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现代社会的“人伦”关系
张立文：刚才两位教授就人伦问题各自发表了高明之见。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很多矛盾冲突，例如道德精神涣散，人伦沦丧，在日本现代社会中出现了奥姆真理教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人伦关系和道德关系问题。下面请两位教授就建设现代“人伦”关系的问题发表各自的意见或建议。
张岱年：张立文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认为，在新的时代应该创立新的人伦观念，也可以说是对古代人伦观念的改造和重构。先说“君臣有义”。在中国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后，就没有君臣关系了。而在日本还有天皇，在英国还有女王，因此君臣关系仍然还有可能存在。但在中国、美国、法国都没有了君臣关系。虽然不存在君臣关系，但还存在着领导人和群众的关系。孟子讲的君臣有义，就是要有一定的原则。我想领导和群众之间，也应该有一定的原则。领导为人民服务，而人民服从领导也不是无原则地服从，而是有一定原则的，所以可以说是“上下级有义”。领导和群众应该有一定的原则。具体原则是什么？我想首先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应该避免一个问题，就是避免“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就是过去君臣关系的一种变相，是完全错误的。虽说一方面是领导，一方面是被领导，但还是一个平等的关系。这点很重要。
在古代儒家讲君臣关系，抽象地说“君臣有义”，具体地说就是君对于臣应该是“仁”，臣对于君应该是“忠”，也就是说君仁臣忠。这个原则用在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上，恐怕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换句话说，领导应关心、尊重群众，而群众应服从领导。领导要是有错误，群众就应该予以纠正。
“忠”在中国古代本来不是讲的君臣关系，而是说所有人与人之间都应该讲“忠”，积极的相互帮助也叫“忠”。到汉朝以后，臣对君的忠，变成“忠”最主要的意思。其实古代的“忠”有广泛意义。现在人对国家、民族应该讲“忠”。
其次，父子关系，抽象地说，“父子有亲”还是对的，父慈子孝。父母对子女应该慈爱，子女对父母应该“孝”。这个问题在中国近代成了问题，而在辛亥革命之前，“孝”还是很受重视的，把“孝”看成百行之首，就是一百个善行中第一个就是“孝”。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孝”受到批判，后来人们就不再谈起“孝”了。事实上“孝”的观念，在过去所谓的“孝”有点愚孝，就是绝对服从，子女完全服从父母叫作“孝”。这种“孝”的意义应该破除，应当改变。可是子女对父母应该赡养，应该尊敬，这点还是必要的。但光赡养不尊敬，那也不叫“孝”，所以必须一方面要赡养，一方面要尊敬。同时，父母对子女应慈爱，这个道理还是比较明显的。可是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却对自己父母不敬不孝。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关于夫妇关系，过去讲夫妇有别。所谓内外之别，就是不让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这个应该批判，应该肯定女子也有参加社会工作、社会活动的权利。在这个观念上，应该改为夫妇互相尊重。这点很重要，应该再加探讨。
关于朋友有信，我想这点是永恒的、普遍的真理。任何人之间都不应该不讲信用，不能互相欺骗，这是最基本的品德。无论在什么社会里，只要谈到理想社会，那就一定要使朋友之间有信用观念。我认为，朋友有信的观念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社会都应该守信用。事实上，守信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不容易。这条应该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原则来加以提倡。
总而言之，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原则是友爱互助的关系。无论处于什么地位，对别人都应该尊重，应该互助。孟子特别强调人格尊严，西方则强调人格平等。而孟子所说的人格尊严，也包含着人格平等的意思。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人格尊严，既要肯定自己、坚定自己的人格，同时也要尊重别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张立文：张岱年先生的讲话非常精彩。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把过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样一些人伦关系给改变了。虽然君臣关系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但在日本仍然还存在着。可是在中国，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着，现代社会中尽管人伦关系很复杂，但最基本的还是这些关系。
张先生给我们讲到“忠”，并对“忠”做了新的解释，也就是互相帮助的意思。另外，又讲到夫妇不应有别，而应该互相尊重。这些是我能体会到的。
下面请冈田先生谈一谈他的意见。
冈田武彦：日本也好，中国也好，进入近代以后，欧洲思想以其强大的势头传播进来，令人有一种亚洲各国受到欧洲思想的冲击而发生了混乱之感。特别是日本，在战后极度轻蔑传统和传统思维方式，在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影响下，导致社会关系非常混乱。而引起混乱的最大原因，就是对所谓人伦道德、儒教精神的批判，连寻求日本人究竟应具备怎样的精神面貌的方法也不知道了。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经济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且即使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至少在公司企业里，儒教精神还在被实践着。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告诉人们，儒教精神也能使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比如在企业里工作的人，具有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一切为了企业的精神。但问题是企业方面，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企业，则仍是利己主义的行为。我想，这不正是在日本经济发展的同时给世界所带来的某种威胁吗？因此，我常常向实业界的人说，要发扬共存的精神。
此外，在日本的企业里，对职工的照顾或者生活福利等方面也是较为充实的，说明儒教精神即使在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众所周知，日本社会差距的缩小，中产阶级的增多，这也是不知不觉地受到儒教精神影响的明证。这些都是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吧！说到贵国的事情，虽然有些冒昧，但是现在中国已渐渐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个人为企业、企业为职工的奉献精神比以前要淡薄。
战后日本提倡民主主义，即使在家庭内部，孝道也正在走向崩溃。由于教育的影响，“孝”被视为封建道德，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所谓民主主义，成了随心所欲、个人至上思想的借口。这是令人遗憾的。
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虽然都坚持以道德人伦作为文化传统的依据，但是否可以说，中国人更多地倾向于理性的东西，而日本人则更多地倾向于感性的东西呢？这两者的差别，似乎可以说涉及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
因此，把从西方拿来的民主主义，照搬到文化风土截然相反的日本是不对的。可日本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是情绪性地接受了民主主义，从而出现了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潮，其弊害现在已暴露无遗。日本就是日本，中国就是中国，还是应当各自基于自己的传统，来接受消化西方的东西。再说了，即使立足于本国的传统，民主主义这样的东西就真的是好东西了吗？这样的问题今后也是应该加以考虑的。我们日本人要认真思考，不仅日本人，我想中国人也要认真思考。在我看来，今后必须以人伦道德为中心，而努力建构适应于本国民族性的新文化。
对我来说，年纪大了，已力不从心了，但是否可以把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那样的构想拿到现代社会来试试呢？以人伦道德为本，并立足于自己的民族传统，进而思考世界应是怎样的世界，政治应是怎样的政治，或者教育应是怎样的教育，以描绘一下面向新时代的这些理想蓝图，乃是十分必要并令人关注的。
李凤全：国有企业与职员的关系，在中国有它的特殊性。也就是说，职员一生的生活全部由企业包管，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幼儿园等全都管。现在体制变了之后，过去所管的事，现在企业管不了了。对待职员是照顾好还是不照顾好呢，已经弄不清楚了。例如企业赢利后，必须不断地建房子，因为退休的职员需要住的地方，新职员也需要住房，家家都需要这样的照顾，在世界各国的企业经营上，也应算是独一无二了。
姜广辉：李先生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过去的体制是全民所有制，这也正是现在问题之根源。谁是全民的代表？如果没有具体负责任的人，国有资产就会流失。还有一个问题，国有资产既然是全民的，企业职工原来创造的价值，本应包括他的退休金，可是在体制转换过程中，就有可能变没有了。国有资产应该预留出社会保险金，这个问题也需要调整好。总之，中国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