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中国哲学的“人伦”性

张立文：我们在12月2日，已经拜听了两位先生各自研究中国哲学的动机，以及他们对中国哲学的特点的见解。他们各自的高明见解，各具深刻的含义。今天，我们请两位先生就中国哲学中的另一特点，即“人伦”的话题进行对谈。首先，我们请张岱年先生讲讲他的看法。

张岱年：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大都强调“人伦”。据孟子说，在尧舜时代，舜帝命一位叫契的大臣教人们人伦。人伦分五项：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叫“五伦”。那么这五伦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就此来认真分析一下。

父子有亲：“亲”就是父子之间应该有亲密的关系。这点不难理解。

君臣有义：“义”就是要有一定的原则。君对臣，或者臣对君，都要有一定的原则。抽象地来讲，一定的原则还可以讲得通，但事实上君臣关系是一个不平等的关系。

夫妇有别：“别”就是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夫妻应该有内外之别。外边的事由男人来管，家内的事由女人来管，这就是“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序”就是年长的人和年幼的人，走路时要有一定的次序，年长的在先，年幼的在后。

朋友有信：“信”就是朋友之间要讲信用，也就是诚信。

孟子就是按照以上的论述而提倡人伦的。在讲人伦时，有几句前言。这几句前言很重要，他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也就是说，舜帝担扰他的国民，只有物质生活的保障而没有教化，将会与禽兽无差别。因此，舜帝遂命令他的大臣契给国民讲人伦的道理，以施行教育。孟子认为，物质生活是基础，但只讲物质生活而不讲精神生活，就会跟禽兽没有区别。他主张一方面要解决物质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精神生活。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学思想，当时就是要打倒孔家店，主要是批判儒家的人伦思想，认为人伦思想抹杀了每个人的独立人格。讲人伦的另一方面，就要服从统治者，因此人民就失去了独立人格。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伦思想就成为一个被批判的靶子。

我以为，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因为孟子一方面很强调人伦，另一方面又强调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强调人格的尊严。孟子有一个比较有名的理论，就是“舍生取义”。他认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避）也。”也就是说，生命是我的需要，可是还有“所欲有甚于生者”，我的需要有比生命还要宝贵的。死亡是我不愿意的，可是我所不愿意的还有比死亡更严重的。根据我的理解，“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要有独立人格，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人格尊严，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比生命还要重要。每个人固然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可是更重要的是要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那么，人伦和人格尊严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

我的看法就是，孟子一方面讲人伦，一方面又讲人格尊严，这个并不矛盾。虽说“君臣有义”，但孟子并不主张君主专政。他是反对君主专政的，认为君主也要服从一定原则，臣也要服从一定原则。假如君不服从一定原则，那么君就不成其为君。所以在孟子思想里，“君臣有义”跟人格尊严是没有矛盾的。同样道理，虽说“父子有亲”，但父有人格尊严，子也有人格尊严。唯有“夫妇有别”，因古代讲男尊女卑，不承认妇女人格，这是一个大缺点。可是对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关系，孟子还是肯定每个人的人格尊严的。

但是，中国历史上，孟子之后有了变化。到了汉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当时提倡的社会观念。“纲”有两种意思，以“君为臣纲”为例，君统治臣，臣要服从君的意志，是它第一层含义，另外一层含义是君一定要是臣的模范。但是后来对它的解释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成了臣必须服从君的意志。同样，“父为子纲”也就成了子必须服从父的意志，“夫为妻纲”成了妻必须服从夫的意志。这一不平等的关系，促使了人伦观念的退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被完全否定，变成了不平等的关系。

到了宋朝，又出现了“天下没有不正确的父母”的看法。如果出现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论争，那么一定是父母正确。没有犯错误的父母，接下来就出现了“天下没有不正确的君主”，不存在犯错误的君主。就这样，父权君权被绝对化了。像这样的思想，给中国历史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三纲”是非常正确的，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当时流行一个口号，就是尼采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事实上就是否定“三纲”观念。可是遗憾的是，当时在批判“三纲”的同时，还完全否定了人伦观念。有人认为人伦观念也是反动的。我认为，说“三纲”是反动的并不完全正确，对此，让我们来作一分析：“君为臣纲”，臣对于君来说没有独立人格，可是对于别的人来说还是有独立人格的。“父为子纲”，子在父面前没有独立人格，可是在别的人面前还是有独立人格的。所以不能说人伦思想是完全否定独立人格的。我认为，现在我们讲人际关系，就应该树立新的人伦观念。

关于人伦观念，梁漱溟先生在世时，不仅在谈话中，在他的文章中，而且在集会讲演时，都一直在强调。他说到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区别时，曾用八个字来概括西方社会，即“自我中心，个人本位”，而中国社会则不同。中国是以人伦为重，彼此尊重对方。我们认真考虑一下梁漱溟先生所讲的中国是以人伦为重的话，就会觉得确实如此。比如说以君臣关系为例，君要尊重臣，臣也要尊重君；父子关系也一样，父要尊重子，子也要尊重父。但要真正做到，事实上是很难的。

我认为，中国文化以人伦为重，这是对的，可是人伦提倡互相以对方为重，事实上我们没能做到这一点。所以，现在应该建立新的人伦观念，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互爱互助、平等相对的关系，应该建立新的人伦观念，以清除中国过去不平等的人伦关系。

我的看法是，应该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人伦观念，把人伦观念变成相互平等的关系。孟子所谓的“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的说法，我认为是正确。现在有很多有钱的人，胡作非为，贪图享受，精神空虚，真是近似禽兽。我认为，还是应该提倡人伦，把人伦改造成为一种平等的观念。这就是我的看法，请冈田先生多多指教。

冈田武彦：拜听了张岱年先生的发言，我的看法与张先生的基本相同。我认为，以人伦为根本的中国思想，从古代开始一直到现代仍在延续。

还有关于“德”的具体内容，也应当根据时代而变化，这点我与张先生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比如，魏晋南北朝时代和清末民初的反儒教运动，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如果就具体的某一方面而言，虽应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都是基于始终固执于古代的形式而发生的。这是我的看法。

所谓中国的思想以人伦为根本的观点，这点非常重要。正如张先生所言，西方是从个人主义、尊重自我的立场出发来理解道德，而中国或者日本则是以“人伦”为本的道德。这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张先生后来也谈到了人伦的基本问题，是与人共存、共生的问题，我到晚年才痛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我年轻时，在研究宋明理学的同时，仍有一些老庄的思想情趣，因而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高眠”（高眠斋）。后来，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认识到人生和宇宙的根本实在即在于此（眼前的现实），所以又把书斋取名为“唯是”（唯是庵）。到了晚年，我又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共存共生的现象，于是便借鉴《论语·微子》中的孔子名言“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而把书斋改名为“斯人”（斯人舍）。

我在学习宋明理学的过程中，经常受到楠本老师讲的“人伦是根植于人之本性”的敦诲。因此，我想有必要去探求人的本性，并顺着人之本性去学习中国思想。由此我提出了三种人性观。

其一，是这样的一种人的本性，一种欲望强烈的功利性的人之本性。从这种人性观出发，便有了法家、兵家、外交家（纵横家）的思想。我把这种人性观称为“现实主义”。

另一种是宗教性的人之本性。建立在这种人之本性之上的是老庄和佛教的人性观。人的存在无论怎么都是充满矛盾的，因而就要超越它，就要归依于超越了的绝对者。我把这种人性观称为“超越主义”。

还有一种就是从儒家的理想主义立场出发的道德的人性论。这是一种建立在人伦基础之上的，与人为善的，不忍见到人之不幸的人性观。我把这种人性观称为“理想主义”。我想这也是人的真实本性。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对人来说还有追求美的，即审美的艺术的本性。我想这也是深深根植于人性内部的本性之一。不过，如果从人的社会生活方面来说，前面三种人性，即功利的人性、宗教的人性和道德的人性，我觉得是最为重要的。

其中，以儒家所说的人伦为本的人性为什么是重要的？为什么必须以人伦为根本？我想，对这个问题，必须要使人自觉地意识到在自我之中既有矛盾、曲折又有理想追求的道理。我以为，如果单就人的本性而言，如果说什么是最好、最正确的东西，那就是自己喜欢的、自己愿意做的。那么，自己喜欢的、自己愿意做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遂真正成了重要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在我看来，更进一步地说，就是这三种人性观是在人的精神层面的各种矛盾曲折中而自觉意识到的。我觉得，以人伦为本的人性乃是本来做人的资格。

近年来，考古学、人类学者报告了距今一百五十万年前的东非早期人类的遗迹调查结果。根据这个报告，人与类人猿的不同特点，就在于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是比类人猿更进化的动物。然而，如果调查了早期人类诞生的遗迹后，就可以得出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从而与别的类人猿存在质的差别这样的结论。也就是说，把他人的事情视为自己的事情，并以此为根本的社会生活，无疑是人区别于其他类人猿的本质特征。这与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完全一致的。作为教师，在从事教育工作时，应当对“与人”之心是人之本性这一点有明确的自觉。另外我认为，这个以道德性的人性为根本的立场，不正是东方相对于西方而值得自豪的地方吗？关于这些问题，我还想再听听张岱年先生的高见。

张岱年：我完全同意。

张立文：刚才张先生和冈田先生围绕“人伦”问题进行了对谈。张先生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重视人伦是社会的需要。一个社会必须有一个规范，君臣、父子、夫妇、朋友、兄弟之间，都需要有一个规范可循。张先生认为，这个规范对社会起着一种稳定器的作用。张先生还批判了后来发展出来的“三纲”说，认为它有消极的一面，可人伦则有它积极的一面，不然的话，人就跟禽兽一样了。冈田先生正好从人的本性出发，认为人的欲望是人的一个本性，但人会考虑对方的存在，这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一种人的本性，这种本性就是人的社会性。两位先生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讲人伦的，即一个是从外在的规范，一个是从内在的本性，这正好是互补的。现在先休息一下。接下去再就人伦问题而展开对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中所存在的道德危机等问题进行对谈，然后设想一下今后的人伦应该是怎样的问题，即二十一世纪的人伦问题应该是怎样的问题。希望两位先生就以上几点展开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