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关于中国对外战略的若干问题[12]
关于改革开放发动往后至中共十八大开幕为止的中国对外战略思想和根本实践，笔者以前发表过几篇长文章，包括“传统内外的当代中国：政治领导、对外政策与其中国特性”（载于《外交评论》2009年第3期）、“当代中国的对外战略思想——意识形态、根本战略、当今挑战及中国特性”（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9期）和“现实主义政治伦理与特殊主义世界观——西方经典思想和当代中国理念”（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1期）等。现在，笔者要从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宏伟变化谈起。可以认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非常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对外战略既延续了改革开放发动以来中国对外战略的某些根本要素，更具有非常重大的发展和创新。从观念和话语、行为和实践两方面考察，它的新特征、新要义主要有以下至关重要，甚而至关紧要的七条。
一，党中央总书记的绝对权威和绝对领导，对外重大政策和战略的决策实行最高度的中央集权。
二，中国作为大强国的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旨在促进实现中国进入世界舞台最中心，成为真正的、在国力和国势的几乎所有基本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的世界强国。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表达的一种强烈愿望和相关努力，那就是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全球治理，争取在逐渐越来越多的有所选择的领域参与引领或单独引领世界，包括在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推进“一带一路”。
四，依靠急剧增进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战略/军事努力，以求更切实地维护或争取实现中国领土领海主权和陆海权益，扩展中国的战略空间。
五，“战略机遇期”观念的内涵更新。与2002年中共十六大首提的战略机遇期概念相比，由于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提供的战略机遇，这个概念的内涵已有重要变化，而2017年年初起特朗普搞美国第一，实际上就是疏离世界，这就又给中国提供了新的重大战略机遇，中国须更加努力地搞好旨在争取多些朋友的战略性外交。
六，更广泛的和有重大新成分的周边外交。它包括空前稠密的外交交往、大得多的经济支持、更广泛和深入的军事/准军事交往和开始分散出现的准安全保护等。特别是，2017年年初以来，中国周边关系全面显著改善，就此而言获得了约10年来先前没有过的重大成绩。
七，对外战略决策体制和机制的更新，其总的特征是在集中得多的最高领导之下，实现程度比先前多年大得多的整合和效率。
然而，就中国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理念和实践而言，还存在至少以下几个方面需要予以密切注意和改进：
我们大讲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特色对外政策，中国特色什么什么，文章和书籍近乎铺天盖地，研究又研究，讨论又讨论，这就反而证明特色不那么昭彰。也许有些重大特色还没有被发现，也许特色叫得太多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特色。颇有特色，但没这么多。我们要搞清楚中国特色、中国传统特色、中国现代特色、中国当代特色和中国新时代特色，一定要实事求是，经过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的沉淀，理论思想的验证、调整和优化。当代或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显然与区域大国外交显著不同，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必须实事求是地具体探究。我们有特色，但不是独特的。
许多人经常讲中国的特色包括独立自主，但哪个大国不独立自主？不独立自主还叫大国？还有许多人经常讲和平共处，和平外交，和平处理国际争端，但在经2017年全年和2018年年初周边外交全面改善之前，我们与此有关的言行，还有言内部、行内部，矛盾有时比较明显。不称霸！但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说我们想称霸？即使中国的外国朋友也觉得中国再强大以后有一点称霸的可能。难道他们都是别有用心地恶意或愚蠢短视？许多人还经常讲我们的行为谨慎低调，但2017年以前多年里，大致除了对美国、俄国、朝鲜低调，我们还对谁低调？
听言观行，观行重于听言。我们对外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对我们都是如此。言行都要观察，但是主要是看行。可是，我们在许多场合违背了这一点。中国在世界上的“可信性”或言行差距问题因而比较突出。话讲得太好反而容易给我们自己造成做不到或不能做的麻烦。
还有，许多人对现在谈论得非常多的中国古代儒家传统怀抱某些重要的、不正确的认识，特别是误解了传统儒家的“天下主义”，甚至将此与当代中国应有的世界政治理想近乎等同起来。何为中国传统儒家的“天下主义”？那是华夏与蛮夷之间、华夏高等人与华夏低等人之间的等级制政治/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权利差不多全在华夏和华夏高等人这里，义务差不多全在蛮夷和华夏下等人那里。中国自汉武帝往后，两千多年持儒教普遍主义，终于以20世纪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为最辉煌界标，来了毛泽东这么一位伟大的思想革命家，宣告中国人民要走自己的道路，广而言之世界各国人民也应走他们各自的道路。这应当是我们要经久坚持的哲理、信仰和精神。
实践义利观的问题。无论什么时候和无论什么场合，都要完满地实践义利观，不仅非常难，而且不应当。与此和与其他许多问题相关，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必需，那就是首先将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我们历经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领导时期，当今和今后历史时期在习近平领导之下，而不管中国的实力多么提升，中国的国际抱负多么提升，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宣告的头号优先都是要将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
在推进“一带一路”的同时注意大的风险的必要。“一路”因为中美、中印战略竞争和南海问题，目前推进起来有很大的困难，而且估计今后很长时间内这种情况不会基本改观。反之“一带”有较大进展。然而，“一带”的最大风险在于总的来说经过较长时间后的利润前景不怎么看好，因而中国就此而言的可持续性不怎么看好。此外“一带”还有两项主要风险：（1）如果我们推进得太快、太猛，短时期内一下子深入接触那么多不同的社会、不同的人民、不同的国家，就有可能陷入与它们的越来越多的纠葛和纠纷之中；（2）同时，我们与有关大国（尤其是俄罗斯、印度和欧盟主要国家）的矛盾可能显著加剧。这三大风险不是说已经成为现实，但必须要警惕。
我们也要注意世界贸易规则改变趋势。特朗普现在搞单边主义和准孤立主义，因而这个过程会有曲折。世界经贸规则的变迁一向是由所谓舆论来准备的，主要是各国政府舆论和经济界舆论。现在全世界总的来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致说中国在这方面有六项不对头：中国巨额贸易顺差，中国市场准入不宽和外资投资环境不佳，国家控制中国内外经济活动（特别是政府大力发动、大力规划、大力投资、大力管控“中国制造2025”），中国国有大公司受中国政府特惠，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往往不透明和不顾对方偿还能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不实质性地充分惠及当地国家的就业、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我认为，除了政府大力发动、规划、投资、管控“中国制造2025”不能也不可能有重大变动外，这些舆论所说的情况我们都需加以改善。
当前特别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在于，我们多年提倡世界秩序，特别是世界经贸秩序要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改革，这样才能公正，才能合理，才能可持续，然而这不是维护和改善全球化的首要问题。首要问题在于，部分地是因为我们得利太多，发达国家相当大一部分选民即社会基础已经不要这种全球化了。特朗普这种人欧洲也很多，持有类似的对全球化的愤怒。如果发达国家不要比较开放、比较自由的全球经贸秩序，那么那种对中国大为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中国多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在认识上有重大的短板，中国方案有重大的缺口：粗略地说，这个世界的问题不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也是中国与其余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发达国家内部的共同富裕问题。我们讲全球化要改革，要更新，只是抓住了第二问题，第一问题没有抓住。实际上多年里相关的举措过微过慢，现在压力剧增就不能不付出大得多的代价。特朗普是个残忍的战略家和精明的战术家，阶段性地集中在一个由他发动的战役，然后经过时间不长的休战，又集中在同样是由他发动的又一个战役。他的战略战术是施加空前程度的压力和空前程度的威胁，间或又给对方“小甜枣”吃，都是为在一个接一个战役中获得尽可能最大的利得。2017年他在朝鲜问题和今年他在贸易问题上都是这么对待中国的。一轮又一轮，以后还有，特朗普这种人绝对不靠谱。中国现在必须在对美经贸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要不过不去。更重要的是，这些让步做得好，贯彻得妥当，会大有利于中国自己的高质量发展。
既讲经验、也讲教训：这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的重大调整是基于教训做出的。另外，一代或一届领导任期内也会有主要基于教训做的重大调整。此外，还有重大调整之后证明不妥再作调整的情况。看看中国人民大学门口那块“实事求是”巨石吧，延安搬来的，这才是我们的万年真理。老老实实地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勤勉不已地对待世界对待中国，这样我们会有更大的可能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