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劳山大捷后，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中央代表团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反对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的过程中，积极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在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中进行错误的“肃反”运动，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一大批干部，部队中笼罩着恐怖的气氛。榆林桥战斗前又有谣传，要逮捕贺晋年和张达志，部队指战员情绪也很不稳定。11月13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首先制止错误的“肃反”，并将受诬被捕人员全部释放，从而拯救了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

此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红十五军团派出部分部队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全歼国民党军第一〇九师，又在追击中于黑水寺歼灭第一〇六师一个团，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东征。当时，贺晋年正率部围困甘泉。城中守军系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〇师各一部，共1000余人。到1936年1月下旬，第八十一师围困甘泉已70余日，为了表示红军联合东北军抗日的诚意，总部命令第八十一师从甘泉撤围，到延安以东的甘谷驿集结待命，准备渡河东征。

2月15日，贺晋年率领第八十一师向黄河边进发，到达清涧县袁家沟。部队刚安顿下来，毛泽东就派人通知贺晋年和时任政治委员的张明先、参谋长李寿轩、政治部主任李宗贵、特派员罩应机等师主要领导去见他。毛泽东是2月初带一部电台离开延长到这个小山村的，这里离黄河很近。

这是一孔砖砌的窑洞，推门进去，只见炕上摆的、墙上贴的全是军用地图。炕边一张破旧的办公桌上，除了一些书籍文件外，只有一支毛笔、一个墨盒。毛泽东身披一件蓝布棉大衣在炕上蹲着，聚精会神地研究地图。听见贺晋年他们进来的声音，他抬起头，微笑着说：“啊，你们来啦，坐下来谈。”毛泽东边说边下了炕。他们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便问道：“哪一位是贺师长哦？”贺晋年站起来答道：“报告主席，我就是！”

毛泽东摆手示意他坐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缓缓说道：“我晓得你这个人。在瓦窑堡还见到你好几封信呢！怎么，不想在军队里搞了，是不是？”贺晋年真没想到，毛泽东一下便提到了写信的事。

那还是中央到陕北后不久，听说第十五军团要将他调到第七十五师任副师长，他认为自己一没有犯错误，二没有打败仗，便想不通，又加上搞“肃反”，弄得人人自危，心情不舒畅，便给陕甘晋省委写了几封信，要求离开军队，到地方去工作。后来才知道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把这几封信送给毛泽东看了。

贺晋年刚要解释，毛泽东话题一转说：“不谈这个事了，东征你还是要去，仍在第八十一师当你的师长。”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东征是为了推动全国抗日高潮，调动国民党军，同时可以扩大红军，筹粮筹款，扩大革命根据地等道理。毛泽东讲话深入浅出，生动形象，他们都听得入了迷。毛泽东还详细地询问了第八十一师的情况，并说了一些勉励的话。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贺晋年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感到释去了心头的重负，浑身充满了力量。

部队2月20日20时开始渡河。贺晋年所率的第八十一师原定渡河点是老鸦关。后来由于守军防御加固，奉毛泽东指示，第四二一团跟随总部在十五军团之后，从清涧河口强渡。师部率第四二三团随一军团从绥德沟口强渡。

阎锡山的军队虽然在黄河东岸据险修筑了工事，但毕竟点多线长，挡不住红军猛虎下山般的攻击，强渡取得了成功。等到贺晋年踏上河东岸的土地时，天已大亮了。总部的一位参谋引他来到河边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去见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同志。

彭总那张严肃的脸上没有笑容，两眼布满了血丝，手指着地图简明扼要地向贺晋年交代了任务：沿突破口向两边撕开，肃清残敌，扩大战果，保障后续部队安全过河。

贺晋年接受任务后，站在一处制高点上，用望远镜仔细观察。只见近处的几个碉堡已是一堆残砖乱石，冒着黑烟，阎军的尸体东倒西歪，但远处的枪声仍很稠密。很明显，我军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后，向阎军纵深发展，无暇顾及扩大突破口。突破口两边的阎军正在调整部署，组织反击，妄图切断我军退路。贺晋年当机立断，即令第四二一团向北，第四二三团向南，全力出击。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呈胶着状态，有几次国民党军的传令兵把命令送到了贺晋年的指挥所。全师指战员英勇战斗，一举扫平约40公里阎军碉堡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刚刚收拢部队，又传来总部命令：国民党援兵已经到达，要贺晋年第八十一师由西向东攻击淋淋洼的阎军，对兑九峪的阎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这里犹如一个口袋，而第八十一师的位置恰恰在这个口袋底上，相当重要。3月10日清晨，战斗打响了，一开始就异常激烈，枪声、炮声响成一片。

午后，设在与兑九峪仅一沟之隔的郭家掌我总部指挥所被阎军发现。阎军一部从第四二三团左翼顺山沟向毛泽东和彭总所在地进袭。就在这紧急关头，贺晋年指示第四二三团果断地撤下主力，向郭家掌偷袭的阎军反击。团长李仲英看到叶剑英参谋长正带领总部警卫人员在山坡正面抗击阎军。这时，听见交火枪声的彭德怀看到了李仲英，十分高兴，对李仲英下死命令，不管伤亡多大，一定要把阎军打回去，确保总部的安全。交战两小时，第四二三团将偷袭的阎军压回淋淋洼，并一举攻下了西山头。

为确保总部安全，“死也要拿下东山头！”贺晋年将帽子一摔，点名要第二四一团副团长贺吉祥组织突击队往上冲。贺吉祥是贺晋年的亲弟弟，作战从不怕死，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往往落在他的身上。贺晋年指挥4挺重机枪掩护，突击队在贺吉祥的带领下舍生忘死，迎着枪林弹雨往上冲。贺吉祥的脖子被子弹打伤，淌着血，但他仍然冲在最前面。入夜时分，偷袭的阎军终于逃窜。

兑九峪战斗后，奉总部的命令，贺晋年把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四一团一营调给总部，担负警卫任务，并派团长王思温和高维嵩去加强部队领导，确保毛泽东和总部机关的安全。

4月上旬，第八十一师直接归方面军指挥。此时，各路国民党军向红军围来，妄图将东征的部队消灭于黄河东岸。蒋介石又集合陕、甘、宁军队，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为了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战，4月下旬，方面军总部决定：回师河西。

26日，东征大军相继西移。为掩护主力安全西渡，贺晋年率领第八十一师阻击敌人对我军的尾追。在稷山县关王庙，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他们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阵地前沿敌尸横陈。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给贺晋年打来电话，表扬他们拖住了国民党军，为主力转移赢得了时间。

关王庙战斗后，贺晋年派出工作队，协助地方将筹集到的粮食、物资运往河西根据地。贺晋年和全师指战员一样，身背35天的口粮，以每天40公里的行进速度，边打边撤，抗击着汤恩伯部3个师的追击，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任务。

4月30日，在乡宁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红一军团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牺牲的消息。闻此噩耗，贺晋年泪流满面。

5月3日，历时75天的东征战役胜利结束。贺晋年率领全师从延水关渡河，返回延川县段家河休整。

东征结束后，贺晋年即到红军大学一科学习。贺晋年感到自己虽然打了不少仗，但住校系统学习理论，这还是第一次。他和一些长征过来的同志在一起交谈，他们常提起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的惨痛教训。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军队才能打胜仗，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每个星期来红大讲一堂课，每次讲3个小时左右。毛泽东来的时候，总是带着厚厚的一叠毛笔写的稿纸，给贺晋年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毛泽东来红大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使贺晋年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的升华。后来，贺晋年得到了一本《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油印本。带回部队之后，可成了宝贝，不少同志，都借去阅读，还有的同志把这篇文章抄录下来，以便随时翻阅。

在学习期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逼近潼关，毛泽东曾召见贺晋年和张达志，说你们都是红军的师级干部，又都是陕北人，人熟、地形熟，要他俩带一个师牵制国民党军，准备留在陕北打游击，后因发生了“西安事变”才改变了他们的安排。

12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召见贺晋年和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王明。当时，毛泽东住在保安的一孔旧石窑里。贺晋年进门后，看到毛泽东为了处理“西安事变”之事，操劳过度，脸庞有些消瘦，但目光仍炯炯有神。毛泽东郑重地向他们宣布了中央军委将第八十一师恢复第二十七军番号，由贺晋年和王明分别任军长和政治委员的决定。他说：第八十一师是一支在陕北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部队，打过许多仗，是一支好部队。不论是陕北红军，还是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不要分什么彼此，干革命还是人多一点好。他还说：“在刚结束的西征中，第八十一师有些战斗减员，没有得到补充，也有些新战士害怕艰苦，开小差跑回家去了。”主席特别嘱咐贺晋年说：“你是陕北人，又一直在这支部队工作，熟悉情况，你去把那些跑回家去的战士找回来，不要过多指责他们，不要把他们当逃兵对待，只要回来了就好。要对干部进行教育，要爱护士兵，注意管教方法。”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沉思了一下，幽默地说：“我给你们写个命令吧，空口无凭啊！”说着，打开桌上的墨盒，拿起毛笔细细蘸着，又铺开一张白纸。这时王明站了起来，说：“主席，我要改个名字。”毛泽东放下笔，诧异地抬起头来：“咦，你不是叫王明吗！为什么要改呢？”王明说：“我们不是还有个叫王明的吗？”毛泽东双手扶着桌子，若有所思地说：“是啊，我们还有个叫王明的。那你改个什么名字呢？”王明似乎早就考虑好了：“就叫王平吧。”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连声说好。拿起毛笔，随着笔杆潇洒的挥舞，几行遒劲的墨迹出现在贺晋年和王平的面前：

任命：贺晋年为红二十七军军长王平为红二十七军政治委员。毛泽东

离开毛泽东那里后，贺晋年和王平都争着保管这份命令。争来争去，还是王平的“理由”充足一些，因为他是政治委员，理所当然由他保管。王平将这份珍贵的文件装在皮包里，一直随身携带。后来他到晋察冀工作时，一次过唐河不慎，皮包被河水冲走了。后来贺晋年和王平一直为此事感到惋惜。