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基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一位成功的投资者，也是提出原创思想的杰出经济学家。他曾说，在股市中选股就像选美，“重要的不是选出你眼中最美丽的女孩，而是要选出评委眼中最美丽的女孩。”用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的话说就是，股市更像投票机而非称重机，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我总是在其他投资者不看好的股票中搜寻，这样，当它们发生变化时（我确实能运用我的技能找到那些可能发生变化的股票），就会有很多新买家接盘，因为它们变得更具吸引力了。（然而，在生活中与在股市中相反，我建议你选择自己眼中最美丽的女孩。我当然也是这么做的。）富达特殊情况基金最重要的一个特征直接源于我的逆势而行的哲学，即我管理基金时不会参照基准。也就是说，我很少关注富达特殊情况基金相对于富时综合指数的业绩。综合指数是衡量我业绩的指标或基准，因为人们认为基金的目标是超越该指数。但与许多认同这一目标的基金经理不同，当指数中的石油股占15%时，我不会担心自己是否持有10%的石油股，或者是否持有该指数的最大成分股。

对基准重要性的漠视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基金能产生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得多”的收益。在执掌特殊情况基金的这些年里，我也不可避免地遇到过挫折，然而，我采用的核心方法与沃伦·巴菲特对其搭档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的评价是一样的。他说查理·芒格“宁愿在一段时间内获得15%的高收益，也不愿意一直获得12%的稳定收益”。我的目标是尽我所能提供长期的最高年均收益，即使短期内的波动性比较大。这与以基准为导向的基金经理的做法刚好相反，他们试图提供一个季度内相对中等的收益，这样的收益虽比较稳定，但从长期来看收益率却很低。

在入职富达的早期，我还为泰莱（Tate＆Lyle）和兰克施乐（Rank Xerox）等公司管理养老基金。然而，我的心思一直主要放在单位信托基金上。一个原因是，与管理养老基金相比，管理单位信托基金享有更广泛的自由。管理养老基金时，每次投资行为发生后，委托人总是会提出质疑。在那段时间里，养老基金的委托人总是想花最多的时间谈论不正确的投资决策或者谈论至少在报告那一刻不正确的投资。

然而，投资是概率游戏，没人能一直正确，我们都试图比竞争对手少犯错误。事实上，在这个行业里，成功的关键在于避免输家和选出赢家。我还认为，以避免所有输家这一过于防守的方式运营资金会对高收益产生反作用。保持头脑冷静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应该从输家身上吸取教训，但不能对它们太过沮丧。但过度颂扬赢家也是不明智的，过度自信同样糟糕。要始终铭记，表现最出色的一些股票很容易突然之间就暴跌。

20世纪80年代中期，富达发行了欧洲信托基金，我肩负起了管理这只基金的重任。欧洲大陆让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与英国相比其市场不发达，因此寻找错误定价股票的机会就很多。对于我这样的选股者而言，这是非常有利的环境。随着团队的壮大，我可以逐渐放手机构账户，专心打理我的两只基金了。 1990年我还负责管理在卢森堡发行的欧洲成长基金（European Growth Fund），它后来成了富达国际规模最大的基金。这只基金起初只投资于欧洲大陆，不涉足英国，后来转变为泛欧基金，也投资于英国股市。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推出了两只封闭式投资信托基金，即1991年的富达欧洲价值上市公司基金（Fidelity European Values Plc）和1994年的富达特殊价值基金（Fidelity Special Values）。我管理这两只基金时运用的投资组合与管理它们的姐妹信托基金运用的投资组合是相似的。它们为投资者利用我的选股能力进行投资提供了替代选择，而且与单位信托基金不同，它们还可以运用杠杆（借入资金）来提高收益。当投资信托基金大幅打折销售时，它们是开放式基金特别有吸引力的替代品。

三年半前，我放手欧洲基金，专职打理特殊情况基金和特殊价值基金，这两只基金的资产总额约为64亿英镑（截至2006年年中）。同时运营4只基金，包括富达3只规模最大的基金，是极为吃力的工作，这涉及监测400只个股，每天参加三四次公司会议。我也到了想减轻工作负担的人生阶段。这意味着要么放弃英国，要么放弃欧洲大陆，我选择了后者，这样，我又回到了我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