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拆分与合并——化一枝独秀为漫天星斗的高校航母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8月8日，南京军管会决定将国立中央大学的校名改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10日，据教育部有关通知，又改校名为“南京大学”（图1-2-61）⁽¹⁴⁵⁾。

图1-2-61　国立南京大学校门

1952年7月26日，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公立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¹⁴⁶⁾。南大文、理、法学院与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合并，仍名南京大学（图1-2-62）。10月1日，在原金陵大学校门举行调整后的南京大学横匾揭幕典礼⁽¹⁴⁷⁾。

图1-2-62　1952年，在拆分后的南京大学校门前合影

据此，“南京大学各学院拆分为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等诸多学校，名噪一时的超级大学从此解体”⁽¹⁴⁸⁾。其中，南京大学实力超群。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近千位中科院院士中，有200多位在南京大学学习或工作过⁽¹⁴⁹⁾。

鉴往知来，有比较才有鉴别。对中国大学现状及其趋势的理解，需以历史为参照。所谓比较，主要有二，一为横向，一为纵向；二者交融，进行纵横交错的比照考察有其必要。中国大学的改革，自然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但最直接且最有效的资源很可能还是民国的大学⁽¹⁵⁰⁾。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起步虽晚，但正如一些有识者所指出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起点并不低。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固有的私人讲学和书院制度；更重要的还在于那时的大学校长们所特有的办学精神。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他们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在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时代，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形成构建了雏形。中国现代大学以1888年为起点，1928年为转折，1949年终结⁽¹⁵¹⁾。

民国著名大学校长们的办学理念与治校方略虽不尽相同，有的甚至还截然相反，但是却都持之有据、自成一家，真实地体现出大学校长办学的自主性和思想的多元化⁽¹⁵²⁾。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史上的新兴大学，在价值取向上追求“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在组织管理上推行“教授治校”，恰恰适应了这种文化传递的要求。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大学学术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教授群体所拥有的学术权力得以很好发挥。在当时，相应的教授会、评议会等组织制度为教授参与学校管理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大学教授群体方得以在教育方针、课程编制、学位授予甚至教务行政人员的任免等诸多方面，都有决策权，充分实现对大学的“内行”治理；大学内部从而涌现出诸多学术大师，培育一代又一代精英人才。这些均对当前我国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¹⁵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