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春秋》以来，我国历史书写便确立了一个原则，那就是将道德观念与政治理想融入历史叙述之中来定褒贬、明得失。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历史的编撰与流播从来就不仅是出自简单的求知欲，而且是士人积极介入社会生活以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重要方式，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那样：“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一书所寄托的“王道”政治理想，一直激励着传统儒家士人砥砺修行，积极参与到现实政治之中去践行他们“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理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样一个薪火相传、秉持一贯的道德理想去参与和改造现实政治的社会群体，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也正是我国文明之所以能历经劫难而一再重光的重要原因。倘若没有这些先贤们所秉持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理想主义精神，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会是何种面目。

在传统士人的认知中，历史活动中的人对道德的践行状况决定着朝代的兴亡更替。所谓“治世”或“盛世”的形成，是君明臣贤、励精图治的结果，而“衰世”和“乱世”则是由于道德原则遭到破坏，君主沉溺声色，奸臣弄权于朝堂，忠良窜伏于草野。这一观念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在历史经验中却有其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今人在讨论历史兴废时，往往更强调制度的决定作用，甚至把对道德因素的强调作为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一大缺陷，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制度是由人来运作的，不管多么严密、精巧的制度设计，倘若没有适当的人来执行和维护，也不过是虚文而已。比如，明朝拥有那个时代最为完善的监察制度，但明朝后期的贪腐现象在历朝历代中也是极为突出的，这与晚明时期士风败坏、奢靡之风的盛行密切相关。由此看来，士人群体以砥砺道德来清正社会风气的努力，其作用是不容小觑的，而且对当代社会也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成为历代正史编撰的标准。经由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各类人物在史书中各得其所，“明君”“仁君”与“昏君”“暴君”，“忠臣”“清官”与“奸臣”“贪官”，在秉笔直书的史官那里各得其褒贬，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每一个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人物，都在史书中存其影像。这其中，“廉吏”，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清官”，是一个重要的类别。关于“廉吏”的明确记述，自当以《史记·循吏列传》为始。虽然司马迁并未使用“廉吏”这一名称，但《循吏列传》中的人物无不清廉正直，严守纲纪，仁厚爱民，广施教化，集中体现了官吏应当“奉职循理”的观念。《史记》之后，历代史家皆重视对“循吏”“良吏”或“廉吏”的记述，以寄托其政治理想，虽名称小有差异，但其宗旨立场和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标准则是高度一致的。正是在这种强大的传统影响之下，值国运衰颓、政治浊乱的历史时期，采撷正史记述清官以激浊扬清砥砺士风的专门著作便应运而生。我们今天能见到的第一部这样的专书，是两宋之交成都人费枢所撰的《廉吏传》。

费枢，成都府广都县（今四川成都双流区）人。其人仕履始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无考，当代学者考知其在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曾出任归州（治所在今湖北秭归）知州。费枢收集整理历代史籍中为官清正、有功于社稷、施仁政于百姓者的事迹，统以“廉吏”名之，合编为《廉吏传》一书。其成书时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费枢）自序题宣和乙巳，盖作于宋徽宗末年。”宋徽宗在位期间，大肆享乐，挥霍无度，为满足私欲而大兴土木，营建了历史上著名的皇家园林“艮岳”，由此而兴起为祸长达二十年的“花石纲”之役。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朝堂晦暗，奸佞横行，政以贿成，贪腐成风，终致不可收拾，乃有“靖康之变”。费枢亲身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内忧外患，其编撰《廉吏传》的用意不言而喻。他从历代史籍中辑录出上自春秋，下至唐末共一百一十二人的事迹，以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季孙行父起首，唐人卢钧殿后，主要记述了这些人物如何砥砺清廉之操守及其为官之政绩，并加以议论点评。那些淹没于浩繁卷帙而大多令名不彰的廉吏被置于放大镜之下，第一次在历史的舞台上集体亮相。编撰者为这一群体树碑立传，正是为了针砭当时颓败衰朽的官场风气，希望借此弘扬正气，唤起同道，激起对于家国天下的责任感，肩负起天下的兴亡。

由此看来，黄汝亨在费枢的基础上增订续编这部《廉吏传》，就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黄汝亨（1558—1626），字贞父，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余杭区）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翌年为进贤知县，颇有政绩。后起为南京工部主事，改礼部郎中，迁江西提学佥事，进本省布政司参议。逾年谢病归隐，结庐南屏，题曰“寓林”，以著述自娱，与汪汝谦等众多文人雅士悠游山水之间。其著述除《廉吏传》而外，另有《寓林集》《寓林诗》《寓庸子游记》《天目游记》《古奏议》等。

与费枢的经历颇为相近，黄汝亨踏入官场之际，历史已经走入“晚明”时期，万历皇帝已经开始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长期怠政生涯。与宋徽宗兴起“花石纲”类似，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万历皇帝为了敛财而派出宦官到各地征收矿税和商税，所到之处大肆扰民，专以贪污纳贿、敲诈勒索为能事。明朝贵族、官僚的生活也日益腐朽，上层社会沉溺于奢靡享乐之中。与此同时，是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和底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整个社会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危机。黄汝亨去世的天启六年（1626）前后，关外的后金政权已多次击败明朝军队，而风起云涌的明末农民战争也即将拉开序幕。十多年后，腐朽的明王朝就在深重的内忧外患中覆灭了。身处末世的黄汝亨清楚地看到了当时天下弊端的根由在于礼崩乐坏、纲纪废弛，士大夫阶层精神堕落、蝇营狗苟，故而他在《廉吏传》序言中明确表示编撰本书的目的在于“扬清风，惩败类，使夷跖分途，治乱征象，泾渭画然，为世劝戒”。这是对“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儒家修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黄汝亨在费枢的基础上，增补了五代以前人物一百三十三人，续编宋、元两个朝代计六十四人。因为他在成书时仅署己名，不著费枢，故致掠美之讥，但是这并不能抹杀其功。平心论之，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其不同于前人之处。

首先，黄汝亨将列入《廉吏传》的历史人物评定出上、中、下三等，在其评判标准中所贯彻的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价值观。在黄汝亨看来，士人出仕为官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天下太平、百姓安康的政治理想，清廉只是践行理想信念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旨归。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个故事颇为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故事说某官员死后在阎王面前自夸是个清官：“自称所至但饮一杯水，今无愧鬼神。王哂曰：‘设官以治民，下至驿丞闸官，皆有利弊之当理。但不要钱即为好官，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黄汝亨将那些能洁身自好、甘于清贫却没有什么突出政绩者列为下等；而上等的评定一方面要求其品格足以为后世楷模，另一方面则重点强调其政绩之突出。列入上等者多为历代名臣，他们有的身居宰辅之位而能匡扶朝政、成就善治、惠及苍生，如春秋之晏婴、蜀相诸葛亮、北宋之吕端等；有的能于危亡之际不改其志、秉持忠义，如唐之段秀实、司空图。至于列入中等者，亦多因有造福百姓的善政而为民众所追念。

其次，黄汝亨将费枢所撰《廉吏传》中的评论尽行删除，而在每位廉吏事迹的末尾加上自己的简短评语。这更是充分体现了黄汝亨祖述《春秋》之“微言大义”意图，以几个字、至多数十字，点出人物为何值得人效仿或何处显得偏狭不足为法。从这些评语中可以看出，黄汝亨认为清廉为官不一定要刻意自苦，西汉王吉“好车马衣服，其自奉养极为鲜明”，却被评为上等，黄汝亨的评语是：“衣车鲜明，不畜余财，实廉而不饰名。今之敝车羸马以为名者，视此公可愧。”如果廉吏的行为违背了基本的人伦，黄汝亨则予以明确的批评，如唐代阳城与其弟为了不让外姓人疏离兄弟之情而终身不娶，就被评价为“非义之正也”。黄汝亨对能行仁政、推行教化的廉吏评价都比较高，而对杀伐果决偏好强硬手段的施政者颇有微词。如西汉赵禹，以清廉和执法严明而知名，黄氏对他的评价是“廉矣，又称文深，称倨，近申、韩家”。还有东汉的董宣，著名的“强项令”故事的主角，尽管黄汝亨肯定了他执法不避权贵，但也禁不住要问一句：“杀人如屠儿，可乎？”

与费枢相比，黄汝亨在对廉吏的评价标准上表现出更为鲜明和严格的儒家价值观，因此，黄汝亨明确反对费枢将唐朝之牛僧孺、卢杞这类人物归入廉吏行列。他在《廉吏传》中专设了附录《廉蠹》篇，其中收录的人物如果从不收受贿赂、不积蓄私产、不徇私情这些行为来说，无疑当属于“廉吏”，但是黄汝亨认为他们虽然不贪钱财，而其政治作为却从根本上违背了追求仁政的政治理想，非但不足取法，根本就是反面典型。比如西汉的郅都、张汤、尹齐都是名列《史记·酷吏列传》中的人物，他们推行严刑峻法，揣摩上意陷人入罪，虽然面对财物他们是清廉的，但实际上是“贪生残矣”。唐朝卢杞之妒贤害能，牛僧孺以党争而误国事，都被黄汝亨视为“廉蠹”而痛加鞭挞。清末谴责小说《老残游记》中记载了一个“清官”为祸的故事，作者刘鹗写道：“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论道：“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也。”其实，刘鹗和鲁迅所说的这类特殊的“清官”，正同于黄汝亨所说的“廉蠹”。黄汝亨所揭示的事实，在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它启示我们：不能脱离更高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来讨论官员的廉洁问题。

今人论史，时常把对“明君”和“清官”的期盼和崇拜作为批判的对象。但若将这种讨论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持平而论，在现代“人民主权”的观念诞生之前，儒家士人所秉持的“以民为本”的“仁政”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恶性膨胀。“为民作主”的清官诚然不符合今天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原则，但是在专制制度之下生活的民众，面对着“灭门知县”这种官吏所拥有的几乎是生死予夺的权力，所期盼的除了官员能将他们平日所学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在现实中予以践行之外，并无更多的办法来使自身免受来自专制权力的伤害。

《廉吏传》一书中，更值得重视的，是贯穿其间的“修身”理念。纵观书中所记人物，大都立志坚定，终身不渝。对于他们来说，清廉不仅是为官的政治道德原则，也是实现人生理想所必须的修为，正是因为这种崇高的人生观所激发的道德自觉，使“廉”超脱了普通的职业伦理，而达致理想主义的境界。这一宝贵的精神遗产，理应在当代得到继承和发扬。

最后交代一下《廉吏传》的版本和整理情况。宋代费枢《廉吏传》传世为《四库全书》本。黄汝亨《廉吏传》的传世版本均为明万历刻本，正编共十四卷，附一卷，《四库全书总目题要》传记类存目有本书提要，《续修四库全书》据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笔者在整理时，以日本浅草文库藏本为底本，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参校，补正了几处文字缺失。

2019年12月张仲裁于西南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