具有一棺一椁或有棺无椁，少数没有葬具。椁或棺的四周及底部有青膏泥或白膏泥。木椁墓也有椁室分箱的情况，江、浙、沪一带战国早中期还有使用独木棺具的现象。

随葬器物中有具有吴越本地文化特色的原始瓷和印纹陶器，也有楚文化特色鲜明的仿铜陶礼器。印纹硬陶瓮、坛、罐和原始瓷鼎、瓿、盅（杯）等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吴越文化传统的延续。战国早中期以各式原始瓷器和方格纹或麻布纹的印纹硬陶最为多见和典型。1988年在吴县龙桥塘发掘了10座战国墓，竖穴土坑，都有独木棺具，其中一座有脚箱。随葬器物有印纹陶、原始瓷、黑皮陶器等，还有木制明器剑、削、刀、斧等，少数墓出青铜剑、镞。浙江漓渚发掘的几座战国早中期小型墓均为土坑竖穴，随葬印纹陶罐、釉陶鼎、罐、碗、钵等。浙江长兴雉城鼻子山墓带长墓道，出土原始瓷碗、罐、瓿和印纹硬陶罐等，墓坑外发现一个长11米、宽3米的器物坑，坑内出土印纹硬陶瓮、坛、罐和原始瓷鼎、盂等。苏州虎丘的一座战国中期墓出土铜鼎、缶、鐎壶、鉴、匜等。绍兴凤凰山战国中期木椁墓出土鼎、甗、豆、敦、盘、匜等仿铜陶礼器。早中期的土坑墓出土的陶鼎多为越式鼎，三足细长向外弯撇，浅腹或垂腹，底近平，有的束腰、鼓腹（图2-15）。

战国晚期随葬器物以楚式和中原式鼎、豆、壶、盒为主，原始瓷和印纹陶明显减少，表现出向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趋同的现象。1980年武进孟河乡发掘一座战国晚期竖穴土坑木棺墓，棺下及周围有膏泥，随葬楚式铜鼎、敦、盒、壶、盘、匜、勺等⁽³⁰⁾。1996年安徽宣州市清理一座战国木椁墓，出土陶鼎、壶、钫、盒各2，漆樽1、漆耳杯4、木剑2、木俑4等。木剑为柳叶形，扁方茎无格，中起脊，长30～50厘米⁽³¹⁾。上海青浦福泉山三座战国晚期墓出土泥质陶鼎、豆、壶、盒、钫等，没有印纹陶、原始瓷等具有越文化特点的器物。上海嘉定外冈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墓出土器物14件，除1件釉陶瓿外，其余为泥质陶的鼎、盒、壶、豆、杯等⁽³²⁾。

五、燕国墓葬

燕国地区包括今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省北部、内蒙东部和辽宁省南部。这些地区都有燕国墓葬分布，迄今已发掘并公布材料的战国时期重要的燕国墓地有河北易县燕下都及其外围、徐水大马各庄、唐山贾各庄、北京怀柔城北、天津东郊张贵庄、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等处，已发掘战国燕墓200多座。

（一）墓葬结构、葬具和葬式

燕国墓葬皆为竖穴土坑墓，大中型墓都有墓道，墓道和墓圹上部往往夯筑于地面以上。有棺有椁，有的有多重葬具，但椁室分箱的做法不太常见。小型墓有棺无椁或无葬具，儿童使用瓮棺葬，以陶釜、盆、罐、瓮等扣合为棺。1959～1960年发掘的北京怀柔城北东周两汉墓，属于战国时期的有15座，以中型为主，均为竖穴土坑。战国早期6座，中期4座，晚期5座，早、中期各有一座墓有三重葬具（一椁二棺），其余13座皆为一棺一椁⁽³³⁾。天津东郊张贵庄墓地发掘的33座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的燕国小型墓，多数有棺，个别无葬具⁽³⁴⁾。有的墓壁或椁顶涂白灰面或铺膏泥。个别墓有置放随葬器物的壁龛。所有墓葬头向皆以北向为主，葬式流行直肢葬，屈肢葬只在战国早、中期有少量发现。

（二）随葬器物

战国燕墓中常见的铜器有鼎、豆、簋、壶、敦、盘、匜、方壶等，器物组合以鼎、豆最为常见，中小型墓葬多有一件或数件组合不全的器物。1982年，北京顺义龙湾屯在取土时发现一组铜器，有鼎、豆、簋、戈、剑、镞各1件及车马器，应为墓葬中器物⁽³⁵⁾。1981年，北京通县中赵甫村在取土时挖到一战国中期中型墓，收集到的铜器有铜鼎3件，敦、豆各1件，另有戈、勺、车马器、带钩及铜器残片等⁽³⁶⁾。

陶器的基本组合是鼎、豆、壶、盘、匜，早晚差别不大，只是器形有所变化，特别是中期器盖出戟较高，装饰更为夸张，流行彩绘，晚期又趋于平淡。战国晚期同时出现中原地区常见的鼎、盒、壶组合。以北京怀柔城北墓地为例，该墓地中型墓15座，战国早期6座，中期4座，晚期5座，随葬陶器皆以鼎、豆、壶、盘、匜为主要的组合形式，间或有夹砂红陶深腹鬲。鼎、豆、壶是三期共同的基本组合。器形变化上，早期的鼎深腹圜底，两耳垂直，较小，盖隆起较高，鼎足膝部有兽面纹。中期盖稍平，两耳外撇，鼎足兽面纹减少。晚期鼎耳较大，盖扁平，足呈束腰兽蹄形，兽纹基本不见。早期豆深腹、高柄，厚重，中期腹加深，晚期趋于轻薄。早期陶壶颈较粗壮，溜肩，肩部饰三组花纹，中期颈部刻划动物纹，晚期（报告未附图）颈较高，口外侈，耸肩，肩部不再饰花纹，而是简化为四道弦纹（图2-16）。早期匜多为鸡心形，腹深，中期出现桃形匜，晚期作圆形，腹浅⁽³⁷⁾。

天津东郊张贵庄墓地33座墓皆为小型墓，春秋晚期墓有鬲，战国墓只有少数出鼎、豆、壶，多数墓只出一二件陶器⁽³⁸⁾。辽宁辽阳徐往子战国中期墓出土陶鼎3件，陶豆、壶各2件，壶形高柄豆3件，夹粗砂灰陶鬲2件，圈足盘1件。壶形豆和小口深腹实心足的鬲也是燕国墓葬中常见的器物（图2-17）⁽³⁹⁾。

1999～2000年，辽宁建昌县东大杖子村发现战国墓葬47座，至2012年共发掘42座。墓地包含中型和中小型墓，竖穴土坑，时代为从战国早期到晚期。早、中期多见封土封石，以小型墓为主。早期墓葬中土著文化因素较多，与燕文化有密切关系，出土的兵器戈、车马器和青铜敦都是中原文化中的典型器，其中M16出土的一件铜敦器形、纹饰与北京通县中赵甫墓所出的敦一致，说明该器形的时代差别不大⁽⁴⁰⁾。中期墓多数被盗，出土器物不全，有铜豆、壶、敦及陶罐、壶、豆、盆等⁽⁴¹⁾。晚期的两座中型墓都是一棺二椁。M40出土陶鼎2套，其中大鼎7件，小鼎4件；方壶2件，带莲瓣盝顶式方形盖，体型瘦高，腹圆角圆鼓；豆11件，有盘形豆2件，壶形豆7件，盖豆2件；壶2件，细颈、鼓腹，高圈足，盖上有3枚鸟形钮；簋6件，方座，半球形盖，盖顶有花瓣状捉手，器身深腹，附兽形耳。另有罐、盆各1件，以及陶珠、玉石器等。铜器只有铜连环、带钩（2件）和铜削⁽⁴²⁾。M47出土陶器有鼎5件，簋4件，罐形豆7件，盖豆2件，方壶2件，盨2件，盆、匜各1件（图2-17），铜器只有3件镞⁽⁴³⁾。陶簋和瘦长体型的方壶见于燕下都墓地而不见于北京怀柔城北燕国墓，这两种器物本是中原地区春秋时期的器类，战国时期已经基本不见，它们在燕地的流行反映了地方特色的差异和文化的交流。燕和齐、赵等相邻地区的文化交流较多，但发展的步伐不同。

燕国器物表现出的地方风格是，鼎、豆、壶、簋等器盖上有较大的扁钮、莲瓣形钮和出戟，高柄豆的半球形盖上有的带有三只冲天长足。器物耳、钮的装饰都较夸张。陶器流行彩绘。

六、齐鲁地区墓葬

齐、鲁是南北相邻的两个国家，文化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也有相互关联和影响的一面。齐国是文化开放的国家，是战国百家争鸣的策源地，好征伐；鲁国是孔子的故乡，谨守周礼。《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观礼之后感叹“周礼尽在鲁矣”。春秋时期的文化传统对以后的丧葬礼俗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已经发掘的齐鲁地区战国墓数百座，主要是齐地墓葬，鲁地只发掘了一些春秋墓，战国墓的材料较为有限。

（一）齐国墓葬

1．墓葬结构和葬具

齐地中型以上的墓多有高大的封土。齐都临淄周围现存的齐墓封土有圆形、覆斗形和方底圆顶等形状。封土的结构可分为平铺式、起冢式和柱心式三种类型。平铺式是从地面逐层向上夯筑封土，最后再加修整，构筑成圆锥形的封土堆。起冢式是在地面以上夯筑墓圹和墓道的上部，墓室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面部分一般大于地下部分的墓口，形成二层台，二层台上布置器物坑或陪葬坑。埋葬后填土将地上部分夯成陵台，然后堆土，夯筑成圆形封土。长清岗辛战国晚期大墓即为这种封土⁽⁴⁴⁾。这种形式的封土和墓室营造方法还见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和燕下都九女台十六号墓等，是燕齐地区大中型墓常见的形式。柱心式封土由封土中心的方形或长方形柱及其四面的护坡组成，先在墓口之上夯筑封土柱，封土柱采用夹棍夹绳系板法夯筑而成。封土柱的壁面除了有营造时的痕迹外，筑板痕迹两端的上下两缘有相对的系板绳索腐烂后形成的绳孔。柱壁呈垂直状态，夯面平直，夯层清晰。在封土柱夯打过程中，随柱的升高逐层夯筑周边护坡，最后修整成圆锥形和方基圆形的封土形式。这种封土形式为齐地所独有。

大中型墓多有二层台，台上有器物坑或陪葬坑。多石砌椁室，椁室外和上面积石防盗，积石也成了发现墓葬的重要线索，如1990年发掘的章丘女郎山匡章大墓就是钻探到一定范围的铺石后确定的⁽⁴⁵⁾。中小型墓的构造相对简单，竖穴土坑，多有二层台，有的在二层台或墓上铺石以防盗。有棺有椁或有棺无椁，小型墓也有无葬具的。墓壁多设放置器物的壁龛，也有的在棺下设腰坑或器物箱，春秋到战国早期坑内殉狗，战国中期以后只放一两件陶器（陶豆或盘）。齐墓的头向以东向为主，其次为北向。

2013年发掘的山东淄博临淄区尧王两座战国墓（M1、M2），东西并列，皆为长方形土坑木椁墓，有长长的墓道，平面呈“甲”字形。两座墓椁室四周都有宽大的生土二层台，二层台上各有陪葬墓2座，器物坑1个。每座陪葬坑内葬3人。根据葬具朽痕判断，3人共用一椁，各有独立的棺木，棺内有石环、石管、蚌壳、海贝、铜带钩、水晶玛瑙串饰等随葬品。墓室被盗，器物主要出土于器物坑中。器物坑为竖穴土坑，器物可能置放于木质器物箱中。两墓为战国早期齐国贵族墓⁽⁴⁶⁾。

1979年，齐故城南大夫观发现两座大型战国晚期齐墓。两墓并列，原有封土已被削平，已发掘的西南一座，墓圹呈台阶式内收，有南北墓道，椁室居墓底中间，四角有“器物库”。2012年发掘的临淄范家村四号木椁墓，在椁室两侧的宽大生土二层台上各有两个陪葬坑，时代为战国晚期⁽⁴⁷⁾。生土二层台上设器物库、陪葬坑在战国后期成为齐国贵族的一种墓制。

2004年发掘的青州东高镇西辛村齐墓是一座战国末期的大型竖穴土坑石椁墓，原有封土已无存。墓葬平面呈“中”字形，有南北两出墓道，以南墓道为主墓道，斜坡状，墓葬通长约百米。中间墓室部分为长方形，两侧墓壁呈三级台阶内收至中间椁室，椁室直壁平底，内以巨石砌筑石椁，椁室内南北长6米、东西宽5米，深4.7米，四角各有两两对称的三角形脚窝，石椁上部周围一圈是石砌的二层台面，顶部用一层巨石覆盖。整个石椁用加工齐整的石块砌筑，石缝均用铁汁或铅汁浇灌。椁底平铺石板一层，底板下为厚0.4米的卵石层，卵石层下填有厚达3米的青膏泥。石椁与外面土圹之间以卵石和土相间夯填。石椁中央为巨大的木椁，以枋木构成，椁底板下铺有一层东西向木板，木板下有4块南北向枕木，枕木之间填卵石，其下即为石椁底面。木棺位于木椁中央，长2.75米、宽1.95米，内高0.92米，棺表髹黑漆，内涂朱漆。侧板、挡板及底板间以榫卯结合。木棺下面的棺床由4块横向的木板及2块侧板组成。棺床与棺用榫卯结合成为一体。墓道在近墓室的中间部分又下挖一条通向椁室底部的台阶式的内墓道，其底面与石椁底相平。该墓早年多次被盗，但石、木椁间一木质器物箱内仍出土了鼎、敦、钫、灶、甑等铜器。石椁外的墓室西侧二层台有4座陪葬坑，南墓道有1座陪葬坑（图2-18）。墓主应为齐国贵族，墓葬的年代下限有可能到西汉建国之际⁽⁴⁸⁾。

2．随葬器物

春秋齐墓随葬铜器多见鼎、敦、盘、匜、舟（）等，战国时期则以鼎、豆、壶为主要组合，早期配以盘、匜、敦、舟（）等，晚期敦、少见，以鼎、豆、壶、盘、匜为常见组合，与燕国墓葬的器物组合相似。

春秋齐墓的陶器以鬲、豆、罐为主，有的配以簋或盂，少数墓使用鼎、豆、罐组合。战国早期齐墓陶器与铜器情况相似，出现鼎、豆、壶、盘、匜、敦、舟的组合（图2-19）。豆分有盖和无盖两种，常同出。大多数不出铜器的墓葬中无鼎，而出土陶豆、盂、壶、罐、鬲、罐、盆等。战国中期仍以鼎、豆、壶、盘、匜、舟为组合，晚期少数墓的陶器组合中增加了盒，并逐渐取代豆，形成鼎、盒、壶为主的组合形式。但对于多数极小型的墓葬来说，各时期也都只是随葬罐、豆、匜、盂等日用陶器中的一两件。

临淄区尧王战国早期墓M1的器物坑出土有铜器鼎、壶、提梁壶、鬲、笾、敦、舟、盘、匜等，陶器有鼎、豆、勺、壶、罐、璜等，以及骨管、骨制蝉形器等。

齐国铜、陶器上流行环钮。齐墓的豆分为盖豆和无盖豆。无盖豆浅盘高柄，喇叭形座，折腹或圆折腹，从早到晚向瘦长柄方向发展。盖豆为上、下两半相合，盖、腹相合类球形，细长柄，盖、身多环钮。

（二）曲阜鲁国墓葬

1．墓葬结构

在曲阜鲁国故城发掘的一批东周墓皆为竖穴土坑墓⁽⁴⁹⁾。甲组78座为西周到春秋墓，一椁一棺或有棺无椁。头向以南向为主，其次为北向，东向较少。流行二层台、墓底腰坑，腰坑殉狗一只，颇有殷人遗风。

乙组墓51座，东周墓12座，以大中型为主，春秋末到战国初4座，战国早期4座，中晚期2座。据对春秋末到战国初的两座墓（M1、M2）的解剖，墓圹口大底小，在墓圹中夯筑规整的墓室，先在圹底筑10～60厘米厚的基础，在上面构筑与墓圹方向相反的长方形墓室。墓室四角有立木承接筑板，同时逐层夯筑墓室四壁，四壁夯层一致，版筑痕迹清楚。大型墓的二层台都是夯筑的，中小型墓的二层台为填土夯实。有一椁一棺和一棺无椁，仰身直肢葬，头向明确的皆北向，其余骨架无存，头向不明。

2．随葬器物

战国早期较大型的墓（中型）也只有铜提梁壶（M3）、铜盘（M52）出土。战国中期始有鼎、壶、盘、匜等。

陶器组合为，春秋末到战国初期：釜、壶、罍。战国早期：釜、罐、壶、罍（或原始瓷罐）。战国中期或稍晚：釜、罐、壶、小壶。早晚期器类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没有仿铜陶礼器（图2-20）。

M58是一座未被盗掘的战国中晚期墓，棺具、葬式不明，出土铜器有鼎、壶（2件）、罐、缶、盘、、壶、镜和带钩、剑、削（2件）、矛等。陶器有罐18、壶4、釜1、器盖2件等，另有玉璧17（其中棺内死者身体上下各置一层玉璧，共16件）、玉环6、玉璜3、玉带钩1和玉佩饰多件（1组）等。棺盖位置放一石圭。

可见，战国鲁地墓葬无论是铜器还是陶器，尚没有齐地和中原地区的鼎、豆、壶组合。陶器以罐为多数，甚至铜器也出现了仿陶铜罐。一般认为，仿铜陶礼器的使用是礼制松驰和衰微的表现，曲阜战国墓的情况似乎说明当地礼制遭到破坏要比中原各国地区迟一些。

七、巴蜀地区墓葬

西南地区先秦时期有巴、蜀二国，它们是不同族群建立的不同国家，主体部分位于四川，所以“巴蜀”成为传统上四川和西南之地的代称。巴、蜀分别以川东、重庆和成都为中心，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分设巴郡和蜀郡。汉代所说的西南夷之地都是巴蜀文化所影响的地区。巴、蜀分布地域不一样，文化上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在葬制上都保留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一）蜀文化墓葬

蜀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的四川宝墩文化和广汉三星堆一期文化的“先蜀文化”时期（距今4800～4000年）。商周是巴蜀文化盛行时期，巴、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是狭义的巴蜀文化或晚期巴蜀文化。这里介绍的是狭义的蜀文化（晚期蜀文化）墓葬，它们主要分布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重庆被列为直辖市以前的原川西地区。

1．墓葬结构和葬具

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墓葬流行狭长的竖穴土坑墓，有土坑木椁墓、土坑独木棺（船棺）墓、木板墓和土坑无棺墓等形式。

船棺或独木棺是西南地区巴蜀墓葬的重要特色。木棺为整木挖凿而成，有的剖开树干一半为棺身，一半为棺盖。四川大邑五龙四号墓是一座三棺合葬墓，在一个土坑墓中排挖三个长条形小坑，内各置无盖独木棺1具，独木棺周围填塞白膏泥。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合葬墓⁽⁵⁰⁾，墓坑长30.5米、宽约20.3米，面积约620平方米，坑中发现船棺或独木棺等葬具共17具，皆平行排列放置在整齐排列的约15排枕木之上（图2-21，左）。葬具中有9具船棺，最大的长约18.8米、直径约1.5米，高约1.12米。船棺为两头平齐的槽形独木舟式，由“木板墓”过渡而来。坑口周围地面有柱洞排列，说明地上原建有供祭祀用的享堂类建筑。商业街船棺葬的随葬品极为丰富，有礼乐器，还出现了殉葬或陪葬者，其葬具为一次葬，骨架为二次葬。商业街墓葬的年代，报告认为在战国早期，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早至春秋晚期⁽⁵¹⁾。两头平齐的槽形独木棺流行于成都平原一带，但它是否是船棺的问题尚有不同意见⁽⁵²⁾。

时代较晚的大中型墓有棺有椁。如新都马家木椁墓⁽⁵³⁾，长方形竖穴土坑，长10.45米、宽9.2米，带斜坡墓道，坑口距地表3.62米。椁长8.3米、宽6.76米，椁室内有独木棺1具，前有头箱，后有脚箱，两侧各有3个边箱，共8个椁箱。墓室被盗，椁内发现巴蜀印章。椁室底板下有一方形腰坑，腰坑四壁及上下铺砌木板，腰坑内出土铜器43套188件，其中大小有序的鼎5件，最小的一件器盖内刻铭“邵（昭）之鼎”四字，通高26厘米，应为楚国三大姓昭、屈、景中昭姓贵族所铸之器流入蜀地者。该墓木椁与坑壁间填白膏泥，墓室椁板及器物外表涂抹白膏泥，有的器物内灌满白膏泥。墓葬时代为战国中期，可能为开明氏一代蜀侯之墓（图2-21，右）。

木椁内置独木棺（船棺）是船棺墓向木椁墓过渡的一种形式。成都青白江区跃进村西汉晚期的竖穴土坑木椁墓，有一种是竖穴内椁室底板上并列放置4具长方盒形独木棺，底板下有大型腰坑，腰坑四壁及底部由木板构筑，大部分随葬品放在腰坑内，表明战国时期墓内建造大型腰坑的习俗至少延续到西汉晚期⁽⁵⁴⁾。

木板墓首先是竖穴土坑墓，在墓底铺一长方形木板，木板上放置死者，随葬品与同时代墓葬一致。木板墓发现较少，四川什邡墓地发现战国时期的木板墓2座，从墓葬和随葬器物来看，是否使用木板墓似乎与墓主身份地位无关。

蜀墓中使用白膏泥的现象较为普遍。大邑县五龙乡6座战国早期到秦代的蜀文化墓葬，除M3外，不管形制如何，都在墓坑中使用白膏泥或青膏泥⁽⁵⁵⁾。成都西郊金鱼村清理的4座战国墓，保存较好的M14为使用白膏泥最突出者，墓室四壁及墓底铺的两块木板下均抹一层白膏泥，随葬器物（铜鍪、戈、剑、钺等）下葬前抹上白膏泥，容器内也灌满白膏泥，连同尸体一起用白膏密封包裹，然后埋葬⁽⁵⁶⁾。

狭长土坑、两头平齐的槽形独木舟式船棺、带腰坑的木椁墓和普遍使用白膏泥，构成了川西地区蜀文化墓葬的特有风格。

2．蜀文化器物

春秋中期以前，蜀人以尖底盏为主要食器，尖底盏是蜀文化中三星堆文化以来的传统陶器之一。战国时期，尖底器不再流行，只在战国早中期有少量发现。战国墓葬多见釜、罐、豆等陶器。铜器中的炊器釜、单耳鍪、甑是典型的组合，中期出现敦，它们与柳叶剑、烟荷包式钺、三角援戈、长骹矛等铜兵器一起，构成蜀文化的特色青铜器群。战国晚期出现鼎、豆、釜组合，器物特征明显受到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响。

成都地区的铜釜甑，上甑下釜一体铸成，甑底有可活动的箅。蜀墓中大量出现的圜底器，特别是圜底釜，可能受到了楚的釜、罐文化传统的影响。兵器中狭而厚重的柳叶形无格扁茎铜剑、双剑一鞘（木质或皮质）的剑等均系蜀文化的传统器物。剑身常铸有虎斑纹、半圆形斑纹、三瓣花纹、斜棱纹等，剑身近柄处铸或刻有虎纹、鸟纹、手心纹等象形纹样150余种，有称巴蜀符号或徽识。成都平原蜀墓中出的铜钺，战国早期为直腰式，钺身相对较长；中期以后多为弧刃长身式，刃呈弧形，且和身的分界不很明显；有的刃部呈月牙形，身呈长方形（图2-22）。成都百花潭10号墓为战国早期墓，长方形土坑墓，墓底为弧形，似有船棺，出土较大铜器鼎、壶、鍪、甑各1件，置于肢下，甑内有戈、矛等兵器21件（戈4、矛3、削2、斧4、凿4、勺4），壶内有铜器5件（矛1、剑1、削1、铜条片2）。另有刀2件、矛2件、钺2件、奁形器2件、小铜鍪1件和陶尖底盏1件置于头部一侧⁽⁵⁷⁾。

蜀墓中器物组合似有一定规律。主要礼器鼎、豆、壶、罍等各5件一套，如新都马家乡木椁墓出土属于本地文化的釜、鍪、豆每套各5件，兵器戈长援、三角形、十字形、中胡形共六套，每套5件，柳叶形和中原式剑各5件，烟荷包式钺大小两套各5件，工具类的削、斤等也是每种5件。另外，还出土巴蜀图语印章2枚。成都金沙星河路M2722为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坑船棺墓，二人合葬，分东西两室，西室墓主随葬柳叶形铜剑、三角援铜戈、柳叶形矛各5件⁽⁵⁸⁾。但随葬5件一组配套器物的现象并不见于简单的小型墓，应具有等级或分层的意义。

5件一组的搭配与20世纪50年代彭县竹瓦街青铜器窖藏的列罍之数也相合，该窖藏出土一大四小5件铜罍，窖藏时间为西周末或春秋初⁽⁵⁹⁾。

（二）巴文化墓葬

巴人起源于湖北清江（古称夷水）下游的长阳，奉廪君为祖先，尚虎。由于受到楚人的挤压，不断沿长江向西发展，同蜀、楚、秦之间的文化交流较多，特别是战国时期与蜀文化的共性增多，形成文化面貌基本统一的巴蜀文化。巴文化墓葬分布于重庆到湖北省西部地区，四川广元一带也有发现。已发掘的墓地有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重庆巴县冬笋坝（今属九龙坡区）、涪陵小田溪、云阳李家坝、开县涂家坝等处。

1．墓葬结构和葬具

战国巴文化墓葬流行宽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其次为狭长的竖穴土坑墓，有土坑墓、土坑木椁墓和独木棺（船棺）墓葬几种类型。船棺葬有两种形式，一种以独木舟为棺，棺内置尸体和葬品；一种以独木舟为椁，椁内另置长方形木棺，如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M14，船椁葬，内置木棺以殓尸（图2-23）。这是船棺葬受到木椁墓影响，向木椁墓过渡的形态，先由船棺变船椁，船椁内置长匣形小棺，形成船椁葬。船棺葬的时代大体在战国晚期，船椁葬可能晚至秦代。巴地的舟船形独木棺是一端或两端上翘的形式，更像船棺，与蜀地两头平齐的独木棺明显不同，但两地的船棺形式也有交叉，如广汉也有翘首船棺，而广元宝轮院、重庆冬笋坝也有独木舟式的船棺⁽⁶⁰⁾。

土坑木椁墓四壁不甚规整，圆角。重庆涪陵小田溪墓地，墓葬形式主要是长方形竖穴土坑，较大的墓有木椁。1997～1999年李家坝两次共发掘墓葬88座，主要时代从战国早期到秦汉间，上限可至春秋战国之交，下限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都是中小型竖穴土坑墓，大部分是无葬具的小墓。长方形竖穴土坑长2～4.6米、宽0.5～2.9米。较大的如98M23，一棺一椁，椁内外涂青膏泥；98M24为单椁墓，墓主为仰身直肢，脚下有一人牲头骨，两侧各有一殉人；98M18为一椁两棺墓，椁室内错置双棺，均为头北足南，墓主在东棺俯身直肢，随葬铜剑、铜勺，脚端棺外有3个人牲头骨，殉人在西棺，靠东棺的下半部，仰身直肢，无随葬品。巴文化墓葬中较少使用白膏泥填塞或涂抹，李家坝木椁墓算是一个特例，与成都平原地区流行白膏泥的蜀文化墓葬各具特点。

2．随葬器物

巴文化墓葬中常见的陶器组合为釜、罐、无柄或短柄豆，也有釜、甑组合，以豆、罐最为常见。铜器的基本组合为剑、戈、矛、钺等，有的墓中还出土铜鍪、上下分体的铜釜甑、巴蜀印章等典型的巴文化遗物。个别墓有鼎、敦、壶等铜礼器，其时代在战国晚期至汉代。秦代陶豆和铜剑、戈、钺减少，陶釜、铜釜、铜盘增多。重庆涪陵小田溪发掘的8座秦代土坑墓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又以圜底罐和釜、短柄豆、壶、圜底釜为主，少见或不见尖底盏。陶器组合为罐、鍪、豆等，秦汉间出现鼎、盒、壶、罐，木椁墓中也多见铜壶、铜镜等秦或楚文化的器物。万州中坝子发掘的东周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陶器组合主要是釜、豆、罐，铜器主要是剑、钺、矛等，东周墓葬最大的特点就是随葬大量的陶豆（图2-24）。

兵器中的柳叶形无格扁茎剑与蜀地相同，又被称为“巴式剑”，但巴地不见双剑一鞘的蜀文化剑。巴式钺也是弧刃长身式，刃部呈弧形，钺身相对较长。重庆发现的钺和宝轮院船棺葬出土的钺多为圆刃折腰式，其形制为刃部呈圆形，三面为刃，钺身相对较短，和刃部的分界拐折十分明显，与蜀文化刃、身分界不明显的钺区别明显。铜器尤其是兵器上流行虎纹和巴蜀符号。

八、其他地区的特殊墓葬

战国时期除列国文化外，周边地区分布着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在埋葬习俗上，它们虽然都使用土坑墓，但棺椁制度、丧葬方式和随葬器物等与中原地区差别较大，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下面仅选择介绍几种主要的特殊墓葬类型，它们远非周边地区墓葬类型的全部。

（一）川西高原地区的石棺葬和大石墓

1．石棺葬（板岩葬）

春秋战国至西汉末期（有的晚至东汉时期），川西高原地区流行各种类型的石葬墓，包括大石墓、石板墓和石棺墓。石棺墓是其中较典型的一种。石棺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以石砌筑棺具，在墓坑内用石板、石块、砾石叠筑棺壁，只有少数用卵石铺底，最后用石板或石条盖顶，形成略如棺状的葬具。棺内一般无其他葬具，直接将尸体放置在石棺中。因筑棺材料通常为板岩，故又称“板岩葬”。石棺墓的葬式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直肢、侧身屈肢、二次葬、割体葬、火葬等多种，以仰身直肢为主。墓中出土器物只有两三件双耳陶罐，有的出土剑、纺轮、秦汉钱币等。

石棺墓集中分布于川西高原的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流域、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等地区，战国时期的石棺葬以岷江上游为多见，可能是战国秦汉时期该地土著羌人或筰夷和冉駹夷的一种葬俗。

2．大石墓

大石墓也是石葬墓的一种，分布于川西南高原的安宁河流域凉山彝族自治州。大石墓以巨大石材筑成，墓圹狭长，墓室长6～8米，最长可达14米，两壁和后壁一般宽0.8～1.2米，深1.5～2米。墓室四壁用稍经打制加工的长方形大石竖立排列而成，有的直接用自然石块，将较平整的一面向内。所用大石通常重数千斤，大者逾万斤。有的前壁（墓门位置）用碎石封堵，也有两端用碎石封堵的。墓顶皆用巨石覆盖。少数大石墓墓门前有用大石排成的狭长墓道，有的墓道留在墓壁长边正中。有的大石墓前立有一块巨石作为标识。墓室内无葬具，均为二次葬，墓底人骨堆积一般在四五十具以上，多的达百余具。随葬器物有单耳或双耳的罐、带流壶、杯、纺轮、网坠等陶器，刀、剑、镞、钺、环等铜、铁兵器和饰品以及石刀、石凿等，个别墓室内还发现有稻谷痕迹。

目前已调查发现大石墓45处232座，以西昌地区最为集中，时代为春秋中期到西汉晚期。大石墓分布地大体为《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邛都夷活动的地区，因此推测它们可能是邛人的墓葬。

（二）贵州夜郎文化（可乐文化）墓葬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约战国初期，濮人建立了夜郎国。古夜郎强盛时期，其疆域达到昆明以东、四川自贡、西昌、广西中西部、湖南芷江等地。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贵州西部赫章县可乐乡发掘古夜郞时期的“南夷”墓葬数百座⁽⁶¹⁾。墓葬可分为与中原汉墓相似的甲类墓和带有强烈地方特色的乙类墓两种，两类墓葬各自形成相对集中的墓区，较少杂处。乙类墓多为长3米以下的长方形圆角竖穴土坑墓，地表不见封土，墓圹口大底小，少数墓前、后端的侧壁略作弧形外扩，平面近似哑铃，或头端墓壁中部有一小圆弧外凸，平面似钮钟状。多为仰身直肢葬，墓主双手置于胸前，少数侧身葬。该类墓有古夜郞民族特有的“套头葬”埋葬方式，以鼓形铜釜（个别用铁釜）套于头顶（图2-25），可分为几种情况：用一件大铜釜套头，一件大铜釜套脚，脸上盖一件铜洗，双臂上也放置有铜洗；以一件大铜釜套头，一件大铜洗垫于脚下，右臂下垫一件铜洗，左臂旁侧立一件铜洗；以铜洗垫头、盖面或以铜戈插于头侧。发现用铜洗盖于死者脸部的墓2座，用铜洗垫于头下的墓1座，头骨无存，但洗上保存了一对铜发钗，洗边有一对骨质耳环的残痕。在死者头侧（左或右侧）斜插一件铜戈的墓有4座。重要的墓出戈、剑组合，剑也有柳叶形的巴式剑。套头葬铜釜内都保存了部分头骨、牙齿和发钗，可以看出系仰身直肢。有的在墓坑底部四周用未经加工的石块垒砌一圈。少数墓内发现木棺痕迹⁽⁶²⁾。

夜郎文化的典型器物是鼓形或虎形双耳铜釜、铜柄铁剑、镂空牌形首扁茎铜剑、三角援无胡铜戈和折腹小陶罐等（图2-26）。套头葬墓葬的共同特点是多随葬剑、戈等兵器，故有人推测墓主身份可能是军官或武士⁽⁶³⁾。其时代为从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晚期，少数墓可能更晚。

（三）云南地区青铜文化墓葬

1．滇池地区滇文化（石寨山文化）墓葬

滇国出现的时间不晚于战国初期，云南滇池地区是滇族活动的范围和滇国统治区，其东为夜郎国，北部有邛都国，西部是以大理洱海为中心的昆明国。战国至西汉初期是滇国存续的时期。《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记载，武帝时，“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汉广大”。

滇文化的墓葬群主要有昆明呈贡区天子庙、官渡区羊甫头、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等处，分布于以滇池、抚仙湖为中心的云南中东部，这里是滇文化的中心区域。1955年至1960年，云南省博物馆先后四次发掘石寨山墓地，发掘近50座墓，出土百余件青铜器。1996年第五次发掘，清理36座墓葬。晋宁石寨山墓地的墓葬为长方形或不规则形的竖穴土坑墓，地表都不见封土。大墓一般长3～4米，小墓一般长约2米，部分墓有二层台和腰坑。葬具均为长方形木棺，表里髹以黑、绿、朱三色漆，并绘有纹饰。葬式为仰身直肢，有杀殉现象。石寨山墓地埋葬着西汉滇王及其臣仆，其中六号墓出土一方蛇钮金印“滇王之印”。综合各地墓葬的情况，滇文化墓葬的年代主要是战国至西汉中期，这正是云南青铜文化发达的时期。

滇文化墓葬的随葬品以青铜器占绝大多数，包括生产工具、兵器、生活用具、乐器、装饰品、钱币等。青铜器种类繁多，铸造精致，合金比例成熟，尤其是器物上的纹饰和雕铸的人物、动物形象生动逼真，反映了滇人独特的文化习俗，其高超的造型艺术在全国青铜器中亦属少见。

贮贝器、铜葫芦笙、树叶形铜锄、铜柄铁剑、铜枕、铜俑、曲援戈、一字格剑、铜鼓、釜形鼎、细颈壶以及各种人物、动物形镂空扣饰，都是滇文化的特有器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图2-27）。贮贝器是在铜鼓的基础上发展和变化而来的，是石寨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可分为桶形、鼓形、异形三种。云南出土的贮贝器已有近百件，年代最早的出土于江川李家山M21，时代在春秋晚期或战国初期。贮贝器盛行于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消失于西汉晚期。铜贮贝器器盖上主要铸造表现祭祀、农事、纺织、进贡、赶集、行船、舞蹈、战争、狩猎和虎牛搏斗等场景，以其特有的铸造风格展现了滇人的真实生活。云南晋宁石寨山甲区一号墓中出土的鼓形贮贝器，盖上铸有18个小铜人，表现仆人们在女主人监视下从事织布及其他劳动的情景。又有一贮贝器盖上有41个小铜人，似是举行杀人祭祀铜柱的仪式，器身为阴线浅刻的人形8个，他们手中各执武器作追逐的姿态。贮贝器铸造使用的是合范法和失蜡法⁽⁶⁴⁾，器内所存之贝和滇文化遗存出土的贝可能来自于贸易。

铜鼓的前身是供多人煮饭用的大铜器。云南早期铜鼓出土时大多是鼓面向下、圈足向上作倒置状，一般无纹饰或仅内侧有简单的花纹，鼓面及胴部均有较厚的炊烟痕迹。它作为炊器的功能后来被铜釜所取代。石寨山类型的铜鼓面径小于胸径，胸部最大径偏上，鼓面上有写实的鸟形纹。石寨山M20出土的贮贝器上铸有祭铜鼓的场面。

滇人墓大量出土铜扣饰，扣饰实际上是革带或金带两端的连接物，其装饰意义多于实际的功能。铜扣饰、腰带、带钩及短剑构成了滇人丰富的腰饰。

滇池附近的古滇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兵器极具地方特色。晋宁石寨山出土钺58件，有的作靴形。钺銎部都雕铸各种图案，銎侧有圆雕的动物和人物形象，既可作为装饰品，又可作为穿系缨饰的器钮。

2016～2017年，在石寨山古墓群以南1.5公里的昆明晋宁区上蒜镇上西河村汉代地层之下发现石寨山文化的房屋基址40座，灰坑47个，灰沟62条，土坑无葬品墓3座。出土遗物有大量陶片、瓦片、动物骨骼和果核等动植物遗存以及陶弹丸、石斧、石刀、铜器残件和玉石器残件等，判断是石寨山文化的一处聚落遗址⁽⁶⁵⁾。

2．洱海地区

滇西洱海地区主要是“昆明人”活动的范围，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以及洱海附近共发现20多处遗址和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比滇池地区滇文化的器物粗糙简单，种类少，许多器物上没有纹饰，制造合金比例也不成熟，多数器物的质地接近红铜，时代约相当于中原西周至战国。

楚雄万家坝已发掘墓葬79座⁽⁶⁶⁾，皆为长方形圆角竖穴土坑墓，有的有二层台和腰坑，或在墓坑边树有边桩，墓底设垫木。一般早期墓的构造简单，多数无棺，葬品较少，而晚期多有棺、二台层、枕木、边桩等，葬品也较多。棺有独木棺和两根圆木凿空拼成的带盖棺，有的独木棺无盖，而21号墓的木棺盖用枋木和椽搭成屋顶形。早期墓的时代约相当于西周到春秋中期，晚期约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

随葬器物主要有铜工具锄、斧、凿、锥等，兵器有三叉格、一字格或粗茎的剑以及柳叶形矛、弧刃细长銎钺、镞等，乐器有铜鼓、铃、羊角钮钟，日用器有铜釜、双耳陶罐、木盘、木勺等。还有铜镯、牌饰、玉镯、绿松石或玛瑙珠等装饰用品。铜锄出土较多，作树叶形或弧刃长方形，前者与昆明附近石寨山文化出土的铜锄相似，可能两地存在一定交流。铜鼓为胴部外凸超过鼓面、腰部骤然收细又向外扩展至足的万家坝类型。

洱海以东的祥云大波那发掘两座竖穴土坑木椁墓，木椁以长条形巨木叠架而成，椁外两侧排列密集的木桩进行加固，外面填膏泥。一号墓是一座木椁铜棺墓，叠架木椁两侧壁的方形巨木长5米，两头开出榫口，嵌入长1.2米的短木并叠加形成椁室的两端。墓底铺4根与椁室同长的方木为垫木，上部亦用4根巨木排成椁盖。棺为铜质两面坡顶的长方屋形，由7块铜板扣合而成，棺下有纵向3排短支足，每排5个。棺顶铸有平行斜线组成的几何纹，斜线间填饰云雷纹。侧壁外饰斜向卷云纹。两端外壁刻划鹰、燕、虎、豹、野猪、鹿、马、小鸟的动物图案等（图2-28）⁽⁶⁷⁾。

该墓随葬的器物有铜三叉格剑、身长略短于剑的束刃矛、圆刃銎首钺等兵器，尖叶形和长方形锄、锛等工具，鼓、环钮圆筒钟、葫芦笙等乐器，釜、尊、杯、勺、豆、釜、匕等生活用具，以及干栏式房屋和马、牛、羊、猪、犬、鸡等模型和锡手镯等。木棺的C14测年数据为距今2350±75年。二号墓无木棺，出土器物与一号墓基本相同⁽⁶⁸⁾。

万家坝和大波那墓葬所代表的文化可以归入昆明族或古夜郎之西的“靡莫之属”。

（四）东北地区平洋文化墓葬

东北地区发现的墓葬较多，与生活于当地的少数民族有关，其墓葬特点体现出燕赵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影响。战国时期，燕国疆域最大时南起河北满城、徐水、安新、文安、天津静海和塘沽一线，北至今内蒙敖汉旗、吉林梨树一线，东至辽宁宽甸，跨鸭绿江后延伸至今朝鲜半岛北部地区。在朝鲜半岛北部各地发现有燕国明刀钱，并有战国青铜兵器和铁器共出。

平洋文化分布于嫩江中下游地区，以1984～1986年发掘的黑龙江泰来县平洋镇砖厂和战斗村两处墓地为代表⁽⁶⁹⁾。两墓地共发掘墓葬118座，以长方形土坑墓为主，有的有墓道或二层台，流行二次葬、异性合葬、成人和儿童同穴合葬。普遍以马、狗、牛、猪的头、蹄随葬。随葬器物以陶器壶、碗或钵为基本组合，另有瓮、罐、高颈壶、鸭形壶、大口深腹罐、浅裆鬲、小三足器（罐、鬲、杯等）和小支座（脚）等。这些都是平洋文化较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可分为容器和支脚两大类，有80座墓随葬有陶容器或陶支脚共331件，其中容器271件，支脚60件。陶器装饰花纹常用篦点纹、指甲纹、锯齿纹、绳纹和红衣彩绘。青铜器主要为小型的刀、矛、镞、锛等兵器和工具，以及带钩、耳环、管饰、马或鹿形牌饰等装饰器，少见铁器。

平洋文化墓葬的年代主要为春秋晚期到战国，主体为战国时期，有的墓葬年代明显已进入西汉，而出土高颈壶的墓葬年代也可能晚至西汉，其他地方的同类墓葬如吉林通榆县兴隆山墓葬出土西汉五铢钱。墓葬出土物既有汉地风格，又有草原文化的印记。有学者认为，就出土器物类型与形制特征来说，该文化墓葬仍属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汉书二期文化⁽⁷⁰⁾。所谓“平洋文化”，与汉书二期文化有共同的分布地域，即嫩江中下游地区。至于墓主的族属，目前尚无法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